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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重庆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具有鲜明地域及民族特点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物上,往往铸造或雕刻有一些动物、植物或人形纹饰符号。较为常见的纹饰有虎纹、鸟纹、手心纹、兽面纹等,其中以虎纹最为常见。据统计,巴蜀兵器上的虎纹饰约三十种[1]。从近年大量新出土的巴蜀青铜器看,其纹饰种类已超过三十种。虎形纹频繁地出现在巴蜀青铜器上,而且往往处于器物最突出和最显著的位置。这清楚地反映出巴蜀先民对虎之崇拜。对于虎纹的性质和涵义,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假说,主要有图腾说、族徽说、文字说、虎神说等四种观点[2]。这四种说法各有道理,相对而言,笔者更赞成图腾说。但虎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又同时具有族徽、文字和神灵的特性。
一、虎纹是巴人图腾的象征和标志
笔者认为虎是古代巴人及一部分蜀人的图腾崇拜物,而虎纹则是巴人图腾的象征和标志。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阿尔衮琴部落奥吉布瓦方言。人类学家摩尔根说:图腾“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3],他认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某一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是氏族群体的标志。人类学家何星亮认为,图腾曾有三种涵义:图腾指血缘亲属;图腾指祖先;图腾指保护神。他根据世界各民族的图腾文化资料归纳出了图腾文化主要有六方面特征:其一,相信某种有生物或无生物与某群体(氏族、胞族、部落、民族、家庭)或个人存在血缘亲属关系;其二,相信自己的始祖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是自然现象,或是半人半兽等,相信自己的始祖系由人与某种动物结合而生;其三,氏族、胞族、部落、民族、家庭或个人以某物为保护神,相信人们与它有特殊的关系;其四,氏族、胞族、部落、民族、家庭或姓氏等以某物命名,并以它作为识别的标志;其五,相信人或帝王、巫师能化身为某物,相信人死后化身为某种物象;其六,古代有某物是本群体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的传说,现在又有与之相关的各种禁忌、仪式、神话和艺术等[4]31-32。
考察古代巴蜀先民的文化遗迹,笔者发现这些文化遗迹与以上六个特征基本符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5]2840巴人的首领廪君与虎的结合,使巴人原先信仰的虎人格化了,巴人与白虎之间也就发生了血缘关系。从此,巴人即虎人,巴人是廪君的子孙,也就是白虎的子孙。白虎成了巴人的图腾。巴人信奉白虎还表现在祭祀方面,巴人以人祭虎,这在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樊绰的《蛮书》、陈继儒的《虎荟》及现代民族学调查材料中都有反映。在艺术方面,巴人往往将其虎图腾刻画于生产、生活器具上,这也已经得到现代考古学的证实。
二、巴蜀青铜虎纹的主要文化功能
虎纹是巴人图腾的象征和标志,对于古代巴蜀社会意义非凡,在其文化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族群整合、社会教育、文化传递和巫术等方面。
(一)认同与识别:虎纹的族群整合功能
虎纹是巴蜀先民图腾的标志之一。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在原始族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体现了群体起源的同根性,强化了族群成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是维系群体统一的重要纽带。对于各个民族而言,其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血缘纽带的牢固性。施密特神父曾指出:“图腾崇拜是一些民族中一种离奇的现象,即他们以为自己的家族或部族与某种动物有血缘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亲属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6]
对虎的共同崇拜,使族群成员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只要是崇拜虎图腾者,彼此便互认为亲属。我国白族虎氏族成员认为,同图腾者皆为亲戚,如远方相遇,虽素不相识,但只要是以虎为图腾的,便亲如兄弟,生死与共[7]。克木人也有类似的习俗,如果水鸟氏族的人到某寨去串访,那么该寨内凡属水鸟氏族的成员均热情接待,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只要其属同一图腾的,便视为亲戚一般[8]。图腾崇拜对增强族群整合与认同方面的如此重要作用,使其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而代代延绵流传。直到北魏,巴人中廪君的后裔仍崇拜白虎,故又被称为白虎夷[9]。
图腾也是最早的社会组织的标志和象征,具有区分群体的重要功能。巴人大量地将虎纹或刻或铸于青铜器物上,其目的之一便是用于群体的区分和识别,具有标记的意味。土人将袋鼠、鹰、蜥蜴、鱼等动物的形状加于器物上以为记号,这种纹饰即为其图腾[10]316。
原始民族往往以图腾作为部族的名称和标志,通过命名,来划定本族的活动区域,增强族群的对外识别功能。《史记》“五帝本纪”中曾记载:熊、虎等六种动物“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11],学界一般认为这六种动物实际上是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也是他们的图腾标记。而在甲骨文记载的商卜辞中有多条关于“虎方”的记载。邓少琴先生认为:“虎方实际上就是指西周时的巴方”[12],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潘光旦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也以虎为图腾。其所居之地名多带“虎”字,如湖南境内的白抵城、百曳滩、便溪砦、百节峒、柏子山和贵州境内的并渠县、必际县、毕节县等地名、其义均为“虎”[13]。中原民族以虎称巴人之地,这也间接地表明了巴人对虎的崇拜。
(二)图腾与勇武:虎纹的社会教育功能
图腾崇拜表面上看是对动物、植物的崇拜,但其实质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拜形式。图腾有强化祖先认同的功能,在一定的文化圈中,同一图腾崇拜也就意味着同源共祖。对于一个部族的维系和发展而言,记住祖先的恩情与功德是至关重要的。祖先不仅有生育之功,更有繁衍之力。正是因为他们披荆斩棘与艰苦开拓,所以才有了部族现有的存在,图腾崇拜也才具有了图腾教育的功能。
巴人相信虎是祖先的化身。《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5]2840这段记载,道出了巴郡南郡人的来历和他们祖先艰苦创业的光辉事迹。智勇并具的廪君在成为部族首领后,带领他的族人向清江流域迁徙,并打败了当地的盐神部落。廪君对族群贡献巨大,以至于在死后还被赋予化虎的神话。
将虎纹铸刻于青铜兵器、乐器上,这既寄托对祖先的追忆,又激励后人奋发图强,建功立业。直到今天,巴人后裔土家族的一些人抱着小孩子谒拜祖先时,还保留着一种习俗,即“请祖先相认自己的虎族的后裔,从而将小孩看成自己的子孙。这是颇有原始氏族图腾验证的古风遗俗”[14]。事实上,这种认虎为亲的现象在西南民族中较常见:白族虎氏族以为其始祖为雄性白虎,他们相信自己进山遇虎时不会受到伤害;彝族传说他们的始祖母是黑虎;普米族非常崇拜虎,认为虎是“根根”(祖先)。此外,摩梭人、傈僳族虎氏族、怒族虎氏族也有类似的现象[4]66-68。
巴人素以勇猛著称,武文化发达,武风浓郁。这在史籍中多有反映:有人甚至提出“尚武是巴人文化的显著特质”[15]。巴人的骁勇善战与他们的勇武教育分不开,而虎纹在武力教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虎乃百兽之王,又是武力和战争的象征,虎的形象常会唤起人们神秘敬畏之感。巴人以虎为图腾,将它铸造于兵器上,企望在战斗中可以获得虎的威力与神性,得到庇护,并增加自己的战斗力,达到威慑敌人、取得胜利的目的。狂热的虎图腾崇拜意识使巴人形成了一种勇猛顽强的民族性格和尚武善战的作风。由巴人及其后裔组成的军队,在历史上以作战勇猛而威名远扬。巴人将士在作战时,手中握有虎纹青铜兵器,将领头上戴有“虎形面具”,他们高唱战歌或狂舞、吼叫,模仿猛虎动作。《华阳国志》“巴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谓之曰:武王伐封,前歌后舞也”[16]。四川郫县曾出土一件铜戈,很好地铨释了虎纹所体现出的巴人的尚武意识[17]。戈身中后部的两面,各铸有一造形特异、图案精细的虎纹,虎作向前腾跃状,头向戈锋、张口瞪目、狰狞凶猛,耳突出、向后伸。戈脊仿佛是虎口喷出的一道雾气,脊上有四个“泪滴痕”图符。在虎纹旁有一头挽椎髻、跪在地上、腰间悬刀的人像,仿佛是一个战败被俘的敌方首领。在此戈上,虎的雄姿英发和敌人的狼狈猥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三)记录与传承:虎纹的文化传递功能
虎纹也是一种早期文字,具有文化传递的功能。传统文化的延续对于原始部族而言至关重要。对此,马林诺夫斯基有过精彩的论述:“在原始状态之中,传统对于社会有无上的价值,所以再也没有比社会分子遵守传统更为重要的了。必须严格地守着前代遗留的民俗和知识,才能维持秩序与文明……初民的知识、社会、组织、风俗、信仰都是列祖列宗惨淡经营得来的无价之宝。得之不易,便无论怎样都要保存起来。所以初民的德操,以忠于传统为最重要”[18]23。
记录传统的最好形式莫过于文字。关于古代巴蜀是否产生过文字,学者曾有过激烈的讨论,目前“巴蜀文字”已成为学界公认的文字了。李学勤先生说过:“先秦文字除了汉字,可以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如果能够解读出来,必将对历史文化研究有较大帮助”[19]。张文教授通过对三种符号的论证指出:“巴蜀符号的确是一种会意文字,但多用于祭祀方面,它与殷商甲骨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是由于它本身过分的纹饰化倾向妨碍了它的发展进程,使它最终丧失了文字功能。”[20]他的论证角度新颖独特,对我们解读巴蜀文字不无裨益。
虎纹可能是巴蜀文字“虎”的象形文字(当然,这里的“虎”与汉语中的虎不同,它的涵义更广泛、更丰富)。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提出真正的初文应当是象形文字,一切文字没有象形文字作根据,就写不出来,他认为“如果我们简单地说,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那么一部分象形文字在两万五千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可以算是发生了。因为那些住在岩窟里的原始艺术家当然能使用少数语言,当他们画一只象,而又能把它叫作象,那么这个象的图画,应当就是文字”21]。虎是巴人的图腾,被大量地铸造于青铜器上,拥有同一图腾的人们一见便知其意,并用约定俗成的语音把它读出来。
上文提到的曾出土于四川郫县的一件铜戈上的虎纹饰或许就是关于某次重要战役的记载,在这次战役中以虎为图腾的巴人战胜了敌人,并俘虏了敌方的首领,而旁边的铭文则是对这个事件的记载。
遗憾的是巴蜀文字并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字,而是逐渐被其他文字所代替。这可能是由于巴蜀文字本身过分的纹饰化倾向妨碍了它的发展进程,使其最终丧失了文字功能。而此时巴蜀已经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文字体系,其周边又有更先进的秦、楚文字体系,这些文字体系在文化交流和秦、楚对巴蜀的争夺中不断地影响巴蜀文字。在秦灭巴蜀后,统一了文字(甚至还统一了思想)的强秦就更不可能允许巴蜀发展原有的文字。
(四)禳灾与祈福:虎纹的巫术功能
巫术是人们在蒙昧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们企图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通过一定的仪式对客体实施影响与作用的活动[22]。尽管在现代人看来巫术是迷信、愚昧的体现,但它在原始时代的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巫术能给原始人带来一些现成的仪式,为其提供心理暗示,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此外,巫术还能使他们的乐观精神仪式化,且始终保持心态的平衡。这些,都有助于其战胜恐惧,度过难关[18]77。
巫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虎纹及虎形器物则是行巫的重要载体。在古人的观念中虎能避恶驱祟。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烧皮饮之,示其衣服亦避恶。”[23]王充也说:“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犹主人猛勇、奸客不敢窥也。”[24]
从出土的考古资料看,巴人也深信虎形器物能驱邪。在曾是巴人活动区域的汉水上游陕南城固地区出土有数十件商代青铜“虎形面具”[25],在江汉平原西部的天门、钟祥等石家河文化遗址地层中还出土有用美玉雕成的虎形玉面具[26]。这些面具都是巫师在举行祭祀时佩戴的面具。以虎形镇邪的风俗在鄂西土家族中至今犹存,家有病人者,用虎形面具挂在“吞口”堂屋中柱上,以保佑家人安宁。这正是因为人们深信虎形器物能驱鬼祛邪[27]。
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在阐释商周铜器上所见动物纹样时认为:“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发挥作用……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祭祀祖先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媒介的神话性动物花纹,也就成为不难理解的现象。”[28]张先生的精彩推测对于我们探究虎纹的文化功能颇有参考价值。巴蜀虎纹是一种图腾标识,是巴蜀先民祖先的化身。事实上,巴人巫师正是通过佩戴虎形面具表示与他们的祖先附体合一。
一方面,人们相信虎形器物本身能够禳灾避邪;另一方面,虎又是巴人的图腾标识,是他们祖先的化身。这也导致了古代巴蜀地区巫风的特别盛行。因“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故巴人施行巫术时流行以人祭虎。这一现象在巴人曾经活动的地方多有记载。明朝陈继儒在《虎荟》卷五记载:“房胶(湖南省内,笔者注)间有白虎神,好饮人血,每岁其民杀人祭之”[29]。今考古学家发现在重庆小田溪、罗家坝、李家坝墓地均大量存在殉人的现象[30]。殉人方式很特别,在殉葬前先将活人作为人牲杀死,肢解成数段用来祭祀,然后再放入墓内作为祭祀供品殉葬。可见,如此大规模的殉葬,在人殉过程中,必定经过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杀人以为人牲的仪式。这与文献中记载巴人有用人祭祀祖先的习俗吻合。
这种巫术的目的一般都是为了向祖先禳灾祈福,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凡图腾都是那一图腾团族的老祖宗,也是他们的监护神和防御者,它给他们供给食物,驱除灾祸,给他们降示预言以指导他们趋吉避凶。如果它是一种毒蛇和猛兽,那更好,因为那样它更能为儿孙们尽防卫之责”[31]。而青铜兵器上的虎纹则与战争巫术有关,在巫风盛行的时代,交战前战争双方往往要举行巫术仪式[32]。虎既是巴人祖先的化身,更是他们的保护神,将虎纹刻于兵器有增加我方力量、请求神灵惩罚甚至毁灭敌方之意。
或许当年巴蜀将士在作战时,手中握有虎纹兵器,部分将领头上带有“虎形面具”,他们高唱战歌狂舞大叫。他们以这种独有的能鼓舞将士斗志的“巫滩舞”去与对方交战,而且在交战中,又经常是以巴人得胜而告终。至今,这种“巫滩舞”仍在民间流[33]。
作者简介:李军,男.福建邵武人.西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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