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比较文字学的作用

林柷敔先生1937年在《比较文字学浅识》中归纳了几点研究比较文字学的用途：（1）知道历史。（2）知道文字的策源。（3）可以抛砖引玉。研究比较文字学可从别的文字中得到自己文字的概念，利用这概念，使自己文字更易整理，更易改良。（4）可知各民族往来交通的情况。（5）改进世界文字。将来总有一天，大家为兄弟，要一个自然的世界语，这也要从比较文字学或语言学中搜求共通的文字。（6）他如人种学、社会学、考古学、艺术、文化史等，多少有补益。[30]林先生所谈太过简略，未引起太多重视。

1．有助于释读未知文种

很多文字的释读是在比较中取得突破的，如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记录了公元前196年托勒密五世颁布的一条赦免埃及寺庙僧侣税收的政令，由上至下用三种文字刻着同一段诏书，分别是埃及象形文、埃及草书、古希腊文。它独特的三语对照写法成为解码的关键，因为古希腊文是近代人可以阅读的，利用这关键来比对分析碑上其它两种语言的内容，就了解了这些失传语言的文字与文法结构。

（1）西夏文的发现和识读

晚清史学家张澍（1776—1847）于1804年回家乡凉州府武威县养病，在附近清应寺游玩时看到一个被砖砌封的亭子，拆开封砖后发现一块黑色石碑。碑身正面刻满工整楷体字，但仔细看无一字认识。碑身反面刻有汉字，内容大致是：凉州城内护国寺一座佛塔，前凉时期就显灵瑞，西夏时灵瑞更多。特别是西夏天祐民安三年（1092）武威地震，佛塔被震倾斜，正要派人维修时，竟又自行恢复了原状。于是西夏皇太后、皇帝下诏对塔重新修建装饰，并立碑记功，以颂扬佛的灵瑞和西夏皇朝的功德。建碑年款为“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正是西夏年号，张澍由此断定碑身正面那些奇怪的文字就是已死亡了几百年的西夏文字。

这块石碑就是《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即“西夏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碑身高2.5米，宽0.9米，厚0.3米，正面以西夏文篆字题名“敕感应塔之碑文”。正文为西夏文楷字，计28行，每行65字，第一行意为“大白上国境凉州感应塔之碑文”。背面碑头有汉文小篆题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正文为汉文楷字，计26行，每行70字。第一行和第二行的上半段残缺，原碑现存甘肃省武威西夏博物馆。

张澍是西夏文消亡后第一个识别出它的学者，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刊出，可惜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注意，以致英法学者为识别北京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六体文字之一的西夏文争论不休，官司打了二十年才有结论。[31]

（2）汤姆森解读突厥鲁纳文（Turkic Runic）

类似突厥鲁纳文字的铭刻早在18世纪初期，就有人在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有所发现，但都是一些碎片，无人能够解读。1887年至1888年，芬兰学者先后两次到西伯利亚调查，1889年把调查结果编成碑铭汇编，芬兰学者还就其中内容整理出一个词汇索引，但是每个词代表什么意思，无人能够解释。这一年在鄂尔浑河附近，距离古蒙古故都喀喇和林废墟不远，发现了两块石碑，每块三面都刻上了与上述相类似的文字，只第四面有汉字说明：其中一块是732年为了纪念一位于前一年死去的突厥王子而建立的，另一块是735年为了纪念于731年死去的这位王子的哥哥、突厥人的盟主毗伽可汗而建立的。1893年，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从汉文里找出专有名词与这些符号对比，逐渐找出了kül-tigin（阙特勤）一词，这是那位于731年死去的王子的名字，再找出了türk（突厥），这是那王子所属部落的名称，再又找到突厥语表示“天”的意思的t?ngri（腾格里），一步一步就把两块碑铭解读出来了。[32]

2．发现文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规律

通过文字比较可以形成文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周有光：“比较引起分类，分类形成系统，比较、分类、系统化是进入科学领域的重要门径。只知道一种语言是不可能产生语言学的。两种或更多语言相接触，就会进行比较，发现规律，逐步向科学的道路前进。语言学是从比较开始而发展的，文字学也只有从比较开始而发展。”[33]

（1）各种文字系统的字符均采用分层造字机制造成

各种文字系统的字符集中的字符，都是分层形成的。一种文字系统按其造字的参照类型可以分为初造字和新造字，初造字是未参照该文字系统中任何已有字形造出的字符，存在三种造字机制：仿拟机制、吸纳机制和引进机制；新造字则是在已有字符基础上构造新字，新造字往往依据参照机制造字。

大多数文字的初造字采取仿拟机制，仿拟机制是指按照仿拟方式进行造字的方法和原则，如纳西东巴文[2][34] 太阳、[3] 月亮、[105] 岩、[359] 水牛、[363] 山羊、[365] 狗、[0382] 象、[170] 树、[972] 屋。汉甲骨文[10398][35] 兕、[10222] 象、[19910] 兔、[10260] 麑、[21474] 虎、[10347] 麋、[19957] 鹿、[14353] 它（蛇）、[11205] 犬、[5588] 豕、[10076] 马、[19622] 虫、[22377] 鸟、[5280] 燕、[5270] 鸡、[137正] 凤。原始楔形文字[36] 蛇、 鱼、 蟹或龟、 燕子、 猪、 狮、 驴、 公驴、 狐狸、 公牛、 野猪。

新造字参照机制指新造字参照已有字符造字时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参照机制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是参照基字变形；二是参照基字加非成字部件；三是参照基字组合。东巴文 “熄灭”是在 “火炬”字符基础上变换方位而成，甲骨文 “臣”是在 “目”字符基础上变换方位而成，原始楔形文字 “晚上”是在 “早晨”字符基础上变换方位而成； 日蚀、 月蚀是在东巴文 太阳和 月亮字符基础上的残缺。以上所举为参照基字变形的例子；东巴文 “黑太阳”是在 “太阳”字符上加黑点形成， “黑石岩”是在 “岩”字符基础上加黑点形成。甲骨文[15884] →[10964] 生，横线标示长出草的地面。[8236] 日→[20984] 晕。原始楔形文字 鸟→ 彩色羽毛的鸟，绵羊 →肥尾绵羊 。这是参照基字加非成字部件的例子。东巴文 “睛”由“天”和“光线”符号组合而成。甲骨文[13017] 止（义）+[1402正] 辰（音）→[17364正] 震。原始楔形文字 野生山羊（表义）+ MA（部分表音）→ ALIM一种野牛， 表示野生动物，MA表示词尾语音，该词实际语音为ALIM^ma。这是参照基字组合的例子。

西夏文字的衍生过程也是很好的例证：西夏文首先选取一些常用的汉字和偏旁，通过增笔、减笔或变笔的方式加以改造，形成西夏文的一批基本字，然后用各种方式把这些基本字组合起来造出一个个新字。[37]选取汉字及偏旁是采用引进机制造的初造字，采取增笔、减笔、变笔的方式是采取参照机制中的参照基字变形和参照基字加非成字部件方式造出新造字，再采用组合是采取参照机制中的参照基字组合方式造新造字。

拱玉书先生通过对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的比较发现，早期文字都是象形字以及在象形字的基础上，通过其时历史文化的种种关联而孳乳繁衍出的派生文字。[38]早期象形字是采取仿拟机制造的初造字，在此基础上派生的字则是采取参照机制造的新造字。

我们以前采取分层造字机制分析过东巴文、哥巴文、水文、傈僳竹书、女书、假名、谚文的字符形成情况，[39]发现各种文字系统的字符集中的字符，都是按照这些造字机制分层形成的。

（2）原始文字中字的音义附着灵活

理想的符号系统是形式（字）与内容（语言单位的音义）一一对应，文字系统越发达，就越接近于理想的符号系统。而原始文字的字，形式与内容的对应并不严格，普遍存在一字异读和同义换读的现象。

纳西东巴文一字异读的现象比较普遍。如象形字“竹绳” 读[m???i??r??]，又读[m???r??]，形声字“盗” 读[?i?khv?]，又读[khv?]。喻遂生先生曾在《纳西东巴文的异读和纳汉文字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列举过东巴文的古今异读、方言异读、借词异读、构词异读4类，并对构词异读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40]方言异读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古今异读、借词异读、构词异读属于同一语言系统，但不是同一个词，有的甚至所指都不相同。

原始文字还较多地存在同义换读现象，即字写作A，而实际上读作与A意义相同或相近的B。水族水文借用的汉字地支字同义换读读法繁多，可以读成生肖、八卦或地支与生肖、八卦的组合。如：“字符 对应的是地支‘子’，表示地支‘子’的意义，也可以换读成与之对应的生肖‘鼠’的音[su³]或八卦‘坎’的音[gha:m³]，甚或‘子鼠’[?i³su³]、‘鼠子’[su³?i³]或者‘子坎’[?i³gha:m³]等音。但即使变读成了‘鼠’或‘坎’的音，表达的意义仍是地支‘子’的意义。”[41]纳西东巴文 [?i??]二，在经书中除读作“[d??dz???]一对”外，还可以读作“[?i³³ly³³d?³³dz?²¹]两颗一对”。[42]

我们据此提出，原始文字的字符的音义附着灵活，音义附着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术语，指一个字符所对应的意义和读音。[43]成熟意音文字系统中的字符，一般对应语言中的一个词，少数对应多个词。原始文字中的字符所对应的读音和意义则较为灵活，有的对应一个语段，有的对应一个词组，有的对应一个词，有的对应音节。甚至有时候一个字符既可以表示一个词，也可以表示一个词组，如纳西东巴文中的 [mbo?]表示“亮”；也可以读为[?i?m??h??m??mbo?????rv?lɑ?]表示“日月光明照耀”。[44]

3．发现文字发生发展中的差异

（1）自源文字与借源文字初造字的造字机制存在差别

各种文字系统的字符集中的字符，都是按照这些造字机制分层形成的。但具体到不同文字，采取仿拟机制、引进机制、吸纳机制生成初造字以及采取参照机制生成新造字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自源文字与借源文字的初造字往往采取不同的造字机制。

自源文字的初造字更多采取仿拟机制，古代中国、埃及、两河流域、中美洲的文字都如此，现在仍存世的纳西族东巴文字亦如此。而借源文字更多的采取引进机制，如纳西族的哥巴文，大量引进东巴文字符；贵州水族的水文，大量引进汉字字符；各种拉丁字母系文字，引进拉丁字母。

（2）意音文字到表音文字的不同途径

过去认为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从表形、表意到表音，但人们又没有找到一种文字是从表意发展为表音。汉字系统虽然也发展出了表音文字，但汉字在中国，只有形声化，没有音节化。传到日本，才从语词符号发展出音节符号。楔形文字有完整的从原始文字到意音文字到表音文字的发展历史。但实际上，这是楔形文字用于书写不同语言时发生的变化，虽然字符相同，但其对应的语言音义和文字表达规则均与原来不同，已经成为另外一种文字，不能视为一种文字的自然演变。故现在学者仍然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意音文字是在内部自然演变成为表音文字的，只有到了民族以外，受到书写外民族语言的需要刺激，才发生性质的改变，如假名的形成。进而有学者认为过去的文字演变三阶段论不能成立，应该是不成熟的原始文字分两线发展，一线发展成为成熟的意音文字，一线发展成为成熟的表音文字。[45]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纳西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纳西族东巴除了使用东巴文以外，还有部分地区东巴使用一种表音的哥巴文。根据哥巴文的字源分析，大部分哥巴文的字符来源于东巴文。哥巴文从东巴文借用字符，除了表达最初的借用义以外，很快用来表达相同音节，其字符功能便成为纯粹的表音，而哥巴文也由此成为一种音节文字。纳西族的东巴文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在其民族内部自然发展出了表音体系的哥巴文，这让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文字发生演变的多样化过程。表意体系的文字传播到民族外部能产生出表音体系的文字，在民族内部也有产生的可能。

4．有助于发现文字间的关系

（1）贵州布依族白摩书与柏格理苗文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贵州省六盘水市民委曾在水城县发现一套布依族摩教经书，当地布依族称为“白摩书”，记录经文的符号一直是一个未能解开的谜团，过去都把它视为一种古老的文字符号，民间甚至传说这种符号是从多少代远祖遗留下来，更增加了这种符号的神秘感。

经周国炎教授将其与柏格理苗文比较，发现其所使用的符号与柏格理苗文符号相近。认为这种用来记录布依族“白摩经”文字并不是什么古老的神秘文字，而是受基督教文化传播影响，借用了柏格里苗文来记录布依语。[46]

柏格理苗文是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在贵州威宁石门坎传教时为记录川黔滇方言滇东北次方言而创制的，随着宗教的传播，曾扩散到其他苗族地区和彝族、傈僳族地区，形成记写多种语言的柏格理文字。[47]当时以威宁为中心的传教活动也扩散到黔西北地区，柏格理文字可能也随之传布到了该地的布依族信教群众中。

（2）契丹小字的表达规则受到回鹘文的影响

契丹小字是受回鹘文字的启发而创制的，“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讶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辽史·皇子表》）但学界一般认为契丹小字只是受到了回鹘文的拼音文字性质的影响，但傅林博士将契丹小字与回鹘文进行比较，发现契丹小字的很多设计原则也受到回鹘文的影响。如契丹语的[t]、[th]在前期的文献中一般用同一个符号 表示，而在后期则改进了这一设计，用符号 代表[t]，而 只用来代表[th]。契丹小字中[t?]/[t?h]、[k]/[kh]、[p]/[ph]的字符表达也有同样的变化情况，早期文献中只有同一个字符，而在晚期文献中则改进为分别用不同的字符表示。比较回鹘文即可发现，这种对同部位不同发音方法的辅音不在文字上进行区分的文字规则在回鹘文中特别普遍，回鹘文[b]/[p]、[g]/[k]、[d]/[t]三组辅音都用相同的符号。契丹小字在借用改造汉字字符作为字符形体时，设计其表达规则时受回鹘文的影响很大，也采用类似的规则，虽然对于契丹语的表达而言，这种设计本身是一种缺陷。[48]

5.有助于具体文字研究深入

（1）汉古文字一种异词同字现象的实质

汉古文字中存在这样一种异词同字的现象：如甲骨文“毓”“后”同字，“月”“夕”同字，“音”“言”同字，“帚”用为“妇”，金文“立”“位”同字，《说文》“墉”古文 与“郭”的初文同字。过去人们认为一般认为同字必同音，并以此作为系联推测古音的依据。但到了周秦，“毓”觉部喻母，“后”侯部匣母， “月”月部疑母，“夕”铎部邪母，“音”侵部影母，“月”月部疑母，“帚”幽部章母，“妇”之部并母，“立”缉部来母，“位”物部匣母，“庸”东部喻母， “郭”铎部见母，何以分化如此，很难解释。

王筠《说文释例》：“积古斋颂鼎、颂壶、颂敦皆曰‘王各大室，即立’，是‘位’字；又曰‘颂入门立中廷’，是‘立’字。一器而两义皆见焉，盖人不行谓之立，因而所立之处亦谓之立，以动字为静字也。后乃读于备切以别其音，遂加人旁以别其形耳。”指出了两字的意义联系，但没有跳出同源字字音分化的樊篱，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近世学者黄侃先生提出“一字或有数音”“同形异字”的观点，沈兼士先生则称之为“义通换用”：“盖古象形字含义宽缓，……若就形体而言，一形可表众意”，“初期意符字形音义之不固定，在形非字书所云重文或体之谓，在义非训诂家所云引申假借之谓，在音非古音家所云声韵通转之谓。而其形其音其义率皆后世认为断断乎不相干者。”他特别指出对这类字“既不应武断为讹误，复不宜勉强牵合音转之说以相文饰”。[49]

这其实是义借现象，义借在东巴文中大量被发现，如东巴文 本义是领扣，读为[z??]；因其是用金做的，所以又用作“金”字，读为[h???]；又因为金是黄色的，所以又用作“黄”字，读为[????]。 本义是火，读为[mi?]；因其颜色是红色的，所以又表示“红”字，读为[hy??]。义借是借字表义，本义和借义的联系多是词义系统之外的事理关系，其读音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中国古代以生育为部族之大事，便以生育字“毓”作表君王的“后”字，甲骨文“立” 像人正面站立之形，但金文中“位”均作“立”，如元年师兑簋：“王在周，各康庙，即立。同中右师兑入门立中廷。”“即立”就是“即位”。通过和纳西东巴字等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理解汉古文字中这种异词同字的性质。

（2）东巴文中比较随意的注音式形声字的认识

形态古朴的东巴文中存在多种类型的形声字，其中大量注音式形声字体现了形声字产生的过程，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喻遂生先生研究了东巴文注音式形声字的产生原因及流变情况[50]，但将一部分声符可加可不加或可多加或少加的字解释为东巴写经的随意性和不规范造成，总感觉未及根本，并且会产生喻遂生先生这样的疑惑：“大量的形声字出现在连环画式的图画文字的经典中，连环画式的图画文字，可能还算不上成熟的象形文字，但其中居然有这么多形声字，其原因何在？”[51]

其实东巴文中喻先生所谓注音式形声字应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化的注音式形声字；一部分是临时性的音补。音补是指一个语音符号附加在一个字符上，音补现象是人们在研究阿卡德楔形文字时发现的，因为阿卡德楔形文字大量采用音补的形式以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相区别，后来研究者发现在古埃及象形文字、玛雅文、契丹文、女真文等文字中也大量存在。[52]为了辨形、辨义、辨音以及调节字符与音节的对应关系，字与词、字与音节不完全对应的文字就会附加上语音补充符号。音补的特征是较为随意，不仅可补可不补，补的成分也有变化，补的位置也不固定。而如果音补符号与所依附字符进一步凝固，朝一个字符方向发展，则成为注音式形声字。东巴文大量使用较为随意的音补正是不成熟文字的重要特征。[53]

另外通过比较可以确定具体文字在人类文字发展史中的位置，对具体文字的性质理解会更加准确。牛汝极、程雪飞《维吾尔文字学发凡》：“比如要研究现代维吾尔文字的性质，除了要联系现代维吾尔语的情况外，还要联系古代文字和语言发展史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否则，就会影响认识的科学性。空间研究包括对各种文字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要把维吾尔文字放在人类文字的总体中进行比较研究。维吾尔文字的特性是同拉丁文、汉文等作了比较才认识的。比较增进了对维吾尔文字性质的理解，比较引起了改进维吾尔文字的要求。”[54]

四、比较文字学的现状及展望

比较文字学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不少学者重视，有一些学校招收比较文字学方向的博硕士研究生，开设《比较文字学》或相关课程，[55]在中国文字学会以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的年会上也逐渐地有一些关于比较文字学的论文，还出版了一些论著。[56]但这门学科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57]

（一）比较文字学研究的不足

1.比较文字研究的材料基础不深厚

具体文字研究是文字比较研究的基础，缺乏材料，比较则无法进行。现在虽然多数文字都有专门研究，但研究投入及成果极不平衡。汉字系文字研究要多一些，其它系文字要少一些；汉字系文字中北方系文字研究成果相对要多，南方系文字则要少一些。自源文字的研究则更不平衡，研究较多的如东巴文，而其它文字如水书、尔苏沙巴文则研究得不够。另外对国外文字研究成果的译介太少和不及时限制了我们对国外文字研究的了解。

2.文字比较的种类不广

具体文字研究往往只专注于一种文字，少于与其它文字进行比较。而以往的文字比较研究，比较的对象不多，多与汉字进行比较，而没有与其类型或性质更为接近的文字进行比较。这一方面是材料的不足，二可能是研究的视野有限。

比较研究中亟须进行的是多种文字进行比较，特别是进行成系列比较，因为多数文字不是零散的，不管是从发生学、类型学还是地域影响，各种文字都会从属于一定系列。同系列文字可能不止一种，那就要突破二者对比，而进行多方比较，可能更容易发现各具体文字的细微差别和在文字发展序列中的准确位置。

3.文字比较的角度不多

以往的比较研究重在文字结构的比较，而其它方面如文字系统、文字性质、文字起源背景和过程、文字使用环境、文字发展演变、文字传播与影响方面的比较不多。可以在具体文字研究的深入基础上，在普通文字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多角度的比较研究。

4.比较文字学的学科理论尚需充实

周有光先生《比较文字学初探》和王元鹿师《比较文字学》虽然初步创立了比较文字学的学科基础，但关于此学科的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如比较文字学的学科体系、学科性质、学科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言：“比较文字学也是在19世纪开始的，可是还停留在初步阶段。”[58]

（二）比较文字学研究展望

针对目前比较文字学研究中的不足，我们觉得以后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1.具体文字资料的收集与研究

现在不少文字都收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有的编辑了译注全集，同时也编纂了不少的字典。但还有一些文字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不够，应尽快译注文献，同时编纂相应字典。

在此基础上，单种具体文字的文字学研究也应该全面展开，如《汉字学》《彝文文字学》《东巴文文字学》的单种文字学概论性著作应该每种文字都有。[59]另外，还要加强国外文字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及时译介。[60]只有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比较文字学才会得到顺利的发展。

2.文字研究方法的更新

文字研究是实证科学，应在大量资料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信息化手段，采用先进的储存、检索、分析资料的方法。对于各种文字，要建立相应字库、资料库，把大量重复工作交给计算机自动进行，提高分析的准确度和效率。

3.比较文字学理论的加强

比较文字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比较文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比较材料的收集、选择与分析、比较范围及比较点的选择、比较研究的实施过程等，这些方面我们过去只有比较少的举例性探讨，还需要在比较文字学的理论体系上多做一些研究。

比较文字学还要更多吸引普通文字学研究成果，因为文字的比较研究离不开文字理论的指导，普通文字学理论的不断深入，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更多的比较视角，提供更多的比较标准。所以在以后的比较文字学研究中要突破材料的简单比附，要用普通文字理论作为参照系，进行深入和广泛的比较研究。

五、小结

1.比较文字学是采用比较方法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字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共性规律、个性差异以及相互关系，以特定研究方法命名的文字学研究重要分支学科。

比较文字学依赖于具体文字材料的广泛收集和细致描写，但具体文字特征的归纳也需要与其他文字进行比较；比较文字学也不能等于普通文字学，二者研究各有侧重，普通文字学的目的是探讨较为宏观的人类文字发生发展的规律，而比较文字学主要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间的异同。

2.比较文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主要有系统观、发展观和传播观，其研究内容相应的有：文字系统与文字单位比较；文字起源的比较、文字发展演变的比较；文字传播接触的比较以及文字命名与文字功能比较、研究史比较。

3.比较文字学不仅有助于释读未知文种，还能发现文字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共同规律、个性差异和相互关系，并且有助于具体文字学研究的深入。

4.目前比较文字学还存在诸多不足，应该加强具体文字资料的收集与研究，文字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加强比较文字学理论的探讨。文字学界应给予比较文字学更多的关注，使之能够迅速成长，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