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曰战争结束后，以岭光电、李仕安为代表的川康彝族政治人物，向国民政府提出允许彝族参政，希望以充当民族代表的方式巩固和拓展其权势。与20世纪30年代西南彝苗请愿活动不同的是，参与请愿的彝族政治人物已在地方建立起一定威望，又得到了西康省政当局的支持，故得以利用战后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就承认西南彝族与容纳“民族代表制”的议题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国民政府面对这一请愿活动，既不愿承认彝族之民族地位，又希望拉拢川康彝族政治人物，最终措置失当，促使原本的边疆代理人转变为国民党政权的异己力量。 

关键词：彝族；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岭光电；李仕安

1948年春，“行宪国大”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客云集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一群身着西南少数民族服装的彝族人士出现在南京街头，在会场内外颇为引人注意。[1]一个月后，这群以“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名义来内地参观的彝胞又出现在上海，应邀出席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闭幕式。为保证闭幕前的足球决赛顺利进行，赛会主办方禁止“与球赛无直接关系之人员”入场，使得闭幕式举行时“各看台上，白茫茫一片，寥无一人”，[3]作为嘉宾居于“司令台”上的“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成为全运会闭幕式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景。担负观光团“交际”职务、同时身为国大代表的四川彝族人士李仕安则成为观光团中备受瞩目的成员。国大进行期间，《中央日报》以“夷族代表李仕安”为标题登载了他穿戴民族服饰的照片。[3]李氏在“总统”选举投票之前，亦身着彝装与宋美龄寒暄。二人的合影在次日即被冲洗放大为一幅两米多高的照片，醒目地立于国大会场。[4]这些西南少数民族政治人物以此种形式亮相于国内政治舞台,反映了战后边疆政治的一些新动向，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既往关于国民党边疆民族政策的研究，多主张其坚持“大汉族主义”、推行民族“同化”为其基本的政策取向。[5]对于“五族”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自然采取否认“民族”差异的立场。[6]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南彝苗代表高玉柱、喻杰才等曾就西南少数民族地位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愿，希望将国大代表席位分配给“西南夷苗民族”。出于对“民族分化”的顾忌，国民政府对于这一以“民族”为单位分配政治资源的提议未予首肯，仍坚持以行政区域统驭国内各少数民族，不予采用“民族代表制”。[7]抗战全面爆发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高层政治人物进一步否认国内少数民族的存在，宣称“中华民族是一个”，将境内各民族称为“宗族”。在这样的视角下，民国西南少数民族人物的思想与言论,很多被赋予了反抗“同化”政策、寻求和彰显自我族群意识的意义。[8]他们为本族群争取“民族”地位的努力，则被认为突破了民国以来“五族共和”的民族政治框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产生了影响。[9]但结合这些少数民族政治人物的政治行动来看，他们显然还有着更为复杂的角色。在中央军政势力向西南边疆拓展势力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出身于中央军政系统的边疆民族人士服务于这一战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中介功能，充当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的代理人。同样亦是这些边疆政治人物，在战后又代表边疆民族就民族地位向国民政府发起了请愿,成为现行政治体制的抗争者，这样的转变过程抑或是其“一身二任”的特殊角色呈现出边疆政治的复杂性。对这些人物的认识与判断，有必要结合具体的身份背景、所处时代、人际网络和利益结构，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 

本文以战后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争取参政权这一事件作为考察对象，将这一政治问题作为研究边疆民族政治人物与国民政府关系的一个观察窗口，运用档案、报刊和回忆录等史料，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分析各方的行动策略、互动过程及其政治结果，发掘政治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以期进一步揭示民国边疆政治的特点。 

—、抗日战争后期围绕彝族参政问题的论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其政治重心由长江中下游地区转至西南，开始注重经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1939年，蒋介石设立西昌行辕，以此控制彝族聚居的西康宁属地区，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势力展开明争暗斗。由于在这一区域缺乏足够的统治基础，国民政府任用岭光电、曲木藏尧、李仕安等出身中央军政系统、兼具地方关系网络的彝族干部，拓展中央势力在彝区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刘文辉对这批彝族政治人物亦多为拉拢，吸纳其进入边省当局的权力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岭光电等人在战时获得了各种政治资源和活动空间,得以同时扮演国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的双重代理人,在地方建立起权势。[10]1942年夏秋之际，与岭光电同样出身于中央军校、先前在四川彝区办理国民党党务的雷波土司头人后裔李仕安在西昌与岭氏及曲木藏尧之兄王济民相识，决定结为政治同盟，希望以岭光电为核心人物，将凉山统一起来。三人随后联络宁属地方武装靖边部的彝族将领孙子汶、潘学源等人，形成一个川康彝人政治集团，决定团结一致与国民政府及西康省政府打交道，以谋求更多的权力与利益。[11]

 虽然岭光电等人在地方的威望日渐升高，但其政治目标的实现仍然面临来自地方社会的巨大挑战。一方面，尽管岭光电出身土司家庭，但其承继的斯补土司“却只是一个小土司”，仅能与凉山“四大土司”属下的土目平起平坐。且在岭氏少年时代，其家族遭遇统治宁属地区的四川军人“改土归流”，家道早已中落，直至其以中央军政官员身份返乡从政后才得以重振。在彝族社会中缺乏足够的权威，成为岭光电等人施展政治抱负的重要障碍。[12]另一方面，岭光电、李仕安等彝族政治人物的活动空间，亦受制于地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彝汉矛盾。川康汉人士绅多以“夷性犬羊，畏威不怀德”等污名化视角看待彝人，加之资源竞争等现实因素，岭、李等人的政治地位因其彝人身份很难得到汉人士绅的认可。1944年，岭光电在彝汉交界地带的腴田担任区长，施政多受地方汉人士绅杯葛，遭受“返家以来在人力、财力、声誉上受到的最大损失”，政治前途遇到空前的挫折。[13]李仕安在雷波从事政治活动，提出彝族代表在县参议会应占据4个席位，最终虽取得2席“但大遭士绅攻击”。[14] 

尽管遇到重重阻力，岭光电依然意识到，“夷族”这一族群身份，仍然有着潜在的政治价值。早在南京中央军校就读期间，岭氏就积极参与高玉柱、喻杰才发起的西南彝苗请愿运动，并因其“族别与出身”为国民党中央知悉，获得了拔擢与重用。[15]岭光电在战时已经考虑到“民族”问题将影响战后的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他在1943年出版的《倮情述论》一书中指出，彝族“若能尽其力能，参加奋斗牺牲之工作”，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抗战以后,则可增高夷胞在国内各民族之地位，共同享受自由平等之幸福”，“否则于抗战无所裨益，于将来地位，不免有所影响”。[16]同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决定在战后—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在大后方—时兴起“宪政运动”的热潮。由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事关中央和地方各个层级的权力分配，各政治派别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即展开激烈的论争。如何解决战后边疆少数民族的参政问题，尤其受到包括川康彝区在内的少数民族人士关注。 

就彝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界别参加国大的问题,几位宁属政治人物在西康省政当局主办的《新康报》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17]受中国回教协会委托赴西昌工作的回民阿訇丁珍亭在参加“西昌各界宪政研究会”期间，较早提出了选举“边民代表”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他以为回民争取参政权为出发点，主张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应承认其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殊性，赋予其选举代表的权利，进而推而广之，要求将“宗教团体及边民”列为选举界别。[18]“边民参政”问题经丁氏提出后，很快引起了反响，指向了对宁属更具重要意义的彝人参政问题。西昌行辕政治部干部贺理阳撰文称，宁属“边民”不应具备参加选举的资格。贺氏指出，“他们不仅没有参政的能力，而且毫无政治常识；不仅毫无政治常识，衣食住行乐育还有待改良”，“他们享受参政权利，至少等二十年”，且“二十年当中”政府还要“十年剿抚，十年教训”。除此之外，允许边民参政还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何为“边民”，“是宁属的倮罗，抑是广泛的指到其他省份的边民”？“苗、傜、僚、黎、倮”等西南民族“住址星散,散及湘桂粵闽川康滇黔等省”，“究有若干？举出若干代表或委员？分区选举抑是集中选举”？贺理阳在罗列了上述难题后肯定地表示，“以宁属的倮罗论，想亦无人敢作主张”，进而提出“边民进化了，住在那一县，就参加那一县的选举，在他的住在县内去活动，毋须以边民地位而划分几个单位或特别区”。贺氏论证指出，在“边民”主体不明确且未发生“进化”的现状之下，不能“以单独一个立场参政”。[19] 

此文登报后不久，宁属著名汉族士绅刘芷汀投书《新康报》，从“解放白夷”的角度提出彝务问题，称被“黑夷”掳入彝区的“白夷”实则为“汉族之人民”“白夷”之存在是“文明人被奴隶”的现象，呼吁“解放白夷”，重新对其进行“汉化”,“与汉人同习俗”。[20]丁珍亭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刘文对贺理阳进行反驳,称既然“夷族中白夷占多数，而白夷又是汉人变成的，秉性不会如此之其坏”，且“现在边民中，出人头地的人物也不少”。他抨击贺氏的看法完全背离了国际国内的民主化潮流，“除希特勒东条们赞成外，其他任何人也不敢同意”。[21]几天后，中华基督教边疆服务部负责人刘龄九撰文呼应丁文观点，建议允许丁氏所指的“边民中出人头地的人物”以边民代表的资格参加国大。他表示：“如果现有边民中确没有一人有政治常识，受相当教育，自然无法推举代表，但事实并不如此,即以西南边民中人数较多的苗倮两族来论，受中等教育及大学教育者均有数人,如能使这少数受相当教育的边胞能代表其本族出席国民大会,则直接可以鼓励边胞的内向，间接可以加速边胞的同化,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2]贺理阳则于一天后再度发表反驳文章，在重申彝人不具备选举能力的同时，回应丁氏“边民中出人头地的人物也不少”的观点，表示自己“很知道其名而热识其人”，但仍“主张他们在他的住在县里参选”。 

在论战进行了多个回合后，“边民中出人头地的人物”的观点终于浮出水面。在阅读了上述论战文章后，李仕安撰成《倮族参政问题》一文，完整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何为彝人”,“是否有资格并如何参加选举”等问题的主张，以“战斗员”的姿态加入了这场论战。李文首先界定了“倮族”的范围，即其与“苗、傜、黎、楞夷、摩梭”等同属“西南夷族”，散布在川、康、滇、黔各省，约三百万人口，有川康和滇黔两大系统,前者又分成雷、马、屏、峨与宁属两部分，“皆以大小凉山为其大本营，以云南昭通为其发祥地”。除批评贺理阳的观点有违“汉夷平等”的原则外，李仕安又指出其混淆“奴隶娃子”的概念，揭示彝区存在大片的土司辖地“最多的是平民阶级”，“阶级制度问题”并不构成彝人参政的障碍。李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汉人中具备参政能力的人数也极少，贺氏所谓汉人相对于彝人的优越感不应存在。他以自己在雷波县参议会为彝人争取参政权受阻的经历现身说法，指出贺氏“边民在各住在县竞选”的方案因地方汉人士绅的阻力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县参议员都是地方硕望士绅，倮族的优秀分子都不免年轻,几千年来汉夷间的仇恨不说，单以地方声望来说，士绅们也决不容许青年倮罗与之分庭抗礼”，“县参议会上尚不容分庭抗礼，国会上岂会容一般人目为‘犬羊’的倮罗代表一县的‘黄帝子孙’发言吗”？李仕安明确表示：“如果需要边民参政，是要指定区域,规定名额才行得通的，否则还是只好把倮罗置之化外，使他没有代表为自身利害发言。”[23]1945 年,李仕安在蒋介石居留西昌期间发表《边民的呼声》一文，再次提出彝人参政权问题，要求国民政府在战后“履行诺言”，贯彻“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改变彝人在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以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没有代表席位的现状。李仕安利用面见蒋介石的机会,将刊有此文的《新康报》通过侍从室主任俞济时转交至蒋手中，但并未引起蒋的重视。[24] 

彝人参政问题并未因论战获得解决，参与各方也无法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尽管“夷族”的范围与边界受到质疑，其内部亦缺乏足够的整合和认同，但李仕安努力将“夷族”合法化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民族”，以此作为彝族参政的依据。代表西昌行辕发声的贺理阳，其观点与国民党战前所实行的政策一脉相承,即主张按照行政区域分配政治资源，反对采用“民族”代表制。丁珍亭、刘龄九等人的发言则表明，抗战使得“民族”“民主”观念进一步推广和普及“五族”之外的“民族”问题亦应得到重新审视。作为西康省政当局掌控的政治工具，宁属屯垦委员会主办的《新康报》充当了论战平台，着力宣传李仕安等人要求彝人参政的立场，隐隐表露刘文辉试图利用这一问题谋求政治利益的企图。在中央与边省竞争的背景下，彝族参政问题在战后演化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又一次西南少数民族代表请愿运动，产生出更为复杂的政治互动。 

二、“请愿无成，个人有得”：川康彝族代表请愿与国民政府的因应 

随着战后“制宪”与“行宪”的迫近，彝族参政问题逐渐从纸面上的论争转为更为具体的政争。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召开制宪国大。消息传出后，西南各彝族政治人物立刻做出反应，试图在舆论上抢得先机。在岭光电等人的运作下，西康宁属盐源土司诸葛绍武、盐边土司吉绍虞、越嶲土司岭邦正以及云南土司龙继伟、海升廷、龙云高等16人联名上书西康省政府所属的宁属屯委会，要求给予“夷族”在国大和各级立法机构中代表席位。他们表示，若无法参加各级代表机构，“夷情垫滞不能上达”，“如谓参加自由选举,夷族文化低落，何能与汉族争选”。他们援引清代“夷学名额”亦经政府“格外规定”的成例，提出在各级参议会中“增加夷族参议员名额”，并提出彝人应在国民大会和国民参政会中各拥有两个代表席位，“俾得将夷情随时上达，同负国家责任义务，增加国力与世界列强平行进展”。[25]在岭氏的活动下，西康一时出现由其代表彝人出席国大的“民意”。 1946年4月，罗大英领衔靖边部彝人将领致电蒋介石，推荐岭光电担任“西康边民代表”。[26]一个月后，吉绍虞、喇宝臣等土司亦联名宣布岭光电已由“各县夷族选充国大代表”，请求国民政府确认这—结果。[27]半年之后，黑彝出身的傅正达和罗大英以“倮族代表”名义再度致电蒋介石“恳祈早为决定”，支持岭光电当选。[28]这些呼吁均无果而终。由于与地方汉人士绅发生冲突，岭光电于1947年辞去“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区长职务，专注于活动国大代表席位，为此联络罗大英、吉绍虞、傅正达和罗正洪等从政彝人，组成“西康省彝族参政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尽管同样是就彝人参政问题向国民政府请愿,但此次行动与1930年代曲木藏尧和高玉柱等人请愿时的政治背景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与当时国民政府利用请愿为干涉西南事务制造舆论不同的是，西康地方军人刘文辉在此次请愿中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他企图利用彝族参政问题，为国民政府制造麻烦,并扶植与西康省政当局合作的彝族政治人物占据国大代表席位。事实上,刘文辉尽管在口头上多次宣称西康境内彝族与汉族、藏族同属三大民族，地位平等，但1939年成立西康省参议会以来，却始终没有给予彝族参议员席位，亦令岭光电等人不满。刘氏推说自己曾推荐彝人为候选人，可行政院未予“圈定”认可，“省方猜不透中央对夷族的态度，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参加”,[29] 遂将省内的政治利益分配责任也推卸给国民政府，怂恿岭光电等人向国民政府提出问题。为表示对请愿活动的支持，刘文辉将彝族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也交由岭光电拟定。但刘氏同时要求,康省彝族代表的人选，必须满足“在彝族中有威望、愿为彝族办事、有一定文化程度、上台不会‘乱来’（即听他的话）”等条件，成为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工具。[30]得到刘文辉的授意和首肯后，请愿活动即随着岭光电等人的行程在各处展开。 

岭光电一行自西昌出发后，首先到成都进行宣传。岭光电特意准备了一份长篇油印文件发给当地新闻界，称“夷族仅在康省境内即有一百五十万人”，人数为仅次于汉、回、满的“国内之第四大族”比藏族人口多出一倍，要求最少应获得5个国大代表、3个立法委员和2个监察委员的名额。[31] 7月初，岭光电先行抵达南京，拜会了张厉生、邵力子、洪兰友和吴铁城等政要。8月，吉绍虞和傅正达等人到达后，又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争取舆论界的支持。此后他们又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和国防部部长白崇禧等政要面陈请愿事项，相关消息经常登报，成为令人瞩目的事件。[32] 

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代表请愿时，战后国内知识界的民族学知识已经大为扩展。国民政府在战时退据重庆，使得中国人类学重心也随之移至西南,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更是较战前有了极大的飞跃。加之战后民主运动的兴起，舆论界对于少数民族的各种诉求多持同情论调。由于具备了相应的时代氛围，岭光电等人在此次请愿中不仅诉诸刘文辉的支持，而且充分利用了新闻媒体和学术界的力量。经停成都期间，岭光电前往蓉市各大学演讲彝族问题，以争取知识界的支持。他在四川大学与华西协和大学的演讲获得极大成功，“听者甚众，皆表热烈同情”。甚至有某党派的政客，表态“愿尽力援助”岭氏等人，必要时可将自己取得的代表席位让出。[33]在南京期间，岭光电亦通过马学良的引荐，在金陵大学民族学会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讲述自己在彝区进行社会改革的经历。[34]在马长寿、卫惠林、徐益棠和庄学本等人类学家的帮助下，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边疆通讯》杂志在1947年9月推出了“凉山夷区建设特辑”的专刊，从学理角度论述给予彝人参政权的必要性。[35]长期研究川康史地、与刘文辉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家任乃强在这期杂志上撰文称：“今国家即将行宪，而制立法律，行使法律，与监察行使之人，皆无倮胞及通晓倮俗之人参与；则干扰习俗，违反习俗之措施必不能免，民族隔阂，势必与日俱深,甚非总理民族平等与中枢优待边民之本意。”[36]几年前在宁属支持边民参政的丁珍亭亦有一文在同期发表，强调彝人参政权问题在国内民族政治中的意义：“夷族兄弟今天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只是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一个环节，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决不是国大以表决的方式所应解决的，在道义上，拥有绝对多数的汉族兄弟有尊重各少数民族愿望的义务，同时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决定其命运的权利。”[37]而组织请愿的岭光电,更在众人的言说中被赋予了彝族领袖的地位与使命。徐益棠撰文称：“岭光电先生以土司而主张废除土司制度, 此在常人所不敢为。而本人即先入中央军官学校为国家服务,继复倾家荡产，为田坝乡设立小学，前后毕业者已达数百人，升入中学者亦已数十人,至今其本人日常生活，全恃其本人服务之薪津，来京旅费，亦复自其亲戚朋友捐助凑集而来，此种土司，在现代中国可谓绝无。其所以如此者,愿牺牲其个人之利益，而为大众谋进步也。”[38]庄学本也大力褒扬岭光电“冒溽暑，下凉山，不远数千里，跋涉来京，为夷人争参政权”的举动，称其“出身贵属，奋发有为，于家乡颇多建树,为边地封建社会中不可多得之杰出人才”。[39]任乃强则称岭光电为“今世唯一之开明黑夷”，也是彝族中的“权威领导者”，是“凿破铁豆之金针”。[40]岭氏亦在这期杂志上以《建设川康夷区计划书》的形式详细阐述政见，除重申“推行宪政，边区民族真正参政，以达到全国民主政治之理想”的诉求外，还提出“由中央政府成立夷区宪政实施实验区，与各省专署同级，隶属省府，而受中央之直接监督”的设想,希望将彝区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治区域。[41] 

为壮大请愿声势，岭光电还组织了一个“夷族联谊会”，“以示拥护政府，共负建省建国之任务”。[42]组织成立后，岭光电等即以“联谊会”的名义上书国民政府，宣布请愿团系该会“全体会员代表大会”推选产生“代表本省一百五十万夷胞，向元首及各部院首长致敬”并提出“增加本省夷族省参议员、国大代表及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名额,用符宪法精神，及民族平等之原则”等三项要求。[43]在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岭光电和吉绍虞又将“西康夷族”的范围扩展至包括“倮人”、西番、摩梭和苗人等在内的多个族群，称其人口约在一百五十万，纳税人数亦在五十万以上，并强调彝族聚居区域“占西康大部,物资蕴藏极富”’，“今行宪在迩，政治经济之改革与开发，实属刻不容缓之举”，进一步论证给予彝人参政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44]请愿团在京活动期间，出现抗战时期有降落在凉山彝区的美国飞行员“被半野蛮之猓猓部落迫操奴役”的传闻，酿成中美之间棘手的外交事件，导致两国媒体对彝族形象之报道多呈负面色彩。[45]岭光电对此予以回应，主动向媒体介绍战时在彝区救援美国飞行员的经过，坚称“夷胞对美空军人员甚为敬重，绝无留难情事”，判断“夷区已无美人，外传尚有若干美飞行员之说不确”，为彝族辩白。[46]在接受《申报》采访时，请愿团又极力突出彝区存在开发潜力，彝人有能力参与现代政治,称彝人“求知欲很强，而且都愿意学汉文”，以此向全社会发出呼吁：“我们的请愿是合理的，参与政治和建设夷区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期望这一弱小民族爱国的举动，能得到所有的了解，同情,与支持。”[47]为推动请愿事宜达成，岭光电还联合孙子汶、王济民及“土司头人夷务团长等”联名电请西康省选举事务所,仿照南京市民选举蒋介石为京市代表的做法，登记刘文辉为“边民国大代表候选人”,“并分电康属边民一致拥戴”。[48] 

对于岭光电等人以彝族名义提出的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于笼络人心的考虑，在表面上给予了较为积极的回应。早在1946年4月，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在接见傅正达等人时就对其诉求表态支持,称“各代表此项请求，姑无论其成功与否，显见倮族同胞，已能认识时代，殊属可嘉”。[49]西康省公布候选人提名后，由行辕改组而来的西昌警备部即担保岭光电“系同志”，“思想正确”，建议南京方面“设法指定”。[50]岭氏等人到京活动后，内政部部长张厉生表示，同意在西康省参议会中增设10名左右彝族参议员，并“将于不违反宪法之原则下，设法弥补，以使康省夷胞在二院中占有席次”。[51] 8 月26日，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岭光电等人，听取了他们的请愿要求。[62]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也宴请了请愿代表团,“且极表同情，允予协助”。[63]但直至10月中旬，国民政府仍未就请愿做出正式决定，这使得在南京已活动三个月之久的岭光电等人感到相当失望。比之于对待“工商团体”请求增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名额的迅捷回复，国民政府由于担心“恐牵他省少数民族,发生同样要求”，“或又顾虑时间过迟，将影响大选”,故对此抱持相当谨慎的态度。[64]事实上，各方围绕代表席位的利益争夺日渐白热化，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矛盾丛生。尽管西康省已确定由岭光电和孙子汶分别占据“边疆民族立委”和“区域国大代表”席位，但国民政府仍为“如何顾全本党利益，兼能调和宁、雅、康三属名额争执，且地方贤达合理要求”而“煞费苦心，斟酌至再”迟迟未作决断。[65]蒙藏委员会致行政院秘书处的一份公函显示了国民政府在处理请愿问题上的顾虑：

案准:贵处本年九月八日服八字第七二一六号通知单以前交议西康省夷族联谊会代表岭光电等请愿一案，奉谕询本会意见，通知查照等由；查此案关于该夷族代表请愿三项，业经本会于本年九月十日以京藏字第七〇一七号函复,查照转陈在案。惟查国内少数民族问题，除蒙藏及新疆情形较为复杂，处理较为困难外,其余苗夷等族，均已与内地文化久相陶熔，处于各省区以内，受各该管省县政府治理。如果地方有应兴革之事，依正常手续，可先呈由地方政府，转呈中央政府核示，以符行政体系。如尽使前来中央请愿，则恐蔚为风尚，将致国内各省区原无问题之少数民族，转生枝节。因此本会意见，拟请对该团代表等善予慰勉,仍嘱早日回康，候将所请各事,交由有关部会商询西康省政府办理，一面仍望迳呈西康省政府转呈核示。是否有当，相应函复,即希查照转陈为荷。[66] 

由此可见，与20世纪30年代处理高玉柱、喻杰才请愿相类似，国民政府认为对请愿议题的处理不但事关与边省政权之间的敏感关系，而且担心刺激“国内各省区原无问题之少数民族”争相以类似方式索取政治利益，导致难以控制的连锁反应。国大举行期间，在京各西南少数民族代表商议成立“西南民族联谊会”，以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协调请愿步调。国民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完全不予支持。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甚至轻蔑地表示：“哪有那么多民族!”[67]军统方面也表示“西康宁属夷人约二百万,识字者千不得一，故无国家民族观念及政治常识，仍由少数土司（名存实亡）统治”，所谓“请愿”是“各土司欲提高地位”的表现,“查岭光电等七人，纯系谋取个人地位之发展，并非代表倮族向政府请愿，且一般倮族文化水准低落，实无被选重任之资格”。[68]对于领导请愿运动的岭光电，国民党中央对其政治背景也表示了怀疑。1947年9月，军统内部在经过了对岭光电的内部调查后，才重新确认其忠于国民政府，可以继续作为中央在川康彝区的代理人。[69] 

尽管对“请愿”持负面观感，但出于拉拢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考量，国民政府对类似诉求又不能以生硬的方式敷衍了事。最终，国民政府以折中办法处理请愿，批示“以行政方式支持当选”，内政部回复“建议川、康、滇、黔的妇女名额让与彝族”，即同意给予岭光电等人代表席位，但在事实上仍拒绝以“民族”代表的形式承认彝族参政的权利。最终,在岭光电的推荐和刘文辉的认可下，西康省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圈定吉绍虞、傅正达、王济民和孙子汶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岭氏则为立法委员候选人。对此结果，岭光电认为“算是请愿无成，个人有得”，对刘文辉表示：“我们这次请愿活动，虽得你支持,仍因我们活动能力低，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刘则予以肯定和慰勉，称请愿“已引起国人对彝族的重视”，并允诺支持他们在各县当选。[70]

 除岭光电等人外，当时在华西协和大学就读的李仕安也返乡参加竞选，在四川雷波以“签署提名”的方式成为川康彝区的“边民国大代表”候选人。由于国民政府为“五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全国范围内仅分配了 17个边民代表的席位，且因对“边民”身份认定不清，在四川和甘肃等地皆引发了选举争议。李仕安为此还专门撰文“反对跨族竞选”以保障彝族候选人在“边民国大代表”中的应有席位。{71]四川将“边民国大代表”中之一席分配于“川南夷族”，在岭光电的活动下，其夫人雷波土司杨代蒂取得这一席位。她与岭氏于当年联姻后，因双方“俱为夷族土司，曾受高等教育”，备受舆论关注。《中央曰报》专门报道了杨代蒂竞选立委一事，详细介绍了其家世背景和奋斗经历，称她与岭氏的结合“对未来川康前途，是有莫大意义的”，“夷族的前途，正向着光明的方向走”。[72]杨代蒂在解释参选动机时表示：“因为本身是国民党员与青年团员，对于主义拳拳服膺，认为救中国，必谈国内各民族联合一致，平等地实行三民主义。政府应该本国父‘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给予边民以同等参政机会，所以才本此信念,代表百万夷胞，争取立法权利，参加立委竞选。”[73] 李仕安和杨代蒂以彝人身份进入国民大会,亦反映出彝族的地位虽未得到制度的认可和保障，但也在一定的政治空间内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岭光电、李仕安等人当选为“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使得围绕彝人参政权的风波看似平稳落幕。但与20世纪30年代处理高玉柱、喻杰才请愿相类似的是，国民政府仍不愿更动“五族”的政治架构,没有在法律和意识形态框架内正式确定彝族的民族地位。但在中央军政势力与边省政权竞夺边疆的背景下，亦不愿因此将参与请愿的边疆政治人物推至对立面，遂以照顾其个人政治利益的方式，力图将请愿运动消弭于无形之中，事实上继续搁置彝族地位问题，造成“请愿无成，个人有得”的结局。随着内战局势的剧烈转变，彝族参政问题亦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发生演变。（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