纵观楚雄近年的文学创作，写作者在金沙江畔的土地上掘地挖金，浪里淘沙，创造着具有着金子般质地的优秀作品。《金沙江文艺》作为楚雄州目前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某种意义上担负着对本土文学鉴别淘洗的重任，本文试以该刊2007年以来发表的作品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观察楚雄文学发展的现状，总结其某些共性的经验与特质。

一、虚构的纸上天堂

 一直以来，《金沙江文艺》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分天下，力求较全面地反映创作的进程。小说作为刊物的主打栏目，相继推出了一批本土重要的作家作品。孙庆明是其中成果丰涌的一位，他的小说较少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选择的多是生活的某个横截面，铺展开对社会的观察和人性的透视。从早期的《一个肾衰竭病人的最后时日》到《小站上的女人》，再到《迷雾》、《归来去》等，近二十年的小说创作历程，他一直在努力建构自己相对成熟的艺术体系。《血荷》是一篇张扬纯粹爱情的小说，男女主人公是两位艺术家，他们在为艺术献身的同时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可生活的戏剧化让善良的人难以如愿，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阻挠着他们的寻求真爱之路。当曙光乍现，一切即将明朗之时，偶然性的因素击碎了他们的梦想，爱情如滴血画成的荷花，高洁、孤傲，闪烁着凄艳之美。李学智的《羊毛出在地里头》触碰了这个社会的神经，小说讲述，乌龙乡政府的定点接待点在乡街上的喜洋洋羊肉馆，因乡上财政税收匮乏，一直支付不起签单欠下的高额接待费。老板苏为民多次找乡领导请求解决，不仅遭到一再的推诿和扯皮，还蒙受了来自各级有形无形的压力，小馆子面临破产。最后情不得已的解决方案是，乡政府划出一块土地给苏为民家作为接待费的赔付，这样，原想靠勤劳发家致富的苏为民一家，又重新回到守着一块土地却无经济来源的原初状态。与之相似的表现视角，在毕增堂的普峥系列中也有所体现。小说触及很多欠发达地区乡级基层政权的普遍尴尬，表现出基层政权官僚主义作风对普通民众利益的肆意践踏和对国家法律的漠视，批判的锋芒锐利而耀眼。

对地方风情的描摹与再现也是作家关注的焦点。在饶云华、段海珍的神巫系列如《蛊女阿秀》、《鬼蝴蝶》，卡罗的《阿姆凯尔高原：六个神话》、《天冷有雪》及早期的《香柏的虚无》等小说中，民族化特色较为鲜明。这些作品采集丰富的地方民族文化元素，借用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在偏重批判与启蒙的精神指向的同时，表现出民族地区绮丽的文化现象和独特的民族意识。如饶云华、段海珍展现梅葛文化的作品，色调暖和、喜气、温润；涉及巫蛊叙事的篇目，色调阴冷、沉郁、闭抑。在对彝族毕摩文化的演绎及对巫蛊迷信的鞭挞中，重现了彝族人特殊而异样的生死观与鬼魂观，寄托了对受迷信祸害的“蛊女”命运的深切同情。小说最终靠的是文化较量，而非表层的民俗表演，这些写作资源是不可复制的，作者视角独特，情感炽烈，超越了一般理论著作的枯燥与僵涩，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度融合。卡罗早期创作的《香柏的虚无》，借一棵“香柏”的使用，“通过丧葬过程的描写，表现彝族灵魂不灭的生死观”。这篇小说发表前，楚雄文艺界的思想潮流还远不及现在开放与包容，因其尖锐性，编辑起初对它持审慎态度，最终依然顶着压力使其面世，而十余年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篇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小说。这些小说，精神内核是民族化的，艺术风格是地域性的，同时融汇着较多现代性的气息，作品精神指向无论是彰扬还是批判，都可触摸到民族文化的神髓与地域文学的质感。

 通读《金沙江文艺》四年来的小说作品，可以明显感受到滇中地区特有的文化地理元素，作家的虚构，是扎根于这块土地上的艺术创造，没有脱离楚雄地域文化的母体。小说普遍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这在一个以变革趋新为能事的时代，决定了它难以与文坛前沿的浪潮合流，也一直没能出现在国内，甚至省内占据重要位置的作家。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先锋文学浪潮兴起，以形式创新为艺术旨归的中国文学完成了西方两百年才走完的形式试验路程，在这过程中，楚雄文学坚守的依然是民族化、地域化的写作视点，与最走红的文学潮流擦肩而过。当浪潮退尽，现实主义旋流回复的时候，坚守的价值便愈发显现出来。

二、地域特质的艺术提纯

楚雄新时期散文的发展成绩喜人，以《情感高原》、《炊烟的味道》为代表的散文集，在全省、甚至全国的重要评奖中崭露头角，单篇的散文作品，也频频冲击《民族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国内重要刊物，并多次收入各类权威年度选本。纵观四年来《金沙江文艺》发表的散文作品，本土作家写本土题材的依然占据多数，这样的写作方式，一则写作者的视点下沉，回到自身存在的状态，观摩个人与现实之间隐秘的内在联系，作者之心可触可感；二则通过审美化的笔法，描画出一幅幅滇中山水的绮丽画卷，建构起楚雄风土人情的纸上故乡，打开了一扇外人透视楚雄的窗口。就我个人的欣赏品味而言，尤其看重那些渗透着自身生命体验的文字，沉着，厚实，有生命的热度，能激发起读者对美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对人自身价值的不懈追求。

 张承源的《南华之夜话升庵》，以两次寄宿南华县的记忆引出对明代被贬状元杨升庵的追述，勾勒出一代学者文人离乱坎坷的一生，资料性、学术性、文学性俱佳。彝族作家文艺的散文向来以笔调朴素为特点，他的《释读直苴》一文，对养育出像李世忠、杨森等楚雄重要文艺人才，吸引着像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深圳招商银行臧金贵等彝州朋友的土地永仁直苴作了倾情解读。另一篇《亲亲双柏》，通过回顾自己在双柏工作的经历，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黄金时期的温暖记忆，今天读来，仍觉倍感振奋。这份关于文学的记忆在彭荆风的《1991年在云南的一次文学聚会》中体现得更为直观和充分，作为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彭荆风先生参加过无以计数的文学活动，早已著作等身却至今笔耕不辍。他的回忆带有亲历性，让人们分明感受到那个年代蓬勃昂扬的文学热情。米切若张以文化散文写作见长，《妙峰山德云寺感悟记》一文显示了他在散文结构、语言和思想悟性方面的综合实力。他在妙峰山居住的几日，不仅是对山色的阅览，更是一次陶冶佛性、提升智识的历程，在他坦荡畅怀的叙述中，才情卓异的高僧印严法师形象跃然纸上，无形中增添了这座滇中佛教名山的文化内涵。李玥的《悼古茶》以紫溪山上的一株名贵茶花之死为引子，纵览历史上关于名茶的诗文，旁征博引，颇见功力，归结点却是对现实茶花的关注，发人深思。春秋的《双柏的意义》，从现实版图、历史源流和民族风俗考察双柏的整体特征，凸显出这块隐于哀牢山腹部的边陲之地的独特意义。刘存荣的《我把黑井想象成一幅画》，没有满足于对现成史料的轻松转述，而是抛弃了浮光掠影的表层抚摸，以一双脚去默默丈量黑井古镇的肌肤，在独具只眼的观察中，将黑井的历史与现实风华衔接起来，融入自己创造性的历史感悟，写得细腻，密实，新见迭出。同样写风情景致，余继聪的《晾在阳光里的五街》采取从形而下的视角观察南华五街的寒冬太阳和高原蓝天，笔下洋芋果、萝卜丝，沾染着浓重的烟火气息，在世俗风烟缭绕的五街，却有着一座私人创办的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博园，吸引着许多慕名者远道而来，让人不禁为主人的桑梓情怀而感动。李夏的《夏天我在独龙江边》，以一个外来游历者的眼光，打量独龙江的山水、人文、民俗等立体形象，可看作是对云南风景的整体观照。

 诗歌写作的精神性表现得更为突出，滇中山水风情的绮丽多姿，为诗人抒发内心情怀创造了广阔的天地。郑德开的《方山游歌行一百二十韵》及更早发表的《春游紫溪山歌行一百四十韵》，以古乐府歌行体的形式解读这两座滇中名山，内容涉及历史、民俗、文学与自然环境，诗人腹笥繁富，各种史料信手拈来，语言气势磅礴，排山倒海，表现出狂放不羁的抒情主体形象，读来有酣畅淋漓之感。瘦马的《铁犁狂想曲》饱含激情的血质，在对“铁犁”的“狂想”中，赞叹的是人类推动历史前行的伟力和面对困难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这正是创造文明所必须的精神与力量。诗为心声，全诗阳刚与柔韧并列，沉郁与激昂俱佳，真情洋溢，充满了对大地的膜拜和眷恋。朱绍章的《歌云南》分别对“云南驿”、“云南的云”、“云南山水”、“云南的树”和“云南山歌”的特点作了勾勒，寥寥数笔，简约精准地呈现其特征。同样，杨洪昌的《金沙江》选择了楚雄境内的多个景点为叙述焦点，用笔准确，文字轻柔，意象优美。而张学康的《用伤口呼吸》（组诗），则回归于内心的默默倾述，在对外部世界的冥想中，映照的是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宽阔，流溢出诗人细腻的情思。纵观四年来的散文和诗歌，作者在这片高原上以拔地而起的姿势，飞翔于灵性的天空，无论写史论事还是写景抒情，都注重渗进自身浓烈的情感体验，散发着温热的生命光泽。

三、本土文学的审美聚焦

文学评论在《金沙江文艺》中刊发的数量不多，通常是一期一篇，有的期出现空缺，部分作品为外地评论家所撰。这与楚雄本土缺乏文艺评论人才有关。当然这并非楚雄单有的不足，就云南而言，文艺评论人才的匮乏已经远远无法与蓬勃发展的文艺创作相媲美，无法与云南建设文艺强省的目标相匹配。以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例，出席会议的143名代表及特邀代表中，专业来源涵盖各个艺术门类，但代表平均年龄已达45岁，35岁以下的代表屈指可数，显示出了严重的青黄不接现象。

检视四年来《金沙江文艺》的评论栏目，作品的质量都普遍较高，所论对象几乎全是楚雄作家作品。编辑部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以集中推介的方式，通过本土评论的审美观照，为作家的创作注入一股强劲的推动力，有效地助力了向外冲刺的步伐。在评论者与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一批本土作家相继受到专文评论。他们中，有的是蜚声省内外的著名作家，有的是创作态势良好、风头正健的中青年作家。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评论者与所评对象之间多为相识，但都坚持艺术标准第一的原则，有意识地规避人情关系对文学评论独立性的戕害。这些评论多从文本出发，捕捉作品内在的规律性，对其艺术特征进行深入、精准的评析。汤世杰对李明峰散文“乡土性”的评点；张永权对米切若张散文“地域性”的关注，对刊物推重本土小说的鼓励；李世武对孙庆明小说“对社会转型期民众生活的冷静叙述”的分析；杨春华对瘦马诗文“永远的大山情怀”的礼赞；朱霄华对卡罗小说“经纬”的探讨；杨继渊对王胜华散文“淡然”风格的描摹；陶仙对黄晓萍创作历程及作品艺术得失的研究；杨荣昌对余继聪散文乡土意识的挖掘，对段绍康小说“底层性”的呈现，对饶云华小说中神巫叙事的探究。客观地说，这些评论大都是作者在熟读作品基础上所做的审美判断，在贴着作家内心轨迹滑翔的过程中，充满尊重、理解、激赏或驳诘，并且尽力摆脱人情关系的羁绊而进入学理化研究的深度，体现了文学评论的“及物性”。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李长平的长文《芮增瑞的意义》，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这是对楚雄个体作家最好的评论。芮增瑞作为楚雄当代文学的拓荒者之一，不仅以自身的写作实践丰富了楚雄当代文学文库，而且通过对文学的组织与推介，为楚雄当代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长平的评论分为“彝州文艺界真话良知的代表”、“当代彝州文学的‘拓荒者’”、“彝族文学史的‘开山者’”和“历史文化的传承者”四个部分，对芮增瑞的文学历程作了全面的盘点，其中对作品的细致解析，对作家风雨人生的真情解读，灌注着评论者的真情和心血，达到了知人论世的高度。没有纵览全局的宏阔眼光和细腻敏锐的艺术感悟力，断然难以写出如此文理与情理兼备的文学评论。

四、扼紧时代的脉搏

一份刊物是一方地域的文化航标，它对凝聚队伍、主导潮流、育化民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三十余年来的办刊历史，《金沙江文艺》已成为楚雄乃至云南省的一块文化阵地和一张文化名片，成为众多读者关注学习的精神家园。近年来，在主持编政者的组织与经营下，本土的文艺工作者扼紧时代的脉搏，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尤其在姜驿地震、泥石流自然灾害和抗旱救灾中，文艺家们并没有缺席，而是踊跃深入灾区采写文学稿件，充分张扬文学艺术濡染人心的力量。“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似刀”，这类文学稿件虽然是急就的，来不及做精细的艺术打磨，但及时传递了来自抗灾前沿的讯息，有着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近年来，楚雄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产生了一批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彰显地方文化特色为创作主旨的作品，地域文学的特点渐趋显现。但综观这些作品，实用主义的初衷依然明显，很少有进入纯粹文学审美层次的，有的作品偏重于社科普及的价值，制约着作家向更高的文学境界攀登。尽管以整体主义的眼光来评判文学的共同规律有些不切实际，一切在整体评价掩盖下的文学事实，都有其变异和差别，这是文学的个性使之然。但一方地域的文学，总体上摆脱不了这块土地上整体文化氛围的影响，作家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决定了作品不同的艺术风格。新世纪以来，楚雄文坛百花争艳，马旷源、陈九彬、卜其明、张海平等前辈作家佳作迭出，愈老弥精；米切若张、孙庆明、李学智、卡罗、饶云华、吴玉华、杨继渊、李云华等新生代作家显示出愈发厚重的创作实力；余继聪、秦迩殊、段海珍等晚生代作家后劲勃发；近两年来，胡正刚、琚建波、吴宏毅等青年诗人也如小荷初露，让人们看到这一文脉的前景。希望一代人的文学求索，能在各自的历史天空，留下飞翔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