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华著：《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

台湾女人类学家刘绍华

这是一本关于探险玩耍、为非作歹、吸毒勒戒、爱滋茫然、世代差异、文化冲击和兄弟情谊的故事。故事主角涉及一个「恶名昭彰」、古称「㑩㑩」的中国少数民族——凉山彝族（诺苏人）。这样开场，不是因为我要借由这个族群的奇风异俗，来写个耸动好看的故事。正好相反，我想替他们的传奇「翻案」。

故事源起于四川省凉山州海洛因泛滥与爱滋蔓延的问题。不过，问题不在毒品，爱滋亦非末路。

我更深层的关注，是透过这两个社会灾难，洞见当代中国卷入的全球化变迁中，人的行为与福祉。因此，这本书的焦点不是健康或疾病本身，而是造成健康问题的灾难根源，理解一个非主流群体在社会、文化、历史变迁中脆弱性生成的时代过程，以及未来何去何从。这正是医疗民族志的精髓。

这本中文民族志，是从我于2011年由美国史丹佛大学出版社发行的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改写而成，该本英文书同时被收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的丛书系列。这本民族志的研究初衷，是想了解为何诺苏人（凉山彝族）的爱滋感染率如此之高？我因缘际会选择了凉山昭觉县利姆乡（代名）为主要田野地，那里是所谓重灾区的震央。如今，这里的毒品问题虽已稍减，爱滋却早已成为不定时炸弹，谁都说不准何时会彻底爆发。但是，谁都看得见，当年前仆后继往外探索的年轻人，如今他们的晚辈继续步其后尘，连年轻女子都大量外移。乡里年轻人所剩无几，这里愈来愈像中国中原与沿海地区的寻常农村。我体悟到，我正在见证一场更为彻底的汉化之途。

这是我将已出版的英文书译写成中文的主要目的：为了让中文的读者明白诺苏是如何走到今日看似日益「文明」的汉化之途；让读者明白他们付出了多少生命转型的代价；让读者明白这个世界的运作逻辑如何不利于边缘的独特性；让读者明白毋需恐惧、歧视凉山的诺苏人；让读者明白吸毒者、爱滋感染者的生命无奈与尊严需求；让读者明白再边缘的年轻生命也有追求灿烂的渴望。

在此中文版中，我尽量保持原书的结构安排，在必要处更新资讯，或删减一些也许有助于英文读者理解中国，但对中文读者而言可能过于细琐的内容。同时也减少一些理论的讨论或引用，希望如此能更有利于故事开展，让行文更流畅。最后，我还增加了中文版后记。之所以会加写这一章，是因为田野地目前的发展趋向，几乎完全吻合我撰写英文版时的预期。这促使我不得不针对当前的发展情形，提供一些近况分析，以铭志一个可能即将灰飞烟灭的时代纪录。

我希望凉山和我诺苏兄弟们的生命能广被认识。这是我始终如一的初衷。

这群年少轻狂的凉山兄弟和他们的乡民教会我许多事，就像记忆中那个山区里冷冽感伤的冬日，那只母鸡在我的胳肢窝下咕咕叫，牠的体温是那时独行落泪的我唯一可恃的温暖。那天我去探望卧病多时的朋友，他的爱滋病发了，恐来日无多。我到他家时，他勉强撑起身招呼我，我以常见的诺苏招呼语跟他问好：「你身体好吗？」他礼貌地回应我：「好。你好吗？」但他显然一点都不好。我没带什么礼物来探病，在这贫瘠山区中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已学会务实之道，我带了些许现金，交给他的家人，请他们买东西给他吃。我心里明白，我给的其实是提前的吊唁金，他快撑不下去了。我没久待，因为我若继续留在那，朋友就会努力撑著招呼我，那对他而言太过费力。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告辞了。

离开那间贫困落魄的小屋，我得走上好一段路才能回到住处。归途中，正当我脱下鞋子准备涉溪而过时，朋友的儿子追上我，递给我一包米和一只母鸡，小朋友说是祖母的谢意。一只母鸡对于一个贫困户而言也颇为难得，我想婉拒，但小朋友很坚持，我便收下。右手提着那包米，左腋下夹着那只母鸡，很沉重，但母鸡的温暖让当时渴望一个拥抱的我百感交集，感谢有牠在昏暗的山区里陪我步行，体会人情。

这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在此山区中眼见朋友们因爱滋或其他疾病倒下。但当地诺苏乡民的殷勤、慷慨与韧性教会我在面对生命的苦难时不要轻言退却。撰写这本纪念他们的生命之书，我欠了太多情感与智性上的债。从2002年至今，当地人收我为友、对我提供的照护协助，我铭记在心，这本书是我能致上的最基本回馈。

我也得感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的师长，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教会我如何开展我的学术人生。首先得感谢的是我的指导教授孔迈荣（Myron L. Cohen），在我博士论文阶段、甚至后来的出书过程中，他提供的指导与建议确属专业与正直，令我受益良多。另外，Lesley Sharp、Carole Vance和Kim Hopper等学者的教诲与指导，让我同时看到人类学者的学术专精与社会热情，他们是我终生的良师益友。华盛顿大学的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对诺苏人的关注毫无保留，若没有他的批评与指教，我的凉山研究之路会走得更为寂寞。

中国当地学者提供的协助，也令我衷心感谢，包括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海洋、侯远高、王建民、潘蛟等教授、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中国社科院的翁乃群教授、四川大学的徐君、石硕、徐新建、胡冰霜、颜炯、卢红雁等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的马林英、秦和平教授、凉山州民族研究所的马尔子、白史各、巴且日伙等学者、凉山大学的吉木阿洛老师、西昌市民族中学的何英老师。还有许多因我疏漏而未能一一记述的学者、友人，感谢你们的热心成就了这本书的可能性。

另外，黄树民教授、梁其姿教授、景军教授、蓝佩嘉教授、丘延亮教授、Sara Friedman、Gardner Bovingdon等学者在我起意撰书之际，给予的鼓励与建议，至为受用与感激。而在出书过程中，在译文、编辑、校对等方面协助我的诸多朋友，包括江斐琪、刘芳助、章雁婷、洪启明、赖秀如等，协助我制作中文地图的蔡博文教授和钟明光先生，以及群学出版社的刘钤佑总编辑与黄恩霖先生，也在此一并致上衷心感谢。

诸多奖助让本书的长年研究成为可能，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支持，提供了Martin Wilbur Fellowship、Sasakawa Young Leaders Fellowship、Daniel and Marianne Spiegel Fund Grant、Weatherhead Ph.D. Training Grant等多项经费支持，还有蒋经国基金会的博士论文研究奖助、美国大学妇女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的研究经费、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研究经费支持。

最后，这本书要献给我的家人。过去十几、二十年来，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去，令我的母亲彭美女士为我担忧不已，我亏欠太多。她听闻过一些书中的故事，我专挑会令人发笑的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些。我的兄姊们是我极为重要的生活支柱，他们承担了照护祖母与母亲的责任，让我得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他们让我相信我是个有福气的人。我的祖母在我研究期间过世，享年一○一岁。孙辈们怀念她时都戏称为「台北101」，她虽是裹过小脚的「清朝人」，却是我生命中第一位教会我趁年轻时要勇敢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的人。令我怀念不已的父亲刘裔槐，他离开得太早了，来不及看到他期许甚深的么女拿到学位。我从小听惯了他的湖南口音，竟在多年后有助于我前往同属西南官话的四川地区做研究。从小看着父亲照顾无亲无故的在台老兵，是他教会我温柔地留意他人的生命苦痛，但同时对人生抱持乐观希望。这本书的精神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生命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