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文字学术语“拼盘文字”的提出、意义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

                                                       ——兼谈文字学术语的辩证运动

 王元鹿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摘要：“拼盘文字”这一术语，最早出于王元鹿在2001 年出版的《比较文字学》一书中。这一术语对民族文字研究有相当意义。随着对“拼盘文字”这一术语的使用，其定义有修正的必要，尤其可对其外延进行扩大。在科学学角度和文字学角度，都应对术语进行深入的思考。

关键词：普通文字学、术语、拼盘文字

 

所谓“术语”，是各门科学学科中的专门用语，它往往用以指称各门学科之中的现象、事物、过程、性质与关系。本文将对“拼盘文字”这一术语的产生与它对普通文字学研究的作用及对这一术语认识的发展进行简要的介绍与讨论，并进而谈及这些讨论引起的关于文字学术语的初步思考。

一、这一术语的提出

对于“拼盘文字”这一普通文字学术语，一般的认识，是意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来源的民族文字作为其构成成分的某些种文字系统。     

依据我们的知识，“拼盘文字”这一术语，最早出于笔者在2001 年出版的《比较文字学》一书中。在该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水书）是由少数自造原始文字和若干借用和改造的汉字而合成的‘拼盘文字’。”（王元鹿2001：21）

回顾这一术语的提出的动因，是笔者对于水族文字的关注与研究。实际上，笔者注意到水文由两种文字拼合的性质及这种性质对文字学研究的价值，可以上溯到20 世纪80 年代末。在开设大学生选修课时，笔者就对张均如（1980：86—87）先生所著《水语简志》中介绍的水族文字仅有30 余字的50 年代调查结果产生了怀疑。不久之后，笔者了解到，在80 年代的调查中，水族人终于打破顾虑，公开了他们的文字有400 字以上的事实。笔者在1996 年所著的《普通文字学概论》一书中介绍了这一情况（王元鹿1996：12、50—51）。虽然在此书中笔者还没有提出“拼盘文字”这一概念，但是已明确指出水文系统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字是由水族人民创造的，而另一部分则是从汉字借来的。在此书中有这样的话：“水书发展成为一个水族原先文字体系与流入的汉字合二为一的体系”，“如何对水文进行归类和命名呢？显然，我们必须对水文的全部文字作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考察，彻底弄清其中哪一类记词方式的字占优势，占何种程度的优势，然后在此基础上，在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方式的角度上对它进行归类。如果某种记词方式并不占显著的优势，则必须考虑把它分入‘跨位’的类别，并给予跨位的命名。”（王元鹿1996：51）

如前文所述，笔者在2001 年出版的《比较文字学》中提出“拼盘文字”这一术语后，在2003 年所发表的两篇关于水文研究的论文，都使用了这一术语。拙文《水文方位字研究及其对普通文字学研究的启发——兼论水文研究的必要性与方法论》中，笔者指出：“水文的最明显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既含其本族人自造字又含汉字传播而成的借源字的拼盘文字，这一特点赋予了水书以极难能可贵的普通文字学研究方面的意义。”（王元鹿2003a）在同年所发表的拙文《“水文”中的数目字与干支字研究》中，也指出：“实际上，水文是一种对普通文字学研究极有价值的民族古文字。就来源而言，水文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拼盘文字’，也就是说，水文的来源至少有两个:一是水族人自造的所谓‘象形字’，另一是由汉字传播而来的文字。前一类在早期文字的发生和构造的研究上有很大价值，后一类则在文字传播的研究上亦颇具价值”（王元鹿2003b）。在2007 年发表的《水文在文字学研究中的认识价值与研究方法》一文中，笔者列专节“水文是一种典型且具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Volume 5, Issue 1 (July, 2013)特色的‘拼盘’文字的研究个例”，对水文在文字学研究领域的特殊意义作了讨论（王元鹿2007）。

二、这一术语的意义

    在水文及其他民族文字的研究中，“拼盘文字”这一概念是有相当作用的。其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引领我们注意到另一些属于“拼盘文字”范畴的民族文字系统，并进而促进文字类型学的研究：

    时至今日，随着民族文字研究工作的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中国民族古文字中，不乏性质上属于“拼盘文字”的文字系统。除水文之外，方块壮文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块壮文至少有一万多个由于汉字流入的单字，除此之外，还含有数百个壮族人民自造的字。纳西族的哥巴文的情况与水文、壮文相似，也是一种既有来自纳西族的东巴文变化而来又有借用汉字略有形变的一部分字。情况相似的还有纳西族的玛丽玛莎文，至少借用了东巴文与汉字。

由此可见，“拼盘文字”这一文字学概念的提出，至少使我们在文字学尤其是文字发生学与文字传播学的角度上，对于文字的分类与归类的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原先，我们往往把文字系统在发生学角度上可以分为“自源文字”与“借源文字”两类。“拼盘文字”这一术语的提出，使得这一角度的分类变得更加丰富也更加符合文字发生情况的客观实际。可以认为，这一角度上的文字分类系统中至少可增加“拼盘文字”一类。

（二）对各个拼盘文字系统的性质研究发生启发作用：

既然拼盘文字是文字中的特殊一类，那么，对于拼盘文字的共同性质的研究，必然会对某些各别的拼盘文字系统的研究有所启发。比如说：水文作为一种被确认的拼盘文字，是由于它既有自造字，又有借源字，除此之外，在我们的进一步研究中，还发现还有一些水文单字，是由自造字与借源字拼合而成的。如水文的“冬”字，有多个异体，其中的，当从汉字“冬”传播而来然后微改其形体而造成，但另一异体，如果说中下部还是汉字的传播结果，则上部显然是水文的自造偏旁（王元鹿2007）。如果把这一现象放到作为同为拼盘文字的壮文的考察中作为参考对象，那么，我们果然也能发现许多壮文的拼合字。如壮文中的（背小孩用的背带，[da1]）字，壮族人自制的抽象符号表示侧身人像，与人有关，汉字“他”与这个抽象符号拼合成“背小孩用的背带”之义的字形，其中汉字“他”是该拼合字的声符（袁香琴2012）。

 从以上二例可见，在“拼盘文字”这一术语产生之后，不仅相关研究的对象扩大了，相关研究所发现的现象也更加丰富了。

（三）对某些文字系统的定性研究与发生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此外，既然拼盘文字是一类有特殊属性的文字，那么，拼盘文字的性质必然有与其他文字（姑且称之为“非拼盘文字”）不同之处，而且这对于文字的比较研究及某些种文字系统是否是拼盘文字有也一定的启发意义。如彝文的发生迄今是一个众说不一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其个别的单字分析，即可发现至少彝文中有一部分字（如数字、干支字）多与汉字的同义字形体相近，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彝文是一种拼盘文字，其一部分字是因汉字传播或与汉字接触而产生的。

三、这一术语的补充与修正

在我们提出“拼盘文字”这一术语并对它进行定义时，随着对“拼盘文字”这一概念的使用，很容易发现，前文我们所述的其定义具有其外延趋于扩大的倾向。在使用“拼盘文字”这一术语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

（一）“拼盘文字”的概念并不限于“汉字与另一种民族文字的拼合”：

    在某些民族文字研究中，我们发现原先“是由少数自造原始文字和若干借用和改造的汉字而合成的‘拼盘文字’”（王元鹿2001）。这一定义显然可以进行补充或修正。因为在对于若干文字系统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其他的由至少由两种以上文字的传播或传承而构成的文字。如纳西族的哥巴文，其成分至少有三种：作为汉字传播结果而造成的单字；作为东巴文传承结果而造成的单字；纳西族自造的哥巴文单字。

（二）“拼盘文字“的概念并不限于文字单字的借用：

    在对某些文字系统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些现象，一种文字对另一种文字的借用并不限于借用其个别的单字，而是借用了另一种往往是更为发达的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对应关系的特征。如纳西东巴文字中最多见的经书是记录经典口语中不到50%的词的。但是东巴经书中也偶然可以发现全部记录经典口语的一类。傅懋勣先生把这两种文字分别称为“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傅懋勣1982）。很显然的是，东巴文字中的“象形文字”既能够悉数记录东巴经口语中的每一单词的那类文字应是在纳西族人接触到汉字之后产生的。因此，在广义上说，傅先生所说的“象形文字”是一种拼

盘文字，因为它在文字制度的记录语言方面基本上是自源性质的，而在文字制度的文字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方面却是东巴文与汉字的拼合。

（三）“拼盘文字”的概念并不限于文字制度的借用：

    在上述（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虑，可以发现不仅拼盘文字可能在包含文字制度的拼盘现象的同时，也可能还包含着两种文字符号体态尤其是书体特征的拼合。

以壮文为例。如《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原抄本中有字，由抽象符号“ ”替换“弄”的最后一笔“丨”而成，表示壮语的“寿”义。而抽象符号“ ”很可能是书写过程中出现的草体写法，约定俗成后便成为古壮字中特有的自创的抽象符号之一。类似的字形还有很多，如（剪禾穗）、（剪禾穗）、（鼓）、（叫；吼叫）、（云）、（裤子）、（常）、（前面加“何”，义为祖父）等（袁香琴2012）。由此例可见，方块壮字来自汉字借源字与壮字自源字两个来源，但是在这一文字系统构成之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前文所述的拼合字，而且这些拼合字的书体在体态上也表现出互相融合的趋势。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可以认为，书体的趋同也是拼盘文字的特征之一。  

这种趋势在水文拼合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水文中的“妇”字作（），左半边为汉字“女”的变异形体，笔画体态显然受到了自源字影响，从而显得圆曲。“母”（ ）、“嫂”（ 、）皆是如此。

    从上述例子来看，拼盘文字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拼合字在书体上往往显现出自源字与借源字的风格特征的趋同与融合的倾向。

四、进一步的思考

（一）科学学角度的思考：

    实际上，上述情况在科学史上是十分常见的。从上述拼盘文字这一术语产生及使用的过程来看，从某一术语产生开始，其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现象大致依次是：

1）由于某一研究对象具有某些现象的发现而提出一个术语并为这一术语作定义。

2）这一术语投入使用之后，又把此术语用于某些其他对象的类似现象的研究。

3）研究者使用这一术语，可能有两方面的发现：一方面是发现了这种对象具有更多的以前未曾发现的共同现象，另一方面是发现了更多符合此一术语的对象。

依据这些对象所显示的其他相关特征及具有这些特征的对象的增加，我们可以对原先的定义进行修改。前一方面的发现使我们去修改原定义的内涵，后一方面的发现使我们去扩大原定义的外延。

显而易见，上面的过程既是术语产生的过程，又是术语使用的过程，还是修正并补充术语的过程，而这三项工作又是一个文字研究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充满着文字学理论与文字学研究实践的矛盾运动。这种运动，如上所述，往往是一个对术语定义的事物与现象不断加深与拓宽认识的过程。换言之，这个过程往往从实践开始，然后上升到理论，再用补充了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也可以说，这是“名”与“实”之间的矛盾运动。

（二）文字学研究角度的思考：

    回顾两千年来的文字学研究历史，我们发现，与其他学科一样，术语很早就成为文字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

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有了“六书”的概念，而“六书”中包含的每一种造字方法或文字结构方式，既是对文字现象的总结与概括，又进而指导并推动者着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二千年来，文字学者对“六书”的认识的改变与深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化。

又如《说文解字》中提及的“文”与“字”及其他一些术语，也揭示了汉字的结构与汉字性质乃至汉字发生与发展的过程。

所以，术语的不断产生及其进一步规范、健全、科学化，必将会促进文字学研究的发展及这种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傅懋勣（1982）：〈纳西族图画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区别〉。《民族语文》1982（1）。

王元鹿（1996）：《普通文字学概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王元鹿（2001）：《比较文字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王元鹿（2003a）：〈水文方位字研究及其对普通文字学研究的启发——兼论水文研究的必要性与方法论〉。《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2）。

王元鹿（2003b）：〈“水文”中的数目字与干支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王元鹿（2007）：〈水文在文字学研究中的认识价值与研究方法〉。臧克和[主编]《中国文字研究》第九辑，郑州：大象出版社。

袁香琴（2012）：《方块古壮字非纯借源字的重新审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和应用中心硕士学位论文。

张均如[编著]（1980）：《水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本文发表于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中西文化交流学报）, Volume 5, Issue 1 (July,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