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地域分布、族称、宗教崇拜与民族传统意识分析夜郎的族属关系问题，指出古代夜郎与彝族具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夜郎  彝族   关系

古代夜郎的族属问题目前有：1.僚人说；2.濮人说；3.仡佬说；4.土著说。本文主要从有关文化现象探讨“夜郎”与彝族的关系问题。

 

一、 夜郎的分布

《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堞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陇 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司马迁首次记述了汉武帝时期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众多古代民族的称谓，分布及其文化特征。南宋范晔在《后汉书》中，沿袭《史记》、《汉书》之例，记述了西南夷的情况。

《续黔书》卷三：“夜郎，西南尼君长以十数，独夜郎为大。楚顷襄王遣奖庄豪伐之。军至且兰，椽船于岸，步战灭之。豪遂留王滇。旋夜郎仍自立为侯。汉武建元六年，遣唐蒙通夜郎。元鼎六年平且兰，遂平南尼侯迎降，锡以王爵。后仍杀之。置牂牁郡。后置益州，以牂牁属焉。晋永嘉二年，分牂牁，立夜郎郡，领夜郎四县，宋齐隋因之。唐武德四年，析尼州之宁尼县，置夜郎县。贞观八年，析巫州之龙标县，置夜郎。十六年开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置渭溪县。长安四年，以龙标所析之夜郎、渭溪二县置舞州。是今石阡、思南为尼州之夜郎也；今黎平、镇远为龙标之夜郎也；今桐梓正安为珍州夜郎也。若秦汉时之夜郎，则西距邛笮，东接交趾，凡数千里。今人徙知遵义之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史记·西南夷列传》：“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可见地广人众，而夜郎王为诸部落大长，故与汉使者言“汉孰与我大？”建元六年唐蒙出使南夷，夜郎听蒙约束，置夜郎县，属犍为郡，设一都尉。至元鼎六年开牂牁郡，设夜郎为一县，则其境当较广。夜郎城所在之地，《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汉书·地理志》说：“夜郎有豚水。”豚水即牂牁江，即今之北盘江。可知夜郎地在沿北盘江之处。《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说：唐蒙“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符县在今四川合江县，唐蒙自合江沿赤水河（大涉水）而南至夜郎境。延水即今乌江，其上游为鸭池河，庄峤溯乌江而上，捨舟至且兰，再经夜郎而至滇池。《宋书·州郡志》：“夜郎郡去州一千里，牂牁郡去州一千五百里。是时，宁州治味县，在今曲靖；牂牁郡治万寿县，在今贵阳；则夜郎在曲靖至贵阳三分之二途中。”从以上考校，夜郎应在今安顺一带。郑珍《牂牁十六县问答》曰：“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也。”又云：“夜郎县治在今安顺府治左右，其北当至贵筑，今贵州安顺府及贵阳府之长寨、永宁、定番、广顺四州、贵筑一县，当夜郎县地也。”方国瑜先生认为：夜郎临牂牁江，在安顺以西之关岭县县境，北盘江东岸（旧永宁州）有所谓红岩碑，论者或以为禹迹，或以为殷代鬼方纪功，或以为诸葛亮所作。皆任意附会，不可信。惟为较古之遗迹，可能与夜郎有关。① 夜郎设治之地，《汉书·西南夷传》：“河平中，夜郎王兴不服，牂牁太守陈立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至亭。”则王莽改夜郎为同亭者，即以其治所得名。《汉书》注引应劭云：“同亭，故夜郎侯邑。”《遵义府志》引杨慎《升庵集》云：“在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碑尚在，字已漶灭。”钱坫《新校注地理志》云：“夜郎，今曲靖府地。”《水经·温水注》杨守敬《疏》云：“夜郎，今沾益州境。”道光《云南通志》云：“夜郎在今沾益州，亦兼有宣威州地。”丁谦《汉书西南夷传考证》云：“夜郎在今曲靖府。”《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注引劭曰：“故夜郎国。”《水经·江水注》：“武阳县，故大夜郎国。”《通典》：“嘉州，故夜郎国，汉武帝开之，置犍为郡。”《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郡，夜郎国也。”刘琳校注云：“夜郎，则战国之世或战国以前已有夜郎国。据史书记载，夜郎国的疆域大致是：东起湄潭、遵义、贵阳、罗甸一线；北到仁怀、叙永、高县一线；西至昭通、巧家、会泽、东川、曲靖一线；南抵兴义地区；大致以南盘江、红水河为界。汉武分巴割蜀，合夜郎国之地以置犍为郡，除去僰道、符县旧属巴蜀而外，其自南皆为夜郎国。故应劭谓“犍为郡，故夜郎国。”具体言之，鳖县为犍为郡初治，则鳖 县本属夜郎。《汉志》犍为郡领县十二，在僰道之南者五：南广、汉阳、朱提、堂狼。此五县亦为野郎故地无疑（《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曰：“今泸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元和志》、《旧唐书》说同。协州即汉南广，曲州即汉朱提）。汉阳即属夜郎，则其北之严夷县亦必属夜郎。又据《新唐志》：‘南宁州（今曲靖），汉夜郎国’，可证今之沾益、曲靖亦在其境。《史记》称夜郎国临牂牁江，《汉志》夜郎县下载豚水，均指今北盘江、红水河，则北盘江两岸，红水河以北之地，包括汉晋夜郎、谈指、广谈等县（今安顺、六盘水、兴义三地区及黔南州独水河、曹渡河以西之地）亦属故夜郎国。此即广义的夜郎国之疆域。至其中心区域则仅相当于汉夜郎一县之地。“又云：故夜郎国首邑，有说在贵州桐梓，有说在长顺，有说在郎岱，有说在罗甸，有说在云南沾益。此诸说皆非。夜郎县只能在安顺地区以内求之。综合考之，其中心区当在北盘江上游、中游一带。安顺、平坝、清镇为“黔之腹、滇之喉”，夜郎首邑，宜在于此。

综上所述，夜郎的疆域大致包括东止湄潭即乌江以西的贵州地区，南抵云南滇东北地区，西到凉山东北部地区，北至犍为、叙永、高县、宜宾以南地区。以贵州永宁（今关岭）为中心地区建立的奴隶制部落联盟之国。

二、“夜郎”族称问题

大家知道，研究民族问题，不考虑到语言，那就等于在森林里闭着眼睛寻找道路。当然除了语言学上的证据外，还应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角度加以综合考虑。

族称是一个部落和民族世世代代相传的千古不变的称谓形式，也是了解和研究一个民族的开门钥匙。

夜，上古余纽铎部，中古余母祃韵。郎，上古来纽阳部，中古来母唐韵。

段玉裁注《说文》：“夜，舍也。天下为舍。休舍犹休息也。舍，止也，夜与夕浑言不别。析言则殊。小雅：莫肯夙夜。莫肯朝夕。朝夕犹夙夜也。春秋经夏四月辛卯夜，即辛卯夕也。”《广雅疏证》：“寅昏暗暮，夜也。凡日入以后，日出以前，通谓之夜。尧典云：夙夜出内联命，是也。寅者，王篇，夜也。引鄘风墙有茨篇中寅之言，今本作寅。”“夜”为余纽，有关资料证明其上古音是与相当的边音。② 由此可以看出“夜”为“尼”、“夷”之音记字。夷，上古余纽脂部，中古余母脂韵。

“郎”为来纽，其义亦为“黑”。来纽构成的“黑”之义字如《广雅疏证》云：“说文：齐谓黑为垆 ，字通作卢。黑土谓之垆。黑犬谓之卢。目童子谓之卢。黑弓谓之旅弓。黑矢谓之旅矢。黑水谓之泸水。黑桔谓之卢桔。”

“郎”疑为彝语或黑之音记字。

众所周知，以黑自称的是今天的彝语支民族，如彝族（诺苏）、纳西（）、拉祜等。诺纳拉其义为黑。

贵州地区因古代以“黑”自称的彝语支民族在那里居住，所以贵州地区又古称“黔”。《广雅疏证》：“黔，黑也。”如《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27年）初置黔中郡。”

隋唐时期，汉文史志将以“黑”自称和以“白”自称的民族记载为“乌蛮”和“白蛮”。《蛮书》：“乌蛮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白蛮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乌蛮和白蛮的大体分布是：“东爨乌蛮”，“西爨白蛮”。东爨乌蛮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滇池以东北到贵州湄潭以西及凉山的东北部地区。

西爨白蛮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滇池以西北到大理、西藏、青海等地区。

从今天的地名、水名也可看一斑。例如贵州地区的“黔江”、“乌江”、“泸州”、“黔西”等。这些江名和地名的“黔”、“乌”、“泸”皆以该地区以黑自称的彝语支民族居住而起。如“乌江”，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今贵州威宁州三岔河，出州东南境山，东流至黔西州与乌江合。”《贵州通志水道考》：“乌江有渭河来往，源出大定府东北八十里之陇纪箐，流至黔西州东北注乌江。北流二十余里有鼓楼水，合沙溪水来往，鼓楼水出黔西州西北二百四十里狗头坡，东南流纳沙溪水，行遵义、黔西之间，至石牛口注乌江。”又如“金沙江”，又名“泸水”、“若水”、“诺矣江”、“纳夷江”，皆以彝语支民族自古居于金沙江两岸，又自称“若”、“纳”之因而得此名。

综上所述，“夜郎”为彝语支民族无疑。那么，“夜郎”属彝语支哪个民族呢？从有关的文化现象来看，夜郎为今天自称为“黑彝”部分的彝族。

这里有一条重要证据可以进行比较。“黑彝”、“白彝”称谓在公元七至八世纪的藏文文献里记载作：（彝黑），（彝白）。这些称谓与唐朝时“吐蕃”与“南诏”有时联合对抗唐朝，有时又相互征战等往来有关。同时，从上述称谓现象中可以看出，“彝黑”与“夜郎”的音义是一脉相承的。

这里还有一条重要证据是，“夜郎”之称至今还保留在以正宗彝族自居的“依诺”支系中。“依诺”支系是凉山三大彝族支系中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凉山东北部的金沙江两岸及峨边、马边、美姑、金阳、雷波。其服饰特点是以黑为主的大裤脚、黑披毡、黑擦尔瓦。过去很少与外支系开亲。创造彝文的始祖毕阿诗拉则就是“依诺”支系人。凉山彝区普遍认为“依诺”毕摩是正宗的祭司。“圣乍”地区和“所地”地区的毕摩如条件许可都要去拜“依诺”毕摩为师学习一段时间。圣乍和所地地区一些大病也要去请依诺毕摩来驱鬼。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依诺”支系称谓与“夜郎”之称相合，而且从“依诺”支系的文化特点来看可能是最早使用彝文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并深受其他支系的推崇。

1930年左右昭通地区有一位姓张的知识分子在街摊上偶见一农妇卖旧物中有一枚印章，便以少许钱买了下来，因不识印章之字，当时写了一封信给在云南调查民俗的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该信于1985年在杨成志家中笔者还亲眼见过。大意是让杨先生辨识印章之字。该印章后被西南师范学院文物馆收藏，据说文革中已丢失，实在可惜。然其拓片印模载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印模上为彝文“夜郎木手印是”。与这枚印章字成一体的还有一枚威宁一带出土的蛙纽铜印彝文“堂狼山下木手印是”。③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彝语（司洛莫）义为木手印。这是一个古彝语词，早期专指一种传递军事信息的刻符木，相当于虎符。即一般的家支头人间将一小木头分作两块，上有合为一块时吻合其刻划符号的记号，遇有急事即拿此木手印告知对方，对方就以此为据马上召集人马，奔赴前方。    

三、“竹王”与彝族竹灵崇拜

《华阳国志南中志》：“有竹王者，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胸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与从人尝止大石上，命做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后渐骄恣。《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本将“遂雄夷狄”之“狄”字更为“濮”字。云：“狄是北方民族，与此无关。《水经注若水》用此文作‘遂雄夷濮’，又下文云夷濮阻城’，可治‘夷狄’为‘夷濮’之误无疑。”

笔者认为，史书一个字有时就是一段历史，后人译注时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更动，尊重历史是每个史学工作者所必须遵循的。狄”与濮在字面上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其全文如更动此字则全文与原义相去十万八千里，即原文记载的是氐羌系统民族文化，更动狄为濮后成了记载的是百越系统民族文化。④“狄”其实不仅指北方民族，也指南方氐羌系统的民族。狄”字从火构字中也可以看出，它是尚火尚白的氐羌系统以白为自称的称谓。遂雄夷狄与后来的彝族奴隶社会中黑彝统治白彝的社会现实是相符合的。

大致说来，汉藏语系民族分两大系统，一是以父系氏族文化为主导的尚火尚白民族，如羌、藏缅、普米、白、土家（含组中的上古殷人，《广雅疏证》：檀弓云：殷人尚白。戒事乘翰。翰与通。，白也。）一是以母系氏族文化为主导的尚水尚黑民族，如彝、纳西、拉祜、哈尼、傈僳、基诺、怒（汉族中的上古周人，《广雅疏证》：周官牧人，阴祀用黝牲。郑众注云：黝，读为幽，黑也。）

需要说明的是，彝族中的黑彝以尚黑为主，白彝以尚白为主。黑白文化在彝族文化中兼容之。其实，汉文史志中的氐、狄”、吐蕃的吐，皆为白之义。

氐，上古端纽脂部，中古端母齐韵。狄，上古定纽锡部，中古定母锡韵。的，上古端纽脂部，中古端母锡韵。

《广雅疏证》：的，白也。尔雅释畜：的颡，白颠。舍人注云：的，白也。颡，额也。额有白马，今之带星马也。

氐羌系统民族在后来的汉文史志中以“白蛮”称之；黑夷系统民族在后来的汉文史志中以乌蛮称之。

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黑夷成为后来的黑彝贵族，是彝族奴隶社会时期的统治者；白夷成为后来的白彝臣民百姓，是彝族奴隶社会时期的被统治者。故上述所说的遂雄夷狄与后来的彝族奴隶社会黑彝统治白彝的社会历史渊源是一脉相承的。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夜郎）南夷之君，西僰之长。《主父偃传》：“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明一统志东川府》引《元一统志》：“乌蛮富而强，白蛮贫而弱。《贵州图经新志普安州》：“罗罗有黑白之异，黑者为贵，而白者为贱。嘉庆《雷波厅志风俗夷俗》：“夷分黑、白二种，黑骨头为蛮酋之嫡派，白骨头乃部落之遗种；黑少、白多；黑主、白奴。民国《大定县志》：“一曰倮罗，本卢鹿部。或称罗啰，或称乌蛮，或称罗鬼，一也。有黑白二种，黑者为贵，白者为贱。其头目四十八。其为人，长身而深目，黑面，勾鼻，白齿，男子剃髭而留髯，以青布束发，结髻向前如角状。

再从民俗学资料来看，夜郎之竹王传说在彝族地区普遍保留此现象。

凉山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说：笃莫生三子，三子不会说话，阿普约曲乌说要到山中砍三节竹子来烧，三子自然会说话，根据黑乌之意砍来三节竹烧爆后，老大说藏语成了藏人的祖先，老二说彝语成了彝人的祖先，老三说汉语成了汉人的祖先。

贵州地区彝文文献《西南彝志》、《爨文丛刻》，云南地区彝文文献《尼苏夺节（彝根）》、《查姆》、《梅葛》等都有笃莫传说有关的记载。其实，“笃莫”就是竹王，“笃”义为“竹”，莫义为王。竹，上古端纽觉部，中古知母屋韵。彝族地区普遍将竹王列为崇拜的对象，而且被视为本民族源出的植物或搭救祖先性命之物，作为本民族的祖先和保护神进行祭祀。

贵州威宁青彝传说：古时，有个在山上收耕之人，避雨于岩洞中，看见几筒竹子从暴涨的河水中漂来。

他取一筒划开，内有五个孩儿，遂收养为子。五子长大之后，一人务农，子孙繁衍成白彝；一人铸铧口，子孙发展成为红彝；一人编竹器，子孙发展成为青彝。为了纪念祖先出自竹子，青彝始终以编篾为业。由于彝族从竹而生，故死后要装菩萨兜，让死者再度变成竹。⑤

云南镇雄的一些彝家，在村中修一座祠堂，祠堂内供有竹灵筒。每一位祖先有一个灵筒，其配偶死后，灵筒要用竹丝绑在亡夫亡妻的灵筒上。上三代死者的灵筒可以入祠堂内供奉，下三代死者的灵筒则只能放在祠堂门外。论资排辈将灵筒移进祠堂。移筒仪式由祭师主持，家人亲友在祭棚外各围柴火一堆，溯宗谈笑。这种宗教仪式的含义是：彝族的祖先是从竹子中来的，表示人死后要回到竹子中去。⑥

广西彝族认为其祖先是从兰竹中来的。古时，从兰竹中爆出一个人来，面貌似猴，出生就会说话，其名叫亚槎，住在地穴里，穿的是芭蕉叶，吃的是野鼠和果类。有天在坡上拣果子，偶然看见一只猕子睡在梨树下，他拾起一块石头摔下去，那只猕子一点不动，于是两情相投，遂配为夫妻，他们的子孙就是罗罗（彝族）。⑦

凉山彝族地区每家都要做竹灵牌和送竹灵牌。凉山彝族叫“竹灵牌”为“玛都”，玛义为“竹”，都义为源。做灵牌和送灵牌具有十分复杂的仪式。⑧

汉文史志对彝族的竹灵牌亦有所载。《云南通志》：“彝族葬无棺，缚以火麻，焚之于山。即焚，鸣金执旗，招其魂，以竹签裹絮少许，置小篾笼，悬生者床间。”《宣威州志》：“黑罗罗死则覆以裙毡，罩以锦缎，不用棺木，三五七举而焚之于山，以竹叶草根，用‘必磨’因裹以绵，缠以彩绒，置灵筒中，插篾篮内，供于屋深暗处，三年附于祖。”《大定县志》：“鬼筒筹，在城西三十里，深林密筹，崭绝难登，夷民以筒盛木主，谓之鬼筒，相传岩山安宣慰鬼筒存焉。”“鬼筒”即“灵筒”。周去非《岭外代答》家鬼条：“家鬼者，言祖考也。”《论语·为政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综上所述，“夜郎”的“竹王”传说与彝族“笃莫”传说和竹灵崇拜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出其文化渊源关系。故“夜郎”是以彝族为主的尚黑彝语支民族建立的古代奴隶制国家。“遂雄夷狄”具体表现了其征服当时的诸多“白蛮”小部族，及其尚黑的“乌蛮”小部族，在秦汉时贵州关岭一带建立起“黑夷”（即后来的黑彝贵族）统治中心，即当时的部落联盟的奴隶制国家。

四、“夜郎自大”与彝族传统意识问题

元狩元年后汉使臣入“西南夷” 夜郎地区寻求通往身毒的道路时，夜郎王问：“汉孰与我大？”自此，“夜郎自大”成为千古名言。

“夜郎自大”的传统意识一方面表现了夜郎确实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统治王国，一方面表现了当时的人多兵强马壮及经济繁荣，故自恃强大“常隔滇道”，又抗命不出兵袭南越并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前112年汉王朝以八校尉统兵征讨未克，次年汉以参加平南越的兵力增援，经激战“斩首数万”才消灭了且兰政权，并将受夜郎控制最深的地区单独设置为牂牁郡。前111年“上（武帝）以为夜郎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当时西南夷“独夜郎与滇受王印”。其在联盟中的领袖地位，为汉所确认。至前27年时，因句町等部势力增大而不听命于夜郎部，夜郎王歆举兵攻击。

“夜郎自大”的传统意识在凉山彝族社会中表现非常明显。由于受彝族奴隶社会意识的影响，认为除彝族外其他民族都可以掠为奴隶，强大的家支也可以征服弱小的家支将其掠为奴隶。

“汉孰与我大”与“掠蜀为奴”是有内在联系的。凉山彝语“蜀”义项之一为“汉人”，“蜀”义项之二为“奴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时期的多数奴隶都是从汉区抢掠来的。由于“蜀”一词含有“奴隶”之义，所以现代凉山彝语交际中多避讳“蜀”一词，多用“汉家”、“华”、“夏”等词。因现代凉山彝族社会中奴隶出身的人们也反感听到“蜀”一词。

有关“掠蜀为奴”的现象见于早期历史纪录的，如《华阳国志》卷十《禽坚传》说：“文信为县，使越巂，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坚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成都府人物传》曰：“禽坚，字孟由，成都人，生而失父，及壮，乃知父为夷所得，三出徼外，经六年乃遇。”禽信在夷中十余年，被辗转买卖。禽坚的时代（东汉时期），凉山地区已是奴隶社会。《通鉴》卷二四四：“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全唐诗》中徐凝《蛮人西川后》：“守隘一夫何处在？长桥万里只堪伤。纷纷塞外乌蛮贼，驱尽江头濯锦娘。”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锦江南渡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又《过大渡河蛮使许之泣望乡国》：“大渡河边蛮亦愁，汉人将渡尽回头。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别巂州》：“越巂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变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

1935年常陇庆、施怀仁等写的凉山彝族地区调查报告：黑夷性喜劫掠汉人，沿凉山一带人民，备受其祸。其人也，不独取其财，掳其人。且栋梁窗扇，石磨铁锄，牛羊鸡鸭，甚至一钉之微，一缕之细，凡可移动者，亦皆席卷而去。通常称此种抢掳为洗劫，实吻合之至。方其将汉人掳到，即将衣服尽行褫去，痛打一顿，名为见面礼。若此撼人系多数夷人共擒得，则需备受诸夷之轮流毒打。但妇孺则待遇稍好。擒得之人，除幼儿外，均于颈上系以粗羊毛绳，牵之行走。若稍抵抗，或不能行走时，即行杀却。或用石锤死。至家以后，即迫供操作，强使习夷语。日惟给以苦蒿叶所作之粑粑数个，强使充饥。渴时则饮冷水。日间则围破羊皮以资护体，夜间则使宿地窖中，并须捆系手足，窖上犹加重板，严密覆盖。设数人共囚一窖，则矢溺充斥，往往一宿即毙。又禁汉人私语，犯者痛责之，以为各汉人之戒。每用荆棘为鞭，令汉人自行毒打，晕厥后，则用椒末水喷其身，使痛苦极端，而不至死。盖倮罗之视汉人，犹汉人之视牛马，为家中财产之一部分，可以鞭挞之，而不愿杀毙之。总以其不敢逃逸，日就驯服为度。故被掳之汉人，往往求死不得，备受惨毒，沦与畜类生活。天地间之至，莫过于此也。掳得之人，若有过剩，或系同一家庭，同一里居，即须转卖远方。雷波之人，多买入昭觉，建昌之人，则卖入峨边。又不使同在一处，强令其父子夫妇，彼此分离，乡里乡党，莫由再见，以免同谋逃窜，阴蓄意谋也。其索价之标准，则如汉人之买牛马。身强力壮者，可得银百数十两，次者数十辆，老者最贱，仅俱数两。小儿极易死亡，价值仅由数两以至数钱，盖与一鸡之值相差无几。小儿不能行走者，可以由母抚育，稍大即须另卖。

汉人自为俘掳后，饮食言语，完全改变，昼服力役，夜囚缧系。稍有触犯，即遭鞭挞。若身属富人，亲戚尚盛，被难之后，可备重金入山赎出。然若辗转变卖，贸迁多次，赎人者虽有返珠之愿，而被难者仍如石沉大海。若能生还土者，盖千不得一焉。

汉人入凉山后，即称娃子，备受异族之贱视残待，极易死亡。其得苟延残喘者，盖不过十分之一二。每年被掳去之汉人，虽常在一百以上，而实际存在者，非常之少。此等汉人，在以二年后，自知出世绝望，日就驯服，谨慎执役，亦可自由行动，且可与倮夷同甘起居，仅衣暖饮食，稍微粗劣耳。凡倮罗家中一切操作，如耕田打柴牧羊煮饭等事，皆由此等人往之。

黑夷惟袖手而食，督饬一切而已。⑨

从凉山彝族谚语中更加体现“夜郎自大”的思想意识。例如：“石头不能做枕头，蜀人不能做朋友。”“畜蠢水牛蠢，人蠢蕃人蠢。”“鸡蛋一样大，黑彝白彝一样大。”“家支面前怕得发抖，敌人面前凶得发吼。”“莫与妻子说真话，我在是我妻，不在是他妻。”“莫拾地上石，我在是我地，不在是他地。”有一典故说：“诸葛亮与彝族先民打仗，诸葛亮久攻不下，遂用美人计，彝王看见美女而神魂颠倒，随后就把秘密告诉了美女，美女将秘密写在箭上射到诸葛亮帐篷上，后来彝族先民大败。”不过，从历史传说诸葛亮五擒五纵孟获也好，七擒七纵孟获也好，他是采取以理服人的宽容民族政策的。

彝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也反映了“掠蜀为奴”的情形。例如彝族男子皆穿左耳戴银耳环。其作用是过去夜间在掠蜀人小孩为奴时，黑夜中用手先摸该人左耳穿不穿耳环，有耳环便认定是彝族人立即返回，无耳环则将其堵嘴装进麻袋抗回当奴。

综上所述，“夜郎自大”与彝族奴隶社会传统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反映了狭窄的井底之蛙的自我封闭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彝族奴隶社会的强权意识。

五、“黔驴技穷”与彝族传说

柳宗元《三戒·黔之驴》：“古黔地无驴，有人载一驴至，放置山下。虎见其庞然大物，惧不敢近。久之，稍近渐狎，驴怒而踢之，虎喜曰：技只此耳。虎直前搏杀驴，尽食其肉而去。”

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中“合”和“侯”赛变一章中有此则相仿的民间传说。其实，民间传说所说的内容是彝族内部互相征战和征服外民族一些弱小部落的事。传说中说老虎把驴吃了后只剩马鞍和马骨在那里。大家知道，彝族以虎为图腾。彝族旧称“罗罗”。《山海经》：“北海有兽，其状如虎，名曰罗罗。青虎谓之罗罗。”

当然，我们现在无法追究《黔之驴》到底实有其事，还是暗示古代黔之夷征服外来民族之事。

六、“夜郎”之境民族迁徙问题

秦、汉时期，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将夜郎国土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同时进行军事移民活动。到汉武帝时，由于夜郎王与句町王、漏卧侯举兵相攻，汉王朝乘机发兵，攻灭了夜郎国。以后，进入夜郎地区的官吏、商人等，被封建王朝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并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成为后来的“大姓”，一些从事垦殖活动的汉族移民和当地一些民族成为他们的居民，这样，打破了过去封闭隔绝状态，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同时，由于大量的外来移民和当地各种尖锐的民族矛盾迫使当地民族迁徙。秦汉时期的彝族先民在夜郎国破灭之后，可能有过若干次大规模的迁徙。这些迁徙与秦汉时期封建王朝的拓边活动是分不开的。因为封建王朝的民族政策是一种大民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当起推行时，具有相当的强制性和破坏性。受大规模的战争的影响和动乱的骚扰，夜郎国内民族的分布发生大规模变动这是可以想见的。彝族先民被迫不得不大规模迁徙。一部分北迁至贵州西北部，一部分西迁进入凉山地区，一部分南迁到云南东南部地区，一部分东迁到广西西林隆林地区。我们从凉山彝族普遍传说以昭通一带迁徙来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迁徙的时期从连名系谱推断可能为东汉至唐代左右。

我们从彝族方言分布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例如贵州彝族东部方言有些分布在云南武定和路南，广西的隆林等地。

我们再从彝文情况来看，夜郎国时期彝文就已经广泛适用于社会生活当中，并且已有不少经书文献之类的书籍。随后各支系带着经书文献各自到了不同地区继续发展完善。故此，才可能有今天各地的彝文如此统一，其各地的彝文相同成分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另外，如上所述的“竹王”传说与竹灵崇拜也和彝文一样，在夜郎国境内形成后随着各支系的迁徙而在各地流传的，故此才如此一致。

 

参考书目：

江应梁《夜郎是百越族属》，《夜郎考》（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92。

胡晓东、杨 国《夜郎讨论述评》，《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4期。

周维衍《古夜郎三题》，《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刘琳《夜郎族属试探》，《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

①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92年。

②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③ 参见《毕摩文化论》彩色图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可以“夷狄”之称由来已久。

⑤ 何耀华：《彝族的图腾与宗教起源》，《思想战线》，1981年6期。

⑥ 陇贤君：《彝族竹迹初探——兼论夜郎国的族属问题》，《西南民族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⑦ 雷金流：《广西镇边县的罗罗及其图腾遗迹》，《公余生活》第三卷第8、9期合刊。

⑧ 朱文旭：《彝族竹灵崇拜及其源流》，《彝族文化研究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⑨ 全国人大民委编：《四川省凉山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综合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