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洪教授简介：

张泽洪，四川三台人，1955年9月生。先后获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四川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西藏大学兼职教授。2002年度遴选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2005年为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创新研究基地学术带头人。中国民族学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道教学。学术著作有《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道教神仙信仰与祭祀仪式》、《道教斋醮符咒仪式》、《道教斋醮科仪研究》等，参加《中国道教》、《道教大辞典》、《道教仪礼》、《四川省志·民族志》等17种著作的撰稿，专著及撰稿著述共计278万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9篇，其中CSSCI核心刊物93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民族研究》转载13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摘1篇。在国际刊物《东亚人文学》发表3篇论文，在台湾国际汉学著名刊物《汉学研究》发表1篇论文。在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权威刊物《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发表《许逊与吴猛》、《城隍神及其信仰》、《“巴氐”辨疑》、《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瑶族社会中道教文化的传播与衍变——以广西十万大山瑶族度戒为例》、《净明道在江南的传播及其影响——以道派关系史为中心》、《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论道教的唱道情》、《藏区乡村与民间社会中的巫师》等9篇论文。《道教斋醮符咒仪式》获2000年度“卿氏学术基金会道教文化优秀著作奖”，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叁等奖。《道教神仙信仰与祭祀仪式》（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1月），获四川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叁等奖。译著《坐禅如斯》。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度重大研究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张泽洪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成果涉及宗教学的道教研究，民族学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是近年国内具有创发力的学者。

1996年开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2003年开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现在是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同时招收硕士、博士的导师。张泽洪教授治学严谨，培养研究生认真负责，已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农业大学、西藏民族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民族学院、荆州学院、西昌学院、闽江学院工作，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欢迎有志于从事宗教学、民族学研究者，报考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宗教学硕士生、宗教学博士生

2009年7月26-30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张泽洪教授任“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专题会议主席，成功主持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盛会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专题的学术讨论。张泽洪教授长于文化分析，欢迎报考宗教学硕士生、宗教学博士生的有志青年，登录搜索阅读张泽洪教授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梅山教》、《20世纪上半叶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述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神仙信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中国西南的傈僳族及其宗教信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中的虎崇拜研究》、《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信仰与仪式——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为例》、《文化传播视野下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以道教文化的影响为中心》、《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傩文化与道教关系论略》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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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中的虎崇拜研究

张泽洪

（四川大学 宗教与社会研究基地，四川 成都 610064）

发表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摘  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彝语支诸族群，其传统宗教中曾流行虎崇拜信仰。唐代西南地区由彝族先民建立的南诏政权，实行以虎崇拜为特色的大虫皮制度。本文从多元一体政治格局下的文化传播理论视角，比较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和中原虎文化的信仰实况，认为虎崇拜是氐羌族群普遍的信仰习俗，西南各族群有关人老死后化为虎的传说，反映出远古先民原始宗教信仰的灵魂观。并指出在中华虎文化的民俗信仰体系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具有地方化、民族化的特色。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  虎崇拜  南诏政权  虎图腾  化虎传说

中图分类号：B9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彝语支诸族群，历史上曾流行虎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云南双柏县彝族民间的虎傩活动，就是古代彝族先民虎文化的传承。在21世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从不同学术视角考察西南诸族群的虎文化。本文拟征引史籍文献及民族志资料，从以下三方面分析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

一、南诏政权时期的崇虎习俗

唐代崛起于西南地区的南诏政权，其建立者蒙氏属于彝族先民。南诏政权同彝语支诸族群有着密切联系。历史上南诏政权的疆域，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诏传》载南诏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土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1]（20册P6267）郑回《南诏德化碑》说南诏：“西开寻传，禄郫出丽水之金；北接阳山，会川收瑟瑟之宝。南荒渀凑，覆诏愿为外臣；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境。建都镇塞，银生于墨觜之乡；候隙省方，驾憩于洞庭之野。盖繇人杰地灵，物华气秀者也。”[2]（P 559）由此可知南诏疆域包括今云南全境及与云南交界的西藏、四川、贵州、广西及东南亚部分地区。

南诏政权的建立者蒙氏，是西南地区崇拜虎图腾的族群，对虎的崇拜表现在南诏风俗的诸方面，南诏蒙氏王室的服饰就用虎皮装饰。《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诏传》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史称异牟寻披“金甲，蒙虎皮”出迎唐王朝使节。[1]（20册P6274）唐樊绰《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记载此事甚详：

夹路马步军排队二十余里。南诏异牟寻出阳苴哶城五里迎。先饰大象一十二头引前，以次马军队，以次伎乐队，以次子弟持斧钺。南诏异牟寻衣金甲，披大虫皮，执双铎矟。男蒙阁劝在傍，步枪千余人随后，马上祗揖而退。[3]（P341）

南诏王异牟寻在迎接唐朝使节的仪式上，以身披虎皮的仪节以显示其西南王者的地位。不仅南诏国王如此，南诏大臣服饰亦喜用虎皮装饰。唐樊绰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载：“制如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3]（P258-259）在中原汉文化语境中，民间称老虎有大虫、白额将军、啸风子等别名。南诏呼大虫为波罗密，应当是南诏夷语的音译，汉文史籍记载南诏谓虎为波罗，就是彝族先民语音的汉译。

南诏政权的虎崇拜更体现在军功方面，南诏将虎皮视为勇武精神的象征，以褒奖勇士在战场立下的功勋。南诏政权对立有战功者，实行授予不同规格虎皮的制度。唐樊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载：

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缺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3]（P289）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上《南诏传》，同样记载了南诏以虎皮奖励军功的制度：

尚绛紫。有功加锦，又有功加金波罗。金波罗，虎皮也。功小者，衿背不袖，次止于衿。[1]（P6269）

明谢肇淛《滇略》卷九《夷略》，记载南诏军事制度说：

人丁壮者，皆为战卒。王之亲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韦带也。兵百人，置罗苴子统，自曹长以降，系金佉苴，尚绛紫，有功者加锦，又有功加金波罗。[4]（P220）

从南诏政权对军功奖励的不同层次，可见虎皮是授予军功卓著者，身披虎皮是战功和荣誉的象征。

南诏根据士兵在战场上军功的大小，而授予不同规格的虎皮以示区别。这种褒奖制度大致可分三等，即一等“全披波罗皮”，二等“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三等“胸前得披，并缺其背”。可见虎皮是荣誉的标志，虎皮是胜利者的象征。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由南诏清平官郑回撰写的《南诏德化碑》，碑阴镌刻以下被授予大虫皮的功臣：

清平官大军将大金告身……虫皮衣杨傍佺”，“大军将开南城大军将大□告身……大大虫皮衣赵眉丘”，“大军□□□□□□□身赏……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张膘罗于”，“……色绫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孟绰望”，“……仓曹长小银告身赏二色绫袍金带兼大大虫皮衣□盛颠”，“大总管小银告身赏二色绫袍兼大虫皮衣□□□”，“……军将赏紫袍金带兼大虫皮衣刘望□喻。[5]（P158、159、201）

《南诏德化碑》碑阴记载的“大大虫皮衣”、“大虫皮衣”，应是南诏以虎皮褒奖军功的一等和二等，此三等褒奖的大虫皮制度，充分反映南诏政权对虎图腾的崇拜。唐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载：“大虫，南诏所披皮，赤黑文深，炳然可爱。云大虫在高山穷谷者则佳；如在平川，文浅不任用。”[3]（P280）汉文史籍对南诏政权虎崇拜的详细记载，说明南诏虎崇拜具有深厚的地理人文因素，并有审美、图腾、象征等多重文化内涵。

受南诏政权统治者虎崇拜的影响，南诏政权统治下的各族群，民间历来有重虎皮的习俗。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第四》载：

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俗无丝绵布帛，披波罗皮，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猪。[3]（P159）

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云南》载：

僰人，汉为犍为部，唐为于矢部，盖南诏之东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使偪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数珠，持番呪祈祷辄验，多有削发为僧者，号曰提奢。稍淳而易治，声音风俗与南诏略同。谓虎曰“金波罗”。[6]（P654）

总之，南诏政权的大虫皮制度，是以披虎皮作为英雄的象征，或作为权势地位的标志。这种虎崇拜的价值取向，在彝族民间有着长期的影响。彝族民间流传的古歌说：“穿上虎皮戎装才配称英雄，才是真正的勇士。”[7]（P48）在西南地区彝族的传统观念中，虎作为文化符号成为英雄的象征，认为披虎皮者就具有虎的力量，象征蕴涵着虎的勇猛与威武。正因为彝族社会的这种传统风俗，西南地区彝族历代贵族首领，其服饰喜欢身披虎皮以示威严。南诏政权虎崇拜在民间有深远的影响，当今云南双柏县彝族的虎傩文化，就是南诏政权虎崇拜习俗的遗存。

二、西南彝语支及氐羌族群崇虎习俗的考察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习俗，在彝语支各族群中信仰最盛。所谓彝语支民族，主要包括彝族、白族、土家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基诺族、怒族等九个民族。由于彝语是这一语支中使用人口最多、分布最广，且有古爨文文献传承，所以这一语支语言以“彝”作为语支的名称。彝语支各族都流传有关虎图腾的神话，并有虎图腾崇拜的原始习俗。

分布在大小凉山、哀牢山、乌蒙山区的彝族有一百多种支系，历史上都是崇拜虎图腾的族群。彝族先民不仅以虎自命，并且认为虎是其崇拜的祖先。历史上哀牢山区的彝族，每家均供奉一幅毕摩绘制的祖先画像，彝族称为“涅罗摩”。涅，意为祖灵，“涅罗摩”，意为母虎祖灵。毕摩在葫芦凸面画一黑色虎头，悬挂于门楣表示祭祀母虎祖神，这具有图腾祭祖仪式的色彩。彝族传统宗教以祖灵崇拜最具特点，彝人祭祖时要在祖灵神像上披一张虎皮，毕摩在祭祀仪式上则身披虎皮，或身穿用布画的虎皮以为代替，都旨在强调虎崇拜的图腾标记。法棍是彝族毕摩在仪式中使用的法器，按照仪式古规在手拄处也要垫一块虎皮，由此象征获得虎祖赋予的灵力。

其实氐羌族群普遍有虎崇拜的信仰习俗，西南少数民族的崇虎习俗，至少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记载：春秋时期的羌人祖先爰剑，曾遭秦人追捕而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传说“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8]（P2875）羌人祖先爰剑得老虎保佑大难不死，成为羌族民间传承的历史记忆，也反映出先秦时期羌人就崇拜虎的史实。氐羌族群对虎的崇拜信仰，还反映在民间的丧葬习俗中。《南齐书》卷五十九《氐羌传》载：

宕昌，羌种也。……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国中以为货。[9]（P1032-1033）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边防六西戎二》载：

宕昌羌，后魏时兴焉。……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10]（P1022）

所谓以虎皮送死即用虎皮裹死者，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彝族还流行在死者身上盖虎皮，表示死者生前是虎的后代，死后灵魂将会还原成虎。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前，西南各地彝族普遍实行火葬，火葬前要用虎皮（皋比）包裹死者。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四《土司附种人》载黑猡猡丧葬习俗说：“贵者裹以皋比，贱者以羊皮，焚诸野而弃其灰。”[2]（P237）关于彝族先民用虎皮送葬之习俗，明童轩《滇南即事》诗四首之二，就以诗化的语言说道：“谩说滇南俗，人民半杂夷。管弦春社早，灯火夜街迟。问岁占鸡骨，禳凶瘗虎皮。輶车巡历处，时听语侏离。”[11]（P146）

以虎皮送葬是图腾祖先崇拜的习俗，彝族毕摩认为彝人是虎变的，如果死者不火葬，灵魂就不能还原为虎。彝族认为火葬可还原为虎的观念，可追溯至《荀子·大略篇》“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的记述。[12]（P374）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虎图腾的分类中，彝、纳西、拉祜、傈僳、哈尼、怒、阿昌等族尊奉黑虎为图腾，土家、白、普米、藏、羌等族尊奉白虎为图腾。但无论是崇拜黑虎还是白虎，都是古代氐羌虎图腾信仰的流变形式。各族群还保留着虎图腾的神话传说，傈僳族虎氏族传说其祖先是虎，而纳西族则有虎为人类始祖的传说。白族称其祖先腊修有一件魔衣，穿上魔衣就显现虎祖的原型。在白族的60多个他称中，带有“虎”字义的就有22种。

西南少数民族的虎文化，还体现在服饰中虎图腾的影响。《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传》记载隶属石门、柳强三镇的剑山弥羌、磨些等五部落和嶲州所辖的夷望、鼓路等十二鬼主，奉国、苴伽等十一部落，每年春秋赴嶲州受赏，“每节度使至，诸部献马，酋长衣虎皮，余皆红髟巾束髪，锦缬袄半臂。既见，请匹锦、斗酒，折草招父祖魂以归乡里”。[1]（P6324）《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国列传二》载：

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长披虎皮，下者披毡。[13]（P1846）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亦载：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产羊马。其人椎髻、跣足、披毡，其首领披虎皮。[14]（P922）

昆明即唐代的昆明蛮，泛指云南西洱河流域诸族群。贵州诸族群的情况同样如此，清乾隆《贵州通志》卷七《地理风俗》载：

至道元年，南宁州刺史龙汉王尧，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牂牱诸蛮来贡方物。……其使数十辈，从者千余人，皆蓬髪，面目黧黑，状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毡裘，以虎尾插首为饰。[15]（P173）

历史上各部落酋长披虎皮以为氏族标志，这种披虎皮以为勇武的服饰习俗，可视为南诏政权虎崇拜的传承。

唐代南诏与吐蕃关系密切，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南诏政权奖励军功的大虫皮制度，同样在吐蕃王朝得到推行。藏文史籍《贤者喜宴》称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之后，吐蕃王朝亦颁布奖励军功的制度，其中有六标志、六褒贬、六勇饰：

        所谓六标志是：宣布命令的标志是印匣；……勇者的标志是虎皮袍；贤者的标志是告身。所谓六褒贬是：勇士褒以草豹与虎（皮）；懦夫贬以狐帽；……所谓六勇饰是虎皮褂，虎皮裙两者；缎鞯及马橙缎垫两者；项巾及虎皮袍等，共为六种。……以上诸种即所谓“以万当十万之法”，此为六法之首。[16]

《贤者喜宴》说虎皮袍、虎皮褂，虎皮裙是吐蕃王朝赐予勇者的标志，亦是国家奖励军功大法的内容。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在汉文史籍中亦有记载。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六《器奇》说：

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忌。及西戎岁犯边，青春每阵常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始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尝见青龙突阵而来，兵刃所及，若叩铜铁，我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有灵。[17]（P62）

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是氐羌族群虎崇拜的传承。正因为吐蕃王朝有崇拜虎的习俗，故中原王朝往往赐虎皮以示友好。《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六《外臣部褒异第三》载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十一月，吐蕃朝贡使辞。人赐虎皮一张，皆披虎皮拜谢。”[18]（P11496）中原王朝赐吐蕃贡使虎皮的举措，在北宋时期仍然沿袭不替。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载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三月：“赐西凉府蕃族首领阎藏虎皮翻披。蕃俗受此赐者，族人推奉之，故潘啰支为请焉。”[19]（P1231）得到中原王朝虎皮赏赐的吐蕃部落首领，借此提高自己在吐蕃社会的声望，可知披虎皮在土蕃亦具有王者象征的意蕴。吐蕃军的勇士战死疆场之后，在其坟墓上要绘制白虎。《新唐书》卷二百十六下《吐蕃传》载：“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赬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瘗其旁。”[1]（P19册6103）以此旌扬有战功者生前的英勇。吐蕃在死者坟墓上绘制白虎的习俗，同宕昌羌用“虎皮送死”的习俗，都体现出氐羌族群丧葬制度中的虎崇拜。

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图腾信仰中，虎从百兽之王逐渐衍变为供人膜拜的神灵。宋刘敬叔《异苑》卷三载：“扶南王范寻，常畜虎五六头及鳄鱼十头。若有讼未知曲直，便投与鱼、虎，鱼、虎不食，则为有理。秽貊之人，祭虎为神，将有以也。”[20]（P508）明陈继儒《虎荟》卷二载此事并总结说：“于是蛮貊之人，祀虎为神。”[21]（P443）宋曾慥《类说》卷四十《虎筮》引《朝野佥载》说：“虎筮，有神巫能结坛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坛。有罪者虎伤，无罪者不顾。名虎筮。”[22]（P693）中国民间信仰中卜筮法术种类繁多，这种虎筮法术植根于对虎的神灵崇拜。~

西南少数民族对虎的崇拜，还进一步形成有关虎的禁忌。清傅恒《皇清职贡图》卷八“铜仁府属红苗”条载：“其俗，五月寅日，夫妇各宿，键户禁语，以避虎伥。”[23]（P676）清乾隆《贵州通志》卷七《风俗》载铜仁府红苗：“每岁五月寅日，夫妇各宿，不敢言，不出户，以避鬼，恐致虎伤。”[15]（P177）清贝青乔《苗俗记》，清桂馥《黔南苗蛮图说》，清爱必达《黔南志略》，都记载苗族五月寅日避白虎鬼，恐致虎伤之禁忌习俗。

三、西南各族群虎化身神话所见的原始宗教信仰

在西南彝族的传统宗教观念中，不仅视虎为自己的图腾祖先，他们自命为虎族后代，认为生为虎族人，死后要火化还原为虎。云南楚雄彝族创世史诗《梅葛》第一部《创世》，说造天五兄弟将虎尸解而构成天地万物：

虎眼莫要分，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虎须莫要分，虎须作阳光，虎牙莫要分，虎牙作星星，虎油莫要分，虎油作云彩，虎气莫要分，虎气作雾气。[24]（P12-13）

虎的头、尾、鼻、耳、眼、须、牙、油、气、心、肚、血、肠、骨、皮、毛等都化生为天地万物。梁任昉《述异记》卷上说：“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25]（P613）这则具有丰富想像力的盘古垂死化身神话，与《梅葛》虎尸解而化生天地万物的神话，都是以图腾化身而开天辟地的典型。

虎化身神话是原始化身信仰的产物，此类化身信仰在西南彝族中具有深厚的基础。云南乌蒙山区的武定、禄劝、大姚一带彝族，至今还流传着人死化虎的故事，并且有“人死一只虎，虎死一枝花”的谚言。云南楚雄州大姚县昙华山区彝族认为，人老百岁之后，口中换新牙，汗毛会变长，死后化为虎，能回家探亲。楚雄东北境乌蒙山区彝族，甚至有一老牧人死后化为黑虎，回来向新牧人索食山羊的传说。彝族有关人死后化虎的传说，反映了本族群古老的图腾祖先信仰。贵州彝文经典《笃慕源流》说：武洛撮一世有十二兄弟，乃娄珠武的十二个儿子，其中“有十一家过河去变了，……武珠四是缔，缔朱变成虎，住到箐里去”。[26]（P85）云南彝文典籍《夷僰榷濮》说凡人变化而传下的九个好儿郎，“来到北方后，变化成人虎”。[27]（P22）在西南彝人的宗教信仰观念中，人火化成虎回归为祖可谓根深蒂固。

人虎互化是彝族先民虎崇拜的内容之一，贵州威宁彝族民间故事《虎妻》，就讲说一个姑娘能变为虎且能回变成人的故事。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烧尾》载：

士子初登荣进及迁除，朋僚慰贺，必盛置酒馔音乐以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谓虎变为人，惟尾不化，须为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为人，本尾犹在，体气既合，方为焚之，故云“烧尾”。[28]（P38）

可见虎变为人之说在中原地区亦有流传。有关彝族先民人死化虎的传说，也见载于明清汉文史籍中。明陈继儒《虎荟》卷三说：“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老则化为虎。”[21]（P451）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说：

楚雄迤南□夷名真罗武，人死则裹以麞、鹿、犀、兕、虎、豹之皮，抬之深山弃之，久之随所裹之皮化为其兽而去。[29]（P131）

明谢肇淛《滇略》卷九《夷略》载：

蒙山老爨不死，久则生尾，不食人食，不认子女，好山恶家，健走如兽，土人谓之“秋狐”。然亦不恒，有元时，罗武蛮罗僄百年尫弱，子孙以毡裹送之深箐，后生尾长一二寸，相传三百岁，不知所终。[4]（P229）

清钮琇《觚膡》卷八《绿瓢》，对彝族先民化身故事记载更为详实：

滇中猓猡有黑白二种，皆多寿，一百八九十岁乃死。至二百岁者，子孙不敢同居，舁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粮。此猓渐不省人事，但知炊卧而已。遍体生绿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长于身。朱发金睛，钩牙銛爪。其攀陟岩壁，往来如飞。攫虎豹麞鹿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绿瓢”。[30]（P93）

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十四亦载此事，称“云南黑白猓猡，往往有寿至百数十岁者，相传至二百岁”。[31]（P198）年老生尾长一二寸是行将化虎的征兆，彝族民间关于祖先化为虎的传说，是先民虎图腾祖先化身信仰的历史残留。化身信仰早在神话时代即已产生，化虎故事是基于原始思维观念的产物，化身信仰由原始初民的思维方式所决定。远古先民相信人与物的互化，这正如何星亮所指出的：在图腾制时代的原始思维有“图腾祖先化身信仰、人死化身为图腾的信仰和巫师化身为图腾的信仰”。[32]（P249-250）

我们再宏观审视西南少数民族虎崇拜的内容，其实西南各族群历史上普遍存在化虎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一《岭南道十五》载：

犭合獠多变为虎，其家相承有虎鬼，代代事之。若变成生虎，巫即杀鸡向林祭之，打竹弩弦作声，咀咒云云。[33]（P477）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二引《括地图》曰：“越俚之民，老者化为虎。”[34]（P3960）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博物志》载：“越嶲国之老者，时化为虎，宁州南见有此物。”[34]（P3944）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引晋顾微《广州记》载：

浈阳县俚民有一儿，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舔此儿，随所舔处，肉浮白而甚快。遂听牛日日舔之，儿俄而病死。其家葬儿，杀此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为虎。[34]（P3947）

明谢肇淛《滇略》卷十《杂略》载：

隆庆末年，陇川有百夷夫妇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有活鱼六七头。持归，烹食之，夫妇皆化为虎。残害人畜不可计，百方阱捕，竟不能得。[4]（P250）

贵州民间有关化虎的各种传说，在汉文史籍中亦有不同的文本记载。清田雯《黔书》卷下载：

关索岭下蛮村中，一妇人化为虎，虎文炳如，夺门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数日，必来顾其子。少倾，垂头鞅鞅而去。[35]（P460）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载：

贵州平越山寨苗妇人，入山迷，不能归。掇食水中虫蠏，不觉化为虎。[36]（P247）

贵州民间甚至还有人被虎吃，因而变化成仙之传说。由此可见岭南的俚、獠，西南的苗、蛮、百夷各族群，都有老者变为虎的传说。老者化为虎反映出先民的图腾祖先崇拜观念，在灵魂不死的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先民的类比思维将化虎视为人生命转化的归宿。

在民族志资料中更有丰富的化虎传说。哀牢山拉祜族有虎养人类祖先的传说，今澜沧拉祜西支系有老则化为虎的传说。纳西族虎氏族以虎为图腾，民间流传人变为虎的生动传说，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二十二载：“元初，丽江之白沙里夷人木都牟地者，性刚勇，偶抱愤事，卧于磐石之上，须臾变为虎，咆哮跃去。至今，迹存石上。”[31]（P206）纳西族《虎的传说》神话，讲英雄塔玛布里用弓箭射死老虎，剥下虎皮切成九大块，分别将虎皮送给美利东主及九个儿子，他们分别战胜了残暴的美利术主及九员战将。又将虎皮送给崇忍利恩及三个儿子，崇忍利恩去和魔鬼打仗，杀死了凶恶的黑牦牛，崇忍利恩的三个儿子分别成为藏族、纳西族、白族，三弟兄的英雄名声天下传扬。[37]

在汉文语境中有关虎化身的传说，以廪君化白虎神话流播最为广泛。《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血，遂以人祠焉。”[8]（P2840）廪君化虎神话在魏晋史籍中，还进一步有虎化为人的文本。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载：

江汉之域，有貙人。其先，廪君之苖裔也。能化为虎。……或云：“貙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38]（P152）

此有关人虎互化的神话，亦见于晋张华《博物志》卷二的记载。土家族先民廪君蛮将廪君之死，视为其魂魄已化为白虎图腾。在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观念中，每个人都是自己氏族同一图腾祖先的化身，人死后灵魂不灭而将返归先祖图腾。民族志资料所见人虎互变的化身神话，其实反映了远古先民灵魂返祖的原始宗教观。

我们注意到对民间信仰中虎化身的观念，道教、佛教都予以吸取改造，以宣扬其长生成仙或灵魂转世学说。梁任昉《述异记》卷上载：“汉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岁则牙蜕而角生。”[25]（P616）《会稽典录》说：“葛仙翁凭白桐几学道数年，白日登仙，几化为白虎，三脚两头，往往人见之。”[39]（P532）唐杜光庭《录异记》卷五《异虎》，记录两则化虎变身的神异故事，称“知其是虎所化也，皆敬而惧之”。[40]（P870）道教虎化身说已具有仙话的特点，民间广为流传的廪君神话，就被道教吸取为道教仙话。《法苑珠林》、《三国遗事》等佛经，亦有化虎、变虎而灵魂转世的记载。

在汉文史籍中虎化身故事不仅限于西南，在江南、中原各地都有不同的故事文本。如唐代志怪小说作者中，就有段成式《酉阳杂俎》、戴孚《广异记》、张读《宣室志》、薛鱼思《河东记》、皇甫氏《原化记》和《会昌解颐录》等。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百二十六至四百三十三，其中共记载23个人虎化身的变形故事。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张诚》、《白于玉》、《黑兽》、《阳武侯》、《赵城虎》、《向杲》、《梦狼》、《苗生》、《二班》，都是有关虎变化的神异故事。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六十搜罗虎故事较多，明陈继儒撰《虎荟》六卷，更是搜罗荟萃历代虎故事的大成，其中不少是关于虎化身的神话传说。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源远流长，并与中原汉文化语境中的虎崇拜，有着诸多相同的信仰要素。这些相同的虎文化信仰要素的形成，是秦汉以来在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下，历史上各民族间文化双向传播的结果。本文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虎崇拜的考察分析，可见西南少数民族虎文化丰富了华夏虎文化的内容，中华虎文化在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有其地方化、民族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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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iger Worship in Religions of Southwest Ethic Groups in China

Zhang ze-hong 

Abstract  Worship of tiger had been prevalent in the tradition of Yi branch in the ethic groups of Southwest China. Nan-zhao Power built by the ancestors of Yi in Tang Dynasty’s southwest area had carried out Big-Insect-Skin system wich characteristic is worship of tiger. This paper compare and study the belief realities of tiger culture between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and Central Plains, under the theory of Plural Patterns in One Whole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inks that worship of tiger is a general belief custom of Di-qiang ethnic group and that the legend of becoming tiger after death mirrors soul modes of thought in ancestors’ religious belief. And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tiger worship among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has its characteristic of local-nationality in folklore belief system of Chinese tiger culture.

Keywords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tiger adoration, Nan-zhao Power, tiger totem, legends of becoming tiger.

说明：字库未有字用下化线表示：

1．红髟巾（髟巾，此字为“上髟下巾”）；

2．犭合獠（犭合，此字为“左犭右合”）；

作者简介：

张泽洪，四川三台人，1955年9月生。先后获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四川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西藏大学兼职教授，2002年度遴选为四川省学术带头人。2003年以来为四川大学“214人才计划”第2层次人选，2006年为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创新研究基地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学术著作有《道教神仙信仰与祭祀仪式》、《道教斋醮符咒仪式》、《道教斋醮科仪研究》等，参加《中国道教》、《道教大辞典》、《道教仪礼》、《四川省志·民族志》等十六种著作的撰稿，专著及撰稿著述共计235万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9篇，其中CSSCI核心刊物83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宗教》、《民族研究》转载14篇，《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转摘1篇。在国际刊物《东亚人文学》发表2篇论文，在台湾国际汉学著名刊物《汉学研究》发表1篇论文。在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权威刊物《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发表《许逊与吴猛》、《城隍神及其信仰》、《“巴氐”辨疑》、《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瑶族社会中道教文化的传播与衍变——以广西十万大山瑶族度戒为例》、《净明道在江南的传播及其影响——以道派关系史为中心》、《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论道教的唱道情》等8篇论文。《道教斋醮符咒仪式》获2000年度“卿氏学术基金会道教文化优秀著作奖”，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1年度)。《道教神仙信仰与祭祀仪式》（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1月，31万字。），获四川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叁等奖。译著《坐禅如斯》。

张泽洪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成果涉及宗教学的道教研究，民族学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目前在中国道教史的净明道研究，早期正一道研究，灵宝派研究，道教民间俗神信仰研究，道教斋醮仪式的历史及科仪思想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四川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等领域，都有多篇有功力的学术论文，是近年国内具有创发力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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