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凉山彝族婚姻制度中有男方送女方聘礼的习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的改变，民族传统文化出现被演绎、被误读的情况。从上世纪90年代，凉山彝族婚姻习俗中的聘礼、礼金开始上涨，到2010年更是不断飙升，使得原本一种婚姻礼仪习俗充满市场交换意味和买卖性质，甚至成为谋求经济利益的途径，传统文化被颠覆。聘礼、礼金的上涨看似提高了女性的身价，实际上却将女性身份商品化，让在社会生活中基本自尊、自主、自立的女性，在精神、情感、人格上又返回原点。
不断上涨的聘礼、礼金带来相互攀比、铺张浪费，诱民众于金钱至上恶俗，同时给每个婚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置农村彝族群众入贫困、返贫境地。高聘礼、高礼金还催生与之关联的社会腐败，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减轻群众精神和经济上的负担，控制婚姻聘礼、礼金的不断上涨，拒绝恶俗陋习和贪婪腐败，保持彝族传统良俗，提倡文明健康的婚姻文化，是当前凉山彝区社会生活之所急。

　　关键词：彝族  聘礼  礼金  传统  现状


开头语

　　近年来，凉山彝族婚姻聘礼不断上涨，甚至愈演愈烈，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凉山州政府领导和凉山州民宗委的意见，凉山州民族研究所成立课题组， [1]  对此开展调查研究。

　　课题组于2014年2月24日至3月23日，对凉山州西昌、喜德、越西、甘洛、冕宁、普格、宁南、布拖、昭觉、美姑，以及与凉山州相邻的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等11个县、市彝族聚居区，开展了历时一个月的调查。5月19日至5月22日，又对雅安市石棉、甘孜州九龙两个彝族居住县，进行了补充调查。

　　课题组调查范围涉及凉山州内彝族地区及相同习俗的凉山州周边散杂居地区彝族（诺苏支系），目标范围包括各县市农村、城镇社区，目标人群有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公职人员、退休干部、妇联干部、乡镇领导、村长社长、普通农民（包括打工者）、德古（民间调解人）、夫呷（婚姻介绍人）；调查对象涉及男性、女性、老人、青年。

　　从调查结果来看，婚姻高聘礼、高礼金现象在凉山及凉山周边彝族地区普遍存在，并且已经成为困扰凉山城乡彝族家庭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关注。

一、“聘礼”、“礼金”及现象

　　彝族婚嫁叫“搭桥娶妻”，彝族格言说：“野外雌雄鸟一巢，舍内夫妇人一家”，“有儿娶妻，有女嫁人”，“小喜鹊没有在老喜鹊旁边筑巢的”，“灵长类不善者家中母亲，把女嫁到远处人家；偶蹄类不善者野外母鹿，把儿带向密林深处”。大凡任何社会、任何民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婚女嫁为人类延续生命、维持社稷之根本。

　　1 、彝族婚姻制度中的聘礼

　　婚姻是民族文化习俗的一部分，它的传承与发展、保留与革除连接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不同的民族，其婚姻制度各不相同。以凉山彝族来说，其婚姻制度和周边汉族、藏族等民族有较大区别。“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迁后，政策干预、观念提倡对彝族婚姻制度是颠覆性改变。

　　前凉山彝族社会实行严格的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和姑舅表优先婚的婚姻制度。在等级相同的情况下，婚姻由父母包办，基本不考虑男女双方个人意见和情感基础，没有自由恋爱空间。婚姻缔结须经媒妁介绍，经血缘、遗传、家庭情况、家支背景调查后决定意向，之后选吉祥日子订婚、结婚。家支之间联姻，看重对方家支势力、等第及经济基础，追求门当户对。婚礼既讲仪式规范，又图欢快热烈，社区参与度高，属于家支、亲友、乡邻间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

　　聘礼汉语也叫聘金，是“旧俗订婚时，男方送给女方的钱财”，或“订婚时，男家向女家下的彩礼”。 [2] 在彝族，婚礼过程中男方家付给女方家的钱或物，彝语叫“尼普”，或叫“尼普尼塔”、“撮普”、“者果”、“席莫者果”、“夫者”、“俄让者”、“维普呷呢”等，意思就是“聘礼”。彝语“尼普”、“撮普”、“者果”、“夫者”中“普”和“者”的字面意义都是“钱”，对聘礼中“钱”的属性直截了当，所以汉人直接把它翻译为“身价钱”。但是，这种对金钱直截了当的说法，本质却未必是这样。

　　彝族的聘礼是通过双方“夫呷”（媒人）说定后，在婚礼之前或婚礼时，男方夫呷以及接亲的人到女方家，将聘礼经女方家夫呷和长者送给女方家（女方家接受聘礼后从中拿出一小部分作回礼），聘礼交接完毕，双方夫呷对这桩婚姻承担的使命就算完成。姻亲双方之前虽然约定了聘礼的数目，但是，按照习惯，男方第一次给女方的聘礼都不给完，只给五分之四或四分之三，甚至三分之二，这主要根据男方的经济条件或之前的约定。余下的部分，女方家庭一般不再讨要。因此，说某家女子嫁到某家聘礼给了、多少一般是虚高，这是女方家庭为面子和荣誉，或是讨个彩头。

　　彝族格言说：“弹毛纺线阿约阿歇兴起，婚娶聘礼兹尼史瑟发明”。据说，远古时代，人类嫁娶不给聘礼，所以父母难见子女，儿女经常夭折。到兹尼史瑟时代，兹尼史瑟嫁给兹惹蒂勒，开始“坐者（来宾中的主子）赠坐金，立者（来宾中的仆人）赠立金”。彝文文献《勒俄特依》也记载：石尔俄特赶着一群兔子、一群狐狸，驮着九对金勺，九对银勺，九驮金沙，九驮银沙去买父亲、找父亲。在母系社会，石尔俄特当然买不到也找不到父亲，最后只好到“约木接列”的“兹阿叠都”家娶了兹阿施色，自己当父亲，滋生、繁衍、发展了父系社会。 [3]《勒俄特依》中兔子和狐狸驮的金勺、银勺、金沙、银沙，就是石尔俄特送给兹阿叠都家的聘礼。以《勒俄特依》记载所言，彝族的婚姻聘礼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时代就出现了。格言所说和文献记载年代与细节有待考证，但是其中至少记录了历史的部分真实，至少说明聘礼的在彝族婚姻习俗中由来已久，而且长期延续。文化的延续以致彝族人认为“买牛不给钱，牛 脖颈无力；买马不给钱，马腰不结实；娶媳无聘礼，妻不生儿子”。

　　民主改革以后，认为彝族婚姻有包办、买卖性质，有近亲结婚、转房、娃娃亲现象，政府对凉山彝族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进行过三次轰轰烈烈的改革。不过，三次婚姻改革因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族群认同、礼仪习俗、价值观念，以及政府在婚姻改革中方法、技术、工作态度、思维习惯、宣传导向以及社会价值观差异诸多原因，婚姻改革尽管让彝族婚姻制度在社会层面上发生了改变，但是在民间，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姑舅表优先婚、收受聘礼等被政府和外族人认为需要改革的部分仍然程度较大地保留着。打破民族、等级、等第、贫富差别的自由恋爱，姑舅表优先婚、娃娃亲、收受聘礼的现象没有消除，甚至连同等级内等第之间的樊篱都未能彻底突破。所以，凉山的婚姻观念、婚姻制度至今仍然处于新与旧、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本民族与外民族制度认同之间的僵持、过度、融合阶段，仍然处于城镇、农村，少数人群现代观念与多数人群传统观念之间表现出的“双轨制”，传统婚姻制度和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

　　不过，有些问题越高压越反弹，人为的婚姻改革运动放松，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反倒使彝族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市场化，教育提高，眼界开阔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开始自我认知，自我纠偏，娃娃亲、近亲结婚现象反而越来越少。当然，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市场也像一柄双刃剑，在一些观念和习俗发生变化的同时，市场经济的力量也挟持了人们的观念和灵魂，出现了如聘礼、礼金方式和数字的变化，甚至出现反传统现象。比如彝族过去举行婚礼是不赶礼的，充其量是家支中血缘近的或同村居住的族人男丁买一点酒。近几十年来，在城里工作的人受汉族影响开始赶礼，但娘家人仍然是不赶的。而现在，新娘的婚礼甚至向娘家家支发请帖。

　　2 、彝族婚姻制度中的礼金

　　除了聘礼，凉山彝族婚礼男方还应送女方嫁装，婚礼当日还送女方父兄、叔父、姨婶、堂兄、族人、姨表以及送亲者不同名目的“卡巴洛萨”——礼金。

　　传统的礼金项目和数目都是比较少的。过去，西迄盐井，东到马边，北到大渡河，南到金沙江的大凉山彝族地区，婚姻习俗大体相同，在礼金方面也就“夫呷者”（媒人礼金）、“哦尼者”（舅舅礼金）、“玛兹者”（兄弟礼金）、“帕伍者”（叔父礼金）、“席勒者”（伴郎礼金）、“伟者”（族亲礼金）这6项，直到现在，多数地区仍旧基本的这几项。随着社会发展，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礼金项目，如出现了给陪舅舅来的长者的“俄尼尼却者”（陪舅舅坐礼金），女方没有亲兄弟而给女方姨表兄弟的“莫尼玛兹者”（姨表兄弟礼金），给女方家族送亲者的“格者觉者”（送亲礼金），给女方家族送亲长者的“尼莫尼者”（族叔礼金），给女方送亲男长辈的“多帕者”（父辈爱抚礼金），给女长辈的“多莫者”（姨辈爱抚礼金）等，甚至出现了“阿普阿玛者”（爷爷奶奶礼金），“嘎书普”（新娘步行礼金），“沙吉普”（女伴糖果礼金）等花样翻新的礼金。

　　 对凉山和乐山、雅安、甘孜13个县市调查，到目前为止存在26项礼金名目，每个县市存在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地方名目少，有的地方基本保持传统，有的地方花样翻新，不断派生和创新。

　　礼金送什么对象，送多少数目，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美姑、雷波、昭觉(部分)、越西(部分)、甘洛（部分）、乐山市马边县、峨边县等依诺地区项目较多，昭觉、越西、喜德、冕宁、甘洛（部分）、雅安市石棉县、甘孜州九龙县等圣乍地区居中，布拖、普格、宁南等所地地区少一些。

　　凉山彝族的婚礼习俗，男方送女方聘礼的同时，女方家也向男方或亲友回赠一些名目的礼金，以及钱或财物的“嫁妆”。如水田很好的甘洛县蒲昌，女儿出嫁了家里甚至送她几分地的水田作为基本口粮，这些水田价值好几万。

　　女方送男方的5项礼金中，目前为例，美姑和昭觉，女方回赠的订亲礼金数目和男方给的订亲礼金或伴郎礼金一样，一般是1000元；甘洛女方家给的背新娘（新郎弟弟辈的人背，等同于伴郎）礼金，和男方家出的陪坐喜棚（新娘兄弟辈的人）礼金是一样的，一般是500-1000元；美姑的背银子礼金是500—1000元，女方回赠男方的族人礼金与男方给女方的族人礼金数目一样是5000元，女方家赠送男方女婿裤子礼金是2000元。

　　总的来说，聘礼与嫁妆之间，男方送的礼金与女方回赠的礼金之间，还是有互赠互利、礼数交往的性质，并非只是一种单向行为。

二、婚姻的基础和性质

　　礼仪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社会存在状态。婚姻习俗的改变牵涉到一个民族或一个族群团体的自尊、情感、认同等深层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经纬。凉山彝族是一个充满礼品经济（如上表一、表二）的族群社会，它在婚姻文化（包括婚姻聘礼、礼金在内）方面的表现，反映了族群内部的社会生活基础和秩序，以及礼品经济规则所维护的文化内容。

　　1 、聘礼存在的基础

　　过去，凉山彝族家支社会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利中心和法律中心，“两个鸡蛋一样大，两个诺合一样大”，权力的存在不是中央集权的同心圆方式，而是多点分布，他们之间既互不统属，却又相互制衡。传统习惯法虽然影响深远，在家支内部颇有威慑力，但是在跨越家支时，往往漂浮为道德的力量，缺乏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法律保障。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婚姻家庭，个人的角色与家支关系密切。在婚姻个体中，男性处于强势地位，女性在地位、权利、生理、生育方面处于被动的境况。家支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延伸到血缘组织以外，婚姻聘礼、礼金就成为了一份份保证金或契约合同，在稳定婚姻家庭的同时，也把婚姻对象的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所以，婚姻是个人与家庭的私事，又是整个家支的公事，以及家支与家支之间关系的衡量尺度。

　　彝族婚姻制度中其责任关系是：对于男性，“灵筒可以取来玩，婚姻绝不可儿戏”；对于女性，“嫁女如射箭，能推不能抽”，箭头是有倒叉的，一旦射出去就只能往前不能退后。对于家庭关系，相互确认为一对夫妻，就是男性责任的履约，“再差劲的牯牛不抵母牛，再差劲的男人不打女人”，不虐待、不伤害妇女儿童是男性起码的道德品质。对于社会，家支与家支之间是“自己女儿坐人家 ，人家女儿坐我家”的互为遵守的社会契约关系。如果有男性伤害女性、女性利益受到侵害、出现婚姻家庭破裂等情况，就违背了姻亲之间、家支与家支之间的原则，“女儿后背是父兄，蜜蜂后背是崖壁，鱼儿后背是江河”，就会“伤害天鹅苍天怒，伤害女性父兄怒，杀害他人家支怒”。即使女儿的“后背”不够强硬，婚姻缔结的聘礼没有起到“保证金”的作用，接受了叔父礼金、兄弟礼金、族人礼金的娘家家支也会出面干预。另外，凉山彝族亲属关系，舅舅和外甥、外甥女关系密切，“杉树无舅舅，杉树任人伐；竹子无舅舅，竹梢任人弯；山茶无舅舅，树枝矮三截”，“没有舅舅都要找一口水井代替”，女性的舅舅家也会发声。以致，有些地方除了“舅舅礼金”，还有“俄尼尼却者”（陪舅舅坐礼金）。

　　2 、聘礼的性质

　　聘礼习俗不仅存在于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后凉山彝族社会仍然普遍存在。有学者认为，彝族婚姻聘礼是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附产品，如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买卖，是奴隶社会男性聚集财富的手段和途径。还有人认为，彝族婚姻中男方给女方钱财，是把女性当商品按人论价，钱财数目的多少就是女性身价的高低，是买卖婚姻的典型，买卖婚姻是凉山彝族婚姻制度的主要特征。
    说到凉山彝族婚姻的性质，就要回到前凉山彝族的社会形态这个话题。正是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社会形态，才存在凉山彝族——民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的等级婚姻制度。在这个婚姻制度下，不同等级之间不能通婚，甚至于“骨头软”与“骨头硬”的不同等第之间。骨头硬者嫁、娶骨头软者属“就低婚”，骨头软者嫁、娶骨头硬者属“就高婚”，整个社会歧视“就低婚”行为。一旦“可能”出现“就低婚”，就以超常数额的聘礼进行刁难，迫使对方退却。如果出现“私奔”或异常婚姻，可能形成“就低婚”，家庭或家支只能采取强迫当事人自我了断或对其“洛�次”（开除家支籍贯）。所以，现在谈到婚姻聘礼，我们常常把过去凉山彝族的社会形态以及上层建筑放在一边，孤立、割裂地谈论彝族的婚姻聘礼现象，所以出现一面在把凉山彝族社会定性为奴隶制等级社会，一面又把它的婚姻制度归结为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形成话题的自我矛盾。

　　地方志和民改后期的社会调查资料反映，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并非将儿女婚姻的聘礼、礼金作为聚敛财富的重要来源，他们有对异族掠夺、奴隶买卖、对敌对冤家战争劫掠、对奴隶百姓剥削获得财富的途径不说，还因为等级、等第形成了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并在婚姻中体现和维持。彝族老话说：“没有人家是靠嫁女儿发财的。”课题组调查中，年长的人（立克石波、曲比石美等人）认为，凉山彝族婚姻聘礼上涨，是从清末民初鸦片在凉山彝区出现开始的。之前，婚姻聘礼就两只“yo mgot mop”（音‘约果莫’，两岁母羊）或是两头“nyip gat mop”(音‘尼嘎莫’，两岁小母牛)。鸦片进入凉山，彝区大量种植鸦片以后，才变成“qux zzi vax zzi”（一对银锭和一对小母鸡）。在当时，在等级、等第相同家支之间通婚，特别是世代通婚家支之间都有规矩，聘礼基本为一种礼尚往来形式，绝对不是等级越高聘礼就越多。如果出现“就低婚”的非正常联姻，“就低婚”的一方聘礼上就男娶少出，女嫁多收，“就高婚”的一方就男娶多出，女嫁少收，高聘礼的本质意义就是女方不想与男方家开亲的礼貌回绝。

　　婚姻聘礼第二次大幅上涨是改革开放出现市场经济以后，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手里有了钱，聘礼、礼金随之上涨。巧合的是，第二次聘礼的大幅上涨也伴随着毒品在布拖、昭觉、美姑、西昌、越西、盐源等地的泛滥，以致于布拖有群众说：“布拖的房价和‘身价钱’都是毒贩抬起来的。”彝族格言说：“shax ne nix fur zze，mit ne le kep zze，gat ne ke she zze”（穷极吃聘礼，饿极出租牛，馋极吃狗肉），彝族格言也是彝族社会道德标准的语言诠释，是习惯法不成文的另类表述。格言的表述说明靠女儿聘礼发财为人所不齿。聘礼和礼金的非正常上涨，畸形经济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再回到凉山彝族婚姻制度性质，关于凉山彝族婚姻制度的性质，学术界有过多次专门讨论。20世纪70年代，由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5单位专家学者联合组成《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在编写本书前，曾分别在北京、昆明、贵阳、成都召开学术讨论会，对凉山彝族婚姻制度性质开展多次探讨，编写组成员之一曲比石美先生（原美姑县委书记、凉山州民委主任，彝族文化学者）就在研讨会上多次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曲比石美认为：凉山彝族婚姻制度主要属于包办婚姻。第一，凉山彝族等级社会中的诺合（包括兹莫）、曲伙两个主要等级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第二，凉山彝族等级社会中阿加、呷西两个次要等级的婚姻则是由“色坡”（主人）包办。对于儿女婚事，彝族格言说：“母亲主养育，父亲主婚嫁，兄弟得聘礼。”对于曲比石美的观点，编写组成员之一的李绍明先生（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提出质疑：在越西彝语里娶媳妇就说“xyp mop vu”即“买老婆”，而不是“xyp mop yu”即“娶老婆”，冕宁、喜德部分彝族也这样说。彝语里都这样说，所以有充分的依据说明彝族的婚姻是买卖婚姻。曲比石美先生回应：说彝族婚姻是买卖婚姻是一个大错误，过去对呷西呷洛（奴隶）是说“买”，但是从来没有“买老婆”的说法，而是说“娶”，女性嫁出去叫“fur”（音‘夫’），娶进来叫“yu”(音‘于’)，这是分得很清楚的。至于越西、冕宁、喜德部分彝语说“xyp mop vu”的问题，是因为在越西、冕宁、喜德彝语方言中“vu”（买）和“yu”（娶）不分，都发“vu”音，所以把“娶老婆”和“买老婆”都说成“xyp mop vu”就不奇怪了，这是语言因方言现象造成的误读。如果你说“买个媳妇”这就闹笑话了。 [8] 曲比石美的观点并非个案，在凉山年长有较丰富彝族文化修养者都认同这个说法，所以应该说，过去凉山彝族婚姻性质属于包办婚姻而非买卖婚姻。

　　这次在马边召开的座谈会，原马边县委副书记立克石波认为：彝族婚姻嫁娶性质的话题，民主改革以来大小凉山一直存在，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彝族人民的这种婚姻现象是一种风俗习惯、还是一种买卖婚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现在的社会来看，在婚嫁过程中实行一定的聘礼和礼金，并不只有彝族存在。其他民族不了解，汉族现在就谈婚色变，婚姻嫁娶中高聘礼是普遍存在的。高聘礼在汉族社会（形成话题的）影响力没有在我们彝族社会大，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聘礼一旦高起来就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因为我们承受不了，反映相对要强烈一点。汉族人口多，地域比较宽广，经济发展层次不同，所以它在社会层次当中有一定反应，但没有我们彝族地区反应那么强烈、那么普遍，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抛开这个实际情况，还在说买卖婚姻是不切合实际的。我始终认为聘礼和礼金这是彝族的一个风俗习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正当的风俗习惯。按照商品概念和商品的价值规律来讲，商品买卖后商品是我的东西，我可以任意处置，可以二次买卖、三次买卖，彝族婚姻中一个姑娘嫁了人还能二次买卖吗？而奴隶社会的奴隶就可以任意买卖。婚姻（买卖）不管你是上层的诺合阶层，还是曲伙阶层、呷西阶层都是不允许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奴隶是我买来的，我可以虐待，而在彝族社会你是不能虐待妻子或女性的，从这两个基本条件来说，我认为彝族不存在买卖婚姻。现在研究彝族婚姻聘礼是民族习惯还是买卖婚姻，认为是买卖婚姻的不少，但是有我这种看法的也不少。从年龄层次来讲，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接近70岁）都认为不是买卖婚姻，年轻一些的人认为：你拿了钱，拿了钱就是买卖婚姻。

三、聘礼和礼金现状

　　1 、聘礼现状

　　一个行为在一个地区形成传统后，就会成为一种相互延续的习俗，成为相对固定的社区约束机制，而且不会轻易改变。聘礼在彝族婚姻缔结中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民间一直保持着这种习俗。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落后，社会发展停滞，民生处于艰难度日时期，加上当时的政治运动和婚姻改革，彝族婚姻聘礼被定性为“买卖婚姻”，使彝族人不敢公开谈论聘礼。因此，聘礼额度十分有限，一般不过几十元，最多100至200元，到80年中期也就300到500元之间。

　　90年代开始，民众生存问题逐步好转，婚姻聘礼也开始增加，但是人们仍然不敢公开讨论婚姻聘礼，而彝族家庭的婚配权还掌握在父兄或家支手中，年轻人还无权自主自己的婚姻。但是，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社会的发展，彝族内部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思想意识开始发生变化，传统习俗、价值观念遭遇挑战。到2000年前后开始，婚姻聘礼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和民众收入上涨的速度，并且金钱和利益特征越来越明显。
 

　　2000年之后，过去隐秘、仍然以等级婚姻为基础、讲门当户对的婚姻开始公开，聘礼行为也由过去的私下操作变成公开讨论。2010年以后，美姑、昭觉、布拖、西昌为主，喜德、越西、普格、雷波、金阳、冕宁、盐源、宁南紧跟，还有州外的马边、石棉、九龙与凉山携手同步，聘礼礼金可以说是“极速”上涨，到2013年底，聘礼已经高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尽管有些县在这期间口头或出台一些文件进行干预，部分县暂时被遏制，但总体仍然呈上升的趋势。

　　关于聘礼上涨与城乡人众收入上涨之间的关系，我们以课题组首先到达地点，喜德县一位彝族干部的个案为例。

　　ax pu mux ga是喜德本地人，1996年参加工作，1998年12月结婚，当年每月工资收入297元，结婚时给女方家聘礼3000元人民币，3000元人民币刚好是他当年10个月的工资。到2014年2月，ax pu mux ga已经官拜喜德县某局局长，每月工资也从1998年的297元涨到4000元，扣除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两项支出，实发工资2987元。以2013年（ax pu mux ga2013年12月的工资和2014年3月的工资没有变化）为例，ax pu mux ga10个月的工资把扣除部分去掉，实发工资刚好接近3万元，比1998年涨了10倍。但是，从他1998年3000元的婚姻聘礼，到2014年喜德县城镇人口婚姻聘礼平均30万元计，15年，（1998年12月到2013年12月）工资仅涨10倍，但是聘礼涨了100倍。从ax pu mux ga的个案来看，婚姻聘礼上涨的速度远远高于工资收入上涨的速度。

　　2 、礼金现状

　　我们对婚礼礼金在10个县市的情况也进行了调查，在名目繁多的礼金中，以最基本的7项礼金在各地的存在（平均数）为例。
 

　　 这里我们也提一下聘礼给付的方式，多数地方聘礼给付一般都是人民币，在美姑、昭觉、布拖、金阳、雷波一些县的部分地区也有给付银锭或是部分银锭的，过去每锭银锭折合人民币30元，现在多根据白银黑市随行就市。聘礼中收银锭多数是认为银锭货真价实，也有人认为，银锭寓意吉祥。美姑等地给“夫呷”（媒人）的礼金至今还有给银子的。

　　根据聘礼存在的现状来看，过去除了男方给女方聘礼，女方家庭也要送女儿包括白银、牲畜、少量田地等嫁妆带到男方，相互间（不包括高聘礼情况）也有礼金、嫁妆的来往，应该还属于礼尚往来性质。但是从近年来不断上涨的聘礼和发展趋势，很难定性还属于礼仪习俗范畴。

四、聘礼的认识及上涨原因

　　1 、聘礼并非彝族独有

　　如果把凉山彝族婚姻定性为“买卖婚姻”，商品的性质就是有价交易，待价而沽，交易市场化，彝族女性就如奴隶一样可以用金钱任意买卖。这可能不太符合凉山彝族社会的实际。我们说了，前凉山社会，等级婚姻的门槛就是等级和等第，延续和保持等级与等第的荣誉，维持世代延续的婚姻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聘礼的高低不完全起决定作用，聘礼的多少也不能说明女性的社会地位，特别是门当户对的世代婚姻关系，聘礼不是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惟一标准。

　　其实，直截了当的买卖婚姻更多的还是存在于汉族社会，如果把聘礼等同于买卖婚姻的话。魏晋史学家谯周撰《古史考》载：“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俪皮就是两张鹿皮，送俪皮表示希望成双成对。此后俪皮就成了经典的婚姻聘礼。《晋书·志十一》：“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礼纳征，大婚用玄�束帛，加�，马二驷。王侯玄�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束帛，加羊。”从史书记载知道，送的聘礼主要是浅绛色的绢帛（大红丝绸），再根据社会地位不同加以各种珍宝和牲畜。到了汉代，汉乐府诗集《孔雀东南飞》载：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退婚后，有太守来娶刘氏，当时太守下的聘礼是：“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 [11] 说明东汉时中原汉人聘礼制度延续已久。近代和现代，山东、河南汉族腹心地区，20世纪70年代甚至出现把女性装进麻袋用大秤称，以5元钱一斤买卖的情况；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安徽以及内蒙等农村至今买妻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贫穷地区甚至几个兄弟合买一个女子共妻，电影《盲山》就是对陕西、河南汉族地区目前存在的买卖婚姻的真实写照。汉族不仅仅是贫穷落后地区，2013年6月网络上走红的“全国聘礼地图”：“河南聘礼的起步价为6万元，山东因为要求‘三斤百元大钞’被划入10万元大圈。青海、江西和东三省因为要一套房，直接被升为50万元大圈，而上海和天津的‘丈母娘’因为也要房，这两个地区荣登全国聘礼榜首��‘百万元区’”。2013年11月12日，浙江义乌更是出现了一“土豪”由18个壮汉担“十八担”、102公斤“8888888”元人民币的现金聘礼。这些给汉族买卖婚姻装扮了新的形式。

　　藏语中嫁妆的意思是礼物、赠品、陪奁，聘礼的意思是财产，不同地区的藏族送嫁妆和聘礼有很大区别。嫁妆和聘礼在藏族人缔结婚姻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藏族人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达对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祝福，所以送嫁妆和聘礼是藏族人婚姻仪式中最关键的环节。

　　蒙古族青年男女订婚后男方也要给女方送聘礼，聘礼多少由男方所处的地域和经济情况而定，农区和牧区也有很大的区别。多数农区送金手镯、金项链、金耳环“三金”，金银首饰是男方财力的象征，一般是越多越好。而牧区常以牛、马、羊等牲畜为聘礼，聘礼的数目视“九”为吉祥，所以送牲畜从九头到最多“九九”八十一头。如果我们以一只羊市场价2000元计，一头牛或一匹马6000元计， 蒙古族81只羊的聘礼折合人民币162000元；如果是81头牛，折合人民币就是486000元。蒙古族牧区的聘礼和彝族人的聘礼相比也有过之无不及。

　　解放前，鄯善维吾尔族婚配也讲门当户对。在鲁克沁郡王统治时期，伯克 [12] 们按自己的级别互相结亲，而穷人因拿不出彩礼，有的只能一辈子打光棍。新疆现在的鄯善地区和库车县维吾尔族聘礼一般有：姑娘四季服装布料各一至两套，还有大衣、毛衣、皮鞋、头巾、袜子、手表，及耳环、戒指、项链、手镯“四金”，还要给姑娘的父母亲、兄弟姐妹和其他直系亲属各送一套服装或布料。在举行婚礼前几天，男方要把事先决定好的婚宴所需的羊肉、大米、馕、茶叶、糖果、木柴或煤碳等送到女家。在农村，有些送彩礼还要送羊，羊的只数由双方协商决定。现在有些人为了减少麻烦，直接给女方15000元——30000元钱。

　　由此可知，在中国甚至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婚姻聘礼和婚庆之时互赠礼金的情况，只是名称、形式、方法、数额的不同，并非凉山彝族人所独有。但是，在极左时期，唯独彝族婚姻聘礼的文化礼俗成份不被承认，而且被单独剔出来暴露在聚光灯下，甚至为了强调买卖婚姻的性质，其社会形态、思想意识被忽略，礼品经济以买卖性质定性而被大肆渲染，成为众矢之的。对于彝族婚姻聘礼、礼金现象，我们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在彝族中存在就是异象，在其他民族中存在就正常。

　　2 、对聘礼上涨的看法

　　对于高聘礼，由于主位和客位的角度，感受、利益诉求的不同，包括机关干部在内的彝族女性之间对此的认识都存在差异，有三种代表性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聘礼从古至今不仅是彝族有，汉族也有，许多民族都有，为什么表现在彝族身上就成了众矢之的、大逆不道？要历史的看问题。彝族婚姻有它神秘的地方，聘礼是民族文化特点，是彝族传统习俗，是婚姻文化的一部分，应该保留。但是，从彝族自身情况和经济发展程度来说，这几年涨得太快、太高了。提倡民族文化特色，但不应打上浓重的金钱烙印，应该回到原来文化礼俗的传统定位，不能影响到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更不应该形成社会性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广大妇女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的“四自精神”，提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尊重妇女的合法权利。聘礼给付过高的家庭，男方容易产生这样的看法：“你是我花钱买来的，想打就打！”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会不会产生影响？如果女性在家庭中没有地位，那么她的权力如何维护？造成的经济上的负债、生活的负担，以后生活中产生家庭暴力的可能性，这些是否会造成家庭不稳定。解放几十年来，彝族妇女好不容易解放了，但是现在感觉又返回去了。宁南县一位彝族女干部说：“有些人认为身价越高越有地位，我不这样认为。彝族社会男女是不平等的，身价越高男方越认为：‘你是我买过来的，买过来带孩子的，买过来伺候我的。’就不如其他那些身价低或自由恋爱的，她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又不是你买来的！’所以我觉得，身价高对我们妇女同志不是一件好事情，压力大。”持相同观点的女性不在少数。

　　一种观点认为，男方送女方家聘礼，送女方亲戚礼金是一种女性个人价值的体现，是对女性的尊重。这几年婚姻聘礼的上升，女性读没读书、受没受正规教育、就没就业、学历的高低、工作地点、工作单位、工资的高低、甚至是不是“省委选调生”、有没有前途等因素都被包含在内，女性具备何种资源优势都对聘礼的高低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情况体现了女性的个人价值，甚至改变了过去重男轻女，女童辍学率高，女性受教育程度低的现象，说明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对社会进步是一种推动，应该看到它积极的一面。马边县一位彝族女干部就说：“我是对方一分钱的聘礼都没花，自由恋爱结婚的。他一分钱都没有花，但是这个婚姻真的没有保障，后来离了婚。男方没有花钱，就可能是要你就要你，不要你就算了。男方出了钱，对你还是珍惜，给一定的聘礼、礼金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一种对女性的尊重，你花了钱你才知道珍惜。”持这种观点的女性也大有人在。

　　3 、造成聘礼上涨的原因

　　这几年婚姻聘礼上涨速度十分迅猛，调查中许多人认为，这几年长得最快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房价，一样是聘礼，这两种现象都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产生，但前一种是由政府行为助涨起来，后一种是民间攀比行为所造成。当然，任何事情的产生、形成、发展都不是一个简单化的过程。课题组在这13个县市调查发现，近几年凉山彝族婚姻聘礼不断上涨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主要归结如下：

　　1、婚姻聘礼虚高的传统。有些聘礼是对外说得高，实际给的少，比如说给30万的聘礼实际只给25万或20万，造成误传、误读，以假乱真。

　　2、部分女方家庭受利益驱动与现代社会影响，不按传统习俗，追求最大利益，导致聘礼表面数字实质化。

　　3、用高聘礼回绝方式被对方故意接受。为拒绝“骨头”不一样的，即诺合等第之间、曲伙等第之间、曲伙与阿加、曲伙与呷西之间的“就高婚”，以高额聘礼来拒绝对方。对方为赌一口气，或为达到目的，被动接受或故意接受高额聘   礼，导致聘礼过高。

　　4、彝族人缔结婚姻，按传统要了解对方有无麻风病、狐臭、精神病、慢性肝病、慢性肺病、癫痫等家族遗传疾病，如了解到对方有这类家族遗传病史，既要拒绝，又不能得罪对方家族或姻亲，只能以命宫属相不合为由。但凉山彝族社会是个透明的社会，命宫属相难以隐瞒，总有合适配对的，抬高聘礼就成为惟一的拒绝方式，但对方赌气或为达到目，接受高额聘礼，导致聘礼过高。

　　5、过去“夫呷”有一锭白银的媒人礼金，随着白银在黑市价格的上涨（2011年至2012年，一锭普通白银涨到10000元，2013年回落到7000元），媒人的礼金（一锭白银）对人民币的比价上浮，也间接影响到聘礼的上涨。

　　6、夫呷在为女方家庭争取到较高聘礼时，能从中得到较高的媒人礼金，导致聘礼整体上涨。

　　7、物价的上涨，包括房价的上涨导致婚姻嫁娶费用的提高，也影响到聘礼、礼金的上涨。

　　8、教育成本的提高，父母对子女教育成本投入增大，会在婚姻聘礼上考虑获取补偿，导致聘礼的上涨。

　　9、娃娃亲、成年婚约的解除、离婚女性带着“者果”（离婚赔偿金，也叫“者作尼”）再婚，再婚时的聘礼要把这部分赔偿金包括在内，造成再婚女性聘礼数额增加，这种情况也是抬高婚姻聘礼的因素之一。 [13]

　　10、跨县、跨地区婚姻，高聘礼地区影响到低聘礼地区，带动低聘礼地区聘礼上涨。如：普格县受布拖县的影响，宁南县受布拖县和普格县的影响，盐源县受西昌市的影响，喜德县受昭觉县的影响，甘洛县“曲木地”（尔吉沙呷地区）受“诺木地”（尔吉沙呷以外地区）的影响，乐山市马边县受凉山州美姑县、雷波县的影响，甘孜州九龙县受凉山州冕宁县和雅安市石棉县的影响，雅安市石棉县受凉山州甘洛县、冕宁县的影响。跨县、跨地区婚姻像蜘蛛网一样，牵一发动全身，造成婚姻关系县高聘礼、高礼金地区影响低聘礼、低礼金地区，促使低聘礼、低礼金地区聘礼、礼金的上涨。

　　11、别人女儿嫁了20万，认为自己的女儿比别人女儿强，应该是25万、30万；专科生聘礼20万，认为自己女儿是本科生，应该是30万，相互攀比造成聘礼、礼金的上涨。

　　12、领导干部、大老板财大气粗，不照规矩，炫富摆阔，一掷千金，带头破坏传统礼仪习俗，造成聘礼、礼金的上涨。

　　13、外族人不懂彝族文化，不尊守彝族礼俗习惯，用高聘礼诱惑女方或家庭，用钱“砸”人，而彝族人受同族内婚、等级内婚传统观念影响，拒绝或歧视其他民族，女方父母、家支故意抬高聘礼。如2008年，一外地藏族老板以50万元娶走昭觉县一全州选美冠军，类似情况带动聘礼上涨。

　　14、个别贩毒、赌博、盗窃等违法犯罪致富者炫富摆阔，在聘礼、礼金给付出手阔绰，导致婚姻聘礼、礼金上涨。
　　彝族社会的文化传统培养了彝族人自尊、自爱、单纯、宁折不弯的性格，他们把荣誉和尊严看得比生命重要，培养了他们张扬的个性，豪爽的性格。但是这些特点也伴随着虚荣、固执、爱面子、铺张浪费、不计后果、缺乏远见的一面。所以，导致他们在婚姻聘礼、礼金上面相互攀比。

五、反映的问题

　　课题组调查认为，高额聘礼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法律、文化、民生、社会。

　　1 、第一个方面——法律

　　说到婚姻和聘礼，就不能不说到法律，不能不说到《婚姻法》。

　　通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全文六章五十一条规定，与凉山彝族婚姻制度相悖之处并不多，但其中有几条是违背《婚姻法》的。比如：《婚姻法》第一章第二条：“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一章第三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第二章第五条：“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这些条款里，一再强调“婚姻自由”，禁止“索取财物”，这两点就与凉山彝族婚姻制度存在明显的冲突。

　　但是，从宏观的角度，这种冲突是普遍性的，并非彝族所独有。如“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彝族聘礼属于“财物”，接受聘礼属于“索取财物”，汉族（数额远远高于彝族）和其他民族索要聘礼（包括房子、车子、奢侈品）属不属于“索取财物”？彝族的婚姻聘礼现象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婚姻聘礼现象，本质而言并没有区别，程度而言，只是“小巫大巫”的关系；与《婚姻法》的矛盾关系，也应该是一种“一合俱合，一损俱损”的关系。

　　再说婚姻对象，《婚姻法》第二章结婚的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彝族实行的是姑舅表婚，汉族实行的是姨表婚，无论是汉族的姨表婚还是彝族的姑舅表婚都属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都在禁止之列。

　　《婚姻法》中其余的部分，是对婚姻家庭道德的基础定位，属于普世价值，能涵盖任何民族的婚姻道德范畴，或者说它们是各民族婚姻家庭的道德共识，它们不仅仅是彝族，也是中国任何民族所应恪守的；违反它们，既违反彝族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规范，也违反其他民族的婚姻制度和道德规范。

　　通过与《婚姻法》对比，就目前而言，凉山彝族婚姻制度中不符合《婚姻法》的“近亲结婚”、“转房”、“娃娃亲”等现象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根本违背《婚姻法》、与《婚姻法》最明显的冲突之处应该还是包办婚姻。包办婚姻造成不能自由恋爱，不能自由恋爱也就不能等级外婚、民族外婚，也就不能真正的达到“婚姻自由”。

　　2 、第二个方面——文化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是不断延续和创造的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生活不可能脱离它，它甚至是丰富的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础。如果动辄把一种文化风俗习惯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这就会让许多民众在文化辨识上迷失，会让他们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形成障碍。所以，对此应该有比较客观、理性的辨识。

　　就彝族婚姻来说，“父欠子债，搭桥娶妻；子欠父债，送度考妣”是千百年来的传统，为儿娶媳是父母最大的责任，就像儿女给父母养老送终需要付出，父母承担儿子的聘礼也理所当然，那么，用心多少、花费多少是一个度的问题。现在出现聘礼和礼金过高是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是从正当的风俗习惯中派生出来的消极成分，比如聘礼的无理由、无限制的上涨，礼金中“陪舅舅坐礼金”、“堂兄弟礼金”、“爷爷奶奶礼金”、“走路礼金”、“小礼金”、“牵马礼金”、“仆人猪”、“买糖礼金”等名目的出现，“牵马”、“仆人猪”等名目甚至是侮辱人格的。又如婚宴中杀牛的问题，过去只有部分兹莫、诺合才杀牛，宁南、布拖、昭觉、美姑多数彝族地区只有丧事才杀牛，结婚杀牛不吉利、犯忌讳，所以一般不杀牛。现在一些人不懂彝族文化，为了炫富摆阔，杀牛办婚宴，这是民族文化的异化。它们并不是彝族正常的风俗习惯，甚至会破坏民族文化的性质和意义。

　　调查中许多群众认为，民族文化中原生态的、正当的、合理的必须保留，派生出来的、没有文化价值的、产生负面影响的应该去除。

　　3 、第三个方面——民生

　　聘礼习俗在城镇化水平低的凉山彝族地区还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那么，聘礼作为一个话题还将继续存在。

　　1985年甚至2000年以前，聘礼不至于给一个家庭带来过分的经济负担，聘礼的支出在人们的收入比例通过一定的努力就可以应对。2000年以前，彝族地区很少有一个正常的儿子因聘礼而娶不到媳妇这类问题，但是现在这类问题开始困扰彝族人。现在，利益追求意识压低了婚姻背后伦理和道德底线，社会确实在把女性物化、商品化、利益最大化。2000年以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聘礼、礼金不断上涨，让许多家庭谈婚色变。

　　农村不断出现畸形的婚姻文化现象，高涨的聘礼、礼金造成了民生问题。课题组在喜德县调查时了解到，现在在喜德农村，30多岁娶不到媳妇的人很多。接受我们采访的吉伍作曲说，依洛乡则觉村一个村就有24个男青年目前没娶上媳妇，村子里“祖上一个爷爷”的吉伍家，有11个人目前娶不到媳妇。同村的吉伍体者家5个儿子，最小的已经18岁，马上又到结婚安家的年龄，但是43岁的老大吉伍尔足惹到现在还是光棍。家里没有钱，聘礼又涨得太快，大儿子在山东辛勤打工得来的钱又跟不上家乡聘礼上涨的速度。甘洛县阿尔乡眉山村村支书吉克曲哈说，他们村20多岁、30多岁的男青年，有40多人娶不到老婆，村里只好给他们发低保。甘洛县里月觉村沙马大仁家两兄弟，哥哥属猪40多岁，弟弟属牛38岁，都没有媳妇。认为家里不给他们娶媳妇，两兄弟就经常找母亲的麻烦，村里没法，只好给兄弟俩每人发个低保。村里人对兄弟俩开玩笑说：“只有等到国家给你们发老婆，不然靠自己是娶不了。”甘洛县妇联副主席罗永秀说：“我邻居家有三个儿子，父亲去世了，母亲就带着三个儿子过。好不容易给拉扯大的大儿子娶了媳妇，到二儿子就没有办法了。这里农村还忌讳和汉族通婚，和汉族通婚在家支内和家支外抬不起头，可儿子娶不起媳妇怎么办？他们家有个得过脑膜炎的女儿，脑壳有点问题，只好把这个女儿嫁到汉区眉山，换回来几万块钱，再用这笔钱给二儿子娶媳妇。”

　　彝族谚语说的：“用鸡毛烧鸡，用鸡油炒鸡”，“没有靠嫁女而富裕的”。从女方家来说，女方家庭在女儿婚事前后同样存在应酬，家里也要付出，得到的聘礼往往消耗于来往待客之道。所以常言说：“女儿的聘礼不够挂在（用在）女儿身上”，适当接收一点聘礼，可以减轻女方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也可以理解为“男性对女性责任的履约”，“上一辈对下一辈的帮助”，“男方报答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或是“一次性的赡养费”。但是彝区原本不富裕，如果聘礼、礼金极度上涨，有钱能出得起高聘礼的人是极少数，一般人主要的经济收入用于都用于聘礼，住房、子女教育、生产生活改变就无从谈起。甘洛农村的彝族群众惊呼：“娶不起媳妇了，只能找个汉族老婆。”而布拖的群众反映：“布拖的房价和‘身价钱’都是毒贩抬起来的”。越西的退休干部，民间德古阿加达尔莫说：“生灵都在云头之下，五谷都在田畴之中，人民都由政府领导。大家都是人民政府的人，人民贫困娶不起媳妇，政府应该关心。”这虽然有些冷幽默，但言下之意：政府是不是该出面管一管？

　　4 、第四个方面——社会

　　腐败的温床。现在，许多彝族党员干部、领导干部、老板带头给付或收取高额聘礼，有些领导干部、老板一出手就50万、60万。娶媳妇花了50万，下来除了向人炫耀给了多少、多少，为了找回这个缺口，又要想法捞回来一些，婚事大操大办顺理成章，收受钱财也“合理合法”。下来互相学习、盲目攀比，普通群众学村长、支书，村长、支书学乡长、乡书记，乡长、乡书记效仿城里领导干部，经济拮据的效仿有钱有势的，造成“一些人骑马，一些人只好骑扫把”的情况。
 

　　（2）规矩的坚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