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椽大笔彩云南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云南文学描述

  2 0 世纪7 0 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主导意识的国家结构，与这个结构相关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对传统的社会模式进行革新；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开放”，打开封闭已久的国门走向世界。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文学的“新时期”就得到了知识分子内部的群体共识。从此，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地处边陲的云南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文学与全国一道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回顾30年来的云南文学，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云南文学所取得的成绩是杰出的。无论是与建国以来至1978年的28年的文学相比，还是与“五四”新文学至建国前的云南文学相比，这30的文学成就都远远超出了这两个时段。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不管是文学创作的实绩，还是作家队伍的构成，云南文学都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一、复兴：20世纪80年代的云南文学

 1978年至1989年，是云南文学的复兴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云南文学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开始了春天般的复兴。创作环境的宽松、和谐，激发了作家的创造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干涉作家的创作自由，作家获得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主权。80年代的云南文坛由三个作家群体构成。首先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停笔的老一代作家，开始了自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春天，李乔、苏策、彭荆风、杨苏、公浦、欧小牧都有长、中、短篇小说问世；晓雪、张昆华、张长、周良沛、李钧龙等人的创作实力得以全方位的发挥，他们的作品显示了云南80年代文学早期的雄厚力量，是50年代的云南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再生和延伸。特别是张长的《空谷兰》、晓雪的《晓雪诗选》、彭荆风的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获全国大奖，大大提升了云南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与当代中国文坛一样，一批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出手不凡，一旦进入状态，便佳作不断。他们是黄尧、汤世杰、胡廷武、李霁宇、米思及、张永权、李必雨、黎泉、董秀英、白山、何真、刘鸿渝、张承源、戈阿干、晏国珖、杨世光、吴然、原因、淡墨、黄晓萍、彭鸽子、欧之德、杨伊达、毛诗奇、瞿文早、王维凡、王淑珍、吴慧泉、何群、袁佑学、马宝康、马明康、老楷、邹昆凌、江野、那家佐、那家伦、蒋仲文、夏天敏、邹长铭、阿里、邵春生以及已经离开云南的晓剑、严婷婷、邓贤等人。这批作家有的是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并开始文学创作，有的是属于知青作家的范畴。这个群体的作家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十年代的老作家而言虽然稍有开放，但从总体上说，仍然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沿袭。由于黄尧、朱运宽的报告文学《生命的近似值》获得全国文学大奖，黄尧的中篇小说《荒火》、汤世杰的中篇小说《高原的太阳》获得《十月》文学奖，并在全国范围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这个群体以自己雄厚的创作实力成为当时云南文学的主力军。当然，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黄尧、汤世杰、胡廷武、李霁宇、张永权等人进入九十年代后，其叙述方式有所变化，但从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上判断，他们笔下的诸多力作如《世纪木鼓》、《灵息吹拂》、《云南的山》、《壁虎村》、《一个老兵的日记》等作品，其叙写空间仍旧是现实主义的扩充。

 另一个创作群体或来自当时的大学校园、或来自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或来自军旅的文学青年，如于坚、张庆国、范稳、费嘉、沈石溪、王坤红、张倩、彭国梁、姚菲、刘扬、沈骏康、海男、先燕云、徐刚、岳丁、晨宏、哥布、存文学、黄雁、冯德胜、段林、王红彬、黄玲、潘灵、李森、雷平阳、黎小鸣、杨红昆、柴枫子、许泰权、高文翔、傅泽刚、胡性能、杨鸿雁、张永刚、张仲全、陈衍强、成忠义、基默热阔、纳张元、米切若张、李云华、李梦、夏吟、沙蠡、查拉独几、拉木·嘎吐萨、郑千山、潘上九、田应时、李晓松、贾薇、杨浩、段平、艾扎、李阳喜、杨泽文、杨佳富、赵振王、李智红、缪开和、罗汉、曹先强、马丽芳、柏叶、柏桦、李建明、李琳、王尚宁、密英文、张绍碧、王若杰等人，这个群体易于接受新的文学观，他们开始文学创作时正好是80年代中后期文学观念大讨论的时代，当时中国文坛流行的各种流派的创作方法被他们不加消化地吸收，因此，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的创作实际上处于盲目的仿造阶段，而且他们之中一些在80年代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和作家，进入九十年代后已经淡出云南文坛。不过到了90年代后，他们之中的另一部分作家又成为云南文坛的新锐力量，如于坚、海男、范稳、张庆国、存文学、哥布、黄玲、先燕云、李森、雷平阳、潘灵、黎小鸣、胡性能、纳张元、杨浩、柏桦、马丽芳等。从创作队伍的年龄上看，八十年代的云南文坛基本上形成了老、中、青三位一体的梯形结构。从小说创作的实力上看，80年代的云南文坛相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其实力比较明显，不但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好作品，很多作家的小说还引起云南以外的批评界自觉自为的热情关注。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时期，可以说每隔两年就掀起一个小说浪潮，诸如“伤痕”文学、“反思”小说、“改革”文学、“知青”小说、“大自然”文学、“心理分析”小说、“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等等。十多年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反观云南80年代的小说时，便发现虽然没有一个云南作家能够成为当时中国小说界的某一个潮流的领军人物，但绝大部分云南作家都在按自己的写作策略默默地坚守各自的创作领域。八十年代的云南作家不跟风，但云南文坛却也产生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小说，如李乔的《末完的梦》、《一个担架兵的经历》、《一个美国飞行员的奇遇》；苏策的《远山在落雪》；彭荆风的《鹿衔草》、《黑红白》；张长的《空谷兰》；张昆华的《蓝色的象鼻湖》；黄尧的《荒火》、《女山》；汤世杰的《高原的太阳》；李必雨的《野玫瑰与黑郡主》；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等。即使把这些作品放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框架中去考察，仍旧感到有着较为厚重的分量，足以和内地作家的作品抗衡。这些作品成为20世纪80年代云南文学的繁荣的重要标尺。80年代初期的云南诗歌在写法和题材的选择上与50年代没有多少区别，作品依然是对云南边疆厚土的热情讴歌。

 到了80年代中期，云南诗坛开始出现了多样化的创作趋势，当时中国诗坛的各种流派的创作都能在云南找到其影子。和小说不同的是，以晓雪、饶阶巴桑、周良沛、米思及、于坚、费嘉、海男、柴枫子为代表的云南80年代诗人的作品，与当时的中国诗坛的距离并不遥远，而且于坚以他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成为“朦胧诗”之后中国诗坛的领军诗人。因此从诗歌的角度看云南文坛，我们有理由相信云南文学非但不滞后，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领导了中国诗坛的发展走向，比如于坚带有口语叙述的原生态诗歌就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的后现代诗人。就诗歌作品而言，晓雪的诗集《晓雪诗选》、《苍山洱海》，周良沛的《红豆集》、《铁窗集》，米思及的《隐藏的土地》，于坚的《诗六十首》，费嘉的《抒情诗百首》都是80年代云南文坛乃至中国诗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

 与50年代相比较，散文创作在80年代仍旧保持了用诗一样的情调写边陲的美丽神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文集有张长的《紫色的山谷》、冯永祺的《竹楼情思》，张永权的《南国红豆》，这些作品都把云南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作为审美艺术的对象和本体，都是边疆文化风情的山水写意。作家笔下的苍山洱海，傣家竹楼、瑞丽江畔、景颇山寨是文章外化的大背景，而大背景之下的叙述，则寄托了作家对云南自然景色的抒情思考。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的云南文坛有几部专事描述云南某一地域风物习俗的散文集，这些作品有其特殊的文化内蕴。如胡廷武的《秀山的魅力》、张昆华的《洱海花》、杨世光的《神奇的玉龙山》、熊家斌、胡啬的《畹汀风情》。这几部散文集从历史与现实的深处着笔，借山水写历史，借风景写人生，表面是某一地域的真实写意，实则是人生百态的真情叙述。《秀山的魅力》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胡廷武以秀山这一特定地理区域为描写点，分别从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人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着笔，全方位地道出了秀山魅力之所在，是“秀山”百态人生的真实写照。

 纵观云南80年代的文学，如果从作家队伍上看，远远超出50年代。如果从作品的数量上考证，是50年代的数百倍。但是，文学的繁荣不完全是以数量的多少来评估的，虽然量的递增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但这仅限于文学的早期起始时段。一个地方文学的成熟，靠的是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来支撑，而绝不是靠作家人数的多少和作品的数量来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时期，是中国文学全面复兴的时代，名家辈出，名作充栋。而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云南80年代文学，能够提供出多少供中国当代批评界阐释的文本？有多少秀出群伦的作家是史学界不能忽略的？北京是中国文学的中心，这当然是地处边陲的云南不可比的；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大都市，云南也无法与之抗争；江浙沿海、陕晋平原、齐鲁大地，云南文坛似乎也难望其项背。那么相邻或相近似的四川、贵州、西藏又如何？就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在整个云南文坛的80年代，还没有出现扎西达娃、何仕光、周克芹那样的优秀作家。文学史是文化文明传导与繁衍的工具，她记载了各个时代作家的创作业绩和作品的文本意义，同时她又残暴地扼杀了那些作为背景的作家和作品。因此从文学史的意义上理解云南80年代文学，我相信云南批评界只可能保持一种尴尬的言说，舍此别无其它选择。

 二、超越： 20世纪90年代的云南文学

 用“超越”二字形容九十年代的云南文学，我认为比较妥帖。含义有两层：其一是指作家的自我醒悟和自我超越；其二是指对80年代云南文坛的超越。9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个体文化的自觉自由时代，写作霸权和写作话语的垄断被彻底击碎。80年代中后期文艺界对个性的呼唤以及对个体文化的呐喊，进入9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实。“左倾”文艺观念的固有坚守、独断式的政治型文学批评，都随着文学道德价值的解构而被离弃。“五四”时代所倡导的文学的个人主义、文学的人间本位主义、文学的平民思想、文学的民间立场、文化的自由主义得到了大部分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认同。9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包容万象的文坛，各种流派、各种方法、形形色色的创作手段、创作目的都闪烁登陆。个人的、群体的、感性的、经验的、思想的、形式的写作，都成为一种文学的现实而存在。在这种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之下，云南九十年代的文学开始了她自身的超越。2 0 世纪9 0 年代的云南文坛是一个超越的时代。首先是50年代的开始写作的老作家们勤奋笔耕，并在叙事方式上对过去的创作方法有所突破。如李乔的系列回忆散文，苏策的中篇小说《寻找包璞丽》、彭荆风的长篇小说《孤城落日》、张昆华的散文集《多情的远山》、张长的长篇小说《太阳树》、晓雪的诗集《爱》。其次是80年代的那批中坚作家的力作大量涌现，如黄尧的长篇纪实《世纪木鼓》；汤世杰的长篇小说《情死》、长卷散文《殉情之都》、《灵息吹拂》、文化大散文集《烟霞边地》；胡廷武的文化大散文《听鸟》、《云南的山》；李霁宇的长篇小说《壁虎村》；张永权的长篇叙事诗《一个老兵的日记》，这些作品无论是叙事的外部形态，还是其内蕴的深层结构，都超越了作家80年代的作品，并引起了省外批评界的关注。《世纪木鼓》的意义还不在于摘取了国家图书大奖，而在于这部力作把西盟佤族人民近百年来的历史纳入一个诗意的叙事框架中，进行美的理性主义的图解。《灵息吹拂》对自然地理、人文历史解释的同时，呼唤人与自然的共存共容。《听鸟》、《云南的山》是大散文写作的范本，在写法上突破了某些固有的文体理论，将小说、诗歌、散文的叙写方式放置于同一个叙述结构，实现了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的叙事意义。长篇小说《壁虎村》是寓言式的写作，小说的故事是独立的，同时又是千变万化的，在一条主线索下由若干林林总总的小故事组合而成，而每一个故事的组合必然蕴含着深层次的主旨意义。《一个老兵的日记》将叙事与抒情结合于一炉，用日记体的形式叙写了一个修筑滇缅公路的老兵重返旧战场时的各种心态，用诗的形式塑造了史迪威的形象。第三是80年代开始创作的那批青年作家进入九十年代后，名声鹊起，他的作品频繁在中国文坛的名刊上亮相，他们对文学的价值的思考已经远离传统的道德文学观，他们更关注个人写作的立场和意义。于坚的长诗《0档案》、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散文集《人间笔记》；海男的诗集《是在什么背后》及其具有现代本质意义的中短篇小说《病史》、《缅怀》、《疯狂的石榴树》等；张庆国的中篇小说《黑暗的火车》；范稳的中篇小说《男人辛苦》；黄玲的长篇小说《孽红》；潘灵的中篇小说《天麻》、《风吹雪》；雷平阳的散文集《风中的群山》、中篇小说《乡村案件》；黎小鸣的中篇小说《在水边眺望爱情》；胡性能的中篇小说《有人回故乡》；纳张元的中篇小说《走出寓言》；张仲全的中篇小说《天降大雪》，马丽芳的诗集《岁月的变奏》；先燕云的散文集《心游大荒》都是云南文坛九十年代的重要收获。其作品的思想立场、审美趣味虽然各有不同，却代表了云南文坛的另一种精神品味。

 云南90年代文坛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群体写作的复兴。首先是后生代作家群的出现。这一批人通常又被叫做70年代作家群，他们是云南文坛年轻、锐意而极有希望的一代。他们的写作立场不仅有别于黄尧、汤世杰等人，就是和于坚、海男、潘灵等人相比也大不一样。他们抒写的是心灵过程的个人体验，他们关注的是个体自我意识的终极意义，将所谓“美”的本质等同于自我的生命、意志、欲望、直觉、心灵等等。他们中的优秀者有刘广雄、樊忠慰、陈家桥、窦红宇、马璇、杨洋、聂勒、蔡金华、阮殿文、和晓梅、吕翼、汤萍、唐果等人。刘广雄的中篇小说《正步走过雷场》、《星光木棉》以心理结构的叙述方式来完成作家对军营生活的智慧体验。这两个叙事文本没有明确提出叙事的时间概念，叙事人称以“你”为主，同时“我”、“他”两种人称交替使用，因此文本中经常出现时间的倒错和超前预叙现象。当小说中的故事发展到现阶段时，总是又巧妙地对现阶段之前的一切事件进行追叙，同时又对未来发生的事件进行暗示和预期。刘广雄的这两个中篇小说对90年代云南文坛的“超越”说，是一种极有力的支持。樊忠慰的诗更多的是叙写诗人内心世界的精神秘恋，体验生命中无数个或快乐或痛苦的瞬间。他的诗是灵魂深处的写真，是心灵对心灵的言说。在创作方法上，樊忠慰既挣脱了先锋诗歌艺术形式的束缚，又不时参照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进行艺术的整合，创造出一种内蕴深厚的行云流水的诗体形式。陈家桥的小说没有固定的叙述背景，他用一种漫游式的语言，变动不拘地对人性世界进行无休止的探索。马璇是用童话来再现童年的生活和梦想，这位八岁就开始写作生涯的作家，所强调的写作意义是“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作用，散文集《青春梦幻》是其代表作。杨洋的诗以抒写人间真情为主色调，其审美感情的方式是诗人心灵世界对外部生活体验和感知的结果。她的诗对爱情、对亲情的描述都带有一种画境中的淡淡美。蔡金华的诗以剖析人与人的心灵障碍为其要旨，在写法上则将先锋话语糅合进古诗词的意境之中。阮殿文歌颂“大地”的系列诗篇，强调的是人生与家园的栖居意义，“大地”的原始含义已经消解，博大的人性之爱取而代之。窦红宇的小说和散文都是在整理自我的童年记忆，为自我的心灵寻找安定的基地，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被他整合得无比复杂。和晓梅的小说我只读过《深深古井巷》，这部中篇是以女性的特有视觉抵达女性内在的生命隐蔽本质，对女性生命的欲望进行了别有深意的解读。90年代出现的云南新生代作家群，虽然是以个体叙述人的身份诞生，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为云南文坛强有力的后备力量，他们的出现无疑是云南文坛丰富发展的有力例证。

 云南9 0 年代出现的另外的写作群体是“昭通作家群”、“哈尼族作家群”和“彝族作家群”。昭通作家群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于90年代初期。这个群体最初是以民间的立场出现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虽然在80年代初期就在国内的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但作为一个文学群体尚未形成气候，其作品发表的主要阵地以民间刊物《野草》、《荒原》、《大家诗报》、《地平线》、《山里人》、《山味》和内刊《南高原》为主。进入90年代后，他们的作品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被中国的各大名刊接纳，只要翻一翻中国90年代的名刊，诸如《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当代》、《青年文学》、《十月》、《解放军文艺》、《钟山》、《收获》、《花城》、《大家》、《小说界》、《山花》、《星星诗刊》、《诗歌报》……你就会发现这些杂志不但有昭通作家的作品，而且常常是作为重要作品推出。这个群体的主要代表作家有蒋仲文、夏天敏、邹长铭、曾令云、黄玲、潘灵、雷平阳、傅泽刚、陈衍强、成忠义、胡性能、张仲全、宋兴菊、夏吟、刘广雄、樊忠慰、吕翼等。如果仅从地域的意义上理解，我认为昭通作家群已经以集体的形式实现了走出云南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是许多地州作家乃至于某些昆明作家冲刺多年都尚未实现的。更有说服力的是蒋仲文、夏天敏、黄玲、潘灵、雷平阳、刘广雄、樊忠慰等人的小说和诗歌已经引起了国内批评界的关注，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冕、王干、葛红兵等人对他们的作品都有其深刻的评析。另外出现的两个作家群体主要是以民族为其识别标码。“彝族作家群”在50年已经有了雏形，如老一代的作家李乔、张昆华、普飞、杨永寿、邓承礼，但限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作家并没有形成一个群落。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云南文坛又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彝族作家，如袁佑学、瞿文早、熊家斌、王维凡、陈志鹏、左玉堂、邵春生、阿里，他们的加入增强了彝族文学的力量。到了90年代，年轻的一代作家黄玲、柏叶、王红彬、李阳喜、纳张元、李智红、李云华、李梦、吉霍旺甲、杨佳富、赵振王、周祖平、聂鲁、米切若张、李毕、毕然、刘存荣、罗玉才、白应成、基默热阔、吕翼等人进入了这个阵营，“彝族作家群”正式成为云南文坛的一道亮丽景观。从文学的传承上看，“彝族作家群”已然形成了老、中、青的队列结构，就作品的质量而论，每个时段都有其代表作，但总的说来，彝族作家的作品还没有超出李乔、张昆华的影响。不过年轻的一代作家都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而且他们视野开阔，除了本民族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外，他们还接受了诸如博尔赫斯、福克纳、加缪、卡佛、黑塞等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他们对艺术的感知力和生活的表达力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相信他们今后的创作一定会成为云南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尼族作家群”是云南文坛90年代的又一个重要现象，阿朵的散文《亮》是这个民族的第一篇作家文学，之后是朗确的小说《红艳艳的樱桃》。对哈尼族来说，这两篇作品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涌现出了存文学、哥布、艾扎、冯德胜、黄雁、阿罗、诺晗、赵官绿、艾吉、门图、陈曦、白茫茫、张建平、明追、所开、车明道、李荣福、毕登程、洛捷、李少军、泉溪、王家彬、莫独等一批作家。对云南文坛乃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哈尼族作家群”的异军突起，有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这个数千年来以口头文学延续自己的民族文化，以结绳、刻木、数豆来记事的古老民族，却在20世纪90年代以一个作家群体的方式独立于文坛，这难道不是云南文坛的重大盛事？何况他们之中的存文学、哥布、黄雁、冯德胜已经成为云南90年代的重要作家。

 三、突围：21世纪的云南文学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WTO、申博、申奥的成功，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世界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新时代后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80”后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学步入了大众消费的时代。与此同时，21世纪的云南文学则实现了全方位的突围。首先是大奖的突破。著名作家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以冷静的笔法，直面落后地区的官僚主义的扶贫行为，摘取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实现了云南文坛鲁迅文学奖零的突破。接着著名诗人于坚的诗集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奖项之一，这两次大奖的获得，大大提升了云南文坛的知名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朗确的中篇小说集《山里女人》，刀正明的傣文小说集《边城小镇》，张克扎都的诗集《草地》，鲁若迪基的诗集《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米切若张的散文集《情感高原》，荣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聂勒的诗集《心灵牧歌》，杨佳富的报告文学《中国大辑毒》，罗汉的散文集《紫雾》，李骞的评论集《现象与文本》获第八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玛波用景颇语写作的长篇小说《罗孔札定》，袁智中的报告文学《远古部落的访问》，黄玲的研究专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马绍玺的研究专著《在他者的视域中》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同时，艾傈木诺的诗集《以我命名》、孙宝廷的散文集《月亮与刀魂》，曹翔的诗集《家乡的泸沽湖》，获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三次“骏马奖”，云南文坛连续在全国荣居第一，再次证明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力。在本世纪，云南文学界吴然等人的作品获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彰显了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的力度。在其它较有实力的全国奖项中，著名作家范稳的《水乳大地》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地域派”著名诗人雷平阳获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张庆国的长篇小说获“十月文学奖”。奖项的获得虽然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是却是一个地区文学繁荣的体现。历史属于云南，云南也属于历史，这些文学大奖的获得，凸显了云南文学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必将成为云南文学史上的光彩夺目的重要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纪的云南文坛上，继“昭通作家群”之后，一个有一定创作实力的诗群——小凉山诗群的崛起。这个群体的领军人是著名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与阿卓务林。对于这个颇具活力的诗歌团队，我想援引过去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加以描述：如果说云南是美丽神奇的，那么宁蒗就是美丽中的美丽神奇中的神奇。这里有绵亘6000多公里的小凉山，有美丽神秘的泸沽湖。大自然的崇山峻岭和以彝族为主体的十二种少数民族和睦杂居的多种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其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这样的自然文化背景下产生一个写作群体，既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必然的。西方先哲说过，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宁蒗的写作者们用他们诗意的眼光，把宁蒗的美用文学的形式诉诸社会，让读者在文本的阅读中感受自然的宁蒗和文化的宁蒗，感受到这块神话般土地上的人的创造精神，感受到“诗意栖居”的宁蒗。诗歌作为审美情感的具象艺术，既是人类长期审美实践的产物，也是诗人丰富情感的表述。我读宁蒗诗人的诗，最让我感动就是他们的作品对故土、大自然的感激之情。庄子告诫人们，以有限的人生来认识宇宙之无限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真正的有识之士不是常怀战胜自然的决心，而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理解自然，感悟天地自然所包含的哲学。如果一个诗人把他对自然的感应用诗的艺术形式向读者陈述，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领受到自然的美感，那么他的作品必然是成功的。宁蒗的诗歌群体在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他们总是用自己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诗歌体察自然，描述天地山川河流的伟大，探索宇宙人生之奥秘。

 新世纪的云南文学，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长篇小说的丰收。毫无疑问，范稳的《水乳大地》是近年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作品描述20世纪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西方宗教的传入与土著文化的复杂关系。作家非常精细地描写了两种文化的对立与相互包容的过程，是一部将宗教历史化、世俗化、人性化的一部大书。胡廷武的长篇小说《回到西双版纳》是一部在文体写作上有特别意义的长篇小说，作品将诗歌的抒情、散文的纪实、小说的叙事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文体。有诗歌的视觉美、绘画的色泽艺术，也有对某个时期重大事件的演义描写，更有历史沧桑的实案记述。作家将几种文体的写作方略运用得炉火纯青，成功地将小说的审美情感价值提升到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的批判高度，作品的深刻内涵在于女主人公玉罕的悲剧中得到进一步深化。作品的“现实”当然是作家虚拟的，但是“现实”的易变性被作家敏锐的智慧把握得恰如其分。因为作品的整个叙事时空跨度比较大，几乎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布依族作家潘灵的长篇小说《翡暖翠寒》是一部将历史、地域、人物三者融化在一起的较为优秀的作品。作家以历史资源为叙述框架，以滇西绮丽风光为描写背景，以翡翠艺人常敬斋的传奇人生为描写内容，再现了滇西古镇腾越（即现在的腾冲）的半个世纪的历史风貌。作品以丰富联想的笔触重寻翡翠文化之根，铸造民族人性之魂，将个人的得失置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下，既书写了历史的本质内涵，展示了滇西神秘奇妙的自然风光，又解剖了翡翠艺人常敬斋丰富多彩而又独具个性的人生。罗崇敏的长篇小说《天下一碗》以云南的名小吃“过桥米线”为书写对象，将地方文化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全方位、立体化地表达了不同历史背景下滇南人民的常态生活，是一部生活味道浓厚、生存哲理高深的作品。张庆国最近发表在《十月》的长篇小说《卡奴亚罗契约》，以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现实为叙述依据，描绘了当年的大学生“我”，因为偶然下海却改变一生的生活轨迹。“卡奴罗亚”是黄金生产的意思，因为好奇和对物质的贪欲，“我”到了云南高原的边地挖掘金子。在掘金的道路上，金子作为人性的试金石，人性的善和丑的两面性在它的面前暴露无遗。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已故青年作家孙世祥的长篇遗作《神史》，这是一部原生态写作的小说，作家以贫寒、闭塞、落后的滇东北农村的生活现实为叙述环境，表现了青年农民知识分子崇高而孤傲的理想主义的精神。作品出版后，受到了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好评。当然，还有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还未曾读到，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了《水乳大地》，新世纪的云南文坛就不会寂寞。散文创作在新世纪也取得了成绩。胡廷武的大散文集《九听》是一部将人世的深刻体验熔化在文体叙写中的上乘之作。作家以故乡白马镇为叙述的源头，剖析了小镇上不同的人的生存哲理和生活态度，记录了小镇人家的家族历史，展示了世俗生活的深刻性。《九听》是目前为止云南文学界较有价值的一部散文集。作家自己说这部书是“贫民的圣餐”，我很赞同，因为《九听》是写的是一种心境，一种作家自己的人生经验，一种平民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从作品的叙事中不难看出，作家很赞赏“道法自然”的哲学人生，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灯下读《中庸》的大舅赵凤枢，还是“鸟痴”王栓，都有着淡泊名利的平民风范。李霁宇的《马帮与驼铃》是一部文化散文，作品以南北丝路为写作对象，以诗意的笔法，让读者重温昔日马帮驼铃的绝响。阅读了熊清华先生的两部文化生态散文集《至爱极边》和《语境保山》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作者的写作过程也就是情感燃烧的过程，是生命激扬的过程。作者用真诚的情怀感受到保山的“古道悠思”，领略“巍巍松山”的高大，感悟“昌宁的梦幻”，体验“施甸的味道”。而黄立新的《日暮乡关》则是通过生命的真切感悟，表达了作家对云南边疆山水草木、文化风俗的独特感受，以及对这片神奇土地的热爱之情。雷平阳是“后散文”流派的代表人物，继《云南黄昏的秩序》之后，他又出版了《我的云南血统》。这部被作家自称为“小角度、私人的”云南气象的作品，实际是用灵魂抒写的故乡情愁。故乡情结是中外文学大家常写不衰的共同母题，而《我的云南血统》无疑是一部从小处着眼的故乡生活大书。就生活写作而言，杨浩的《恩爱梧桐》堪称佳作，如同散文集的名字一样，这部作品写的是身边的世俗事件，但这些事件又都与爱有关。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这是我读《恩爱梧桐》的结论。进入21世纪已经九年，云南文坛的优秀散文作品当然不止这些，只是我这个人太懒惰，未曾拜读，当然只好放弃评说。

 诗歌是新世纪云南文学的骄傲。于坚的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雷平阳获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鲁若迪基的诗获《人民文学》年度奖，充分展示了云南诗歌的魅力。在新世纪的云南诗歌文本中，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有雷平阳的《雷平阳诗选》，聂勒的《心灵牧歌》，樊忠慰的《绿太阳》，黄立新的《沉香》、《行者》，陈衍强的《英雄与美人》，高专的《高专的诗》，赵振王的《口令之上》，田应时的《风卷走葵花》，李泉松的《继往》，成忠义的《成忠义诗选》，武德忠的《相信春天》，唐洁的《以我命名》，还有《小凉山诗选》等。诗歌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特殊文学样式，其存在与发展是一个地方文学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诗歌作为文学的先头部队，常常是一个文学大潮到来的预演，而诗歌的衰落和诗意的疲乏又总是一个时代人文价值沦陷的重要参考系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诗歌的国家、一个对诗歌不重视的民族，还有没有道德准则？诗歌是一座用语言来建造的灵魂大厦，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都是这座大厦的居民。一个民族的诗歌或许就是其灵魂精神的体现，而缺少诗歌滋润的灵魂大概只能算是鬼魂了。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探讨云南新世纪的现代诗歌，应该是有一定诗学意义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批评家自己的个体言说。当我要结束这篇文章时，需要特别申明的是，由于资料的欠缺和个人阅读视野的限制，可能有许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杂务繁多，很多作品来不及阅读，有的作品甚至不曾收集到。但只要是优秀的，最终决不会被文学史遗漏。何况要在一篇万余字的文章中探讨30年来的云南文学，毕竟有些力不从心。我的这篇文章只是一种简单的概括，同时也是一种期待，期待着今后的云南文学异军突起，期待着作家们给中国文坛提供更多更精美的文学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