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艺：迥异灵性的演绎与诗美范式的建构

对阿库乌雾双语诗歌创作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诗歌文本包含的诚挚民族情怀的理解和丰富文化内涵的诠释，我们还必须借助民族文化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和现代诗学来解读这位学者型诗人是怎样完成民族情感和多重文化命题的诗性转换的，即诗人是如何把这些“诗的元素”以具有诗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因为正如雅克?马利坦指出的“诗性意义之于诗，恰如灵魂之于人——它是诗性直觉本身运用其天生的直接效力传达给作品的”［6］，只有通过诗性直觉，作者抒写题材蕴含的思想内涵才会以诗意的韵致显现，只有具备诗性思维，诗人的内在情思才会依托特定的意象展示出有创意的诗美范式。阿库乌雾，承袭了沉郁、坚韧、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彝民族能歌善舞和悠久的诗歌传统哺育了他诗人的才情和气质，远离故土、身居都市多年，对故乡、民族的复杂情愫在思念中以卓尔不凡的奇思异想化作一次次诗性体验。他遥想、追念本民族历史远去的岁月：“篝火喷吐鸡犬之血  草木依然/喧闹不停/托起高原众神的私语/木屋十分遥远”(《岁月》)；回首族人从祖先开始的劳动生活，伐木也有了崭新的诗意：“斧柄，长满嫩绿的枝叶”(《回首》)；故乡的土地、森林、飞禽走兽更让他浮想联翩，怀念过去，因为“每一寸沃土打上化学的胭脂/森林的身体时髦得/长出现代植物瘤/乌鸦的笑声遗落/被解剖的野史目不忍视……”(《怀念》)。现代著名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一诗中深情地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眼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阿库乌雾因为深爱着故乡那片土地，因为有着对诗艺的不懈追求，所以他总能以新颖的视角和独特的灵性把自己的情思转化为审美观照。《土路》就是这样的佳作，以寨子出发走向寨子的普通土路，沉默、安祥、厚实，诗人在对上路的凝思中伸发出对民族历史、现状及未来的关注和遐想，对民族进步发展的冀盼：

 土路上下星落星起
    人兽共处的洞穴
    子嗣如烟  夜深
    土路如玉的胴体婉约
     舐犊之声静谧……
                       ——《土路》

精巧的构思，丰盈的物象，新奇的隐喻，纯净的语言，营构出宁静蕴藉的意境，传达出对司空见惯的事物独到的体察和灵智的思悟。
    阿库乌雾的这种诗性思维或诗性直觉与彝族原始神话思维遗迹和审美思维传统一脉相承，像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彝族远古时代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独特的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文化，与之伴随而产生了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原始思维方式——神话思维，这种思维按照万物有灵的原始文化观念来思考世界，把自然现象、宇宙万物同生命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把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事物都看作是相互关联和渗入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神话世界中，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石头泥土等，都有感情意志，天地万物总是混然相生，具有与人同样的心理和其他功能，处于无别的混沌状态。……不但天与人、心与物同出一源、合为一体，而且在语言的表述和称谓上也是一片混沌。”［7］虽然神话思维随着人类神话时代的结束而解体，但这种思维“具象性”、“互渗性”、“整合性”的特点并未由此消亡，而是演化为审美思维的内涵。具有原始神话思维特性的审美思维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中都有或隐或显的体现，阿库乌雾深受民族文化的薰陶和滋养，摄取了《阿细的先基》、  《勒俄特依》、《阿惹略》、《阿诗玛》等母语史诗的神话灵智、神奇思想，承传了山地民族特有的具象化、心灵化的思维方式，因此诗人积淤于心的深厚民族文化积淀、复杂痛楚的民族情感为得天独厚的神话思维质素所酝酿、激活，在现实文化语境中一触即发，以灵感的闪现凝淀为别具一格、新颖独特的诗行。

箭簇沉入时代的海底
    刀枪垂落历史的枯林
    只有语言的龙虎卷起狂飙
    卷起灵魂的毡叶
    卷起时间的遗孀
    卷起一切生老病死的余音
    高高地飘扬
                       ——《行咒》

诗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借助神话思维的互渗特性打通世界物象之界限，穿透语言表述之畛域，情思勃发，以鬼斧神工般的灵性智慧心领神会自然物象、生命现象、人类生活的联系，诗歌创作想象奇特，意境神异，情致诡秘，想他人未曾想，言他人未曾言，奇思不断，妙语叠出，意趣横生，不落俗套，令人称奇叹服。比如诗人写原木：

“你们用木叶唱出天真的情歌，你们的性欲超凡脱俗，你们的宗教充满生殖的内涵。你们以对先祖的暗算换取子孙的繁茂。如今，你们失去判别一切善恶的能力，你们深信生命无善无恶无枯无荣的格言，你们的语言成为经年的鸟巢，散发着衰微的死光。”
                                 ——《原木》

作为一个文化功底厚实，知识结构完备，眼光敏锐而视野广阔的学者型诗人，阿库乌雾没有陶醉于灵性十足的神话思维模式优势而固步自封。学海无涯，艺境无边，他一方面研习波德莱尔、叶赛宁、叶芝、庞德、艾略特等人的诗作，广泛吸纳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著作，借鉴西方文化哲学、美学思想，以多元文化、多向度艺术思维的充分熔铸来提升、完善自己的诗艺和诗学理想。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诗源起于近现代工业文明与人性的冲突、终极信仰的毁灭及传统理性、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西方现代诗人们从美学原则和诗学策略上对西方传统诗歌进行暴动、反叛，他们以象征、隐喻、反讽、悖论、艰涩、陌生化等现代手法策反传统诗歌技巧，以具有金属性硬度和密度的诗歌新质素置换传统诗歌的软性抒情元素，以此达到对现代人复杂心理深刻细腻的洞察和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及人类命运的哲思。阿库乌雾和众多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一样，遭遇着与西方现代诗人类似的文化幻灭的生存语境，目睹本民族文明方式的衰落使他无法逃避地经受着情感撕裂、精神失陷、信仰危机及种种灵魂历险，但强烈的民族自认情结和“我族”意识促使他将个人命运汇人民族命运，自觉地成为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精神家园的重建者。这样的诗学主题使他对西方现代诗的质素和艺术技巧产生天然的亲近感。阿库乌雾凭藉自己的诗性智慧摄取西方现代诗学的内蕴，不着痕迹地化用于其诗歌创作。“图腾的叶子随烟云游牧深谷／黑色是一种起点／披风针泪成林/朽木无翅  塘火井寂 铜铁嘶鸣/影子再次被栏禁／惟有情人般的草木/喃喃低吟” (《风祭》)。诗人在如河水般流淌奔腾或如烟似雾般环绕弥漫的诗歌情绪中注入内在强度和密度，改变传统诗歌的诗质元素，使诗质增添金属性的硬度和力度，这样的诗作不仅似抒情的音乐，也接近雕塑、建筑，情绪坚实，蕴藏力感，涵盖思考的深度和心灵撞击力。
    在现代诗歌中，意象的创造是诗意呈现的重要方式。庞德说：“意象是理智和感情刹那间的错综交合，……这种突如其来的‘错综交合’状态会使人顿时产生无拘无束，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感”［8］。阿库乌雾善于把充满灵性的审美思维与现代诗的技巧融为一体，选取寻常物象，生气灌注，把思想和情感转化为现代意象，从而使诗的内涵获得一种诗性张力，《裙裾》、《岩羊》、《木马》、《鼓韵》等诗堪称意象精美之作。

竖起成瀑布谁能看透
    横呈为山路走不尽
    彝人之妻再用我
    终将不腐的灵魂
    作源头  让生命
    在百折千回里
    摘到人间
    最后一枚生涩的果子
    在祖灵面前默默
    呈现不会发芽的果核
    只有藉助女人的身体
    你才能实现一次
    无比完整的轮回呵
    我的百褶裙……
                ——《裙裾》

具有民族特色的百褶裙，被诗人的灵心慧眼赋予其无尽的含义：它兼有彩霞、秋叶的韵致，是繁衍万物生命的深奥森林，是生命延续的狂放乐土，百褶裙凭藉女性的身体成为飘逸而沉郁、绚丽而繁复的生命意象，人生的欢乐和痛苦，世间的幸福和磨难，生存的本质意义，生命的更替轮回，尽在女性百折千回的裙裾里，全诗蕴味含蓄而引人沉思。
    运用汉语写作，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趋势和潮流，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势态下形成的特殊文学现象，不难想象疏离民族母语而以汉语创作无疑将使少数民族作家、诗人面临无数困惑和挑战。我们知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到语言论的转向掀起了文学批评和创作中新的语言潮汐，许多文学批评家欣然以“文本”概念替代“作品”，用以强调语言的主体性地位，语言的系统结构、语词与思维、语言与存在等方面的理论探索广泛运用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现代文学批评中；文学创作中，把语言形式视为艺术本体，尊崇语言和话语方式的地位，强调语言的陌生化，对传统语言策反以实现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成为时尚；这种对语言问题的重视实质上是对艺术本体的重视。阿库乌雾以学者的智慧和诗人的敏锐意识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诗人“遭遇汉语”是难以逃避且必须直面的挑战，然而这又是创作中进行“汉语革命”的绝好契机，因此他提出：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应以迥异的认知观念和独特的语感能力对所使用的汉语体系和诗性要素进行深度把握，“将自己所独有的异文化质素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9］，对汉语旧有语义的所指与能指体系进行捣毁，以汉语符号体系和汉语的文化积淀与本民族的民族审美意识、心理思维方式及现代艺术精神进行熔炼获得新的表意体系。阿库乌雾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抓住这个出乎意外创造汉语表达空间和生命活力的可能性，自觉追求彝民族心理素质、文化气质、思维方式与汉语、汉文化及现代文化意识的深层交汇、共振，力图使自己的创作超越狭义的民族文化界限，达到语言与多元文化同物共振的境界，创造出有别于原来汉语，浸染本民族文化积淀而又超越其间的“第二汉语”。

“来自最遥远的警示危机四伏。风的绿毯伤痕累累，四季如一的长势，体现生命的另一种硬度。单靠砍伐，单靠野火，不可以使它灭绝。文化与荆棘的渊源，在它锋利的尖端闪现又一次完整的轮回。针芒的意志总是暗蕴剧烈的冲突，何尚不是古往今来习以为常之事，回忆在刺丛中支离破碎。”
             ——《刺界》

从散文诗《刺界》中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些方块字，还是那些语词，但经过诗人异质文化因子的渗透和审美思维的重组，改变了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词在新的组织中跨越常规意义，语言在陌生化中延宕了对事物的指称、感受，因此显现出多义、幻想、新异、矛盾对立、诡谲多变的多维度语言趋势。这是对汉语资源的激活和扩展，对汉语诗歌表达形态的开拓。与此相应，诗人又把这种诗歌语言的探索运用子母语创作，致力于彝语诗歌的语言革新。无疑，阿库乌雾在诗歌创作中的语言创新尝试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由此可见，阿库乌雾是以彝族特有的审美心理、艺术思维方式，与西方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意象派等现代诗歌技巧在当代中国现代诗潮的语境中进行溶合，在具体的诗歌意象、艺术意境的创造中，以异质文化互渗的“第二汉语”追求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诗美范式的重构。

诗  道：宏观理性的诗论与焦虑生命的突围

阿库乌雾是颇具诗性气质和才华，执著追求诗艺的诗人；又是极冷静理智、严谨治学的学者。作为诗人，他对当代少数民族诗人遭遇的文化境遇、多重精神负荷有着切身的体验；作为学者，他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长期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彼此促进，相得益彰，使创作和研究在超越自我中不断提升，达到崭新的境界。从他对吉狄马加、栗原小荻、倮伍拉且等当代少数民族代表诗人创作的个案研究和《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的宗教精神》、《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等宏观论文中，可见他从哲学、美学、宗教、民族文化学、现代诗学等角度切入，对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进行了理性剖析和整体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的诗学主张：即以现代意识观照民族文化沉淀、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宗教精神，抒写新的民族精神从而完成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内涵的审美建构；以现代语境中各自民族的异质文化因素和迥异的思维认知方式，通过汉语诗歌写作令汉语走向多元意识的内在整合，创造出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特有的艺术话语形式，完成对汉语诗歌语言的重构。［10］当然，这种“建构与重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少数民族汉语诗人而言，这是一个不断探索、追求的历史过程，是一个荆棘无数又魅力无穷的诗学理想，更是一条艰辛坎坷而又值得全心付出、执著开拓的诗歌创作道路。主流文化的变迁，现代意识的更新，诗歌艺术的演进将给追求诗艺的少数民族诗人们提供契机也提出挑战，正如阿库乌雾所说的：“这既是语言历险与诗歌艺术的历险”，又是“文化历险与人格历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汉语诗坛以杨炼、江河等为代表的先锋诗人，关注诗歌的文化探索，根植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重新发掘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把现实与历史、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文化境遇与历史使命紧密联系起来，开创了声势浩大的“文化诗歌运动”，使诗歌主题走向深化；有理由相信：由众多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参与的“汉语重构和各自民族寓言的建构”，以其各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意识、民族诗歌传统和汉语符号体系及文化积淀相融合，在深沉的历史文化意识、开放的现代意识和固有的民族意识影响下，将为汉语诗歌的繁荣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阿库乌雾缜密而充满理性思辨色彩的宏观诗论转向其诗歌创作的心理历程时，我们感受到的是诗人焦虑躁动、忧患伤痛又思绪飞扬、激情洋溢的内心世界，看到的是诗人竭力寻求突围的炽热而焦灼的灵魂。从创作心态上看，阿库乌雾作为边缘民族亚文化个体在现代语境和生存环境中遭受着极为尴尬的精神际遇，写诗，成为其生命个体寻求从焦灼、伤痛状态中实现生命突围的方式：

“突围抵达于
    岩石底部最后的
    洞穴
    神驹的蹄窝
    积满人性的呓语”
 ——《突围》
    阿库乌雾在时代语境中经历了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疏离、反叛后又虔诚回归，寄情于故乡风景、民族风情，潜沉于民族远古神话、图腾崇拜、宗教巫风，终于抵达和触摸到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源泉——给人自信与力量、新生与希望的艺术宗教精神。
    我们知道，宗教文化在众多的少数民族文明史和心灵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追溯人类文化史，可见原始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沉淀的深层底蕴，古老的万物有灵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原始宗教往往是以天、地、日、月、风、雨、霜……为信仰依据；动植物崇拜、自然崇拜即是神话思维下的原始宗教形式，原始神话、祭辞、歌谣、史诗都是在原始宗教的神灵世界氛围里孕育而成的。彝族在自然宗教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较为完善的原始宗教是以“毕摩”这一原始宗教职能形式表现出的一种巫文化，“毕摩”即巫师，其宗教职能是按照彝经主持驱鬼、安魂、送灵、消灾避祸、祈求福祉、诅咒、占卜、神判等宗教巫术活动，“真正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对人的关怀，通过一种神秘体验的方式，来达到对人生最高存在的领悟。”［11］
    “毕摩”文化包裹的内蕴正是这种对人生此岸幸福的祈求、个体生命的关怀及彼岸世界的慰藉——元宗教精神，阿库乌雾深刻感悟到其关爱生命、救赎世界的灵性力量正是生命突围、皈依的依托，因此他对“毕摩”文化的宗教精神内质和元气进行诗性转化，并使之成为重建现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巫风》、《诬咒》、《巫唱》、《巫光》、《行咒》、《神谕》等诗就是对奇谲、诡秘的民族宗教世界进行深刻的现代精神触抚和艺术哲学揭示，并以其固有的神秘色彩凭添诗歌迷人的艺术魅力。
    一株草一株灵性丰满的草
    一双深蓝色的手
    在大江的北岸
    在“送魂经”最辉煌的一页
    突然放射出魔幻般的光芒
    于是人类万能的灵光中
    因而有了神苹无言的浸透
                        ——《寒夜》
    阿库乌雾反叛后回归，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现状的反思内视和对民族宗教精神的虔诚触抚中思想境界、文化视野、诗学理想都实现了自我超越，焦虑的灵魂得已找到生命突围的方式，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开始以超凡脱俗的“个体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从容而大气地把眼光投向城市，这种从“内视”到“外视”的转向实质上预示着诗人创作上的飞跃，因为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抒情诗所说的“这时个别人物才开始把自己和外在世界对立起来，反省自己，把自己摆在这个世界之外，在内心里形成一种独立绝缘的情感思想的整体”。［12］阿库乌雾以民族宗教精神的质素、元气和现代文化意识的“混血”优势，独立审视现代城市文明、现实生存环境及芸芸众生的生活，在大型组诗《异类》中，诗人以“异类”的身分、异样的眼光透视城市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工业文明导致的生命的局促和荒诞，都市生存环境的光怪陆离、阴暗丑恶、尔虞我诈、危机四伏……由此开始，阿库乌雾彻底“走出巫界”，超越单纯狭义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以多元文化积淀为底蕴，表达作为生命个体对这个世界、人类生存及生命意义的追问、沉思。写诗，以理性思考和批判反抗庸常、尘俗、琐碎，表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成为诗人开启精神纵深的内在空间，聆听神示，以“诗意栖居”而真正实现生命突围的方式。诗人在《春殇》中写道：
    在这个卵状的星球上
    每次生死都必须带着
    强健的翅膀
    惟有翅膀才能使出壳的
    灵肉自由地飞行
    膜拜翅膀成为人类
    轻盈的信仰
无论世界怎样改变，无论历史走向何方，膜拜强健的翅膀，渴望自由的翱翔，憧憬精神的解放，这是人类的心声，生命本真存在的向往。

    注释：
    [1][2]郜元宝编译《人，诗意地栖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3][4]冯川编译《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227页。
    [5]《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26页。
    [6][8]转引自陈圣生著《现代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2、121页。
    [7][11]张文勋、施惟达等著《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17、77页。
    [9]［10］参看罗庆春《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哲版)，1996年第3期。
    ［12］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