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救助之网中的措迟阿依

第一节 腹地中的Z、B两县

一、Z县略影

Z县，彝语名意为山鹰的坝子，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偏东，为沈乍、所地、日诺三大方言区的交汇地。Z县是彝族聚居的主要代表县，在1978年以前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该县幅员面积2,699平方公里，截至2005年末，全县人口23.49万，其中彝族人口22.86万，占97%。Z县交通方便，是凉山州东部的交通枢纽，去往其他县城的公路都要在Z县境内分路。县城“四周山势低缓，土壤肥沃，宜于农作。……阡陌相连，为入凉山后所见第一肥美之地。”

每到夏季，天空蔚蓝，荞花芬芳，细毛羊和山羊在高原的岩缝中奔跑，谁能想到在这繁荣和谐的景象后，还有着沉重的社会问题？

在Z县，仅1993－1995年间，贩毒人员已达千余人，被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重灾区，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导致社会治安恶化的连锁反应。1998年，该县有299人吸毒身亡；2005年，全县在册的吸毒人员达3,296人。

从统计数据上看，从1995-2006年的12年间，Z县的HIV感染人数基本呈上升趋势，但发展相对来说较为平缓，39岁以下感染者人数占总数的97%以上，男性感染者与女性感染者人数之比为12：1。

据不完全统计，Z县HIV感染者累计达2,038人，其中建档452人，死亡46人，搬迁12人。全县孤儿总数1,18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41%，其中艾滋病致孤儿童56人，占孤儿总数的4.7%，涉毒家庭孤儿总数为390人，占孤儿总数的33.02%。

二、B县印象

B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南部，幅员面积1,685平方公里，总人口14.51万，其中彝族人口13.57万，占94%。B县周边相邻Z县等4县，交通便利。境内东南部由于河流深切，地形复杂，海拔由535米到3,891.2米；西北部山体连绵不断，各山峰高度大多在3,500米左右。有7条河流如脉状穿流县内，水力资源较丰富。由于地处高原，这里的气候垂直变化很大，出现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景观。B县属所地方言区，据该县县志记载，早在2千多年前，彝族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也被誉为火把之乡。1963年，恢复县治至今，政府建于T镇，下辖5个区、42个乡、187个村。B县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属于高寒不发达的贫困社区,在一些乡村，用电、吃水问题尚待解决。

在B县，仅T镇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就有353人，其中长期吸毒的有127人；在牧马乡的121名吸毒者中，15人为女性，25人患有艾滋病，其中2人为女性（性传播）。截至2007年，B县吸毒人数达1,515人，占全州吸毒总人数的11.7％。该县HIV感染者累计达2,215人，几乎达到了全州HIV感染者累计人数的36％。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是县疾控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并非对高危人群全面检测的结果，与艾滋病流行的实际情况尚存在差距。

在Z、B两县，由于青壮年外流吸、贩毒或由于吸毒导致劳动力丧失等原因，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农田闲置荒芜，在田间地头参与生产劳动的多为老人和妇女。如今的B县，村子里仍以老弱妇孺为主，青壮年劳动力或是出门打工，或是继续行走在外流吸毒、贩毒的路上。据B县妇联和民政局统计，该县2,452名孤儿占了B县总人口的2%，其中单亲孤儿有415人，而父母双亡的孤儿更多达2,037人。

三、选点依据

本文的田野点所在地为Z县的司开拉达片区、尼木祝黑片区，以及B县的T镇。现从地理位置关系，对所选田野点进行剖析。

以尼木祝黑乡为例，1980年代后期开始，像四川其它地区一样，大批的彝族青年离开凉山到成都、攀枝花、昆明等地打工。因为语言不通，他们进入城市后很难找到正当职业，许多人依靠违法勾当谋生。贩卖毒品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选择。而高风险的贩毒行为和主流社会的歧视使他们精神高度紧张，吸毒成为他们摆脱精神压力的最有效办法。大约到1992年，外流的人员把当地人闻所未闻的东西——海洛因带回凉山。1995年左右，在毒贩的诱导和彝族传统中有好的东西要大家共享的习俗下，海洛因作为一种时尚消费品在尼木祝黑流行起来。最先是男青年，接着中老年、少年、妇女也开始尝试，上瘾的人越来越多。瘾君子为获得毒资，在花完积蓄，卖光家产后，随即加入外流的行列。外流后，这些人有的以贩养吸，有的偷窃抢劫，有的贩卖人口，有的卖淫。面对贩毒的高额利润，一些贫困的村民也迅速加入到贩毒的行列，一时间靠贩毒发家的例子比比皆是，村子里很快相继有高大的砖瓦房盖起，时尚的装修和新潮的家电引来村民的侧目，又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贩毒致富的行列。当地的妇女们想方设法凑齐毒资，成群结队前往云南下关贩卖海洛因。一些乡村干部、教师和医生也加入了贩毒队伍。短短几年，尼木祝黑坝子上的几个村几乎家家有人涉毒。1998年，尼木祝黑发现首例HIV感染者，该乡先后共发现感染者207例。

毒品和艾滋病在上述地区的泛滥，相继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各种势力的注意，从1990年代末开始，国际项目、NGOs纷纷关注或参与到Z、B两县的毒品、艾滋病、贫困、孤儿等的干预和救助工作。一时间，在司开拉达、尼木祝黑片区，以及B县的T镇，针对因毒品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各种救助模式如雨后春笋般在社区中凸现。

第二节 习惯法与孤儿抚养

一、历史上措迟阿依的原因

和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孤儿现象和有关孤儿的救助惯例自古以来就在凉山的历史文化中有所体现。彝语中，素有“措迟阿依”的说法，在彝族传统文化里，父母双亡的孩子，以及那些被父母所遗弃的小孩子被叫作“措迟阿依”。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母亲去世但父亲尚在的孩子，他们依然生活在父系家庭中，所以不是“措迟”；而跟随母亲改嫁到新的家庭的孩子也不属于“措迟”的范畴。这样看来，“措迟阿依”的含义，区别于汉族日常语境中对于孤儿（父母双亡的孩子）的解释，而与“失依儿童”似更有对应关系。

在民主改革之前，凉山彝族措迟阿依产生的原因无非下述几个方面：

（1）冤家械斗造成了男性人口的大量死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凉山彝区冤家械斗的规模和次数可谓达到了历史之最。从1952－1956年，B县共调解冤家械斗2,000余件。阿侯、果基两家支曾一战死伤300余人，俘虏近2,000人。无休止的冤家械斗，不但造成了对人口和生产的巨大破坏，甚至还造成了近200余年之前，凉山彝族人口向西昌和云南丽江等地的大规模迁徙。

（2）历史上，由于凉山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如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较高。

（3）人们缺医少药，疾病时仅靠巫术仪式和少量的草药。

（4）自杀。在凉山彝族的传统文化里，有“死给”的传统。自杀意为着尊严，人们往往通过“死给”来表示愤怒、屈辱、抗议和报复。在习惯法的背景下，一个“死给”行为常常引发一系列的“死给”，成为措迟阿依产生的又一个原因。

二、习惯法与措迟阿依

在第一章中，笔者曾就现代背景下的彝族家支问题进行过评说。凉山彝族社会有着复杂的家支网络，但却很少见像汉族社会里高度整合的扩大家庭。在彝区，子女结婚后一般是要与父母分开单过，从而形成了家支网络下的一个个核心家庭。而核心家庭的脆弱性使其在面对自然灾害和疾病时很容易解体，又需要回过头来仰仗家支对于核心家庭的保护。

在凉山彝族传统的习惯法中，素有关于“措迟阿依”抚养的规定。习惯法说道：家支成员之间有互相照顾的义务。同血缘、同家支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是该家支的组成部分。遇到荒年，家支中有人在生产上缺乏耕牛或农具、在生活上缺少衣物和钱粮，家支其他成员和家庭都要主动予以救济。遇有婚丧大事和举行宗教仪式时，家门都要送酒肉来帮忙。有债务纠纷时，家支可以协助向对方索取或代为偿还。父母早逝的孤儿，家支要扶持，共同供养，并由家支为他保留一定数量的财产。孤儿长大后，家支要帮助他结婚成家。

按照彝族的传统，父亲死亡后，孩子一般由叔伯扶养。抚养关系依次是：叔父、祖父母、姑妈、姨妈等，如果家族中没有直系亲属能够抚养，或者孤儿的姑妈和姨妈住得较远，那么其他远房亲戚都会自觉地承担起抚养他们的义务。因此，在传统凉山彝族社会，对于“措迟阿依”的抚养，基本上属于家支的内部事务。当然，收养这样的孩子，亲戚们是出于各种考虑：比如，有些确是出于爱护这些孩子，在自己的兄弟姐妹过世后，担负起养育遗孤的责任，以便保全家支的实力；有些则是出于缺少劳动力的考虑；有些人收养孤儿是为了吃死者家中的“绝业”等。

收养孤儿同时涉及到死者家庭中的财产分配问题。如果是叔叔承担养育孤儿的义务，则孤儿父母的财产将归叔叔所有，以后他负责为孤儿娶妻或则婿；如果是姑姑或姨妈等收养孤儿，则不会继承财产，也就是说，财产要始终保存在父系这一方，若孤儿为女孩，且无兄弟，则家中父母留下的财产成为“绝业”，为叔父等人瓜分。

总之，不管是基于收养者的何种考虑，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措迟阿依，在家支内部成员的收养或轮流供养中基本不致饿死或失依。而且，凉山传统教育形式主要是家庭教育为主，这使抚养阿依们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财力。

三、社区中的问题

本来，彝族传统社会中的亲属关系网络和村寨的互助传统是可以对这些“措迟阿依”们进行救助的。但是，由于毒品泛滥和造成的艾滋病等疾病的爆发，再加上当地普遍的超生现象，导致因毒品和艾滋病致孤儿童随之迅速增加，乃至超过了家支组织所能承受的负荷，大量措迟阿依的出现使传统习惯法遭遇严峻的挑战。经济条件好的家支尚能勉强维持这些孩子的生活，贫困的家支不但不能保证学龄孤儿入学，甚至连其基本生活都有问题，更不要说是对于儿童们其他权利的保障了。近年来，随着各种救助项目的深入，为了方便交流，措迟阿依选用汉语对应词“孤儿”来取代。

如前面提到的，涉毒和涉艾家庭的孤儿们现在大部分由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承担主要的抚养义务，也称为“隔代抚养”。在F项目进行的，对B县T镇孤儿救助的项目回访时，67户家庭中的100名孤儿中只有8人是由叔叔或姨妈抚养，另有4人独自生活（包括一户3姐弟），12人与母亲一起生活，而其余的76人全部是隔代抚养。这种隔代抚养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孩子的叔叔可能也因为涉毒、涉艾死亡或者外流；抑或即便没有吸毒等现象，叔叔们可能由于自己孩子多，没有能力供养更多的孩子；也有些叔叔是由于外出打工或者年幼尚未成家等原因，无法抚养这些孤儿。这样一来，年迈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有时候要面临抚养来自几个儿子和女儿家的所有孩子的巨大压力。

个案：XX成衣和XX合衣姐妹俩，成衣8岁，妹妹没有户口，不知道几岁。父亲去世，母亲吸毒外流，姐妹二人现与64岁的爷爷一起生活。爷爷同时还抚养着另外两个孙子，8岁的XX成嘎和6岁的XX成尔。爷爷共有4个儿子和1个女儿，老伴早已过世。现在家里除了一个小儿子尚未成年，其他的3个儿子和1个女儿全部吸毒而死。爷爷靠种5亩地为生，还养了2头猪。达到学龄的2个孩子都没有上学。

F项目曾计划通过提供生产救助和生活救助等方式来刺激孤儿们的叔叔担负起抚养这些孤儿的责任，但是，村民们说即使项目组给提供粮食，叔叔们也不会抚养这些孩子，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多，生活穷困，照顾不过来；另外，不同户的孩子们在一起，也会打架。

在当今的毒品和艾滋病高发村寨，许多最终决定收养孤儿的亲属仅仅是出于对增加家庭劳动力乃至吃死者家中“绝业”的考虑，而孤儿的教育、健康和心理需要并不为人关注，遂导致大量孤儿失学或辍学，女童尤甚。

总体而言，现代性不仅带来了毒品、艾滋病等弊端，也导致了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伦理观的动摇，传统救助网络面临崩溃。社区救助鳏寡孤独的能力被降低，失依儿童大量出现，光靠社区的力量已无力保障这些措迟阿依们的基本权利。

第三节 司开拉达的“爱心班”

一、“爱心班”的来历

在司开拉达的中心小学，有一间教室的门口挂这一块铜牌，上书“XX机构爱心班”的字样。这是凉山本土NGO组织“XX机构”在继2005年在B县T镇的“爱心班”成功试点之后，于2006年在Z县的首个成果。“爱心班”的学生，是XX机构在2006年7月进行的Z县孤儿调查中海选出来的。从司开拉达片区所调查的1,400余名孤儿中选择了150名，最后又精选到了45名学生（实际报到的为44人），并于同年9月，挂牌成立了该“爱心班”。

全寄宿制的“爱心班”由司开拉达中心小学负责提供教室、宿舍并安排授课教师，XX机构除了给每名学生每月补贴40元的生活费以外，还负责为他们提供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并专门聘用生活管理员照顾这些孩子的日常饮食起居。从档案上看，孩子们的年龄在6岁到13岁之间，来自于司开拉达片区的4个乡。

选择学生的过程最初是由来自西昌学院等高校的志愿者完成。在组建“爱心班”时，主要是考虑以整个片区涉毒、涉艾家庭的孤儿为主，兼顾自然灾害与疾病等其它原因造成父母双亡的孤儿。

这44个孩子还是被集中起来了，在司开拉达区上过着集体寄宿制的学校生活。“爱心班”中最小的孩子是5周岁，最大的孩子马上就要13岁了，大多数孩子的年龄在8－11岁。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很大，主要原因还是当地户籍申报中出现的问题。据当地人介绍，很多孩子出生后由于属于超生现象或者山高路远不方便等种种原因并未上户口。等到户籍员来到村子里集中办理户籍时，就导致很多孩子户口上的年龄与实际年龄严重不符，如有的孩子3、4岁时才上户口，被写为1岁，甚至还出现过出生日期被填写为2月30日的笑话；另外，彝汉之间计岁上的差异也成为户口无法反映出孩子的真实年龄的又一个因素。于是“爱心班”里出现了几种情况：几个小的孩子还在尿床；大的几个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班级其他的孩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和同龄孩子一起，另一部分是跟在大的孩子后面凑热闹；大的孩子们已经可以照顾小一些的孩子了，尤其是当几个孩子来自同一个乡村，其亲密程度要超过与其他的同伴之间的关系。

由于资金有限，XX机构对于“爱心班”的资助只能维持到孩子们读完三年级，XX机构目前已经和地方政府协商好，三年之后，这些孩子将纳入《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十年行动计划》。

二、“爱心班”里的孩子们

1、日常生活

早晨6点多，学生们起床，排队去生活管理员的宿舍接热水洗脸。在生活管理员的宿舍有个不锈钢电热饮水机，但是由于里面的水被污染过，后一直没办法清洗，所以现在里面的热水只能用来洗脸。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几个月了。平时孩子们习惯喝冷水，管理员和厨师都认为该地的水源好，饮用生水是不会造成疾病的。8:00-9:30，早自习。生活管理员领着孩子们读课文等。早饭是在上午10:00，学生们拿着统一发的搪瓷饭碗和勺子，在厨师家的门口排队等候。食物是米饭、一菜、一汤。如果肉新鲜，学生们每个星期会吃到一顿肉，其它的时间以蔬菜和豆腐为主。厨师每天在集市上买9斤蔬菜和豆腐，菜金控制在20元左右。白天的10:30－13:30，14:00-15:40是学生们上课的时间，每堂课45分钟。两位任课教师是中心小学的校长安排过来的，他们分担各门科目。下午的15:40后是自由活动的时间。晚饭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内容仍然是一菜一汤。19:10－19:55安排有晚自习，有的时候是复习白天老师讲过的内容，有的时候是生活管理员教学生们唱歌或排练小节目。晚上20：00以后，学生们洗漱睡觉。

在“爱心班”里，孩子们的世界是由学习和游戏两部分构成的，任课教师、生活管理员穿插于孩子们的学习与游戏之中。据任课教师反映，大多数孩子学习上比较认真，多数班级里大一点的孩子以前就接受过学校教育，后来由于家庭等其它原因导致辍学，现在重新回到学校就读一年级，十分轻松；而小一点的孩子，自理能力很差，也没有过学前班的经历，在刚入学的时候很不适应学习和寄宿制的生活。学生个体间由于年龄造成的差异，对老师们的教学影响很大，如果迁就小的学生，大的学生就很不耐烦，他们渴望更深入的知识；如果可着大的学生，小的学生又完全跟不上、学不会。这种情况一直到二年级的上学期末才有所好转，但是已有相当一部分年龄小的学生被落下了。

儿童的心是单纯的，虽然师资力量有限，孩子们从未停止过对各种游戏的探索。班级的足球是孩子们自己“斗钱”买的，如今已经换了第二个了。孩子们计划着再买一个篮球。类似这样的“民间活动”，老师们不耐烦理睬，他们相信班级里大点的孩子自己会把事情安排好。大部分孩子有零花钱，说是亲属们给的。平时，孩子们会跑出学校，在校外的公路旁买炸洋芋（土豆）吃，也有的会跑到区上的供销社里买面包、糖果等。

单亲家庭的孩子，有时候他们的父亲、母亲或者哥哥姐姐们会来“爱心班”看他们，带他们去区上洗澡理发，给他们零花钱或者买些零食。周末和节假日，孩子们往往都要回到社区中自己的家里跟家人团聚。一些被亲戚收养的孩子，也算是有家可回。而对于父母双亡又无人收养的孩子，他们在周末和短期的节假日选择留在“爱心班”里，继续由管理员、班主任老师或厨师照料着。寒假和暑假里，他们就要回到社区中自己的家里独立生活。

2、表演与表达

“爱心班”的生活管理员叫阿芝，17岁，2006年初中毕业后，作为XX机构的员工来到司开拉达。阿芝是家里的大女儿，相对于当地其他同龄的彝族女孩，她早熟且能干。中学的时候，阿芝是班级的班长，锻炼了不俗的组织能力和流利的普通话。最初，阿芝被XX机构聘为乡村艺术团的成员，后被机构的负责人看中了她的管理能力，安排她来到了司开拉达任“爱心班”的管理员。

17岁的女孩在和一群小学生的朝夕相处中，成为了他们的亲人和依靠。孩子们很喜欢阿芝，因为她能歌善舞，人也热情善良。阿芝教孩子们唱歌，晚自习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就常常被组织起来排练歌舞。节目通常是跟孩子们的身份有关，即排练一些反映孤儿的凄惨生活的歌舞。有一首歌叫做《忧伤的母亲》，孩子们很爱唱。参与表演的是班中大一点的孩子们，他们表现得跟阿芝更亲热。用阿芝自己的话说，这些孩子懂事了，知道我对他们好。阿芝每天负责管理孩子们的早晚自习，组织他们吃饭，照顾生病的孩子，并在晚上熄灯前，去孩子们的宿舍看着每个孩子爬上床沉沉睡去。

曾有人说，彝族是个害羞的民族。其实可能是很多的彝人选择了不一样的表达方式。“爱心班”中几个大一些的男孩很喜欢流行音乐，用不大标准的普通话唱着通俗歌曲，并引以为傲。绝大多数孩子还讲不好普通话，这使来自凉山之外的汉族语文老师很烦恼。有些孩子比较外向，常到阿芝那里去说别的同学的是非；有些孩子很害羞，只跟自己的伙伴在一起。开班会的时候，孩子们十分开心，包括害羞的孩子也喜欢跑到讲台那里唱歌，而且唱了一首又一首。唱歌是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之一。小的孩子们多唱彝族山歌，有一些孩子还记得父母活着的时候教给他们的歌。

有几个孩子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生活管理员和厨师都会注意观察这几个孩子的表现。生病的孩子会在大一点的孩子的陪同下，哭着去找阿芝。司开拉达的春天和秋天很长，天气很冷，孩子们只盖一床薄薄的被子。这样，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孩子感冒发烧，阿芝每天都会带着不同的孩子去司开拉达区上的卫生所打针。

阿芝认为，大多数孩子太小，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说不出自己的感受。在所有这些孩子中，涉毒和涉艾家庭的孩子与其他孤儿明显不同。他们看起来更忧郁。在笔者的眼里，这些孩子敏感而内向。很难看到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开心的笑脸。

3、变化

进入“爱心班”一年后，很多孩子长高了，身体看起来很结实；大点的那个男生失恋了，他喜欢的女孩跟小学五年级的男生“好上了”；三个年龄大的女生发育得很好。除了生理上的变化，孩子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结束了在校外动荡的生涯，回到了司开拉达中心小学。孩子们上一年级的时候，中心小学的教室不够，于是“爱心班”基本是在校外打了一年的游击。那时候，班级里的孩子们亲如一家，很少发生年龄大的欺负年龄小的学生的事情。二年级上学期，中心小学的新教学楼竣工，“爱心班”返回了小学，从此“爱心班”的孩子们跟其他的小学生有了更多的接触。

10岁的莫色XX告诉我，他更喜欢以前的环境，那时候，同学们关系好，老师们对他们也好；而现在，虽然教师和宿舍比过去好了，但是同学们总会跟学校的小学生打架，老师对他们要求比以前严格了，因为要和学校的其他班进行评比，于是他们经常挨骂。

其次，“爱心班”由最初的44人变成了36人。在离开“爱心班”的3个女生，5个男生中，其中有4个孩子是父母双亡，3个“事实孤儿”，和1个母亡父吸毒外流的孤儿。

10岁的XX次嘎又旷课了，阿芝认为他肯定是在街上捡垃圾，“这孩子最初来的时候爱干净，洗衣服很认真。后来认识了一个在区上捡垃圾的老头，就开始每天跑出去，不上课，最近又有一个星期了。这孩子自己跟同学说，最好阿芝老师把我赶走，这样回去放牛每天还能挣10块钱。”今天，学校只上半天课，其他的孩子都已经回家了。此刻，他正静静地坐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汗水从脸庞滑下，在脸上的灰尘中形成了一条条的印记。孩子身上的衣服脏得发亮，裤子从小腿部一直撕开到裆部。我想起半年前，在操场的红旗下给他拍的那张全身照，照片上的次嘎衣着整洁，站得很规矩，开心地对着镜头。我递给他一块棒棒糖，次嘎接过糖，对着我笑了笑，就细致地吮吸起来。他身侧2米外，阿芝和厨师在跟项目负责人大声地说着什么，一边对着次嘎指指点点。次嘎似乎习惯了，表情很宁静，注意力集中在那块糖上面。项目负责人用方言在说，“这个孩子确实脑子有病，我们回去后就联系他亲戚，把他带走。”这一天是2007年6月1日。XX次嘎的故事从此在“爱心班”中结束了，据说还可以看见赶集日的时候，他在街上捡垃圾，“那个脑子有病的”成为取代他名字的代号。

个案：XX子嘎和XX牛嘎兄弟。子嘎11岁，牛嘎7岁。父吸毒死亡，母因贩毒和吸毒，正在狱中服刑。据生活管理员反映，子嘎吸烟，并经常欺负小同学，牛嘎仰仗哥哥的势力欺负同学，兄弟俩在司开拉达以偷东西出名。兄弟二人在第一学期就先后离开了“爱心班”。

第三，司开拉达“爱心班”最初成立的时候，被选择的孩子有三分之二来自涉毒家庭；然而在2007年9月的统计中，“爱心班”里只有5个学生承认父母是死于吸毒。对于这种现象，阿芝的理解是，从孩子们到家长都觉得家里有人吸毒是丑事，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吸毒家庭的成员。

第四，一些同学跟在校的其他小学生成为了朋友。像别的地方的学校一样，低年级的学生希望能在高年级的学生那里找寻某种“靠山”。对于爱心班的孩子也是如此。也可能是他们自身的经历，使他们更需要有依靠，于是，一些孩子在五年级的男生那里认亲戚等。

和社区中其他孩子的接触，让他们对于自己，对于学习有了不同的认识。管理员阿芝为此很烦恼，她认为，没搬回中心校以前，孩子们很信服老师的话，很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而现在，大的孩子会偷懒，会跟她讲条件，同学之间学会了互相攀比。

三、大人们和孩子们

1、10月的停水与矛盾

自来水，一直是司开拉达生活中较难获得的东西。国家在该区投资了几十万兴建自来水管，中心小学也拿了5000元钱。水源是经专家勘探过的，非常好，可以直接饮用，且只有区工委和学校才能使用，村民家中都是喝地下水。学校的水龙头从来只有细细的水流，三天两头停水是正常的事。2007年10月中旬，司开拉达的天气已经有了冬天的感觉。停水的时候，孩子们要抬着水桶和脸盆去1公里外的水管处接水。大点的孩子们学会了偷懒，躲在路边烤火，小一点的孩子们踉踉跄跄地抬着水从远方一路跑来，快到学校时，由大的孩子们接过去，送去厨师家供煮饭之用。厨师是中心小学校长的妻子，大点的孩子们怕被校长看出他们偷懒，因此后一半的路程他们要抢着抬水。

2007年的10月份，司开拉达经常停水，中心校面临“普九”迎检。校长和老师们愈发焦虑，为大量失学和辍学的学生一筹莫展。阿芝和厨师的关系日趋紧张，矛盾的起因是“爱心班”的财务管理。

生活管理员和厨师的矛盾，孩子们都知道。大点的学生们负责管理员和厨师间的交流，为了买菜和接水等问题，几个孩子在管理员的宿舍和厨师家相距100多米的路上来回地跑着。阿芝很委屈，觉得厨师在故意欺负她，她进而责怪项目负责人没有及时帮助调解她们的矛盾。

阿芝说，“那件事以后，她对我们班的孩子很不好，喊他们‘孤儿们，来吃饭’。并且她也不好好给孩子们做饭，通过折磨这些孩子来报复我。”几个孩子在旁边帮腔，眉飞色舞地描绘厨师骂阿芝的话。阿芝更生气，在学生们的面前继续数落厨师的不是。

厨师很委屈，觉得管理员没良心，她对管理员很好，但是管理员不懂事。“管理员太年轻了，给孩子们买菜也不会买，买回来的东西是烂的，不能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了解他们每个人的饭量和身体情况。有我在，没有别的孩子敢来欺负‘爱心班’的孩子。”

XX机构某工作人员说，“她们的矛盾，没法调解。生活管理员是项目所在机构在另一社区长期合作者的女儿；厨师是中心校校长的老婆。两个人都不能得罪，得罪了哪个，该机构的若干项目都会受到影响而无法在当地开展。只能任事态自由发展，看哪方最终获胜。”

11月初，阿芝无法忍受和厨师间的矛盾，离开了“爱心班”，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尼木祝黑。班主任和厨师继续负担起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管理。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再有人去孩子们的宿舍看望他们。没多久，“爱心班”又有两名女生流失了。

2、孤儿和小学生

在司开拉达中心小学的后院，小学生们围成一个个大圈在吃饭。“爱心班”的孩子们依旧是蹲在管理员的身边端着他们的搪瓷碗。中心小学的校长说，“这些孤儿比学校里的学生幸福多了。你看看我们的学生都吃的什么，每天就是米饭和酸菜洋芋汤。孤儿们的伙食甚至比我们家里都要好。”校长的妻子，也就是“爱心班”的厨师说，“这些孩子可怜，我常常告诉学校里其他的老师和学生，不要欺负这些孩子。”

由于校舍紧张，“爱心班”刚成立的时候，一直是在司开拉达中学校园里上课和住宿，孩子们几乎没有见到同龄小学生的机会，他们的生活是相对封闭的。如前文所述，中学里的在校学生只有一百余名，“爱心班”孩子们每天的叽叽喳喳给空荡荡的校园带来一丝生气。2007年的秋季学期，Z县迎来“普九”验收工作。中学的学生都返回了学校，中心小学的校舍也竣工了。“爱心班”的孩子们结束了一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了小学。最初，孩子们觉得很新奇，他们和其他小学生的接触也从游戏中开始。

中心小学的学生有两种，一类是住校生，另一类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庭。和同龄的住校生相比，“爱心班”的孩子从服装、文具到被褥都由XX机构一手操办。生活管理员每天熄灯前要去宿舍里看望孩子们，这也是学校里其他的住校生没有的待遇。另外，“爱心班”很重视孩子们的养成习惯，如卫生、礼貌和举止等，相对于其他小学生，他们在学校生活里得到了更多的关照。由于孤儿们的“特殊性”，“爱心班”在管理上比普通小学生更具控制性。XX阿火一脸焦急地跑来跟阿芝请假，原来他在走路的时候，一滩鸟的排泄物恰好落在他手上，按彝族规矩，这种情况下是要回家请毕摩来做去秽的仪式。然而，阿芝说，这些孩子跟一般的小学生不一样，按“爱心班”的管理制度，孩子们不能随便离开。阿芝让阿火等到周末再回家，阿火一脸的紧张和失望，周围的孩子纷纷来安慰他。另外，媒体和来自外界的其它关注，也使“爱心班”的孩子明显区别于其他同龄的小学生。

学校里的气氛始终是喧闹和热烈的，操场上，男孩们打着乒乓球，小点的孩子喜欢玩滚铁环的游戏。和同龄孩子的接触，给“爱心班”的孩子带来了变化：一些孩子跟在校的其他小学生成为了朋友；一些孩子在高年级的学生那里找寻“靠山”。据管理员反应，“爱心班”的孩子们很少跟小学生发生冲突。在校长和老师们看来，学生们之间的打闹和“欺负人”的现象，只不过是学校中每天的日常生活，并未跟“歧视”挂钩。

正如学生档案显示，小学生中也有孤儿，“爱心班”中的孩子也有来自非涉毒、涉艾的家庭。孩子们渴望更多的朋友，在跟其他小学生的交往中，他们逐渐形成着自己的生活态度。所谓“爱心班”与其他学生的区别其实是人为形成的界限，孩子们所面临的不同境遇反复告诉他们“你是一个措迟阿依”。

3、两个“爱心班”的对比

2005年9月，B县建起第一个“爱心班”。2006年9月，又有两个全寄宿制“爱心班”，在孤儿问题严重的司开拉达和利美莫姑大桥同时开班，对这两个片区内的90名孤儿进行了同样的学习和生活救助。

现对这两个分别位于司开拉达和利美莫姑大桥的“爱心班”之间的情况进行对比。

所比较的XX机构在两个不同片区所建的“爱心班”，由于片区特点、环境的差别以及孩子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而具有不同的表征。而XX机构在选聘“爱心班”管理员时，因受到条件等的限制而产生的随意性，更使两个“爱心班”虽属同一个机构，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诸多人为因素强化了不同“爱心班”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无人能够预见，当这些孩子将来重返社区时，“爱心班”的这段经历会对他们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2005年9月之后陆续成立的XX机构的“爱心班”，由于受到地方媒体的普遍关注，再加上XX机构自己的造势，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受“爱心班”模式影响，2006年9月始，加拿大某基金会在B县开办了8个爱心班，共有436个孤儿获得长期稳定的救助。2007年9月，美国某基金会，也在B县办了5个小姐妹班，有150个女孩获得了救助。

第四节 回到社区

一、来自政府的关注

1、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与措施

在中国，政府已经迈出了意义重大的步子，对HIV/AIDS情况引起重视，通过政策的出台和开展项目，协助进行预防、治疗，并为HIV/AIDS感染家庭提供各种帮助。

197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起草工作小组开始工作，在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审议该公约时，中国是有关通过《儿童权利公约》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1992年，我国参照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提出的全球目标和《儿童权利公约》，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布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儿童为主体、促进儿童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当时尚未出现“孤儿”或“艾滋病”的提法）。迄今，我国已颁布了一系列专门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在《宪法》以及许多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少条款涉及保护儿童权利和有关儿童救助的内容。

2001年5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颁布并实施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比《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孤儿照顾、艾滋病和儿童的关系，都引起了足够重视。

随着毒品和艾滋病等新型社会问题的出现，中国已经通过UNGASS明确了对于HIV/AIDS感染人员的关心和福利措施，陆续推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策略。另外还通过修改《传染性疾病防治法》，指出不得歧视那些生活在疾病感染条件下的人员，包括HIV/AIDS患者，以及对感染HIV/AIDS儿童的歧视都是与法律相违背的。2004年，国家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民函[2004]111号）。其中，“4免1关怀”政策清楚地对HIV/AIDS病人的救助和关爱内容进行了诠释。

目前政府提倡的救助模式有以下几种：（1）鼓励亲属和社会收养孤儿，为孤儿的成长创造健康的家庭环境。（2）积极推广家庭寄养。（3）在社区中建立单元式儿童之家，采取小家庭式照料模式，为孤儿提供必要的生活、教育条件。（4）在确有需要和可能的地方，在充分利用原有福利机构的基础上，结合农村敬老院和城市社区服务机构建设情况，改建或新建符合当地实际需要的收养性服务机构，对部分孤儿进行相对集中的安置。

2、地方民政和妇联的工作

政府的民政救济主要是针对鳏寡孤独等五保户和人口多而耕地少的家庭开展低保救济。以尼木祝黑片区的木村为例，全村有342户，1,365人（实际人口1,700余人），其中有28户享受低保，民政部门为这28户提供每季度每户50元的补贴；12户五保户中有4户是单身老人，其余8户是孤儿家庭或单身残疾人士，由地方民政部门为其提供每户每季度300元的补贴。木村村长说，“所有的低保户和五保户都是他亲自在村里摸底后确定的，但是也不排除其中有上面领导家的亲戚在吃低保，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别的村子也都是这样。”

很多单亲的孤儿家庭并未包括在民政部门的救济范围内。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地方的财政主要依靠国家转移支付，用于地方民政事业的经费和救济资金很少，不仅不能扩大救济面和提高救济标准，甚至不足以执行国家已经出台的一些相关政策。截至2006年末，虽然凉山州民政局通过将孤儿纳入农村五保或者城市低保等方式，已经对近2,000名孤儿进行了救济，但仍有数千名孤儿没有得到救助。

在教育救助方面，“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Z、B两县相继开展了关怀活动，资助了部分涉艾家庭的儿童上学。妇联也在两地办有女童班。《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十年行动计划》和“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贫困儿童上学”的相关计划均在Z、B两县获得了可持续性地开展。

从2002年至今，Z县妇联对于毒品和艾滋病高发社区的若干乡村发放了救济物资并开展了救助项目。妇联在社区中开展的生活救助和学习救助，即对救助对象发放学费、学习用品、米、油等。将上述物资发放给救助对象，也就是孤儿们的监护人，再由监护人对孤儿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情况进行统一安排。“借猪还猪”项目就是其中较为行之有效的项目之一。

虽然民政部门和妇联一直在做着救助方面的努力，无奈财政方面的困难始终是困扰他们的难题。Z县妇联的马同志说，“我们非常想多开展一些救助的项目，但是每年拨给我们的经费只有1万多元，全县这么多贫困乡村，这么多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我们却只能算计有限的这点钱，争取把它花在刀刃上。”

来自政府方面的诸多救助设想，因无钱实施而束之高阁。如此看来，有着相对强大经济后盾的基金会和NGOs组织在凉山彝区活跃就是必然的了。

二、NGOs在行动

1、社区救助进行时

项目检查员走后，送救助物资的越野吉普一溜烟地绕着盘山公路直奔开展项目的B县而去。车上，项目主管依旧拿出一个硬壳文件夹子，将空白的表格数了一下，“没错，是一百张。”助理看在眼里，忙不迭地从自己的背包里掏出一叠已经卷了边的花名册，跟项目主管汇报起来……

三个小时以后，吉普车来到了B县县城。训练有素的项目组成员在项目经历的带领下，马上就联系妥当一家粮油杂货店，把第二天要下乡送给孤儿家庭的救济品一一落实。

这是某一天，F国际项目的社区救助项目组，对两个月前由来自西昌学院的10余名志愿者，在T镇下辖的乡村中找到的100名涉毒、涉艾家庭的孤儿进行的首次回访。回访的目的是，落实100个接受救助的孤儿和家庭，进一步了解情况并送去第一个月的救济品。F项目下乡前，T镇以下各级政府已经知道该项目的目的和计划，并通过片区负责人通知各家户明日在家等候。

与此同时，T镇有四个项目在社区里同时进行着，一个香港的项目正在位于高山上某社区修筑公路和桥梁，另一个国际项目载着家畜往返于各乡村，还有一个跟政府合作的项目正在筹建新的“爱心班”。T镇的百姓们早已见怪不怪，不同项目组的深入，也给当地的大中专毕业生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

在Z县，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世界银行、中美商会等慈善项目基金纷纷在孤儿救助项目中发挥着作用；一些源自个人和团体的不定期救助和捐赠活动，也在社区中竞相开展。

上述情况是整个凉山地区，各类救助活动的缩影。目前，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共活跃着20多家NGOs，在来自国内外团体或个人的资金带动下，在划定的区域内按着各自开展的项目忙碌着。NGOs开展的项目以扶贫、艾滋病预防干预以及妇女和孤儿救助为主，各项目间尽量不产生重合或叠加。作为毒品和艾滋病高发区的Z、B两县自然成为各NGOs关注的焦点。越野吉普上贴着不同机构的标志，它们偶尔在县城里擦肩，转瞬奔往乡间。

在凉山州，除去XX机构外，其余开展着各类项目的NGOs都是来自凉山之外的，且多数为国际组织和基金会等投资的。XX机构是凉山唯一的一家本土的NGO，面对诸多的外来势力，他们表示欢迎，“哪个项目都不错，最好都能留在凉山，使更多的当地人受益”。

2、“爱心班”的另一种形式

在Z、B两县，除了有像司开拉达那样的寄宿制爱心班，还有另一种“分散供养的爱心班”。

从2005年起，XX机构就一直进行着孤儿救助不同模式的尝试。不像前面的司开拉达爱心班那样，把孩子们从社区中抽取出来，集中在一起管理，“分散供养的爱心班”是在选取了救助目标后，把这些孩子安插在小学校的班级里，进行定期的生活救助和教育救助。这种模式克服了集中供养中出现的孤儿年龄差距大，缺乏家庭教育等的不足，使孤儿在不脱离既有生活环境的基础上，获得生活和教育方面的救助。如今，在尼木祝黑，已有近百名孤儿获得了XX机构的救助，这其中也包括8名艾滋孤儿。接受救助者分散在尼木祝黑中心校等学校的各个年级，XX机构定期给他们送去生活和学习用品。

3、锁着的门后

T镇的落日村，雨终于停了，项目组仍然在村子里发放救济品。路边的一个高大的砖房前，门户紧锁。五分钟后，一个女孩打开了门。屋内，电视机、电饭煲、家具等一应俱全，看起来像是个很殷实的家庭。XX么扯在，女，12岁，某小学四年级学生。曾有三天没上学，被老师罚款6元钱，因交不起罚款而辍学在家有些日子了。扯在的父亲吸毒已亡，母亲吸毒外流了一个多月，还没回来。扯在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在上学。村支书示意项目组应该把这家列在救助名单里。

在当地各级干部的带领下，项目组穿梭于名单上的孤儿家庭。很多房门都是紧锁的，旋即被找回来的人打开，屋内似很久无人居住，散发着霉味。“空屋”现象是XX机构对于类似现象的描述，屋子的主人们或者吸毒而亡，或者被判刑，或者还在外流中，孩子们则被老人们或亲戚们带了去。在Z、B两县的很多村庄里，都看得到一些不同于普通民居的砖瓦房，当地百姓异口同声地说，“那家是毒贩子”。高大的砖瓦房在村落中错落的瓦板屋中突兀地耸立着，它们曾见证了主人们刹那的辉煌，它们是更多的人为之铤而走险的最终目的。“空屋”的主人们多数永久成为了墙上照片里的记忆。

村干部还在介绍情况，这一家姐弟俩的父母都是在服刑的。项目主管摇头说，“服刑的，我们不能救助，这样在社区里影响不好。”

又一家锁着的门被打开，一会，女孩和她的奶奶被叫了来。接受救助的孩子和奶奶都不会讲汉语，村干部是她们的代言人。不多时，她们的身世就被和盘托出。旁边的干部用彝语对孩子的奶奶说，“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想起了志愿者XX木呷的话，“给他们换上破衣服，领到一个破房子里，给我们看。”

4、F项目的理想

F项目的主管Z女士，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她热情、精干，打算在凉山这块热土一施拳脚。下乡前，她对几个当地招聘的项目助理再三嘱咐，绝不能接受老百姓家的“打牲”，违者将开除出项目组。正如在本章第三节中所说，在“爱心班”在社区里选学生的时候，就有过来自社区百姓的非议。其实家中有外人来，打牲摆酒等招待是凉山的传统习俗。Z女士多次在山村里奔走，也曾领教过当地百姓的民风。于是，这次下去，才有前面的一幕。

F项目曾在非洲开展过涉艾社区的救助。基于15年国际领域项目经验，F项目希望能在凉山大显身手。项目计划以社区为依托，为受到HIV/AIDS疫情影响的儿童、家庭和社区，重新获得更稳定的生活水平而服务；以80-100个儿童和他们的家庭作为整体，为其提供永久关爱、健康、教育、社会心理以及家庭自给自足活动等服务。F项目按照3年期限进行规划设计，每年按照比例逐步缩小投入——家庭的自给能力在接受项目救助后会逐渐增加，家庭自己将能够逐渐解决每年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等问题。项目负责人宣称，F的这套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并且经过在多个地区的探讨和完善，已经通过了HIV/AIDS项目实施的检验。F的这种模式曾被“全球HIV/AIDS疫情”报告（UNAIDS2002）作为救助艾滋孤儿最好的一个救助方式所援引。F项目目前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17个国家开展工作，所提供的服务并不完全相同。

Z女士一直希望能通过F项目的社区救助，来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境况。她觉得只要项目每个月给孤儿提供粮食，就会缓解收养人的压力。看到社区中76%的家庭都是隔代抚养的现状，Z问年迈的阿普阿妈，如果项目能给收养的家庭提供进一步的生产技术等的救助，孩子们的叔叔们是否愿意收养照顾这些孤儿。回答是，叔叔们自己的负担也很重，即便有了项目的支持，也不会照顾孤儿。Z在进入社区后，始终摇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叔叔们并不看重项目的作用，为什么不接受项目提供的帮助，为什么不尽抚养的义务。

回程中，项目主管Z女士对部下说，“必须跟XX机构的负责人说，强制这些家支近期召开家支大会，命令孩子们的叔叔来收养孤儿。”她的几个部下，当地的彝族助理，面面相觑，然后低头笑了。

三、有达的彝族年

1、尼木祝黑的彝族年

尼木祝黑，凉山十坝之一，海拔1,900米。冬季干寒而漫长，夏季温凉多雨，属川西高原雅砻江温带气候。其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Z县主要的水稻产区。尼木祝黑乡辖8个村，共2,120户，8,573人，其中彝族人口占8,512人，汉族人口51人（主要为干部、医生、教师等）。

从1990年代中期，毒品从西昌市沿着公路先后进入司开拉达、T镇和尼木祝黑。在尼木祝黑曾经流传着“青壮年吸毒，耕作翁与姑”这样一句话，它反映出该地过去由于吸毒、贩毒猖獗，许多青年男子或死于毒品或被判刑劳改劳教，还有的长期在外“盲流”，造成田间无男人耕种，只看见妇女、老人辛勤劳动的状况。2001年，尼木祝黑和阿比老古乡联合成立了民间禁毒协会，利用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家支为纽带，以彝族传统风俗为形式，配合公安机关开展禁毒宣传，开展了以村民自治为主的禁毒民间活动，后来该民间禁毒模式在凉山地区推广。

木村就在尼木祝黑的区上，共342户，1,365人（实际人口超过1,700人）。2001年3月20日，尼木祝黑和阿比老古两个乡在木村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会上举行了杀牛、杀猪、宰羊、打鸡、喝血酒盟誓等禁毒仪式。这以后，肆虐的毒品最先在尼木祝黑得到控制。据木村村长，即民间禁毒协会会长XX体古介绍，该村有28户享受低保，12户五保；现有吸毒人员20余人，具体表现为吸毒、贩毒和偷盗；孤儿人数30－40个。

村长XX体古曾经是个毒瘾很大的吸毒者，后在其家人的帮助下努力戒毒，并连续两次当选为木村村长。木村的民间禁毒协会也由他来负责。木村的彝族年期间，村长负责全村的杀猪工作，并慰问了社区里的五保户和低保户。

个案：XX阿依，女，9岁，小学二年级。父亲和叔叔因吸毒感染艾滋病于2006年去世；母亲2004年去世，死因不详。阿依跟奶奶一起生活，她们祖孙俩被定为村子里的五保户之一，享受每季度300元的补贴。同时，阿依也是XX机构进行社区救助的对象之一。

杀猪的那天，阿依的手里拿着一个“傻瓜”照相机。相机的闪光灯一闪，阿依笑着拍下了姑姑烧猪的镜头。阿依说，“照相机是一个外国阿姨给我的，她让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等以后我长大了，她就会把照片给我寄过来。”村子里还有几个孩子也拿着这种照相机，他们都是孤儿。外国阿姨是一个欧洲人，她要拿孩子们拍的照片做研究。

尼木祝黑的彝族年，很多外流务工人员返回村子过年，其中也包括那些吸毒人员。村民们见到吸毒的人，纷纷进行劝阻。村长的弟弟，原来的医生，也戒毒了，彝族年后，他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打工。村里吸毒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跟司开拉达相比，这里10多岁的青少年，没有吸毒的。

XX机构和Z县活跃着的其它NGOs，都在各自的社区里筹备或参与当地的彝族年。孩子们也回到了社区，与儿童节的礼物相比，这次给他们的是一个长达半个月的假期。

2、有达的故事

14岁（彝历）的有达是司开拉达“爱心班”里二年级的学生。在他的档案上写着“父吸毒外流，母在外地”。当别人问及他的父亲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爸爸已于几年前吸毒死了”。其父生前曾为了筹集毒资将有达的生母卖到了山西农村。爷爷和亲戚们都不愿收养有达，有达曾被13个亲戚轮流抚养，成为“事实孤儿”，后被司开拉达的“爱心班”选入，成为该班年龄最大的小学生。

2007年春天，有达的妈妈逃了回来，在争夺有达和两个妹妹的抚养权上与有达的爷爷产生了纠纷。2007年11月，彝族年到了，学校放假半个月。亲戚们都不愿意接有达回家过年，妈妈带着两个妹妹远走成都，有达无处可去。热心的原“爱心班”管理员，17岁的阿芝把有达接到了木村自己的家里过年。

有达的爷爷奶奶和外婆都对他不好。节假日的时候，别的同学回村子或去亲戚家，他常常是一个人留在“爱心班”。有达害羞、腼腆，又聪明、好学。阿芝一家热情地招待了有达，把他当作自己家的家庭成员。阿芝的爸爸XX体古表示，要收有达作他的干儿子，这就代表以后有达的上学、生活、娶妻等都将由阿芝的爸爸责任。有达从开始时的不习惯，到慢慢地融入阿芝一家过年的喜庆中。

阿芝一家跟有达非亲非故，只是由于阿芝在“爱心班”当管理员，才结识了有达，阿芝的父母表示愿意收养有达，这与有达的亲戚们对他的嫌弃，以及前文中多数叔叔们不愿意收养孤儿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纷繁的个案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背景中，本章对司开拉达、T镇和尼木祝黑三个田野点中存在的集中供养和社区救助模式进行了全景展示。我们看到了集中供养的“爱心班”模式对儿童的建构，看到了各种项目对社区的干预，看到了有达和阿芝一家在尼木祝黑的彝族年。但是我们似乎看不到这其中的关联，应该有的人物之间的碰撞。项目组在自说自话，孩子们的声音被大人的控制所掩盖，社区的人们在为自己的未来做着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