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讲习班”进入最后两讲，分别由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阿库乌雾）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尹虎彬研究员做了专题讲座。

    上午，罗庆春做了题为“口头传统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讲座，他认为两者有着深厚而复杂的内在关系，既不可分割又有严格的区别。他从口头传统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关系、母语文明之河的源头、母语口头传统的叙述模式和载体、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并行、述根论根的口头叙述传统以及互译互文的审美心理等方面进行阐释，并结合《招魂》诗的理论与实践，阐述了口头传统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层关系。罗庆春的讲座主要有六个部分：

罗庆春教授正在用母语朗诵彝族诗歌     任春生 摄影

一、 神启：母语文明之河的源头
在这个部分中罗庆春列举了两个彝族传说和史诗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例子，讲述彝族语言的形成。“智慧之水和愚笨之水”的选饮使彝族获得了语言，并认可了语言是神创的、是神赐的观点；同时，也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差距。而“爆竹启音”的传说则提出语言起源于恐惧，民族语言起源于民族历史的恐惧遭遇，民族起源以语言起源为标志的观点。

二、文体：母语口头传统的叙述模式和载体

彝族的母语口头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的叙述模式和载体。罗庆春以“勒俄”（hne wo）、“博帕”（bbo pat）、“玛牧”（hmat mu）、布德（bbu dde）、克智（kep nrep）、尔比（lu byx）、雅伙（yat hxop）等叙事传统为例，阐释其产生的深层的民族口头传统的人文精神对当代彝族文学艺术业已和正在产生内在的影响。

三、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并行

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是并行不悖的。而口头传统对书面传统的补充作用，也可以从彝族古老的民间传说中得到印证。在此基础上罗庆春提出，对于彝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必须将口头文本与经籍文献互证互补、田野考察与文献考据相结合、汉语史料与母语资源相结合地进行。否则，就可能抓不住彝族母语文明特有的实质，抓不住彝族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暗示、隐喻、传统指涉性的文化意义和精神本质。当代彝族母语文学必须要对彝族传统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写出高致深蕴的当代母语优秀作品。

四、述根论根的口头叙述传统

罗庆春指出，彝族具有很突出的民族起源意识、根骨观念和叙谱传统，了解根谱，了解等级，了解人的来龙去脉是彝族传统文化中十分突出的特点。叙谱传统就是一种叙述传统，从叙述血缘家族谱系到叙述万事万物和宇宙世界的谱系，整部彝族文明史就是一部叙谱论谱的历史。在这样的血缘文化和口头文明的背景下，彝族人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根骨意识和人格根骨导向。并逐步升华为彝族母语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生命境界和艺术精神根基。

五、互译互文的审美心理

口头传统是当代彝族母语文学无尽的文化精神源泉。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国内汉语文化的强大而持续的冲击，也由于民族语言内部方言土语的差异和行政区划的人为分割，世界范围内少数族群母语文化正在萎缩的时代。彝族母语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当代彝族母语文学是当代彝族母语文明传承的重要形式，口头传统与彝族当代文学总是在互译、互文、互补中推进。在努力做到多元文化的互译、互文和互补中探索和确立当代彝族母语文学的独立品质，为世界文学的多元化做出独特贡献。
罗庆春认为，不论是彝族当代文学还是彝族民间口头传统，都具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批评和阐释的价值。

六、《招魂》诗的理论与实践

招魂诗（yyr kut），是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在悠久而神秘的神巫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彝族母语歌诗艺术传统形式。
最后，罗庆春概括了当代彝族母语文学的文本价值：第一、积极实践并实现了彝族母语叙述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具有文化人类学的价值；第二、继承并接续了彝族母语文明发展体系，具有文化史学的意义；第三、有效保护了彝族母语的活形态传承，具有延长彝族母语文化生命的意义；第四、提升了母语文化的地位，扩大了母语文化的对外影响，从而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第五、为世界人文文化提供了独特的人文文本和精神创造类型。第六、保护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尊严，保护了一种古老文字的真实生命，也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罗庆春用彝语朗读彝族诗歌《黄昏，我思念母亲》和《招魂》。

下午，尹虎彬研究员结合其第7届民俗学研究者夏季学校（2007年6月11日到20日，芬兰库赫墨和俄罗斯卡累利亚）的具体实践及其对晚近民俗学研究的了解，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民俗学”的讲座。晚近民俗学逐渐脱离民族主义的束缚，向国际化迈进；从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田野研究；并且出现了综合性研究的新趋势，学理上向更加综合的非物质文化和口头传统转化。该讲座大致有7个部分的内容：

尹虎彬研究员      郭翠潇 摄影

1、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口头传统研究方法从帕里、洛德以来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在第7届民俗学研究者暑期研修班中，弗里对于口头诗学的多样性方法做了阐释，强调了在口头诗歌研究中运用多样性方法的必要性。

2、口头诗歌与文类阐释

从单向性思维到多重维度的思维——以弗里的史诗观念为例：史诗在文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各个国家对史诗的过度关注是以牺牲其他文类为代价的。世界各民族或国家的口头传统非常复杂，但业已搜集的口头文学体量巨大、类型多样。
在全球化背景下，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已发生变化。世界性的、区域的和地方的传统话语，正以不同层面重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口头传统的生态学观念了改变田野研究的单一化指向。田野研究告诉我们，口头传统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自足的生态系统。《卡莱瓦拉》韵律诗中的文类和俄罗斯的哭歌就是很好的例证。

3、民间叙事的田野研究

在民间叙事的田野研究中发展口头传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首先要能够在民众的言语行为中确定文本、文类和表演，研究民间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同时也要认识到研究者对于结构材料、建构意义所起的作用，注意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业中进行自我定位。

尹虎彬介绍在这一届暑校上学者们还就田野作业过程中的身份定位、如何认定一个文本、一次表演和一个文类、在书面和口头文本中叙述或非叙述的部分交替存在的问题、表演和其他言语行为之间的界限、文类划分的局内和局外因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4、民俗学的历史与国家意识形态

民俗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联系成为晚近民俗学学科反思的重要课题。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归档、传播和利用，是与民族国家及其知识精英参与完成的。关于这个问题有安托宁（Pertti Anttonen） 的《芬兰历史政治中的〈卡莱瓦拉〉》；特里•冈内尔（Terry Gunnel）的《民间故事搜集的政治学》，主要回顾了19世纪初以格林兄弟为代表的欧洲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对民间故事的搜集和研究；劳里•哈维拉赫提（Lauri Harvilahti）的《从田野到档案馆》，是一篇关于芬兰民间文学搜集史、民俗学学术史以及学科理论发展史的报告。

而民俗学的表述一旦服务于领土和共同体建构的话，它就介入了历史的政治。佩尔蒂•安托宁在《芬兰历史政治中的〈卡莱瓦拉〉》中指出，《卡莱瓦拉》已成为民众的象征，史诗被文本化以适合全体国民来接受它；人们以国家的名义搜集口头传统。

5、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民俗利用

关于旅游、文化展演以及本真性的讨论，反映出民俗群体及其文化展演、旅游者的文化消费与传统文化保护和利用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人类学所记载的古老的传统文化，已经在不足百年的现代科技的进步之中迅速消失。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民间传统文化开发，迎合现代文化时尚和世界旅游消费的潮流正在消弭传统社会结构和地方文化传统特性，使其迅速商业化和融入流行文化。因此，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物的古建筑和器物迅速流入古物流通市场，神灵祭祀活动的神圣性日益淡化，甚至成为贫困农民求富的路径。我们的民间文化保护策略、规章和制度，我们的具体操作规程等，都需要大量经过训练的文化工作者，需要他们以民主的精神来实现官方与民众的互动。我们提倡保护民间传统文化，就要眼光向下，了解民众的文化行为，尊重民众的历史创造。

6、口头传统：从田野到档案馆

尹虎彬介绍了口头传统的搜集史、分类以及步入数字化阶段的芬兰民俗学档案馆的口头文学的数据库建设，及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7、民俗学与传统文化的价值

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多民族国家中展开的，也是在文化遗产变得日益重要的情况下展开的。文化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经不亚于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在21世纪必将作为新兴现代化国家和平崛起，这不仅要有科技能力，还要有文化能力，要有精神价值。除了能够积累经济资本之外，还要积累社会资本。我们在科技能力之外，还要有文化开发的能力。除了智商，还要有伦理智慧。

最后尹虎彬提出他的观点：民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旧文化的简单复活，它反映了民间社会的活跃和民众自主能力的增强；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也需要大批的专门化的人才；促进民众、地方政府以及国家之间的上下互动；促进传统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创造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