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对孤儿救助过程中不同机构、组织和个人的话语呈现，折射出在救助之网中的彝族涉毒、涉艾孤儿们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被忽视的声音。本文紧紧围绕凉山彝族地区的毒品和艾滋病高发社区中现有的外来救助模式，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并结合长期细致的田野工作，把选题放在当地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加以比较分析。并最终提出适合凉山彝族地区因毒品和艾滋病致孤儿童救助模式的新设想。

引言：走进大凉山

“为了拥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我把自己当成了一只远飞的雄鹰。他们说自由的天堂就在漂泊的岁月里，又有谁能知道流离失所的酸楚。……我想要找回最初的爱，我想要回到古老的地方。”——山鹰组合《漂人》

2005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西昌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当时是在彝族人网站上看到“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成立酒会招募志愿者，我就在参加了云南大学的硕士入学复试后直接从昆明赶到了西昌。没想到，这次志愿者经历，为我后来的田野工作以及论文选题的确定，埋下了伏笔。当云大的老师们听说我选择大凉山作为我的田野点时，纷纷鼓励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可以说是人类学帮我铺起通往凉山的路。

时光荏苒，我对于大凉山从陌生到熟悉后，却在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方面踯躅起来，那里的每段经历都是新奇的，似乎都可以深入研究，似乎又都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再一次的，几个彝族朋友的话引起了我对一件事情的关注，“你可以做有关凉山孤儿的选题啊？”“为什么呢？”“你走到大山深处就知道了。”“你去看看‘爱心班’里的孩子吧。”“他们怎么了？”“你去了就知道了。”在将图书馆文献资源检索梳理以后，我发现，有关凉山孤儿的研究少之又少，除了侯远高老师带领中央大学的一些学生在田野调查报告和论文里提到有关这些孩子生存现状的部分内容外，并没有对这些诺苏措迟阿依的人类学视角上的分析。彝族学者，乃至彝学专家们可谓是林林总总，然而对于孤儿问题，似乎都绕开了。莫非这后面有着更深刻的东西么？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选题，那就是去挖掘凉山地区毒品和艾滋病问题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分析现有的孤儿救助模式，从而为那些失依儿童提供可能的救助。带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我背起行囊义无反顾地奔往凉山。然而，这以后随着我对目的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与结构的日渐深入地理解和求索，才发现这个在学界所谓新颖、有意义的选题，在当地是多么地敏感和不受欢迎。

从2006年2月到2008年2月的两年中，我先后17次，累计180天在大凉山彝族地区开展田野工作。由于我是一个来自东北的汉族，在最初进入田野的时候要面对生态环境、气候、生活习惯、语言等等诸多的问题，为此我要求自己在正式田野之前用不少于3个月的时间往来于凉山彝族地区，熟悉环境，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并学习地方风俗及语言等。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也是进行文献资料收集积累的过程。同时，作为“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长期志愿者，我开始逐渐将田野工作的方向切近目标社区与人群。在“中心”的帮助下，我最终完成了在毒品和艾滋病高发社区的田野工作，形成了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中，集结着我十四年来对凉山彝族文化执着的热爱与关注，体现出在我的导师——杨慧教授的不吝指导下我对于人类学的理解，凝聚着过去的两年中田野工作的艰辛，反映出当下的社会问题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思考。最初的想法是借鉴经典民族志的传统要求，按部就班地将各事项加以罗列，力求“科学”与客观。后期，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虽然这只是一篇学位论文，但是我希望它跳出行文的匠气，牵强而晦涩的理论分析，而有很强的可读性。譬如，在后期修改的过程中我删去了初稿中对于前辈的诸多引文，摒弃了断章取义似的表层理解，而是将那些精彩观点融进对于田野地本身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实践。于是，希望呈现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流畅易读，用轻松的语调讲述一个沉重的话题；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映射经典理论的魅力。

第一章 今日凉山彝家

俯瞰大凉山

一、凉山彝族概况

彝族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支系也最多。彝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中国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横断山脉峡谷地区和云贵高原西部，以及四川盆地西南边缘。根据语言谱系分类法，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大体可分为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东南部、中部等6个方言区，以及3个次方言和25个土语。

凉山彝族是彝族中最大的一个支系，操北部方言，自称为“诺苏”。凉山地区，素有大凉山和小凉山的划分，安宁河以东，黄茅埂以西习惯上被称为大凉山地区，平均海拔在2,000－2,500米，黄茅埂以东至金沙江西岸，北至大渡河，包括雷波、峨边和马边三县以及屏山县的部分地区为小凉山，平均海拔2,000米。大小凉山及云南小凉山地区的诺苏彝人，在方言、服饰、习俗等方面有着一些可见的差异。

凉山彝族自治州处在东经100°15′～103°53′和北纬26°03′～29°27′之间，面积60,100平方公里。下辖西昌市、昭觉县、美姑县、布拖县、金阳县、雷波县、喜德县、甘洛县、越西县、冕宁县、普格县、会理县、会东县、德昌县、宁南县、盐源县、木里藏族自治县，共17个县市，州府为西昌市。成昆铁路和川云国道纵贯全境。

本文中所说的凉山彝族是指生活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行政区划之内，而未包括生活在四川省其它地区和云南小凉山地区的那部分诺苏彝人。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彝族总人口776.23万人，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口为181.55万，占全州人口的43.7％。

二、现代背景下的核心文化符号

凉山，本意为高寒之地。由于气候和环境等的限制，凉山彝族形成了适应其特有生存环境的生活方式，体现在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按照方言分类，大凉山主要有日诺、沈乍和所地三大土语区。这三大土语区，虽因其地域、方言等的差别，形成各地不同的特色，但都具有凉山彝族代表性的核心文化符号——家支、习惯法、等级制和毕摩信仰。上述四个词汇在与主流文化互动的现代凉山彝族社会的背景下，在面临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时，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迁与调试。

1、家支——概念的深描

林耀华曾在1943年，对凉山地区进行了为期87天的实地考察，但是他并未提出家支的概念，而只是用氏族这一汉语名词表达了类似的说法。其实，后来近乎于彝学常识的家支概念，是用汉语词汇来对应其所表达的彝语意义。

家支，“是凉山社会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从一定意义上说，凉山乃是一个‘家支社会’。除那些被作为娃子劫掠进山的‘汉根’及其后裔无家支可以攀缘外，凉山几乎所有彝人都分别生活在各自家支的庇护之下。”彝语谚语称，“蛤蟆生存靠池塘,猴子生存靠森林,人类生存靠亲友,彝族生存靠家支”，可以看出家支对于彝人的重要性。由于家支内部人口的不断繁衍和扩大，家支进一步划分为“分支、房和户”。彝文经典《玛木特日》中说：“子孙后代切莫树下敌，与亲家树敌无人嫁，与本家树敌无人娶，与家族树敌者，杀敌无人帮。”从历史上看，家支对于彝人具有政治和经济等功能；至于今日，在国家政权对于凉山彝族社会的渗透之下，家支已从制度转化为一种意识，并内化于彝人的情感世界。

正如彝谚所云，“亲戚再好，听见哭声就跑，家门再坏，听见哭声就来”。“家支所属社会成员及其家庭之间的相互援助与救助行为，反映出彝族传统社会中各阶层、各类型社会成员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良好思想风貌，昭示出每个家支成员均有保护与被保护、援助与被援助、救助与被救助的权利和义务，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密切的关系和血浓于水的亲情，从而表现出凉山彝族传统美德合理的一面。”围绕家支开展的经济活动，体现在传统上的经济互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带有其时代特色，比如现在的一户子女在交学费等问题上遇到困难，整个家支都要凑钱出资。

各家支中都有数目不等的领袖级人物，“德古”。他们的身份不世袭，也不任命和选举，而是视其在办事能力和在本家支中的威信自然形成。近年来，德古和苏易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成为国家法律执行及民事调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学者杨洪林认为，“也许他们自身并没有权威，但他们的言行威力无比，也许他们并没有必要言说，但传统已经在他们的言行中言说，因而，发生在彝人之间的纠纷几乎都有德古的身影，以至于许多学者习惯将‘德古’和‘习惯法’看作凉山彝人习惯法的典型特征。”

家支大会，彝语“蒙格”。如今的家支大会，已很难见到百余人从十里八乡赶来、打牛嗜血的宏大场面。唯2002年，庄孔韶和他的学生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跑马坪摄制的人类学电影《虎日》，记录了金古忍所家支为了集体禁毒而召开的家支大会。“蒙格”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主流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形式上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家支聚会越来越频繁，范围不断扩大，由原来血缘较近的小分支发展到血缘较远的大分支的大聚会。”以西昌市为例，各家支每年都要举行不同规模的家支大会，当无重大事情商议时，其会议目的不过是为了吸引刚刚来西昌生活或工作的家门成员，加强家支内部成员间的联系和交往，以备有事件发生时同家支的人彼此有个照应。近年来，在当代凉山社会，家支意识和家支情感不但日趋深入人心，而且通过“蒙格”等活动，为彝族们的认同找到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持。

在凉山彝族传统中，连医药都与家支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彝医药一般均在家族内部有选择性地进行口授，世代相传。”比如，黑彝XX家祖传的医药知识为：大烟，可治疗感冒、痢疾、打摆子等传染性疾病；麝香可治疗风湿和瘫痪；熊胆，治疗肝炎、肺病和痢疾；珍珠，治疗枪伤等等。

2、习惯法——按规矩办事

凉山彝族习惯法，彝语称“杰威”，汉语意为规矩。这些规矩是祖先留下来的，它们要求包括儿孙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人们在家支内部的义务与职责以及对其他家支的义务与职责的不同是诺苏习惯法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凉山彝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谈事情的时候，总是这样开头，“按‘杰威’办，……”。凉山彝族习惯法素以其复杂和完整而着称，民间的习惯法因地域不同及不同家支而有所区别。“彝族习惯法所依托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权威，正是家支和德古。蒙格约法及家支间的冲突及化解过程，乃是凉山习惯法的基本来源。”

在凉山，当彝人之间见面问及具体的姓名时，彼此会回答家支、分支、房、父亲的名字再加上自己的名字。因此在彝族传统家庭教育中，背诵自己的家谱，熟悉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关系则为儿童启蒙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在社交场合下见到彝人，必互相通告自己的家支、分支、房、父名和己名，并了解对方跟自己的亲疏远近，在遇到血亲及姻亲的情况下，必然要论资排辈，按“杰威”办事，这样才会得到其他人的尊重。

随着社会生活和生产环境等发生变化，习惯法的形式和内容也在发生着变迁。像其他民族的习惯法一样，凉山彝族习惯法也在适应国家法和民主政治、商品经济等的过程中，不断做出自我调整，如纠纷解决方式的转变或赔偿内容的现代感等等，充当了国家法执行过程中的有益补充。“在凉山广大彝族农村地区，每年大约有90％的案件在民间已按彝族习惯法解决了。”传统的习惯法贯穿于日常生活中，为民间口传，无文字记载，也有的见于彝族谚语尔比中。而在当代凉山社区中，随着家支意识的日趋深化，习惯法有了成文成规的趋势，如在家支内部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按“规矩”，每户要负担什么义务；逢家支内部有孩子升学、有老人生病等，各户要摊牌多少钱等。

对于凉山彝族传统文化来说，家支和习惯法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二者互为依托，再加上体现血统和认同的等级制，构成了凉山彝族社会结构的核心。不容忽视的是，家支与习惯法，一方面发挥着增加家支内部凝聚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着消极的因素。比如，在1990年代后期毒品传播多是在家支内部和姻亲之间率先发生。后期也形成了以家支为依托的贩毒团伙。近年来，又出现了为了家门，与人争执械斗的事情等。

3、等级制——血统与认同

按照彝语对家支的定义，“即同一个父系血缘，并且同属一个等级而相互不能通婚的彝族。”美国彝学者郝瑞曾说，“对诺苏社会最好的解释是把血统等级比做诺苏社会这张织物的纬线，而家支制度则是织物的经线。”

等级制产生于原始的社会分工。历史上，凉山彝族就有兹、幕、呗、格、筰之分，但这是基于社会分工的分类，并不与民主改革时期的等级划分相一致。彝学者朱文旭把这个时期的等级结构称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前期等级制”。民主改革时期对凉山彝族社会等级制的划分，即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和呷西五个等级，则与阶级分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兹莫、诺合的身份是世袭的，即使其中某些成员的经济地位已经下降，仍不失其原有的等级地位，其下的三个被统治等级即使有的经济地位已经上升，也不能逾越血缘的鸿沟，成为贵族统治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凉山彝区没有统一的政权，家支则起着稳固当时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制的作用。

“血缘因素或者说血缘纽带是决定凉山彝族等级制度的基础。”可以说“血统优劣论”是凉山等级身份的逻辑演绎的起点。如今的等级制，业已幻化为像家支意识一样，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隐喻，尤其是对于“黑彝”。在现实生活中的等级意识，可以说依然在当代凉山彝族的婚姻，乃至日常社交活动中体现。在第二、三章中的个案展示出，在面临很多情况时，不同的身份认同仍然左右着彝人的话语和行动。

4、毕摩——仪式与医药

凉山彝族崇信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信仰、灵物崇拜为一体，祭祀、巫术、占卜、禁忌为活动内容的宗教信仰。在凉山社会，毕摩和苏尼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受到人们敬重的人。从过去到现在，他们始终是沟通彝人与祖界的纽带。无论在祖先祭祀、招魂驱鬼、去秽治病等仪式活动中，还是近年来在“民间禁毒”大会盟誓的过程中，以毕摩为主的宗教仪式仍是必不可少的。

各种祭祀、巫术、兆卜、禁忌是传统诺苏家庭中常见的信仰活动。如今这样的活动更多的是在乡村的诺苏家庭里可见，而城市生活已经将很多祭祀活动简化甚至废去。对于诺苏而言，“做毕”等“仪式并不仅仅是个意义模式；它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每年春天桃花开放的时候，以及彝族年前后，家支中的各房都要进行一年中较大型的两次宗教活动，离开家乡的彝人们都要纷纷赶回老家与全家人团聚。宗教仪式成为了家庭聚会、议事的一个契机，对于日趋复苏的家支意识起到了辅助作用。　

另外，由于凉山彝族的生活环境恶劣，易产生疾病，彝人对于疾病起因的看法是有鬼在作祟，生病以请毕摩或苏尼招魂驱鬼为主，而医药则降为巫术仪式的从属地位。“药物治疗是针对具体病症病状的治疗活动，普通人就能学习与操作；而要消除引起疾病的病原病因，得举行仪式，仪式治疗才是权威的治疗，经过专门培训的毕摩或神灵选中的苏尼才是公认的‘医生’。”毕摩和苏尼通过招魂驱鬼等仪式来给活人甚至祖灵治病。民间普遍认为，毕摩主要治疗精神方面的疾病、麻风、招魂和打鬼等。决定毕摩治病的能力和特长主要看他的家传世袭或师从的毕师。即便是在当代凉山，彝人生病也是以打鬼驱邪为主，只有当病情不见好转时才进医院救治。对于医院也无能为力的病人，则接回家中继续请毕摩做毕。在巫术治病的活动也夹杂着一些医药知识，比如用毕摩用艾蒿水为病人驱疾；对于得慢性病或麻风病的人，则采集毒草、八角等草药熬于大锅中，置患者于锅上的蒸笼中进行蒸疗等。

本节大致呈现了在当代凉山彝族社会中，作为诺苏核心文化符号的家支、习惯法、等级制及毕摩信仰等，虽然在与主流汉文化的交会中发生了部分变迁，但它们始终在诺苏社会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成为凉山彝族代表性的“地方性知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要展现的社会问题，无疑是建构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我想，对于彝区的各种生活事项及现实问题的理解，都不该脱离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的核心要素和道德伦理，而要从上述彝族文化代表性的词汇与概念上去加以剖析；并尽量采用马林诺斯基提出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在各种纠缠盘绕的现象中，发现隐藏于表象背后的内容。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一、相关研究综述

1、概念

艾滋病致孤儿童

有关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概念，根据不同的文化及社会背景、不同的工作环境与目的各有不同的解释。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8岁以下的任何人都是儿童。由此定义：艾滋病致孤儿童和弱势儿童是指18岁以下，由于HIV/AIDS的影响，丧失了单方或双方父母的儿童，或所生活的家庭内在过去12个月有成年人（18-59岁）死亡发生的儿童，或无家庭关怀照顾的儿童。而在UNAIDS的另外一份报告中，孤儿的定义为15岁以下失去父母单方或双方的儿童。本文中的研究对象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内，因毒品和艾滋病的影响，丧失了父母单方或双方的15岁以下的儿童；他们中有的已经感染了HIV，或与感染了HIV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

2、国内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对孤儿救助模式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多是社会工作者们进行的，多数社会工作者的研究工作是在社会福利院开展。在这些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家庭寄养”和“集中供养”。

很多社会工作者建议推广家庭寄养模式。如王彦斌、赵锦云、罗阳和杨学英在做昆明市儿童福利院调查的课题时，指出：“在家庭寄养中，失依儿童可得到寄养父母的关爱，以及多位家人的照看，从而享受到有利于他们成长的家庭生活氛围。”他们认为“家庭寄养是我国儿童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方向。”

医务工作者在对艾滋孤儿的救助模式上，也认为家庭寄养的方式使艾滋孤儿们“能享受完整的母爱和父爱，与正常儿童一起快乐健康地成长。但是，他们对于艾滋孤儿的关注更多还是集中于对毒品和艾滋病的防控上。

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在艾滋病孤儿救助方面，“集体供养模式”要优于“家庭照顾模式”。比如顾惠娟指出：“孤残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具有严重的自卑心理，常常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或各个方面不如别人，……具体体现在遇事不相信自己的能力；办事前思后想，总怕把事情办错被人讥笑，且缺乏毅力；遇到困难畏缩不前。……在集体供养模式下，孤残儿童在一个温和的环境下成长，给自己心理以一个逐渐接受自己的过渡机会，不会因为在别人的歧视中度过童年以致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健康成长。”她认为，农村家庭寄养存在三点问题：“1、农村寄养家庭对孤残儿童受教育的期望值偏高。2、寄养家长对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的较少，而在福利院里有专业的经验丰富的心理指导老师开导可指引孩子们的学习生活。3、家庭寄养的社会支持资源相对缺乏。”鉴于以上分析，她提出“以政府为主体、社会资助为辅，‘弃儿、轻残儿童社会家庭单元寄养’和‘重残儿童集中在福利院的小单元供养’并行的发展新模式。”

对上述两种救助模式的综合，有社会工作者提出儿童福利院大集体机构化照顾模式难以满足儿童的需求，应该进行“家庭照顾模式”的推广。

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认为，“分散抚养”最好采取领养方式或助养方式。“办孤儿院集体抚养有以下不良因素：1、艾滋孤儿心理创伤大同小异，他们相互影响。……2、孤儿院的封闭环境容易被社会歧视，他们避免不了艾滋的阴影，心理上的创伤难以消失，心理变态仍可继续。……3、办孤儿院集体抚养增加了政府、社会的负担，万一孤儿发生了意外伤害或疾病，孤儿院负担将不堪设想。另一个问题还可能引发经办人贪污犯罪，官方已承认民间有人利用办艾滋孤儿机构之名、行发财成名之实。”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教授认为，一个现实难题是，目前中国有多少受艾滋病毒感染的儿童数字不明，而且这些儿童几乎全部生活在农村。艾滋孤儿不能进入社会生活主流，必然造成社会角色、基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扭曲，景军教授将之称为社会化过程的缺陷。在对艾滋孤儿救助的问题上，景军教授提出，“孤儿安置的方向只能是家庭寄养和收养两种，在这两种方式还未健全的情况下，孤儿院有存在的必要，但它只能起着救急性、临时性和过渡性的历史性使命。”

但也有学者指出，影响救助模式的决性因素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福利院所采用的模式不取决于他们从政府得到的资助金额，而是取决于他们能动员多少非政府资源，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资金的多少决定了地方儿童福利院能负担起哪一种模式。”

3、对凉山彝族地区毒品、艾滋病及孤儿问题的相关研究

199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现首例艾滋病，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凉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多人；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0例。然而这并非是普查之后的准确数字，据专家估计，拥有近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实际感染HIV人数不少于2万人。

何景熙和王娟根据对1982年和2000年彝族人口死亡率数据的分析，得出了下列结论，“在云南、四川彝族聚居地区，毒品对人的危害是导致彝族特定人口群体出现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对于凉山彝族地区毒品泛滥的原因，本土学者马林英从其历史根源、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原因和禁毒教育普及不足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堪称目前已有的关于凉山彝区毒品研究的范本之一。参与了某NGO关于“凉山受毒品和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社区调查的张姝，在调查报告中也分析了毒品在该地泛滥的原因，同马林英的分析相比，张姝缺乏更深入的社区深入以及对凉山彝族文化内涵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人类学家庄孔韶带领他的学生杨洪林和富晓星，在对云南小凉山彝区民间戒毒行动考察后，提出，“该地区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又是历史上鸦片种植和吸食的重灾区之一，……人们对鸦片种植和买卖的心理机制仍然存在。因此，这一区域的人民是今日海洛因经营者们最为理想的潜在市场。这里不仅有众多的消费者，而且有大量的人力传递资源。”虽然，这番话是针对云南小凉山地区的，但是，由于其与大凉山彝区历史文化的同源性，仍可作为大凉山彝族地区毒品问题研究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参照。

针对凉山彝族地区因毒品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的专门研究，尚未形成相关学术成果。更多的实践则是由目前正活跃在凉山彝族社区中的NGOs组织开展。经过较为详尽的社区调查，NGOs为公众提供出更为翔实的数据和孤儿生存现状的调查报告。

二、凉山毒品和艾滋病问题

1、凉山毒品问题探源

毒品一般是指使人形成瘾癖的药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规定：“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历史上，凉山彝族地区曾大面积种植鸦片。据调查，“美姑巴普是在一九〇九年，由住在三侯以达山背后的黑彝井曲达仁的父亲从汉区带回鸦片种籽，在汉人指导下进行试种而开始种植的。普雄瓦吉木乡则在一九一一年后，因汉区有对鸦片种植的禁令，汉人烟贩到布吉洛（中普雄）一带租地种烟，以后彝人也就逐渐种烟。马颈子和阿尔乡也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颁布了禁烟令,凉山的鸦片的种、贩、吸遭禁，但在边远山区仍有零星种植。到1957年民主改革结束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禁毒工作基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的20年里，全州每年发生的贩毒案件平均为5件左右。1980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后，乡村政权对经济活动的控制逐步弱化，个人、家庭经济自主权增强，鸦片的种植再次死灰复燃。1980-1990年，立案400多起，缴获毒品350多公斤，全州每年铲除的罂粟平均在10万株左右。在此期间，凉山的“三无”外流人员不断增多。由于语言、文化等各种原因，外流的人员大多参与了贩毒和吸毒，以致1980年代末凉山彝族自治州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中转地和集散地，许多大宗毒品都经四川与云南接壤的攀枝花、凉山、宜宾、泸州、甘孜等地进入，并在成都、西昌等大、中城市中转。

1957年民主改革完成后形成的一些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调查报告，几乎都谈及了鸦片在凉山彝区的传入及种植的经过，但是它们普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只是单纯地提到了鸦片对彝人乃至彝区的危害作用。彝族本土学者马林英在1990年代末就凉山地区鸦片种植、贩卖和吸食的历史背景、凉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现代毒品传播的特点等进行了分析，虽然尚显单薄，但毕竟是对毒品问题进行了历时和共时地研究。我们完全可以站在马氏的研究成果上，观察这样一组数据，“仅1996年－1997年元月止，全州共破获毒品案件1216起，……到1998年1月－6月，全州共破获毒品违法犯罪案件2759件，收缴海洛因8084克，鸦片133.3克，铲除罂粟苗93356株，抓获涉毒人3021名，……1998年底统计，全州吸食毒品人员有登记在册者7688人。……1999年上半年统计，全州登记在册的吸食毒品人员共计7330人，其中男性6447人，女性883人；吸食海洛因7147人，吸食鸦片183人。注射毒品人员411人，其中男性379人，女性32人。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因诱发其它违法犯罪的109人，感染艾滋病毒者23人，感染性病者43人，感染诱发性其他疾病者28人，导致残疾者1人。目前，全州共有长期强制戒毒所15所，临时强制戒毒场所1所，短期戒毒学习班6个。1999年收容戒毒者2424人，脱毒出所1408人。”显而易见，在1996-1999年期间，贩毒、吸毒和感染艾滋病等疾病的人数是呈逐年迅速上升趋势的。然而，遗憾的是，她将毒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泛滥，仅仅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固然，鸦片的大面积种植给奴隶主带来了白银和枪支；海洛因的流动给毒贩们带来了高额的利润，然而这背后，毒品自身在凉山彝族文化中的位置也是不容忽视的。

鸦片，有安神、安眠、镇痛、止泻、止咳的功效。在公元前二世纪的古希腊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如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等。在凉山彝族民间医疗中，鸦片主要是用来治疗感冒、痢疾或打摆子（伤害）等常见疾病和传染病。

笔者在2007年4月－11月进行的12例访谈显示，所有的访谈对象都坚决认为，1990年代后海洛因在凉山的泛滥，跟历史上的吸食鸦片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认为，鸦片在彝人中是作为药材，从民主改革后，国家已经严禁种植罂粟。而哪些吸食鸦片的老人早已去世，距今已超过两代，与当代的海洛因吸食并无任何关联性。Z县退休教师XX还以自家的阿普一辈子都吸食大烟，然而长寿健康等举例，以证明鸦片和海洛因不是一回事。据访谈显示，绝大多数访谈对象都认为吸食鸦片是家中的老辈子们出于治病和健康的考虑，而且鸦片可以在凉山种植获得；而海洛因不是凉山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外流打工人员从汉族地区带入彝区。

已经戒毒（海洛因）的木村村民勒伍XX说，“我们原来都是农民，根本不知道海洛因是啥子。他们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还有那些经常出差的干部把这些东西带回来，跟我们说可以治病。我们彝族的规矩是，有了啥东西要朋友兄弟们一起，就像吸烟喝酒，都是大家一起干。就这样海洛因就传开了。刚开始是跟自己的兄弟吸，后来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些。吸着吸着就上瘾了，没有钱买，就去找亲戚借，后来借不到，就开始偷东西……现在才知道这东西哪里能治病，害人啊。”

由于彝区的缺医少药，海洛因最初在凉山传播时，为人所笃信的其治病的功效与当年鸦片作为民间医疗被老百姓普遍采用这一点来看有其历史根源。笔者认为更合适的说法莫过于，凉山历史上确有种植和吸食鸦片的时期，然而现在的毒品问题则属于现代性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从其传播方式和途径上找到其文化的共性机制，从而可以从彝族文化的角度入手，控制毒品和艾滋病等对于凉山彝族社区的进一步危害。

2、凉山毒品和艾滋病问题现状

在中国，自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至今，艾滋病已波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各民族人口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分析，少数民族人口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都远远高于汉族。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但在登记的HIV阳性病例中，少数民族占全国总病例的36%。

199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到2001年全州已有HIV感染者715例，其中绝大部分是彝族青壮年。截至2003年底，凉山彝族自治州累计发现HIV感染者1，281例，占四川省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的49.35%，居四川省第一位。全州艾滋病毒感染者年增长率为44.6%，超过四川省年平均增长率10个百分点以上。截至2004年，凉山州共有吸毒人员11,799名，占四川省的五分之一以上。而全州的吸毒人群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的比例相当大。据有关统计，全国吸毒者中80％以上是青少年，而凉山州的吸毒者中有85％以上都是青少年。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凉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多人；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0例，成为中国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四大重灾区之一。然而这并非是普查之后的准确数字，据专家估计，拥有近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实际感染HIV人数不少于2万人。在HIV感染者中，彝族占91.54%；15岁到40岁的青壮年占96.52%；男性占90.49%；农民占94.4%。已发现的HIV感染者90%以上是经过血液传播(吸毒共用针头)感染，以农村、青壮年、男性、彝族、低文化者为主，艾滋病与肝炎、结核、梅毒等性病同时并发；而通过性传播、母婴传播途径感染的艾滋病人均已发现。

三、涉毒和涉艾家庭的孩子们

1、有这样一些孩子

凉山彝族自治州在民主改革之前，可以说是地广人稀。在民主改革之后，打冤家等陋习在凉山被彻底驱除，人口增长日益加快。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的改善，人口增长更加迅速。1990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达17.2％，高于中国和四川省的平均水平。根据凉山彝区的生育政策，多数的农村家庭都生育了至少2个孩子。传统家支意识中，多子则使家支兴旺，家支兴旺则人多势众，以及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是超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人口增长得过快势必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效益，带来诸如粮食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涉毒和涉艾家庭中，由于父母双方或单方死亡或外流，就造成了在短期内，同一社区出现大量孤儿的现象。而且，由于毒品传播的方向性，通常是同一房、分支内传播，这就使在一个分支甚至房下出现几户涉毒、涉艾家庭，导致了同一房下的诸多孤儿。

于是，在毒品和艾滋病流行的村寨，出现了许多缺乏关爱的孩子。这些孩子包括：

（1）感染HIV的孤儿，含因共用针具吸毒或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儿童。

（2）父母因毒品和艾滋病去世留下的孤儿。这部分孩子中包括父母双亡孤儿和单亲孤儿。单亲孤儿又包括母亡父健在、父亡母健在两种，后者也被叫作“事实孤儿”

（3）父母尚在，但因毒品或艾滋病服刑或外流，从而失去依靠的孩子。这些孩子没有稳定的生活，缺乏必要的教育，还遭受着主流社会的排斥与歧视，他们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健康状况堪忧。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发生不良行为的可能性极大。

上述不同情况的孤儿或失依儿童，其中情况好一些的是父亲尚在的孩子；其余孩子多为隔代抚养，即跟着年迈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生活；还有一些孩子被亲戚，如叔叔、姑姑、姨妈或者同家支其他亲属抚养。

2、孤儿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凉山彝族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又使这些儿童面临一些具体而又独特的问题，如：

(1)孤儿多为年迈祖父母收养照顾，饮食结构单一，严重缺乏食物和营养，基本生活没有保障。由于凉山地区海拔高，气候寒冷，高寒山区农民的生计方式仍主要以农耕为主，该地农民种田一年仅收一季，农作物品种单一、耕作技术低下、粮食产量低，收成远远不够一家人吃一年，加上从未间断的自然灾害，常常会让等待收割的庄稼损失惨重，乃至颗粒无收。在B县，农民家庭年现金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6.97%，农民们每日的两餐饭以煮土豆（蘸着盐粉和辣椒粉食用）和玉米粉以及苦荞粑粑为主，平坝地区可种植水稻，因此以米饭和土豆为主食。被年迈的祖父母收养的孤儿，因家中无劳动力，更加遭受贫困和缺粮等危机，导致多数儿童营养不良。

(2)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对儿童的潜在威胁。由于经济水平较低，贫困地区的房屋大多是瓦板屋，多数家庭仍然人畜共居一室，卫生状况差，导致儿童免疫力低下、易感染疾病，且患病后无钱医治，居当地人口死亡率之首。

(3)儿童过早地承担繁重体力劳动。相比于较发达地区，凉山的孩子往往是从小就学习从事各种家务及体力劳动。尤其是女孩子要学习做饭、背柴、照看弟妹、养猪等；男孩子主要是放牛、马、羊等家畜；靠近集市居住的孩子则从小就跟着母亲去拣废品。更有甚者，近年来，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孩子还被卷入了凉山州愈演愈烈的外出打工潮流。

个案：阿牛XX。尼木祝黑中学初二年级学生，15周岁。父亲和哥哥吸毒，将家产变卖。XX因无力缴纳补课费，失学在家。当外来助学金到达学校时，XX已被带往湖北某地打工。

(4)儿童外流及涉毒。部分孤儿从小在吸毒和贩毒的父母的影响下，接触毒品，有的甚至在7、8岁的时候就已经熟练地使用注射器吸毒。这部分孩子，或随着父母外流参与贩毒、或在社区中流浪，靠乞讨为生。极少数孤儿还沦为不法分子手中的工具，成为偷盗、抢劫等的牺牲品。

个案：XX慈拉，男，11岁，父母吸毒双亡。曾被某NGO选进“爱心班”。据管理员反映，他曾在男厕吸毒，还经常欺负班级的同学。后来自己离开了“爱心班”，现在经常在司开拉达区上出现，偷东西，可能参与贩毒。

(5)失学、辍学现象比较普遍。据本土NGO组织“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LYFE）在B片区所做的孤儿调查显示，“B片区孤儿总数为1,538人，其中男孩866人，占孤儿总数的56.31%，女孩672人，占孤儿总数的43.69%。在这些孤儿中，有1,115人正处于学龄阶段（≥7岁，≤18岁），占孤儿总数的72.50%，其中男孩642人，占男性孤儿的74.14%，女孩473人，占女性孤儿的70.39%。如果按七岁未读书就视为失学，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视为辍学，则受小学教育的为447人，占学龄孤儿总数的40.09%，受初中教育的仅为8人，占学龄孤儿的0.72%；在读孤儿共为455人，占孤儿总数的29.58%，占学龄孤儿的40.81%”。

虽然国家目前在贫困地区开展了“两免一补”，但近半数孤儿仍然因交不起部分生活费用或被抚养家庭缺少劳动力等原因而失学、辍学，其中女童尤甚。

(6)社会歧视等对儿童心理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于大部分孤儿是因毒品和艾滋病或其他疾病致孤，在彝族传统文化中，对疾病的态度是认为有鬼在作祟，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孤儿们的亲属多不愿承担领养的义务。孤儿们的权利被忽视，得不到抚养者和社区中其他人的尊重和关爱的孤儿心理极易产生偏差，体现在性格上孤僻、敏感、早熟、自闭等等。

(7)亲戚不愿收养，或不愿接受亲戚的供养而选择独自生活。这些在社区中独立生活的孩子，没有生活来源，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更是苦不堪言。

个案：XX么使雷和XX里沙姐弟二人，分别是11岁和9岁，父母双亡，独自生活。奶奶健在，但是不在该村。笔者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在路边烤火，身后的房子已经倒塌半个月了，没有人管。前一天晚上下大雨，两个孩子就睡在自家院墙外临时搭的塑料布下面，被褥里都是水。

对于凉山彝族地区因毒品和艾滋病致孤儿童来说，上述问题，并非单个存在，而往往是几个问题罗列在一起，成为孤儿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

在本章中，对今日凉山彝族社区的概况和文化特质进行了梳理；同时，对毒品在该地泛滥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加以分析，并引出了因毒品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的生存现状。在凉山，随着毒品和艾滋病等社会问题的凸显，各种机构纷纷投入关注，一些围绕禁毒、扶贫或社区救助的项目将在下一章中陆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