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八十年代四川彝族诗人群而言，同样面临抉择的痛苦窘境。我们不妨按写作策略和创作态度的不同倾向将他们大致分成四种类型：

（一）创作方法沿袭陈旧僵化的传统，缺乏他者文化观照和前沿思想文化熏染，尚未从政治意识形态简单传声筒角色转化的一类。

（二）拒绝本民族传统文化依托，将写作活动纳入纯属个人行为的心灵视野，仅凭个人创作天才自由抒写的一类。

（三）只能用汉文进行创作，表面上本民族文化只是其背后一道若即若离的粗线条的风景，他们只能用诗人敏锐的心灵感知和把握本民族文化的时代遭遇。此类作家承载的本民族文化包袱相对轻松，横向延伸的视野相对宽广，较易抒写人类共同性，永恒性的情感。

（四）用彝汉双语创作，不断在不同时空和不同文化思维系统中努力穿梭、挣扎，以期保存和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不甘心使其默然断绝血脉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