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产物，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他认为话语是战争性质的关系，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话语权，必将失去一切，永远都处于奴役的状态，只能被别人来替你说话，永远处于“他者”地位。本文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背景，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阿库乌雾的组诗《哥伦比亚河的召唤》，试图揭示出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如何进行话语权力的建构和争夺，以及民族文学如何运用自身独特的手段消解主流文化话语权力，旨在阐释话语权力的生产性如何在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压迫和互动中得以体现。

关键词：《哥伦比亚河的召唤》；话语权力；消解;建构

A Reading of the Discourse Power in A Ku Wu Wu‘s The Call of The Columbia River

Mo Se Mu Jia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bstract: Michel Foucault believes that discourse is the product of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categories of knowledge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wer, He believes that discourse is the relationship war,if a people have no the Discourse Right,they will have no nothing.Taking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man and the woman construct and then contend discourse power and finally how the woman attempts to deconstruct the man’s discourse power in A Ku Wu Wu ‘s The Call of The Columbia River.It is designed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nature of Mainstream culture and Na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ir discourse suppression and interaction.

Key Words: The Call of The Columbia River; discourse power; resolution；construction

阿库乌雾,汉名罗庆春，彝族文学巨人，著名彝族双语诗人、学者和教授，彝族语言文学专家。近几年来，阿库乌雾赴美讲学和进行文化交流。这几次都较为广泛而深入的彝族和美国一些少数民族（印第安人、非洲裔美国黑人等）的跨文化交流。在美国访问期间，诗人亲历印第安人保留地，参观印第安人文明遗址，参加相关的文化活动，与印第安各阶层人士直接对话，使诗人对白人主流文化背景下印第安人的生存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诗人的组诗《哥伦比亚河的召唤》是对处于弱势和边缘化地位的美国印第安文明的现象进行了思考，同时，对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民族文明和正在消失中的各民族语言（母语文明）的担忧。在诗人的诗歌世界里，强烈的瞬间经验和复杂的历史意识、个体的生命直觉和人类文化达成了高度统一。

一、话语权力

按照福柯德观点 ,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 ,又是产生权力，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而权力存在于不平等关系之中。不平等的双方存在着统治与反抗的对立。占优势的一方拥有权力而压迫对方 ,占劣势的一方必然会反对这种权力。所以他说:“哪里有权力 ,哪里就有抵制。”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程序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处理偶然事件，避开它沉重而恐怖的物质性。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中无所不在的力量。权力是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地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

早在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规定将东部的印第安人全部迁至密西西比河以西为他们划定的保留地内。这些保留地大都在偏僻、荒凉、贫府的地方,如白人不感兴趣的地方; 距离白人生活区较远的地方; 军队容易进行控制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是自然资源比较缺乏的地方。印第安人不情愿西迁,但又无力对抗装备精良的白人,被迫离开家乡向西迁移, 成千上万的人在途中丧生, 这一辛酸的迁徙被印第安人称为“血泪之路”。如诗人的第二十五首《纪念品》中写到：一个曾经告诉过人类/什么是真正的文明的种族/在北美光芒四溢的日月下/竟然变成我手中/一件件的纪念品/印第安人从北美土地/及其土地的主人/成为北美政客的首饰/成为世界游客的常识/成为人类学书的插图/成为生命权利的痛处/这个用处女般的身体/为自己的生命树立过/独立尊严的种族/这群在森林和石头间/徘徊过久的红色人种/血液的颜色过早启示他们/贫血的悲剧应该如何上演/还是让这些形形色色/苦苦乐乐的纪念品们自己上场吧/以自我出卖方式/重新让灾难的制造者面对灾难/重新装点自己的北美/重新获得世界的尊重。

白人霸占了他们的土地，建立白人自己的家园。白人殖民主义者从登上美洲大陆那天起就不把当地土著人—印第安人当成和自己同等的人看待。印第安人被污蔑为“劣等民族”,而“作为劣等民族是注定要被征服、被征剿、被奴役的”。 就像后来的美国奴隶制一样，白人奴隶主需要黑人奴隶来确认他们的主体性，白人的自我意识的获得必需得依靠黑人奴隶的存在，所有白人奴隶主有了相对照的形象，不管从肤色上，还是从其他一切的东西，这样使白人奴隶主显示自己的主体性。白人对黑人的残酷统治方式是，使黑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白人属下的“他者”，是一种强加，是一种白人优等文明来压制黑人文化。在白人的话语权中，黑人被描述为落后的、野蛮的劣等民族，而白人自己则说成是先进的、文明的优等民族。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主要不是通过政策宣示的形式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美国各级法院对国会有关法律法令的解释和诉讼裁决形成的。因此福柯认为权力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所和渠道作用的一种“非人格的”力量，建构所说“牧者”(pastoral)政权;这个政权用“重组”的方式试图控制其臣民，让他们依照政权的目的适应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以白人主流文化对印第安文化的话语剥夺，而白人掌握了话语权,所以他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 ,以他们为中心来看待一切。诗人作为文化的捍卫者，诗人也认识到话语的重要性，如诗人的第二首《蛇河》写到：按我的传统/我必须将你们都打死/然后从你们尸体中间通过/可我苦于拣不到石头/就是印第安祖先和我祖先/最擅长用的石头/还要担心石头打不死你们/我当然不能成为/你们产下的卵丸/你们的卵丸/在河水里浸泡着/成为故事的歌手/讲述地球上/任何一处血性的土地/正在发生的故事。

这首诗也讲述了彝族与印第安民族共同信仰、信念等，于是，诗人与印第安民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诗人作为人类之子、世界之子，诗人跳离了狭隘的民族窠臼,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以诗歌的形式对人类残酷的一面进行了反思和谴责,彰显了不可低估的人文价值。就诗歌而言，诗人的作品既有深刻的民族性又有广泛的世界性；既有炽热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又有冷静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他将古老的彝族传说和东方的现代文明溶为一体，将叙事、抒情等各种素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又不时将美国印第安人宗教镶嵌在字里行间，从而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独特风格。当然，诗人的诗歌风格不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而是诗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的结果。

二、文化潜对话

福柯认为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他认为话语是战争性质的关系，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话语权，必将失去一切，永远都处于奴役的状态，只能被别人来替你说话，永远处于“他者”地位。所以精神或个人领域都与政治相关，只要掌握了政治权，必定有话语权。他认为 ,知识由于受到权力的影响而不再是对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 ,它已成了非中性的、具有权力特征的东西。在他看来 ,权力无处不在 ,它充斥于各种知识领域。对于知识来说 ,权力已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东西。

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则成为走向一个新世界的通道。这里的一切进步都开辟了新的视野，开阔和丰富了我们的具体经验。想要说话的渴望和热情，并非出自单纯的要学习或使用名称的欲望，而是标志着企图探知并征服一个客观世界的愿望。[①]所以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非常的重要。但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互联网以及全球化的冲击，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针对人类语言不断消亡的趋势，诗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呼吁世界各民族应该设法以最有力的方式和途径抢救、保护和传承本民族处于消亡危险期的母语。一个民族语言（母语）承载着该民族与生俱来的独特的精神信息和特殊的人文光芒，母语诉说着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更投射出一个民族奋斗发展的历史。所以在多元文化撞击、整合的时代下，诗人自然受到了母语文化正面临深度的震荡。而诗人的组诗《哥伦比亚河的召唤》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写的，如第十二首《母语，插翅难飞》中写到：天神恩赐的一滴圣水/换来一群生命的无限尊严/却在一次荒诞的游戏之中/丢失了影魂/由心灵到手脚和翅膀/风从河面上吹过/泪水浸润着梦境/是谁带走你/我在印第安人的遗址/想象你曾经穿越时空/雕塑石头的刀/砍伐林木的斧/射猎敌人的箭/捕杀鱼和过滤梦的网/正躺在博物馆里腐朽/赌场里只有鹿角/还有熊皮、狼皮和鹰翎/证明正在消逝的历史/成为最后的赌注/输赢都只是游戏的一部分/那博物馆里/为我讲述故事的长者/明显混血的眼神/依旧珍藏着/刀锋一样尖锐的泪珠。

诗人的组诗《哥伦比亚河的召唤》是在对语言压力的抗争中的文化潜对话。汉彝文化意识和气息夹杂的诗行、并非无可挑剔的汉语语句创新和意象捕捉,表现的是作者对话的姿态，即以母语文化代表的主体身份与主流文化抗争性对话的姿态，体现出诗人的自我矛盾，即诗人诗歌创作始终穿行于两种文化、两种传统、两种语言之间。组诗《哥伦比亚河的召唤》体现了汉语语言形式下的母语文化精神。这组诗作者主要用汉语创作，创作上大体遵循了汉诗和西方诗规则,但他的诗里充满彝族人的骨气和彝族的本土文化,彝族最基本的精神就在他的诗歌创作里。

三、构建话语权力

诗人亲身体验了印第安文明后，他扩大了自己的文化视野，提升了自我思想境界。而诗人的艺术作品并非缘于他个人内心的和谐，相反，是缘于他个人内心的冲突和痛苦。组诗《哥伦比亚河的召唤》中的诗歌不仅满含诗人的激情，也处处凸现他清醒的意识与睿智的思考。所以自从诗人决定终身从事本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的那天开始，诗人就面对彝族文化逐渐边缘化，因此，有着高度民族文化使命感的诗人内心刻烙着深深的忧虑与焦灼，诗人时刻关注着彝族的命运，并企图追根溯源找寻文明式微的原因；而审视其他族群的历史，则更是提供给他拷问和比对不同文明的可能性，在体外察内的过程中挖掘出异化深根。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那样：“通过对印第安古文明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及其历史性衰微现象的体察、折光、拷问、反诘，进而再度返回自我，深浸于本民族文化的古昔光芒，并自觉返回和担当本民族文化正在面临的历史遭遇，严肃思考与之息息相关的我个人的精神生命和灵魂归宿。”所以有了比较就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得到，并且看的更清楚。

诗人说过自己在旅美期间写的第一本旅美人类学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该书已经返回到美国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专家和图书馆，提供了中国少数民族诗人跨文明写作的实践性文本，主体性、能动性地促进了国内少数民族文学与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互动对话与交流的独特的诗学个案，即为中西比较文学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组诗《哥伦比亚河的召唤》也一样，都为人类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诗人说：“保护濒危语言及正在走向濒危的各民族母语，这是一项神圣而艰苦的事业，光靠一人、几个人或一群人的力量是远远不足的，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唤起国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要形成为全人类的一种修养和品格，我甚至主张在特殊的多民族杂居地区和多民族国家内部，要不断利用第二语言、第三语言来保护第一母语的实践。彝族母语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不例外，彝族母语叙事地位应当与彝民族深远而沉厚的历史文化和悠古而凝重的母语文明的精神实质相匹配。”正如荣格所说那样，艺术家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具有个人生活的人，有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忠实地作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传达工具，必须代表整个人类共同意愿来说话。因此，诗人保护本民族的文明，唤醒人类文明多元共生意识，捍卫世界少数族裔母语叙事尊严，实现作为世界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彝族母语文学的国际共享之路，即用母语与世界对话。

参考书目
[1] 傅泽著.文化诗学：走向世界文学的文化阐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2] （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 (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 阿库乌雾博客：http://akuwuwu.blog.sohu.com/
[6] 宋瑞芝, 宋瑞芝著.走进印第安文明[M].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7] W. C. Macleod著； 吴津霖, 苏希轼译. 印第安人与哀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7.

注释：
[①] （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作者：莫色木加（1985—），男(彝族)，四川喜德人，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1、比较文学2、文化研究3、世界文学4、非裔美国文学5、艺术哲学6、彝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