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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彝族文学史:安文新部分

作者:安静文章来源:http://anjingshil.blog.163.com/blog/static/672053972013514114251576
发布时间:2014-03-10 03:46:00


贵州彝族文学史——安文新 

安文新,贵州黔西人,1942年12月出生在黔西一个彝族贵族家庭,曾在农村基层工作,在厂矿里当过干事,先后做过宣传、财会、基建、统计等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借调到贵州省的一份省级文学刊物当编辑,之后调到文化馆作业余创作辅导,在民革贵州省委任过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职,退休后潜心民族文学的创作和本土民族文化的研究。

安文新自幼钟爱文学,解放后就开始发表小小说和短小的诗歌,《月夜出诊》系其小说处女作,描绘了一位老村医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内容细腻生动,语言朴实,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文革”期间,他酷爱文学的热情不减,仍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1980始,安文新迸发出了文学创作的天赋,他善于体悟生活,一棵树、一株草、一件事、一个人皆成为其创作的源泉,同时还涉猎各种文体,创作发表了散文、随笔、小小说、童话、诗歌和影视文学作品,发表了中短篇小说50余篇,《兰花烟》、《春夜,在金竹湾》荣获贵州民族文学二等奖,《金竹烟杆》荣获四川省作协、省民委新时期全国民族文学创作征文二等奖。中长篇小说《武夜郎》、《桐野春秋》、《龙场悟道——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等作品深受读者的喜欢。

彝族文化赋予了安文新创作的富矿,他不仅有彝族人勤劳、耿直、豪迈的秉性,更有现代彝族人的睿智,他吮吸着民族文化的营养,富有生活的哲思和美学况味,也使其具备了民间说唱艺人的能力,其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主题内容充分反映了彝族民间文学的特点,故事结构清晰,语言特点鲜明,给人以娓娓道来之感。发表在《民族文学》上的《食客》、《白乌鸦》、《神树·树神》就具有民间讲故事的特点。《食客》是三个连续的故事,文内的人物及叙述方式都是以口头传说故事的形式来创作的。《白乌鸦》的开篇“闲下来没事,大伙要我讲个故事。好吧,温故而知新,就讲一段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民间讲唱故事的特质跃然笔端。《神树?树神》则是作者在彝族神话与现实生活之间发现的一个重要连接点,一棵神树寄予着朴姆寨彝家人的神灵、祖先和图腾崇拜的内蕴,面临砍树毁林的灾难,彝族人巧妙地借助树神保护了山林,既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弘扬,又有对彝族聚居区生态保护的寓意,“郁郁葱葱的密林,他们都是神树的子孙,不愧是树神的子孙,成长在乌蒙山,顶天立地。”在人神的相互交融中以树喻人,将文化自信和民族的自尊通过神树展示出来,内蕴深邃,给人以无限的理性思索,使作者超越了小说创作。

安文新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小小说、短篇小说和中长篇小说及随笔、影视文学作品等方面。

小小说有反映改革开放生活的《李老幺》、《这一锤》、《肥猪菜和他、她》,彰显亲情、友情等现实生活之美的《老人》、《儿子》、《暖流》、《请客》等,揭露社会不正之风的《苦酒?甜酒?》、《买表》、《不治之症》、《溺水者》等,还有表现新时代和新生活人性内心世界拷问的精美之作《歌声》、《老师》、《一瞬间》、《站着的和坐着的》等等。这些小小说的文字多为千字之间,形式上是小说的语言,但艺术上却是诗歌的语言,如在《请客》一文中“在心的海洋里,那一片小岛上,从来就站着她,站着远方的她”,语言短小、精炼,流露出诗性之美。作为一位善于体察生活、勤奋好学和具有真情实感的彝族作家,安文新参加过各种类型的文艺学习班,深入到农村和农民生活中去调研,其创作的小小说多为农村题材,表现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现实生活,充满着浓郁的地域民族文化色彩和现实生活情趣。《李老幺》反映了农民致富想学科学的愿望和诉求,《这一锤》则敲响了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时期一个铁厂企业需要进行改革的深动一锤,《肥猪菜和他、她》将官商作风与个体户的优缺点进行对比,构筑了新时期个体户渴求发展的形象,《一瞬间》描述了一位青年在监狱里因追求上进,刻苦努力,不仅提前出狱,还获得了“一张烫金的奖状和电大毕业证书”,《歌声》刻画了一位玩世不恭的年轻人拾到一位老人的钱包后欣然归还后自然流露出的歌声,“他把这支优美动人的歌,唱得流畅、悦耳,唱得充满年轻人的激情”。《苦酒?甜酒?》勾勒出了一位以权谋私的干部从公仆向老爷转变的心路历程,《买表》以市场作为一个场景,揭露了市场骗子的奸诈。作者在小小说中反映的是生活中的的积极因素和美好的情操,《儿子》中真挚的父子之情,《暖流》中驾驶员老师傅对爬车青年的同情与帮助,《请客》中妻子对丈夫前女友的包容与贤淑,浑然天成地构筑了安文新小小说的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审美理想的追求,因此,有的作品入选黑龙江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微型小说选》。

短篇小说主要有《兰花烟》、《座上客》、《阿瓦山迷雾》、《桥》、《绣花枕头》、《基础》、《岔路口》、《霪雨初晴》、《小屋里的情节》、《夜韵》、《归来路》、《疯子》等50余篇。其短篇小说具有描绘生活真实场景和朴素淡雅的特点,尽管作者80年代初期的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凝练和结构布局上在个别篇章里略显粗糙,但所描摹的现实生活却让人触手可及。获奖小说《兰花烟》入选是干部政策落实并恢复工作后较早提出如何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精品力作,彝族老人杨大伯带着蜂蜜炮制的兰花烟进城看望落实政策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领导干部老田,临行时老伴劝诫他说:“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发财难见面,背时大团圆”,没想到到城里还真吃了老田儿子和媳妇的“闭门羹”,失落而生气地扛着麻袋转身走后的杨大伯发现烟盒不见了,及时返回寻找烟盒而在老田家门口遇见了老田,一眼看见了他送给了老田作纪念的金竹烟杆顿然间生出了一股亲切感,而老田嘴里散发出的兰花烟味更加坚定了杨大伯认真端详着这位当年的放牛伙伴,老田还是原来的老田,热情好客、敢说敢做,训斥了儿子媳妇后,一根油光水滑的金柱烟杆在两个老朋友手中递来传去,兰花烟飘荡着的烟雾里不时传出老友的别后絮语和阵阵笑声,兰花烟和金竹烟杆消淡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在老田的关切下,杨大伯从生产谈到定产到组,从落实政策到干部作风,全然忘记老伴的叮嘱,不自觉扯到公社那个“短命书记”的事情了,不但没有受到老田的“批评”,反而得到老田的盛誉,流露出党的政策恢复后干群之间的和谐相融、亲密无间的时代芳香。安文新的短篇小说再现了文革时期彝族人民的生活,给予了作者对民族不幸的同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披露,《桥》反映了彝族山区贫困而交通不便的现实,桥是用三根圆木搭在二丈余宽的刀截般悬崖上,“上面铺着枝条树叶,再撒上一层薄薄的黄泥巴,桥下激流滔滔,漩涡打转,看一眼就让人眼花缭乱,胆颤心寒。”桥对面的茅屋里住的是彝家人,吃的是火烧洋芋,穷得“上无衣领下无裤裆”,守桥的孩子“身上批着黑白两色羊皮”。《阿瓦上的迷雾》中的伯穆在“文革”中被逼而住进山洞的生活境遇,即便是瘦得皮包骨头,一只手仍然“紧紧捏着本翻卷着的彝书”。这是对彝族聚居区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昭示着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弘扬。

中篇小说主要以同和国正合作在《创作》上发表的《春夜,在金竹湾……》为代表,还有其晚年集大成之作《龙场悟道——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该部历史小说先以《先生与祖摩》为题在2011年《凉山文学》连载,后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艺术作为一种叙事见长的文体,它总是由时间、空间、人物、情节、结构、叙述方式、语言等要素结合而成,安文新的小说叙述方式独特,结构新颖,《春夜,在金竹湾……》描写从厂里回乡帮助公社办煤厂的张余在一个夜晚所经历的故事,展示乡村的世态,揭示劳动者善美的人性、人情,表现新型的人际关系,剖析人物的微妙心理,结构严谨、语言朴实。

《春夜,在金竹湾……》表现了乡村新时期较为细腻复杂的人际关系,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笔力浑厚,体会生活笃深。对杜月桂寡居的生活态的表述:“她慢慢咀嚼出寡居的凄苦,心底时常泛起一阵空漠来。为了对付这种怅然不宁的心绪,她努力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到你女儿身上,倾注到工作之中;然而,人的感情却又不能不能仅仅是输出,他还需要得到感情的输入来作为补充,这需要输入的部分,谁能给她呢?”人性的本性跃然纸上,人生一世孰能无情,寡妇也是需要感情来慰藉心灵的。所以汪长山闯入她的心灵也是一种必然。小说中的另一主人公张余之妻秦秀娥怀疑丈夫与寡妇杜月桂有染的心理也是十分深刻的:“她开亮了电灯,便呆呆地站在衣柜的镜子前。她迫不及待地认真看着自己,看看自己的容貌是不是变丑了,丧失了对丈夫的吸引力”。乡间妇女深爱和关注丈夫,彰显自我价值的心性被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张余在知道妻子对自己有误会后从埋怨到宽容的心理描写,更是体现了作家剖析小说人物微妙心理的比笔力。

安文新晚年创作的《龙场悟道——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是其历史小说创作的又一座高峰。小说再现了王阳明被贬贵州期间与水西彝族土司安贵荣和谐共融的历史画卷,小说主题、人物、环境中彰显了彝族文化与儒家文化共融发展的文化内蕴,成功塑造了王阳明与安贵荣的艺术形象,在艺术创作中还原历史的真实概貌,结构合理,语言生动,表现了明王朝被贬驿丞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和谐共处,汉、彝、苗等民族和谐发展、团结进步的诗性华章,闪烁着儒家文化精神与地方彝族文化自然统一的睿智之光。

《龙场悟道——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彰显了儒家文化与水西地区彝族文化的融合,是一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作品。王阳明身上闪耀的圣哲光芒,凝成了在凄清萧索、魑魅魍魉充塞的艰难环境中的悟道:“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论,安贵荣的彝族祖摩气质、水西地区彝族的生活环境和习俗,彰显出浓郁的彝族文化。儒学大师王阳明与彝族祖摩安贵荣心路历程的交流,便是儒家文化与彝族文化渐渐融合的过程,文中的人物、环境、事件及时间和空间的描述,潜移默化地蕴涵着彝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和谐共融。一是儒家文化与彝族文化贯穿于小说主题之中,小说讲述了从王阳明被贬来贵州到被赦离开贵州三年间的主要事迹,以王阳明被贬时经过霞光寺得到寺庙师祖点化为开篇,最后又以他离开时经过被焚毁的霞光寺而捐资重建为结束,中间则重点叙述王阳明在精神上悟道和在身心上融入草根的具体细节,凸显了代表不同文化却灵犀想通的阳明先生与彝族祖摩安贵荣的人物形象。安贵荣把要“撤军”和“请赏升职”的大胆计划向阳明先生求教,王阳明在信中从朝廷制度不可擅改、水西民族团结和安贵荣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使祖摩打消这一念头,专注于水西人民的事业。安贵荣命人为王阳明修理新居,即是著名的“龙岗书院”, 这便是王阳明教学有成的发祥地之一,龙岗书院的学子越来越多,在时任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恳切邀请下,阳明先生前往贵阳文明书院当主讲,推进贵州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不久,水东叛乱,安贵荣踌躇不决,王阳明又主动写信给安贵荣并建议发兵,维护了水西民族团结,彼此更加敬重对方。从此王阳明龙场悟道,贵阳传道,心学开始传播天下。龙场悟道、开办学堂、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三次进书劝说安贵荣、题《象祠记》等事迹,构筑了小说的主要脉络,主题之中贯穿着浓郁的彝族文化和儒家文化。二是人物形象透射出彝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融。在小说创作、彝族文学、彝族民间文学等方面成就丰硕的安文新先生所著中篇历史小说《先生与祖摩》,正是写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做驿丞这段极其艰苦的历史的。一方面作者对彝族文化和这段历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史料丰富,选材和人物形象塑造上易于把握,另一方面作品中的另一主要人物祖摩安贵荣就是彝族首领,在任水西宣慰使时为水西民族团结和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在水西人民心中地位很高,而安文新先生作为水西彝族后辈,无论对王阳明还是安贵荣,都是怀着敬仰与缅怀的感情去叙述这段历史,就使得小说有张有弛,内容充实,打动人心,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在被贬贵州的艰难困苦中通过实践,突破程朱理学的藩篱与桎梏,提出了重要的儒学命题,开创了心学思想体系。安贵荣是水西首领,他的形象主要是通过他受毛科之托对王阳明的真挚关照和王阳明写给他的三封信表现出来的。第一封信是他送王阳明金帛鞍马,王阳明不接受,还附带一封信,不仅书法好,更主要的是信中没有半点阿谀奉承,拍马献媚,王阳明君子的气节与操守深深打动他,因此他确定王阳明是个人才,想重用王阳明为水西造福。第二封信是安贵荣想要“撤军”与“升职”向王阳明求教,王阳明站在朝廷制度不可擅改和安贵荣自身利益的角度,说服了安贵荣打消这种想法,促使安贵荣决心要为水西人民多做一些有益有利的事情。第三封信是水西叛乱,安贵荣犹豫不前,王阳明以水西民族团结为重,大胆写信给他,劝他出兵,最后安贵荣果断采取王阳明的建议,维护了水西的安定与团结。这三封信不仅是安贵荣与王阳明感情发展的线索,更表现了安贵荣是一个胸怀宽广、有勇略、善于采纳意见和尊儒重教的优秀祖摩。三是结构场景及艺术手描绘中蕴含着彝族文化和儒家文化《龙场悟道——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采用传统的单线式结构,记叙方法以顺序为主,按照时间先后将王阳明在龙场驿三年的主要事迹串联起来,条理晓畅,脉络清晰,情结发展连贯,并且二者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交融、相互贯穿的。而在结构安排上,这篇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尾呼应及强烈、鲜明的对照。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传统的框架式封闭结构,由引子、主体和结尾构成框架,引子和尾声不仅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结果,更主要的是通过引子奠定感情基调,再由尾声照应开头,升华或总结文章,目的是把读者带到一定的氛围、情景中,从而使主体更加鲜明和深刻。小说开篇以霞光寺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场景作引子起头,表现王阳明由于受政治打击而导致的心灰意冷以及寺庙主持对他的精神开脱,最后再以他捐资重建霞光寺这一特殊事件作尾声结束,表现他在经过三年的功夫磨砺获得精神的豁达与超脱后反过来帮助贵州人民。这样,就形成前后呼应,首尾相连,使王阳明的形象跃然纸上,前后形成鲜明的对比。

安文新在有意识地、艺术化地建构自己多文化视觉的文学作品,他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来再现黔西北地区的历史演进。实际上,他已在默默之中完成了这一建构,历史小说《武夜郎》、《桐野春秋》、《龙场悟道——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孤立起来看似乎只是黔西北历史的某一片断,联系起来看已完整地反映了地方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和文化名人,形成了生动、形象和连续的艺术屏幕。《武夜郎》以古夜郎这一历史为选题,既忠于历史,又超越历史,在夜郎这一神秘的历史时期演绎了一段绘声绘色的故事,让人几乎能触及到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小说的细节描写、结构处理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溢流出作者创作的功力和才情,灵活巧妙地运用了通俗小说的手法,在注重故事情节的同时倾向于个性形象的塑造,武都士是《武夜郎》中性格较为复杂的主人公,他善良勇敢、性格狂野、机智勇敢,甚而野心勃勃,但他博大的胸怀和超人的胆识和谋略才是作者将其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来着力刻画的,小说既批判了武都士打冤家的做法,也弘扬了武夜郎人为民族团结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桐野春秋》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事实写成的一部通俗历史小说,是目前最能全面反映贵州历史文化名人周渔璜的一部文学作品,小说以传奇的手法和直白的方式叙述了周渔璜从出生、成长、成才、成名的一生,高度赞誉了周渔璜对贵州历史文化、对中国文化所出做的卓越贡献。

从小小说到短篇,从短篇到中长篇,安文新的小说在时代发展和个人文学涵养的不断敦厚中演进,形成了其小说的个性特征。一是朴实无华地再现现实生活。不回避20世纪50、60年代的我国基层农村和小城镇的生活,真实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风貌。二是芬芳四溢地展示了浓郁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多数作品以贵州,或以其出生地黔西为题材,反映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生活,语言特色融入了地方的口语,使作品增色添彩。三是天籁自鸣地绽放民间文学艺术馨香。小说叙述方式多具民间文学的特质,有的内容也取材于地方的传说或神话故事。四是科学真实地反映地方的文化历史。其小说以地方的文化名人或者历史事件为题材,系统梳理了某一历史事件,全面展示了历史文化名人的诗词、书法和生平事迹,小说对研究地方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写小说的同时,安文新还对其他的文体进行了尝试,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回肠荡气说挽联》、《廉臣家训》、《交友莫忘道》等百余篇散文、随笔、杂谈,花溪作家协会选编出版了安文新散文、随笔、杂谈选《他为什要爱》。

安文新为中国、贵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做出了贡献。贵州彝族、白族、回族民间文学概论的内容主要出自于他的笔端,“文革”后连续发表了三十余万字的彝族民间歌谣、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史诗等,主编了《贵州彝族白族回族歌谣选》和《贵州彝族白族回族民间故事选》,这是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贵州卷中关于彝族白族回族歌谣和故事集的丰盈仓库。安文新收集整理民间文学都是精品,而且都是通过第一手田野收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在民间文学上的贡献和影响超过了其文学创作的成就。他收集整理并发表了大量的彝族民间传说故事,《呷西》入选著名诗人、“草根学者” 贾芝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集》,后被改编为连环画、动画片,倍受读者的喜欢。

安文新还以民间故事为题材,创作出版了影视文学作品《噶木呷西》、《大雁情》、《小松鼠吃黑桃》等,其中《老雕·蟒蛇和猎人》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童话故事,揭示了强者生存,人性本善的生活真谛。这些根据民间文学素材创作的作品贴近现实生活,注重真情实感,短小精悍,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同时,他还发表和出版了研究地方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论文近百篇,《论贵州彝族歌谣》,《夜郎文化的民族旅游资源问题》系列论文入选了《夜郎考》,文化专著《乌蒙圣火》是其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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