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云南哀牢山泥石流的研究，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它与人类社会的行为和文化密切联系。灾害能够导致人类文化的变迁，而人类文化也能够回应灾害并形成应急机制和预防手段。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和竞争模式，使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

[关键词] 哀牢山、泥石流、灾害、人类学

灾害指的是洪灾、泥石流、雪灾、旱灾、地震、饥荒、龙卷风、火山、海啸、瘟疫等，国内外自然科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外政治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研究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Fritz & Williams 1957）。[1]人类学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系统研究自然灾害与人类文化、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与别的社会科学家不同，人类学家将灾害看成是自然环境的基本元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特征，不再像传统的观点那样把灾害看成是一种极端不可预见的事件（Oliver-Smith 1996）。[2]人类学家重视对灾害发生后的制度调整、合作模式和冲突，对灾害造成的社会后果给予长期的关注（Torry 1978）。[3]

在国内，很少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对于灾害进行系统的民族志调查和理论探讨。我国的灾害研究者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他们关注灾害发生的原因、损失评价、预防对策等（邢永强1997，王学良 2000），[4]一些社会科学家也研究灾区的恢复重建方法和政府角色（马国芳、纳灿辉1996）[5]以及灾害损失报告（赵俊臣等2006），[6]对灾害进行系统的人类学考察还处于初期阶段。本文以云南哀牢山的泥石流为研究案例，于2002 年9月至2004年7月，2007年7至10月以及2008年5月至6月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笔者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方法，对灾害与人类文化、社会组织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灾害研究的关注。

一、哀牢山的泥石流：社区与政府的应急反应

2002年8月14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戛洒两镇的哀牢山上有3100多处发生了大小不一的滑坡泥石流，水塘镇金厂村委会芭蕉树村被全部冲走，村中14人全部遇难；新寨村公所曼糯村有半个村被冲走，村中共有17人死亡；南达村公所大石板村、大水井村和松树脚村各有半个村子被冲走，其中大水井村有11人遇难，大石板村和松树脚村各有2人遇难；水塘集镇附近山体滑坡造成4人死亡。此外，戛洒镇平田村委会岩村的泥石流灾害也导致村中9人死亡。据当地政府统计，此次泥石流夺去了63人的生命，801户人家的房屋倒塌，2000多人无家可归；同时，泥石流还冲走221头大牲蓄、1463头猪、2704只鸡鸭鹅。这次泥石流被认为是全国最大的泥石流之一，它共造成了3.03亿元的经济损失。由于泥石流发生在8月14日，当地政府将其定义为“8.14”特大滑坡泥石流，在新平的历史上被称为“百年不遇”。

很长时间以后，人们对泥石流发生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一个傣族村民这样对我说：那天晚上整个寨子都乱了，我和妻子忙着把家里的电视机和别的财产搬到村子后面的山上。我们的村子背靠一座小山，山上森林茂盛，村子左边和右边都有河流，但左边的河靠近田地，森林少，下大雨时还经常发大水。右边的小箐沟则有着茂密的森林覆盖，很少有大水下来，人们自然认为后边靠右的小山最安全。于是，大家都拿着一些东西跑到村后的小山坡上。由于夜里天黑，雨又大，人都走散了，家里人你找不到我，我找不到你。我回到家里后，不知道妻子走到哪里了，刚出门去找妻子，突然，只听见天旋地动的一声巨响，右边的小箐沟突然冒出来一个20多米高的泥团，只是两三秒钟的时间，我们的村子不在了一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全村人4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泥石流从发生到消失只有5秒钟的时间，但其恐惧程度让我一生都忘不了。我失去了妻子，到现在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她被泥石流冲走了，不知埋在什么地方。我们村共有17个人在此次泥石流中遇难。

面对着哀牢山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乡村农民带来的困难和恐惧，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对此作了重要批示。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云南省委书记和省长还亲临救灾现场，对救灾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当地政府也针对哀牢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政策，政策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灾民自救和农户搬迁；长期目标是退耕还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救灾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几乎所有的县委政府和县级单位的工作重点都转移到了灾区，救灾还得到了驻滇部队、武警和民兵预备役3000多民官兵的帮助，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四面八方运来。县委政府组织了工作组，从2002年8月14日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开始，到2003年5月1日结束。工作组撤出灾区并不意味着救灾工作的结束，因为灾区村民的搬迁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工作组在后期撤出也是不得而已，因为如此庞大的工作组的开支又是一大笔钱。

二、泥石流导致的生活方式变迁：核桃坪村

核桃坪的彝语叫“罗塔扎”，汉语叫核桃坪，共有97户，354人。村子建在陡峭的山坡上，是从哀牢山深山老林中搬下来的，那里也有一个“核桃坪村”。据老人讲，核桃坪的意思不是因为有很多核桃树，而是因为有几棵老核桃树，加上中间有一小块平地，所以就叫“核桃坪 ”了。村子起初只有10多户，后来逐渐搬来很多人家，村子也大起来。我到了位于深山密林中的核桃坪村子，有5户人家的老人住在那里。虽然老核桃坪的村民大部分都已经搬到新的核桃坪村子，但几乎所有人家的经济林木——核桃、茶叶、花椒、草果、八果等都还在深山中，人们都要回到那里去打核桃、采茶叶、摘花椒等。

新的核桃坪村是从深山中搬迁到山腰地区的，两个村子相距8公里。1949年以前，哀牢山山腰地区森林茂盛，由于深山气候寒冷无法种植水稻，人们便在山腰地区开垦农田种植稻谷，山腰地区的村子大部分是那个时代的田房。所谓“田房”就是下山劳动时的临时住所，由于农田距离村子太远，农忙时期人们无法在劳动当天回到村子，就带着生活必需品，在田边建盖一间小房子，住在那里种植水稻和玉米，这间小房子被称之为“田房”。后来，有的人家开始在田房养猪和管理庄稼，很多人家盖起了较大的住房，并长期住在那里，田房自然变成村子。当然，地方政府也希望村民从山中搬出来，这一过程经历了20—30年，有的人家搬得快，有的人家搬得慢，但大多数人家是两边都住人，老人住在深山里，年轻人住在山腰。从核桃坪村子搬下来的村子仍然叫核桃坪，别的从山头上搬迁下来的村子名称也是如此。

核桃坪村的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等，经济作物有甘蔗、香蕉、核桃、花椒、酸木瓜、草果、八果等，其中核桃、茶叶、土豆、花椒、酸木瓜、草果、八果等只能种在山头上，畜牧业有牛、羊和猪，其中羊只养在山头上，牛的数量很少，养猪则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核桃坪村中主要的树木是桃树和竹子。支书告诉我，50年代时这些地方还有直径超过2米的大树，但现在全部被砍光了。我看到公路边堆满了柴薪，除了做饭之外，由于冬天较冷，村民需要很多的柴火取暖。

2002年8月14日，水塘镇发生了“8.14特大滑坡泥石流”，大口村委会有两处发生了泥石流，其中有一处就是核桃坪村的泥石流，其宽度超过150米，冲走10多家人的房屋，所幸无人伤亡。另一处是大口村的泥石流，宽度也超过30米，冲坏了近30家人的房屋，也无人员伤亡。两处泥石流的发生时间都在清早4点，由于避险工作做得早，转移组织有序，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大口村委会领导因此受到上级的表扬。

由于泥石流之后还在继续降雨，很明显，水塘镇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这一地区的村子基本上都存在着泥石流滑坡隐患，所辖区域内10个村委会65个村民小组（50多个自然村）中有2225户8551人需要迁出他们原来居住的村寨。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同时搬迁如此多的人家，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许多村子具有泥石流隐患，镇政府又无法提供足够的搬迁用地，村寨的选址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地质学家在水塘镇范围内选择了很多的寨址，由于山上的居住区域有限，选址就延伸到了河谷的傣族地区，但这些地区的土地征用涉及到不同的民族利益，民族关系也通过土地征用和搬迁之后的日常关系中表现出来。

核桃坪位于陡峭的山坡上，居住环境极不安全，全村都需要搬迁，他们被安排在6个不同的搬迁点里，这6个搬迁点是小麻卡、锅底塘、方家空房、易脚树、老瓦厂和大口。村民们说：我们搬散了，现在村民需要互相帮助时找不到对方，而新村中又搬来了不同地方的人，我们都不熟悉，所以，实际上生活没有原来那么方便。

核桃坪村搬迁到不同的村子之后，他们在新的居住地得到了120平方米的地基，没有别的任何耕地和菜园地，由于没有新的耕地，他们必须回到原来的地方劳动。回来种菜、拿猪食和别的东西。有的村子距离原来的地方较远，距离耕地也就更远，付出的劳动强度当然也就最大。从新的居住地到原来的地方劳作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必须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回到原来的地方种地，早出晚归，一些人甚至抱怨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走路上，没有时间干劳动，或者说没有力气干劳动，因为力气都花在爬山路上去了，搬迁实际上加大了村民的劳动强度。因此，一些搬迁户虽然将搬迁地的房屋盖起来了，但还是拒绝搬到那里住，他们只有在下大雨时才到那里住一夜，天气变好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里住。还有一些人的房屋建了一半后因无钱而停下来，有些人则根本没有钱盖房，政府的2000元补助对于建盖新房实在没有多大帮助。尽管地方政府鼓励农民贷款借钱，但是贷款需要付利息，而亲戚朋友能够借出的钱也是有限的。事实上，政府没办法让大多数人满意，原因是它所提供的费用和土地是有限的；另外，村民也不理解政府的良苦用心，作为地方一级的人民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证辖区内的人身安全，灾民安置的重要性远大于发展的要求。

村民搬迁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村寨搬迁到另一个村寨，它反映出的是避险问题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牵扯到土地征用、民族关系、劳动强度等社会文化问题。哀牢山的环境危机使当地人民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要么为了安全搬迁到较远的地方，但必须每天回来种地，劳动强度增强；要么居住在原来的具有泥石流隐患的村寨，离田地近，但没有安全保障，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困难的决定。镇政府选择了前者，这就是说，村民不搬迁不行，尽管他们的生活负担可能由于搬迁的问题大大加重。很多村民的选择是，既居住在老村子，又居住在新村子，下大雨的时候就到搬迁地点住上几天，雨停之后又回到老寨子居住。由此可以看出，泥石流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灾害，它实际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习惯和社会组织。

三、泥石流导致的民族关系变化：大麻卡和小麻卡村

1、哀牢山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和民族性

很长时间以来，哀牢山区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有固定的模式。彝族人居住的海拔最高，按彝族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憨，哪里高去哪里。拉祜族（苦聪人）居住的海拔与彝族的较为相似，但拉祜族总生活在密林深处，他们很少进行商业贸易。哈尼族居住的海拔略低于彝族，但哈尼族的村寨旁边总有水，总有一些梯田。汉族人与山头上所有的少数民族相比居住得较低一些，他们很聪明、会节约并能吃苦耐劳。而傣族则居住在河谷地带。1949年之前，哀牢山半山腰地区没有人居住。在这座闻名遐迩的巍巍山脉之上，要么就是高山上的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要么就是河谷地区的傣族。民族间来往不很多，我采访了很多居住在高山上的人，他们认为河谷地区会得一种叫疟疾（当地人称为打摆子）的病，如果到河谷地区办事，一定不能住在那里，无论有多晚都要赶回山顶住，因为怕传染上疟疾，他们说有很多人因为办事不归住在傣族河谷地区而得了这种可怕的疾病，用不了几天就会死去。就是因为这样，河谷地区除了傣族以外没有任何杂居的民族，土地和森林都是属于傣族人，只有一部分稻田被聪明的汉族地主和商人买了又转租给傣族人，汉族地主靠收租过日子。

到了50—80年代，如同前面核桃坪村的情况一样，人们开始搬迁到山腰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就多起来。除了傣族不与别的民族通婚之外，彝、哈尼、拉祜和汉族之间的通婚已经相当普遍，傣族与这些民族间的各种交往也非常频繁。下面就是各民族相互之间一个整体的评价：

彝族人（腊鲁）的特点是只知道喝酒，经常酒醉，他们能够喝上几天的酒，却不去劳动，彝族人的田地比汉族人的多出很多倍，却没有汉族人富有。他们做生意的人很少，没有生意头脑。有的彝族人不愿意劳动，这就是他们田地多却很贫困的原因，但彝族人很老实，村子了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互相帮忙。

傣族人（傣洒）的特点是栽种庄稼时，人们都不甘心落后，别人栽完了，自己家也要栽完。但是，播种完之后，就很少管理了，需要薅时就薅一下，然后就等着收割。傣族人也不想着做点别的事，只要有客人，不管自己有多忙，总是陪着客人喝酒。只要有客人，所有的事都可以停下来。并且，喝了酒之后讲话声音又大，讲话时还抢着说。中午饭可以吃到晚上，晚饭可以吃到早上。只要看到有人在喝酒，即使过路也会找个借口进来，吃起来又停不下，汉族人吃好四五次，他们一次也还没有吃好。

汉族人的特点是素质高，会打算，会苦干，重视教育，做生意和打工的人都很多。汉族人也喜欢喝酒，但不经常醉。

哀牢山民族性格的评价当然不是那么简单，这是乡村农民相互间的一种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频繁，各民族的性格也在改变。在这一地区的泥石流发生之后，不同民族间的习惯和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土地征用

中国的土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不管土地的使用者是谁，国家在建设或者其他需要时完全有权力从使用者手里拿回来。因为共和国的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土地被征用时对土地使用者的补偿也是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集体和个人对此只能服从，当然也有一些与土地利益有关的争论，但是，解释权属于政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想象泥石流发生后，水塘镇政府征用1469亩的土地是如此的顺利，“上海新村”、小麻卡和马脖子山的情况就是如此。

傣族人对于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土地征用还是很理解的，很多人从政府的说服教育中得到了认同，他们和政府一样认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现在，很多人在泥石流灾害中受害，出现了很多的困难，作为同一镇的村民，应该进行帮助，土地被征用是属于国家的需要。有些傣族人甚至想到了那些搬迁到河谷来的村民，认为居住区没有耕地是很困难的，作为农民，至少房前屋后需要有一块菜地。出于这样的思考，傣族人总体上还是支持的，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多大的口角。当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让傣族的领导干部和精英回村里说服，并明确暗示，土地是属于国家的，农民只有使用权，当国家需要的时候就有权力将使用权收回去，即使不给也将拿走，积极配合政府才是明智之举。

当然，征用土地不仅针对傣族人，彝族、拉祜族和汉族的土地也同样被征用。然而，地方政府官员也发现征用傣族人的土地容易做工作，但征用汉族人的土地就比较困难，一个政府官员甚至这样抱怨：你们征用别人的土地时，希望得到很多的土地；但是，当政府需要从你们那里征用一点土地时，哪怕一小点都很困难，怎么能这样呢？

当然，不管有多困难，土地还是被征用了。村民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每亩2000—3000元的补助，如果被征用的是稻田，每亩补助3000元；如果被征用的土地是坡地或者旱地，每亩补助2000元。此外，如果田地中有青苗，每亩外加350元的青苗补助费。这种补助数目全县统一，包括水塘镇、戛洒镇、者龙乡和老厂乡，所有政策是由政府决定的，农民必须按统一的政策执行。

大麻卡有25家人的土地被征用，被征用得最多的人家是刀永光，共有10亩田地被征用；其次是白万明家，被征用6亩；其余的人家在2—5亩之间。土地被征用之后，田地就明显少得多了。据刀永光介绍，他家在小麻卡附近被征用4亩，每亩补偿3000元；在马脖子山被征用5.6亩，每亩补偿2000元，他家现在还剩2.8亩田，8亩地，如果加上芒果基地的话，可能还剩10亩。他用土地征用补助得来的钱盖一栋新房子，花了3万多元。白万明仅次于刀永光排列第二，他家被征用的6亩田每亩补偿3000元。白永光说剩下的田地不够种，现在只剩下3.5亩田，仅能收800市斤谷子，但一家5口人每个人就需要800斤左右的谷子。

然而，一些傣族人对土地被征用的情况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补助费偏低，而且只有极少的部分有350元的青苗补助。个别人甚至说这些人（移民），不搬去别的地方，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实际上，他们最担心的是搬迁户会乱砍乱伐，他们说，山头上的人已经把高山上的树木砍得差不多了，他们迁移下来之后，同样会把山下的树木砍完。现在，南达和大口村委会的地界上已没有什么树木可言，公路上下的树木是属于傣族人的，傣族人在这点上非常自豪，他们很注重保护自己地界上的森林。

3、小麻卡村的搬迁户

小马卡村有15户，64人，是清一色的傣族居民。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靠种植甘蔗和粮食，甘蔗主要卖给糖厂，而粮食（大米）则拿到市场上出售。除此之外，还有香蕉、芒果、荔枝等热带水果，但除了甘蔗和粮食外，其余的东西只能赚零花钱。发生了泥石流之后，高海拔地区的人搬迁到低海拔地区，要占用大量的田地，小麻卡村被征用的土地高达150亩。不仅如此，政府在他们的村子里安排了48户搬迁户，其中有30家是彝族，15家为汉族。由此，小麻卡的村民从清一色的傣族人变为以彝族为主体、汉族和傣族为辅的彝汉傣多民族村子。这样的居住形式是泥石流搬迁的结果，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搬迁户来到小麻卡村之后，傣族和汉族的人口基本持平，而彝族人口差不多与傣族和汉族的总人口持平，三种不同生活习惯的人居住在同一村子里，当然会导致民族关系的变化。

尽管傣族与彝族和汉族是不通婚的，但交流机会的增多使得傣族的女子与汉族和彝族的男孩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有的人便开始约会。当傣族女子的父母得知后甚为不满，女孩在得到父母的抱怨之后有所收检，但时代的思想却与傣族传统的观念实在是不一致，这些青年人仍然我行我素地约会。一年之后，一个傣族的女子就与汉族的男子定了婚，成为傣族人的上门女婿。傣族的家长说，这次搬迁我就是得到一个女婿。

四、援助产生的文化：“上海新村”

南达村委会平掌田村在搬迁中被安排在一个种满甘蔗的小山头上。这是傣族人居住的河谷地带，甘蔗地周围一直到河底是一些灌木丛。当我随着镇领导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山头时，看到的只是一片翠绿的甘蔗林，冬天的阳光烂漫而又温暖，只有一公里之隔的扒拉田村烟火袅袅，偶尔公鸡啼鸣。水塘至者竜的公路从扒拉田村中穿过，但吵杂声传不到这个格外寂静的甘蔗林里。这座小山头的东边是傣族神山——长虫山，它在傣族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象征，神山因此没有被开发。随着十分简单的小土路，我看到甘蔗地边有一间十分简陋的土房，那是承包甘蔗地的人居住的。这些承包人看起来别无选择，当地领导下令他们和另外的傣族人尽快砍掉甘蔗，因为有146户灾民将搬迁到这里居住。在村民建房之前，政府要完成“三通一平”，所谓“三通”就是通路、通水、通电，“一平”就是将地基推平，政府同时要将土地按建筑面积统一规划好，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让村民把心思放在房屋建设上。“三通一平”和土地规划在所有泥石流搬迁的村寨中地方政府必须提前做到。

几天之后，当我再次来到这里时，甘蔗已经全部被砍掉了，规划所的技术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特别明显的变化是那些怒吼着的推土机开始将规划好的土地推平，甘蔗地变成一层层裸露在阳光下的红土地。但就在将要抽签的前几天，村民们被集中在山头上，镇领导突然宣布，这个村子的建设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帮助，上海市政府将向村民提供200万元的援助，每户人家将得到1万元的建设基金，村子也将被命名为“上海新村”。政府把“上海新村”规划为专业养殖（猪）新村，并在很多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和倾斜，搬迁到这里的人感到很幸运。无论是村民还是政府都表现出欢欣鼓舞，“上海新村”也就成了一个闪耀字眼，人们开始将这里称为“上海新村”，有人干脆直接称“上海”，村民如此，政府官员也如此。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了他们对“上海新村”的热爱，“我要到上海去”、“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在上海吃饭”、“我在上海下乡”等句子在当地普遍使用。

按照新的规划方案，“上海新村”的顶端为广场，为村民休息和进行娱乐活动的场所，广场四周（即4个方位）是居民住宅区，其中，有3个方位（南边、西边、北边）面向集镇和公路方向，抽签得到这三个方位的村民将有154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但这些人必须建钢混平顶结构房。换言之，这些人必须是村中较富裕者；村中有一个方位（东边）面对长虫山，抽到这个方位的村民可以建石棉瓦房和一般瓦房，建筑面积有120平方米，这是贫困者的方位。很明显，那些贫穷的村民将安排到靠长虫山的一方，富裕的村民将安排到其他的三个方向。抽签的结果与人们预先的计划一致。

村民的建房施工在抽签之后就开始了，“上海新村”开始紧张地建设起来，每天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农用拖拉机你来我往，有时还滑到路边，狭窄的乡村公路，东风车、拖拉机、小轿车挤在一起，停停走走，很是热闹。政府为了提高建设速度和质量，还专门成立了“上海新村”工程建设指挥部，县政府、镇政府和村委会都派人来指挥和监督，这在别的搬迁村子中是绝对没有的，这种特殊的安排显示出各级政府对“上海新村”这个专业示范村和路边工程的特别关注。然而，村民的施工速度、房屋规模和工程质量可谓是参差不齐。有的人家已经盖二层楼了，有的人家还没有动工，或者是动工之后经济跟不上被迫停工，有的则是挡墙太高质量太差下雨天倒下来，费工费力又费钱，没有办法，抽到挡墙太高的人家，注定要在挡墙上花很多钱，因为政府要求农民自行负责完成挡墙。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根本无法统一工程进度。唯一能统一的是“三配套”（猪圈、厕所和沼气）设施建设，村民们必须按照统一的设计标准按时完成，在一段时间内，工程指挥部从县畜牧局请来了技术人员专门指导三配套工程建设。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工程技术人员就撤回县城，村民就得不到技术上的帮助。这样的规定非常有效，所有的“三配套”工程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工。到了2003年底，有很多的人家开始搬入“上海新村”。

“上海新村”由于是养猪专业示范村，养猪自然也就成了示范村的重点项目，政府为他们建盖了相当不错的猪圈。从2003年底开始，人们就开始认真地养起猪来，尽管附近的傣族人抱怨“上海新村”的人在偷他们的香蕉树喂猪，但养猪仍然是“上海新村”村民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上海新村”2004年遇到了猪病，使得养猪专业示范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有的人家的猪已经全部死完了，这种猪病的症状是眼皮肿、头肿、脚蹄肿、嘴肿、拉肚子、拉干屎、哮喘、流鼻涕等，眼睛肿得看不见走路。科技人员来了几次，说不出是什么病，后来，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对病猪进行了解剖，结果认为是肺肿，但没有说具体的是哪一种病，很明显，当地缺乏训练有素的兽医专家和必要的设备来对猪病进行科学全面的诊断。村民们只是一个劲地到镇上购买针水，自己拿回来打，但谁也不知道猪得的是哪一种病，想当然地买很多种针水回来，第一种针水打不好就打第二种，第二种打不好就打第三种，各种针水打了许多，就是没有一个猪被治愈。后来，兽医站的工作人员也来了，针水同样打了很多，但猪病还是没有任何转好的迹象。

村子里的病猪越来越多，政府意识到了这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开始预防疾病传染到别的村子，对有病猪的人家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的病猪不能拿到市场上出售，但有的村民为了减少猪病死后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不理会政府的规定，病猪还没有死，就把猪拉到市场上出售了，结果从市场上卖出去的病猪第二天就死了，猪病传到了另外的村子。这种悄悄地把病猪拿到市场上出售的情况被发现后，政府就开始堵卡，不让病猪流入市场。有的人家把猪拉到山上去，让病猪死在外面；还有的人家则在病猪没有死的时候就杀吃了。为了医猪病，村民花了很多钱，但没有一个猪被医好，村子里的大部分病猪已经死完。“上海新村”的猪病给养猪专业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的人家一个猪也不养，养猪专业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个别人家甚至把政府为他们免费建盖的猪圈拆了重新建成厨房，因为他们不养猪，这种情况到了近年才有所改变。由于乡村常常发生猪病，人们对于大规模养猪非常慎重。

“上海新村” 作为一个专业的养猪示范村，它不仅名副其实地建设得好，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和社会象征意义。它被建设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距离集镇不太远，并且视野开阔，这些便利条件是为了上级领导参观方便，为了让人们很容易地看到示范村的结果而设计的。如此的想法不是没有根据，事实证明，很多领导来检查工作，都喜欢在交通方便的地方进行指导，大车来小车去，既方便又容易还节省时间。对于“上海新村”来说，没有人能讲清楚有多少领导来过，有时候一天就来几次、几种不同的领导。省、地、县、乡镇等不同级别的领导随时都会到“上海新村”来。有的领导是来参观的，有的领导是来视察的，有的领导是来搞调研的，有的领导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顺路进来看一看。不管是哪一种，都体现了“上海新村”作为示范村的意义。“上海新村”同时作为泥石流灾害搬迁的成功范例成为新闻记者的重点跟踪对象，那些不同地区想建设示范村的人也慕名而来。很多经验说明，下级政府的工作业绩主要是由上级领导来评说的，上级领导的评估不仅直接影响到下级的物质和经济利益，还影响到下级的调动和提拔（Whiting 2001）。[7]因此，“上海新村”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它是一种象征符号。

五、泥石流的预防与治理：文化与政策对灾害的回应 

1、泥石流隐患的24小时预警检测

一些灾害是可以预测的，一些灾害却很难预测。泥石流灾害的预测对于山区的人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灾害发生不是以单一的方式出现。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用简单的方法来观察泥石流在雨季发生的可能性。每年的雨季，人们总是在担心会不会发生泥石流，政府如此，村民也如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泥石流给村民造成的损失，政府想出了全天24小时避险的人工监测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在各个村委会选择2—4个人，昼夜观察降雨量和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每人发给一个电筒、几对电池、一个锣和一个对讲机，如果有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就要敲锣疏散村民。这些人员必须每天向镇政府汇报三次，镇政府又向县政府避险办公室汇报三次。每天的汇报时间是早上11点，下午5点和晚上11点。由于观察人员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完全是根据雨量的大小和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的，县政府避险办公室和镇政府也主要根据雨的大小情况来判断。如果没有下多大的雨，这一天是安全的；如果下大雨，而且接连下好几天，那将进入高度的危险和戒备状态。我常听到人们的监测汇报，一个农民在哀牢山上拿着对讲机向领导汇报雨量和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时这样说：“报告领导，这里平安无事。”显示出人民群众的责任感，表明了这种不付任何费用的原始检测方法的成功之处。

然而，不能小看这种简单的预测方法，它有自己的合理和科学之处。农民尽管没有受到过有关检测泥石流方面的训练，但他们有很丰富的环境、山体结构和气候方面的传统知识和经验，能够根据雨量、河水颜色、村庄裂缝等判断泥石流发生的可能性，知道村子附近哪些地方安全，灾害发生时需要跑向哪个方位等。2002年8月14日清晨，水塘镇大口村委会发生了泥石流，有两个村子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两个村子冲走的房屋多达45间，但凭着农民的经验进行了有效预测，村委会组织各村民小组，有序地疏散了村民，整个村委会没有一个人伤亡，说明泥石流预警检测很有必要。其实，泥石流灾害的人工预测方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让人们更加安全地生活，尽管对付的只是目前的危机，但经验主义的方法显示出其合理之处。

但目前的问题是，谁也说不清楚避险工作要持续多久，每年的避险工作从5月中旬开始，到9月下旬结束，今年的避险工作完成了，并不等于明年的避险工作就可以放松。每当雨季到来的时候，对于泥石流的担心从来不会减弱，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环境安全的问题，它让人们感到在恐惧中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是和谐社会，也不是可持续发展。因此，潜在的泥石流危机所导致的改善环境安全的欲望，使人们发明了这种农民避险监测方法，虽然没有解决问题的实质，但它让村民有一种安全感。

2、退耕还林

作为治理泥石流的长期目标和方法，退耕还林在哀牢山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03年，水塘镇政府得到了2811亩的退耕还林指标，作为更为长远的阻止泥石流发生的计划，用于退耕还林的耕地，政府每亩补助现金20元、粮食150公斤以及50元的苗种费，补助期限为5年。退耕还林的主要树木为核桃和竹子，种植经济林木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农民的收入。哀牢山特殊的气候为种植核桃提供良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加上核桃种植不需要付出多少劳动强度，农民十分喜爱，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成为退耕还林的经济林木。

村民也认为，退耕还林有着巨大的利益，如果得到大面积的退耕还林，仅补助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一个村委会的领导说：“什么都要靠政策，自己种植1000亩核桃和靠退耕还林政策种植1000亩核桃，简直是天差地别”。两者的不同到底有多大呢？自己种1000亩核桃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补助，而靠退耕还林政策种植1000亩核桃就可以得到以下的补助：（1）每亩补助50元购苗费，1000亩可得到5万元；（2）每亩补助现金20元，最少补助5年，1000亩可得到10万元；（3）每亩补助粮食150公斤，最少补助5年，1000亩可得到75万公斤粮食，如此巨大的利益反差无论对谁都有很大的诱惑力，更何况是农民呢？因此，该村委会领导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上级政府尽可能多地争取退耕还林的指标，他无论如何不愿让自己辖区内的村民自行退耕还林，那样得不到任何的补助。

但是，争取到退耕还林的指标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一级别的政府都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省市一级政府那里看起来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数字，但到了村委会或者村子里则所剩无几，有的村子，甚至一些非常需要退耕还林的村子根本得不到指标。农民看到了退耕还林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就一直等待这样的政策落到自己的头上，即使在最为陡峭的山坡上也要种上玉米，等到政策轮到自己的那一天才愿意退耕还林。退耕还林政策的失误就是它的实施是自上而下的，上级政府先制定退耕还林的目标和数据，然后层层分配，下级官员竞相争取，指标很难到达最需要退耕还林的地方。

退耕还林对于预防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几乎所有的村民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增加森林密度和树木种类，能够有效地防止泥石流灾害的发生。那些森林茂盛的地方泥石流发生得少，没有森林的地方泥石流发生得多，这是哀牢山区泥石流灾害的发生过程中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3、沼气池建设

另一种防止泥石流发生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计划是农村沼气建设，属于搬迁户的“三配套”（沼气、厕所、猪圈）项目之一。表面上，泥石流与沼气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人们相信农户的日常生活需要很多木柴，而使用沼气可以节约柴薪，减少树木砍伐量。尽管使用沼气无法完全避免砍伐树木，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森林砍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鼓励建设和使用沼气，能够减少森林压力，从而减轻环境退化的压力。水塘全镇共有5577户，仅2002—2003年间，就有2521户农民建设了沼气，沼气的建设费用必须自己承当，技术则由地方政府提供。当然，也不能认为沼气建设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据农民反映，沼气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么好，由于技术和管理跟不上，很多人家的沼气建好一两年之后就没有来气，或者气压不够，没有办法做饭，于是人们又开始砍柴，沼气只在急需时使用。

尽管如此，沼气建设还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在哀牢山区推广。政府坚信，沼气池的使用节约了很多柴薪，新平县共有10个村委会完成了沼气化建设，沼气化自然村达319个，28000多农户用上了沼气，如此的规模将对森林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实际上，沼气池建设与退耕还林有一些联系，前者是增加植被和森林面积，后者是减少柴薪使用量和乱砍乱伐。此外，沼气池的建设还被列为新村风貌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加以推广。

六、哀牢山泥石流灾害研究的人类学意义

通过对哀牢山泥石流的田野考察，我认为它具有人类学的研究价值：首先，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和治理过程不纯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与社会文化、人类行为、经济、政治制度等密切联系的过程。尽管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是自然元素，但是它也包括了很多的社会元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特征。

第二，灾害是文化变迁和人类学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而只有人类学家才能够对此进行长期的关注。灾害的发生使人类行为、社会组织和文化受到挑战，它的发生过程和后果对个体和社会组织产生巨大压力，但人类也能够对其产生应急反应，如政府帮助、社区互助、宗族一体化等。突发性灾害、大规模灾害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变迁，它使社会向其成员提供需求的能力遭到破坏，新的调整不可能一时间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因此，不能只重视灾害发生时的食物供给和分配，还要强调道德和文化的变化，对长期的社会变迁给予足够的重视（Oliver-Smith 2002）。[8]哀牢山泥石流给村民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政府对于灾区重建、预防和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2002年泥石流发生后开始，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到2008年6月，水塘镇还有22个自然村处于滑坡移位、地面变形、村寨裂缝等高度的泥石流隐患状态，有44个村民在进行24小时预警检测，加上村委会监管人员和镇政府值班人员共20人，监测人员多达64人，这些预警检测点中有5个村子必须紧急搬迁。

第三，灾害可以导致资源消耗、增加社会冲突和环境危机，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社会后果可以导致冲突和不稳定。大规模的泥石流可以导致居民移出灾区，而移民又可以导致各种竞争，因为新的居民需要占用当地人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移民同时可以改变一个社会中的文化、阶级和民族关系（Homer-Dixon 1993）。[9]笔者认为，灾害发生之后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冲突，如生存上的困难、生产方式的改变、灾区竞争、分配不公等，道德、伦理、村规民约、法律等都会受到严峻考验，老年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是主要受害者。灾害对社区的破坏不仅表现在物质和生产资料方面，还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生产方式等。因此，救灾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系统的工作，救灾也不能仅仅是提供物质资料，而包括了文化恢复和长期的发展项目。从哀牢山的泥石流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灾害的预防是科学与传统知识相结合的过程。

总之，通过对哀牢山的泥石流研究，我认为，人类文化能够回应灾害并形成应急机制和预防手段，而灾害后果、救灾过程和预防方法能够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条件，能够改变原来的族群关系和竞争模式，能够使人从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思乡村发展模式，能够使政府和人民更加团结，村民与村民之间相互帮助。自然灾害类型不同、发生地点和居民族别不同，应急机制和处理方式也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七、小结

自然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我们沾沾自喜地坚持效益中心论的时候，我们发现高效益后面是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猎取、消耗和破坏，自然回报给我们的当然不是感恩，也不是和谐，而是让人充满恐惧的担心。我在哀牢山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跟踪调查，走遍了大多数村子，每当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不停地下大雨之时，不管是村民还是政府官员，都生活在一种极大的危机之中，人们怕再次发生泥石流，怕再次发生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避险，让农民用最为原始的监控方法，二十四小时一刻也不能放松。由此，我深深地感到，环境的安全影响着人类的安全，环境的危机隐藏着人类的危机。只有建立在环境安全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也只有在环境安全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

[1] Charles E. Fritz and Harry B. Williams, “The Human Being in Disaster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09, Spring 1957

[2] Anthony Oliver-Smith,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25, 1996.

[3] WI.Torry, “Natural disasters, social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J. Asian Afr. Stud, Vol. 13: No. 3, September 1978.

[4] 邢永强：《河南省泥石流发生趋势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第4期。王学良：《楚雄地区地震分布及发震的可能性分析》，《楚雄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5] 马国芳，纳灿辉：《从云南自然灾害看地方政府的危机缓解》，《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6] 赵俊臣：《云南灾害与抗灾防灾报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版。

[7] Susan H.Whiting, Power and the Wealth in the Chinese Townshi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Rural Indus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 Anthony Oliver-Smith, “Theorizing Disasters: Nature, Power, and Culture,” In Culture and Castroph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 A.a.S.H. Oliver-Smith, ed. Pp. 23-47.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2.

[9] Thomas Homer-Dixon, Environmental Scarcity and Global Security. Headline Series, edited by FPA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Y: FPA.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