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协助反共到背弃国民党

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战局日益朝着不利于国民政府一方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西南的战略地位在国民政府政治决策中的分量日益提升,将彝区建设为战争后方并利用彝人反共一事逐渐提上南京中央的议事日程。在这一的背景下，川康彝族参政问题开始出现新的动向。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国民政府在内战初期处于攻势的局面逐渐被扭转。随着中共战略反攻的推进，战局开始向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方向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仿照抗战时的旧例，将西南建设为反共战争大后方的战略开始提上南京当局的议事日程。据1947年7月披露的消息显示, 国民政府计划修建从昆明至西昌的滇康铁路，当时已着手进行勘测，以利于控制西南各省,并从外部接收和运输各种战略物资。[74]位于川、康、滇交界的宁属地区在抗战后再度显示出其战略价值，彝族问题在政治上的分量亦大为增加。1948年3月，在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后，贺国光宣布经国民政府与川、康、滇三省政府的协商，成立“川康滇三省边区设计委员会”，即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 将三省交界地带、包括20个县和4个设治局的“边区”进行整合，作为支撑长期内战的军事基地。贺国光在开幕典礼上宣称“设计开发三省边区范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后国防工业的重点, 无疑的不能不预为注意于西南，植基于山川阻深安全富庶的边区，实为今后时势所必然，也是今后国防所必需的”。贺氏在高调宣示“建设边区”的同时，也将“边区夷务”放到了关系此计划成败的战略高度。他指出：“考查夷人的种族，约有十余种，他们的人口，据估计，大概在一百万左右，较之边区汉人为多，而所占边区的总面积,则为三分之二，错综复杂，分布各地，风俗，习惯，语言，信仰, 均不相同”，而成立此设计委员会的“主旨’，“是首在治夷，次在开发”。贺国光表示“以往的经边政策”都以失败告终，对彝务问题应有新思路“夷人的聪明能力，并不远逊汉人，也非绝对不受感化的种族”，应该“用近代最进步的方法去组织夷民，训练夷民,处处以爱字为出发点，采取民族平等的原则，施行同化进化的政策”。[75]为此，西昌警备司令部专门制订了“夷务治理计划”宣布将多管齐下，解决彝务问题，完成边区开发。一方面“因本区广大矿产区域,均在夷巢或夷区附近，倘夷患不能早获解决，治安莫保，险患随生”，所谓“国防工业建设”无法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认为尚有可能通过对于彝人的组织动员，将其转化为反共的武装力量。[76]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需要川康彝族上层人物在反共议题上的积极合作，采取了对其进行笼络的态度和立场。

国民政府陷入内战困境，亦使得岭光电等彝族政治人物再度意识到在国民政府体制内就彝族地位问题讨价还价的可能性。1947年年末，岭光电、孙子汶及宁属各地彝人首领齐集西昌，商讨赴京出席行宪国大事宜。[77]为制造宣传声势，赴京彝人代表宣布将组织“川康边区夷族观光团”。该团在组建后致电国民政府，赞扬国民政府“制宪成功”，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选举边疆民族国代、立委,参与国家政权，开明措施，亘古所无”，使彝人受到“伟大感召”，希望能通过观摩国大会议和内地建设“以期配合政府经边政策，备作戡乱建国之一环，而达成民族民主式，共存共荣之目的”。[78] 岭光电等人希望通过观光团的活动，请求国民政府在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之外再给予彝人监察委员的席位“得到完全参政的机会”。[79]除在南京参加国大外，该团将计划“赴东南及华北各省市考察文物制度，并对内地同胞作友谊性之访问”。由于该团被称为“边疆同胞继新疆青年歌舞团访问团后第二批出动考察内地者”，对于加强国民政府统治边疆的合法性有着一定的政治意义，配合了国民政府在内战期间的文宣,得到了南京方面的重视。[80]该团由孙子汶、王济民分任正副团长，团员包括宁属各彝支的头人代表，西昌警备司令部亦派出参谋一人随行。参观团在构成上非常突出其代表“夷族”的特征，除孙、王二人穿长袍马褂外，“余均着红黑色夷服，头包角形蓝巾”。孙子汶在率团经停重庆时表示，参观团计划在京晋谒蒋介石“献呈银凤及夷文物”，并将继续就“夷民参政”问题“向中枢有所建议”。[81]

为表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忠诚，在舆论面前凸显彝人及彝区的重要性，参观团一行反复表态，称彝人拥护并将协助国民政府进行内战。在重庆受到行辕主任朱绍良接见时，代表团成员那支打鱼、罗阿什子和果基马达三人向朱氏“面誓” ：“夷族尚武，中枢如有需要时决可率兵效劳，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孙子汶同时亦移交彝生6名，请朱绍良保送至成都中央军校，以此表明态度。[82]靖边部彝务团长罗大英和罗镇江在渝期间则表达对蒋介石的崇敬,称一直珍藏宋美龄来昌时送给他们的麻纱手帕，表示“知道蒋主席—定会当选大总统”，因为“他比刘文辉还大”。[83]观光团抵达南京后,在接受《中央曰报》记者采访时宣称：“夷族并不计算多少人，只计算有多少枪，全夷族拥有一百多万枝枪,观光团的团员即拥有六七十万枝枪。”果基马达进一步解释说：“夷民的武器不坏,都是从云南、四川、贵州买来的新式枪。捷克式、德国式、美国式都有，军事训练更是天天打猎,打靶子。夷民有习惯,一听到枪声，便兴奋得跳起来。”《中央日报》在报道中则大力渲染彝人“尚武”的形象，称观光团团员“都是夷族的最杰出的人才”，其中有十人更是“雄赳赳的军事领袖，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宣传彝人具有强大的武装力量。[84]4月18日，观光团在国民政府大客厅晋谒蒋介石，由罗阿什子发言向蒋效忠，称“今日民主时代，得觐见元首，兴奋万分。边地文化低落，处此时代，惟有以强健之身躯，救国之热忱，听从主席指示，投效国家戡平匪乱”。蒋氏对此表态甚为满意“当即面予嘉勉，并与全体团员合摄一影”还安排俞济时带领团员“游览国府花园，并解释太平天国南京之故事”，以表优待。[85]

国大召开期间，观光团继续得到国民政府方面的礼遇。除受到蒋介石、于右任等政要的接见并应邀参观南京名胜外，[86]观光团亦在同一天内与满族、蒙古、西藏和新疆国大代表相继在国防部受到部长白崇禧的招待,被给予了与满、蒙、回、藏“四族”平等的待遇。[87]在后续的行程安排和接待规格上，亦体现出国民政府对于观光团的重视程度。4月20日，观光团一行参访海军，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接见，并客气地表示“我国之海军亟待充实，故望夷胞多多致力于中国新海军之建设”。[88]参观团抵达上海参观时，亦由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市政府“亲予延见，并备茗点招待”。[89]在沪参观期间，参观团除参加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沈宗濂和大东书局分别举行的欢迎宴会外,[90]还应邀出席了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闭幕式。[91]

对于国民政府的礼遇，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也做出了部分符合当局期待的回应。参加国大的彝族代表积极响应反共号召，做出种种政治表态。傅正达在大会上呼吁：“西南夷族武力有卅万人枪, 政府为何不予以组训重用保卫西南？”[92]“请政府召开滇、川、康边务会议，并邀夷族代表参加”的提案也通过了国大第二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作为正式的国防提案提出并登报。[93]观光团返回西康后，亦以投效姿态向国民政府示好。观光团返康后即表态“决发动精忠壮勇之士献身戡乱，效命疆场”，委托西南土司民众驻京代表杨砥中将此决心转达给蒋介石本人“并建议在川康滇黔各省境内组织八个夷族自卫纵队”。[94]各团员则分别利用国民政府赠予的“照片、画片、武器连同在上海所灌制的留声片这类东西”向亲友及大凉山里的彝族家支宣传，罗大英、罗镇江和果基马达等甚至还组织部分彝支首领前往西昌表态效忠。孙子汶和王济民则出面发起“夷族文化协会分会”，推动彝区的“边民教育”。[95]对于这些举动，贺国光也表示赞赏，称“夷族观光团返西康后，对夷民影响至巨”。[96]

尽管“个人有得”，已经在国民政府体制内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的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仍致力于寻求国民政府对于彝族参政权的承认。岭光电出席国大期间，在立法院小组审议“省县自治法”时,他力主加入保障“土著民族”在所居住的省县参议会占有名额的条款。该提案起初被“非全国性民族、没有大聚居区、人口少、文化低”等理由驳回后，岭光电牵头联合其他各省“土著委员”进行力争,并发言反驳称：“非全国性民族就不能订出名额，那汉族以外还有哪几个是全国性民族？说到住区大小，人口多少，卑以大小凉山来说，纵800里，横400里，人口400万（估计），这能说小而且少吗？抹煞事实是不对的。文化低就不行,那文化高低的标准是什么？文化低就不是中国人吗？”针对有西康汉族委员在立法院内散发刘芷汀《汉奴吁天录》一书的“反彝”举动，岭氏亦赶作《还是落后的彝人吃亏》刊于《建设日报》,并亲自在立法院内散发该报“才把许多人对彝族的印象改变过来”。[97]以“国大代表”身份出席国大的李仕安表现亦相当抢眼。除在总统选举当天身着彝装，与宋美龄寒暄并合影外，在与川康国大代表同游秦淮河时，他亦“代表彝族同胞”向于右任敬酒，以此突出其民族身份。[98]类似于这样的立场宣示和符号展示，都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央政权承认其民族地位的期待。对于川康彝族政治人物的核心诉求，国民政府却依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与直接的回应。

尽管表面上充满了和气的融洽氛围，但彝族观光团的内地之行却在无意中加深了国民政府与川康彝人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由于对驾驭彝人并无把握，国民政府始终对这批彝族政治人物抱有疑虑。除前述岭光电接受过军统的内部调查外，李仕安亦因在战后鼓吹“白彝解放”受到猜忌。[99]对于掌握靖边部武装、且在政治上亲刘文辉的孙子汶和王济民，则更为国民政府所不信任。在观光团赴内地之后，军统甚至怀疑并秘密调查孙、王二人是否具有中共背景。[101]为此，国民政府在接待和笼络观光团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威慑。国防部在安排观光团参观兵工厂时，带队的官员以为彝人团员不懂汉语，直接对兵工厂负责人泄露了带其参观的目的：“中央意见，叫能看的尽量给他们看看，你知道吗？川康蛮子经常造反。”对于其参政诉求，国民党中央依旧采取不予正面回应的态度，使这些川康彝族政治人物的希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南京方面在接待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吓唬和哄骗手段”，更引起了这些民族上层人物的强烈不满。国防部长白崇禧在接见观光团时方面予以礼遇，向每位团员赠送呢子军装、手枪和日本指挥刀，以示拉拢，[102]同时亦强硬地宣称，彝人若再种烟“毒害全国”，他便要“大张打伐”。对此，岭光电、孙子汶等人都感到“民族感”受到伤害，在私下里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03]

尽管岭光电等人致力于在国民政府体制内争取政治利益，但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对国民政府失望的加深，以及国民政府在内战中颓势渐显，部分彝族政治人物开始将注意力转移至共产党，寻求新的出路。岭光电出席国大期间，与四川立委李天明共住一室。两人谈及襄樊失守及康泽被俘等事，皆流露出对共产党控制区情况的极大兴趣，岭甚至表示想去看看。[104]李仕安则在会议期间受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民革”地下成员何培荣的影响,在何的介绍下，与8位川籍国大代表前往上海，在杨虎家里插香盟誓，秘密加入了“民革”的外围组织-“兴中学社”。返回成都后，他又与“民革”川康分会执委马秋帆取得了联系，在其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105]观光团成员罗正洪、傅正达和刘世昌等青年彝人，则是经由观光期间在京拜访龙云的机缘,投入了共产革命。在龙云家族的鼓动下，罗、傅二人返回宁属后，不断前往孙子汶、罗大英、吉绍虞及岭光电等人处活动，劝说其准备起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49年8月，罗、傅、刘三人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06]在中共党员马仲元的提议下，罗正洪、傅正达和刘世昌牵头成立了中共外围组织-“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明确宗旨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彝族青年和上层人士，反对国民党以彝治彝的反动政策和民族压迫，组织起来以实际行动响应全国的胜利解放”。[107]由于罗正洪等三人在彝族家支中的地位与在宁属的人际网络，这一组织“当时在彝族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和号召力”，成为中共方面对彝族进行工作的重要工具。截至1950年西昌解放时为止，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西康共发展少数民族党员34人,其中彝族党员30人。[108]

随着国共斗争结局的日渐明朗，靠拢共产党、在新政权内寻求出路的想法逐渐成为岭光电、李仕安等人的共识。早在1949年5月，李仕安即劝说岭光电：“共产党将在北京召开大会，你声望高，若去参加，一定得到重视，将来对彝人有好处。”因不易脱身和刘文辉反对等因素，岭未能成行北上，但已同意罗正洪“响应解放”的提议。重庆解放后，岭亦多次劝说黑彝李明扬不要主动攻击解放军，“应该安静等待，不能用彝人作别人的牺牲品”。由于此前争取彝人参政受挫,岭光电主张对国共内战采取超然和观望态度，认为“党派斗争是你汉人的事，国家政权也不会有我彝人的份”’，“不论你们谁斗胜，只要对我们彝人好,我们就拥护；不好，则躲到山区看大局变化再说”。西昌解放后，共产党委托与岭光电熟识的原凉山彝务专员毛筠如写信给他，称“解放军了解你,欢迎你回来共同为彝人办事”，并随函寄来“约法八章”和“民族政策”，对岭光电产生触动。他将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比较，认为前者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外，“不见具体政策”，而中共刚刚执政“就订了这么好的民族政策”，下定了投诚的决心。1950年4月，岭光电宣布所部接受解放军改编，正式与中共合作。[109]无独有偶，孙子汶、罗大英等靖边部将领最后亦在共产党争取下反正，配合进驻和接管西昌。[110]李仕安则在刘文辉的推荐下，为解放军进入彝区担任向导，被贺龙称为“解放150万彝族同胞的急先锋”。[111]

在内战动员的压力之下，为开发彝区资源、争取川康彝族反共，国民政府在行宪国大召开前后，予再度前来请愿的彝族政治人物以极高的礼遇，但仍然没有正视其政治诉求,使其无法看到在现行政治体制内通过代表“民族”占据更多政治资源的机会。中共在内战中的节节胜利，以及其具有更为系统和具体的“民族政策”，则对这些边疆政治人物产生了吸引和感召。在经历了战后争取民族参政权的种种风波之后，这批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彝族政治人物最终选择背弃国民政府，投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民族工作。 

结 语

抗战结束后，围绕着川康彝族参政问题，国民政府、地方军人与川康彝族政治人物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互动，展示了战后国内边疆政治之间的若干面相。

在近代中国的边疆政治中，沟通“中央”与“边疆”关系的那些兼具二者属性的人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作用。王汎森研究指出，在近代政治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往往存在着“链接性”人物或者“中介性”人物，使核心区的活动能扩展到某些小地方。[112]在抗战前后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渗透和控制的过程中，岭光电、李仕安等边疆政治人物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们通过在内地特别是在中央军政系统内的学习和受训经历，接受了现代政治观念的洗礼，进而又通过自身的族群身份、家族背景和地方人脉，将中央政权的意识形态传播到边疆地方，将边疆“中央化”，使边疆发生了变化。在国民政府在各地方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利用地方人士“打进来、拉出去”的策略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113]国民政府对岭光电、李仕安等彝族政治人物的培养与派遣，亦是这种手法在西南边疆地区的运用。对边疆代理人的利用，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建立国民政府在边疆的统治基础，但由于在边地缺乏足够的军政力量进行直接统治，不得不允许边疆代理人拥有便宜行事的自主活动空间。

尽管这些边疆政治人物在相当程度上可被视为国民党边疆民族政策的执行者，但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着眼点仍在于拓展和巩固个人的权势，与中央并不构成“按电钮”式的控制模式。他们不仅利用中央所赋予的资源与名义加强自身在边疆地方活动的合法性，也试图游说、影响中央制定有利于己的相关政策。在中央与边省争夺边疆的背景之下，他们亦与边省军人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形成各种利益交换，这使得西南边疆的“中央化”程度远未达到国民政府的政治预期。在抗战以来潜移默化的地方权力结构转变过程中，这些边疆政治人物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主体，开始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成为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对手方，并可能在一定情势下转化为中央政权的异己力量。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边疆的权力结构实质是中央政府、地方军人和“土著精英”的三角关系，其中地方军人和“土著精英”之间的冲突最为直接,后者会邀请中央势力介入边疆政治，从而与地方军人发生冲突。[114]但在战后彝族争取参政权这一个案中却显示，这三角关系”并不稳定，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和可能。

在推动边疆地方“中央化”的同时，这些边疆政治人物也积极谋求将边疆地方“民族化”并将其作为自身的核心政治目标。20世纪30年代以来“民族”身份逐渐在中国成为一种可以带来政治利益的权力工具，使得活跃在西南的部分边疆政治人物希冀通过争取“民族”地位、充当“民族”代表的途径，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更大的政治空间，以便在区域内的政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战后彝族参政问题而言，宣称能够代表“民族”的川康彝族政治人物，尽管在地方上具备一定的政治威望，但仍然缺乏与边疆民众之间的授权代理关系。所谓“请愿”并不涉及对地方民众的动员，仅仅是穿梭于各股政治势力之间寻求交易。其自封或获得的“代表”身份，则是“僭民政治”在边疆的存在形态。[115]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潮流，进一步抬升了“民族”这一符号在政治活动中的分量,促使部分边疆政治人物在各种情境下进行“民族”角色的扮演，寻求国家政权对自身所属“民族”的承认, 投身争取“民族”参政权的运动。他们在民族参政权方面的诉求，也并非仅仅着眼于几个具体的代表席位，而是希望得到一套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以保障利用“民族”特色而获得的利益。

作为国内边疆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国民政府在战后边疆事务的主要精力仍放置于内蒙、新疆与西藏,并未对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表示足够的关切，并不认为西南问题与其它边疆民族问题处于同样的政治地位。尽管在表面的政策叙述上，国民党较战前更为强调“民族平等”等政治口号，但在战后亚非各地“民族运动”风起云涌的国际和区域格局之中，国民党中央深恐一旦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承认包括彝族在内的西南各少数民族地位,将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在战后边疆民族问题纷纷抬头、国民党内部亦存在各种利益和观念分歧的局面下,也很难就西南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达成共识。[116]国民政府对战后彝族参政的诉求采取消极态度，亦与请愿运动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尽管在形式与内容上,战后彝族请愿与战前高玉柱、喻杰才的请愿有众多相似之处，二者建构彝族的思路更是有相同思想资源的支撑，岭光电更是先后参与了两次请愿，但两次请愿的性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别。高玉柱等人在战前提出西南彝苗问题，有利于其时中央军政势力向西南的扩张,故国民政府对请愿活动表示了充分的支持，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掌控。但战后的此次请愿，却是在边省当局的运作下发起的，其矛头已指向国民政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国民政府基本延续了战前处理西南民族问题的政策思路，不予承认彝族的民族地位，但又根据战后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试图以具体的政治利益拉拢参与请愿的川康彝族政治人物。国民政府对彝族参政问题的处理方式，低估了这些边疆政治人物对于“民族代表制”的渴求，导致其最终失控脱轨，甚至加速了川康彝族政治人物的离心。

川康彝族政治人物的角色转变过程，亦折射出近代边疆政治嬗变过程的复杂性。一方面，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民族”话语在包括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愈来愈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国家政权对于“多民族”的现状也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予以承认,不得不做各种“民族平等”乃至“民族自治”的政策宣示。“民族”政治的兴起，正是川康彝人集团追逐民族地位和民族代表制度的重要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的“民族”话语拥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背后，传统的“华夷” 观念依然存在，使得这些边疆政治人物仍被相当一部分汉族政治人物视为“蛮夷”。部分地方汉人士绅对岭光电、李仕安的排斥，国民党当局对彝族观光团的威吓手法，就是这种心态的直接反映。而这些边疆政治人物在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亦多以“天下”“王朝”等旧时代的格局和秩序想象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此亦系这一转型时期的吊诡之处。[117]

（本文完） 

作者简介：赵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