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彝学研究中，关于彝文的创立与发展问题，在学术界颇有争议，认为彝文一是变形汉字，二是仿汉字，三是与汉文同源，四是在汉文影响下创立的。提出上述四类观点的主要依据：（一）某些彝文字形与汉文字形相同、相似、相仿，（二）某些彝字读音与汉字读音相近；（三）彝汉两种文字都有“六书”造字法；（四）彝文创立晚，汉文创立早。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及其论据，从表面上看，似乎各不相同，然而就实质而言，并无多大差异，而核心问题，都是在否定彝文的独立创造性和发展性。其所异者，仅为否定程度之不同而已。笔者未曾对现行彝文逐一评析，仅就部分彝汉两种文字相比较，似觉上述观点难以成立，故申愚见，求专家赐教。

一、关于彝文创立的时代问题

    汉字创立于何时，彝文创立于何代，在学术界，前者比较一致，后者颇有分歧。或曰创立于明清，创立于南北朝，创立于唐宋，创立于两汉，或曰创立于春秋之末。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其目的都在于说明汉字创立早，彝字创立晚，彝字仿汉字，拟汉字。

    谓彝文创于明清说者，以彝文古籍多为明清手抄本为凭。谓彝文创于唐宋者，以彝族传说洛纳阿阔创造文字为据①；谓彝文创立于南北朝、两汉、春秋末者，又分别以勿阿纳②、密阿迭③、希慕遮④识文造文为由。以某种古籍抄写之年代或以传说和史料中某造文者作为该种文字的创立年代，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找不到证据的。历史证明，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它同语言的结合与统一，也不是一下子和谐的。任何一种文字，都有其自身发展的漫长历程，它与语言的结合、统一，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适应、逐步完善的。以中国的汉字为例：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汉文古籍，最早的也只是殷商中期的甲骨文，我们不能因此断论汉字创立于殷商中期；以古籍刻书的年代作为该种文字之创制年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若依其说，势必会因此发现古籍刻书年代的不同，而随时改变该种文字的创制时代。谓彝文创立于唐宋至明清之说者，因只看到明清彝文古籍，故以此而推其字最早不过唐时所创。此种推测与假设似乎成立，因为他们大胆设想彝文从唐代创制至明中，约经过七个世纪之后，便与语言统一了，形成完整的彝族书面语——彝文古籍。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一推论及假说时，不能不使我们为彝文的创立与发展速度感到十分惊讶？！仍以汉字的发展和同语言的结合史来作一比较：汉字的创立、当早在西安半坡遗址所发现之原始文字之前，但是，之前于何时，因无文物佐证，无法假设。我们姑且以半坡原始文字为汉字的始创期（公元前4800—前4300年）⑤至殷商中期之甲骨文，大约经过3400余年的历史，才能刻记极其简单的卜辞，尚不能使口语完整地书面化，更无万言之作。而彝文由创制至全面记录口语，甚至书写数以万计的天文、历史、地理、历法、数学、哲学、文学、医学、农牧学等巨著，仅仅300～400年，最多不超过700年，这能使人信服吗？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族圆家庭中，同彝族相比，无论于古于今，汉族都要先进得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先进民族的文字发展速度则很缓慢，而后进民族的文字发展速度却极神速，这难道符合民族历史发展的逻辑吗？

在彝族中，的确有阿创造彝文的传说，但其传说并不等于历史。在汉族中，亦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之说，我们不能因此结论汉字创立于黄帝时代。恩格斯指出：“虽然希腊人由神话中得出了他们的氏族，但是，这种氏族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及其诸神与半神要古老些”。⑥恩格斯所说的这一原理，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彝汉两种文字的创立远比他们传说中创造文字的人要早得多。所以，对待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传说，都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对它实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否则，就不可能抓住其中的有用价值。不仅对传说的分析研究是如此，对某些史书的分析研究亦应如此。比如彝文史书《帝王世纪》记载彝族先圣密阿迭创造了彝文。倘若我们不去研究《帝王世纪》的这一记载仍然来自民间传说的情况，就任意引用，无疑会出现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甚至还会把彝文研究工作引入歧途。为了充分证明这一结论，不妨将彝文仿汉字、彝文拟汉字之说与汉字之发展变革再作一对照。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笔势变革。先秦以前至春秋中叶，秦鲁通行字势为大篆（李斯《史籀篇》及孔子《鲁论语》皆为大篆体）；到秦代，实行书同文，以秦小篆统一六国文字并推行笔势简便的隶书；而东汉兴楷书使用至今(简化后的字例外)。倘若承认洛纳阿阔创造彝文，且造于唐代而又摹仿汉文，那么彝文当与现行楷体汉字相同或相似；如若承认彝文为密阿迭于春秋中叶所造，也是对汉字的摹仿，则彝文字体又当与大篆相同或相似，这些应是顺理成章而又符合逻辑的必然结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彝文中的许多字体不同大篆、小篆、隶书和楷书，而同形或形似于甲骨文：

①

甲骨文：水，字形

彝文字：水，字形  

②

甲骨文：月，字形 

彝文字：月，字形  

③

甲骨文：目，字形 

彝文字：目，字形  

④

甲骨文：门，字形 

彝文字：门，字形  

⑤

甲骨文：蛇，字形 

彝文字：蛇：字形  

⑥

甲骨文：鱼肠，字形；

彝文字：肠，字形；  

⑦

甲骨文：耳，字形；

彝文字：耳，字形； 

⑧

甲骨文：食，字形；

彝文字：食，字形； 

⑨

甲骨文：明，字形；

彝文字：明，字形； 

⑩

甲骨文：供，字形；

彝文字：供，字形； 

⑪

甲骨文：盒，字形；

彝文字：盒，字形； 

⑫

甲骨文：井，字形；

彝文字：井，字形； 

⑬

甲骨文：日，字形；

彝文字：日，字形； 

如上形同形似的字，于甲骨文和彝文中还很多。从这些形同形似的字说明：密阿迭并没有仿汉字、拟汉字。众所周知，甲骨文是殷人埋之地下，到1899年才从殷墟底下挖出来的。从1899年起上至周人灭商止其间3千余年的人，甭说处于西南穷山恶水之间的洛纳阿阔、密阿迭无法看到它，即使位居九洲之中的历代君王、政治家、圣人、史学家，经学家、文字学家、也无法看到它。既然如此，彝文仿汉文说、彝文受汉文影响说、彝文与汉文同源说就自然不可能。同时彝文为个别圣人创造说也不成立。世界上的所有文字学史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任何一种古老的表义文字的创造，都不是一个或几个圣人所为，是民族集体智慧不断发展的创造，无论任何一种古老文字，不管其后如何丰富，它们都是从简单的图画文字开始的。它们从第一个画图文字开始，到系统化、符号化，历迈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并经过本民族之无数双手不断补充与修饰之后，才形成班烂的文字之花。从汉字之发展史为例：清、明以前的学者们，据《仓颉篇》《史籀篇》以及韩非子之《五蠹》，都认为汉字为黄帝时代之史官仓颉所造；民初以来之学者不赞同此说，他们认为远在仓颉之前，就有了汉字。传说中的仓颉若有其人，汉字也非他一人为之，而为千千万万个华夏人的先民所为。仓颉也许对汉字的规范化和发展起过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并非为汉字的创造者。这种分析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观。随着地下文物特别是半坡原始文字的出土，充分证明了当代学者关于汉字起源论之正确性。借鉴汉字学家们研究汉字的这一科学方法，来研究彝文的创立问题，同样可以寻到彝文创制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即彝文非密阿迭一人所造，而是彝族远古先民们在漫长的社会实践，生产实践、交际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倘若《帝王世纪》所记密阿迭创造文字一事有一定合理因素，则是密阿迭曾对其生活时代所使用的彝文作过较大的整理和规范，因而后世彝人便象汉人神化仓颉一样将其神化为彝文的创制者。近年来，由于云南、贵州古代陶瓷刻划残片的发掘，充分证明这种推论的正确。

    那么，既然密阿迭曾在历史上对彝文起过整齐化一的作用，而是否在整齐化一时曾摹仿汉字形体规范彝文呢？否。

    第一，从文字发展史上看，一种文字仿效临摹另一种文字，必须同时具备社会的和物质的两种条件。从社会条件看，春秋中叶，中原同西南边陲几乎没有发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联系，中原文化对西南文化的影响尚属空白，即便到汉，中原对西南的影响也很小，“夜郎自大”，国君不知有汉，成为历代笑话，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从物质上看，密阿迭穷居西南，坐井观天，既无大篆所仿，也无甲骨卜辞所摹，当然就不存在摹仿之事，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

第二，春秋时期，是否由于中原货币或兵器传入西南，密阿迭曾仿照货币或兵器上的汉字改造彝文呢？即使这一假设成立，则春秋时中原地区通行之字体为大篆，密阿迭要仿效，只能仿效大篆体。然而彝文字形与大篆既不近形，也不近意。由此亦可证明密阿迭仿汉文而正彝文说之谬。

    第三，还应当指出，凡研究彝文创立者，都几乎只提密阿迭，其实在彝族的传说中，密阿迭并非彝文的创始者。传说希慕遮也是一个造文者，《帝王世纪》说他“识文千千万，识史万万千”。⑨希慕遮约生活于殷代中期，在他之前，从近至远，还有弥布吐实楚、投布纳乍莫、呗博耿奢哲和密尼幺姑娘(后二人同时代)及哎哺。说，当时人们“心里想，口里讲，手上写”。⑩密尼幺姑娘，有条有理地讲述；呗博耿奢哲，得心应手地书写”。⑪说在哎哺时代，“在号密姆娄戛设记年树和记月石。刻画符记年月。哎哺不知年，记年树上看；哺君不知月，记月石上察”。⑫哎哺生活于何时，如今无法确考，但据《爨文丛刻·彝族远祖及罗甸水西世系表》所载，哎哺时代是“发明用火”的时代。⑬据一些学者初步推考，哎哺时代，大约相当于汉史远古的燧人氏时代。当然，说哎哺时代彝族就有文字，是不可能的。但是，说那时已经出现了刻物纪事的刻划符号，则是可能的。从哎哺时代产生的刻划符号逐步发展成字，到弥布吐实楚时代，对其进行整理，则是合符情理的。由此看来，彝文从产生到唐代，较大的整理次数至少有五次，即密布吐实楚时代，投布纳乍莫时代、呗博耿奢哲时代、密阿迭时代、洛纳阿阔时代。我们无从知道彝族远古先贤们每次整理文字的时间间隔有多长，然而从密阿迭整理文字到洛纳阿阔再次整理相距1500年左右来看，其前之三次整理文字的时间间隔肯要比它长得多。因为远古人类对于整理文字的需要不如上、中、近古人迫切。这不仅对彝文，对汉文也是一样。汉字从传说中的仓颉整理文字，到西周兴大篆，时间约为1500年；从西周大篆到秦废大篆立小篆和隶书，时间约为800年；从秦立小篆和隶书，到东汉兴楷体，时间约为300年。总之，越往上，文字整理的周期就越长。假设弥布吐实楚为彝文史上的第一个仓颉，参照从仓颉到西周1500年的文字整理周期，则弥布吐实楚至少应生活于公元前45到50世纪。这个假设我们还可以从生活于殷商中叶的希慕遮知文千千万得到印证；另一方面还可以用彝族记代史推算而证之。

    彝族历史向来只记代不纪年，但是，只要有了代，则可推出大体的时间。如汉族：周朝从成王至敬王，每代平均27年；西汉从高祖至哀帝，每代平均25年；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每代平均27年。以上三朝平均，每代为26.33年。而彝族，从汉光武帝时的勿阿纳至1698年的阿格君长，计65代，每代平均26—27年。这个人代年数与周朝、西汉、东汉的人代年数基本相同，也与这三朝的平均人代年数基本相同。所以，彝族历史上的人代年数为26一27年是可信的。以此人代年数推算，从勿阿纳上至密阿送计23代，约为598年，亦为春秋中叶。再从勿阿纳上至希慕遮，计51 代，约1326年，亦相当于殷商中期。而生活于殷商中期的希慕遮知文千千方，与历史的本来面目基本相符。汉文从半坡刻划符号至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发现的）经过近4000年的发展，达到4500余字。彝文从哎哺使用刻记符号至殷商中期的希慕遮，也经过了约500年的发展，达到千千万字，与甲骨文总数大体相等，是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从殷商中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00余年，因此，从彝文的原始刻划符号起到现在，彝文已经有8千年的发展史。这个推断决非笔者主观设想，而在学术界有较普遍的看法。如贵州民族学院陈英先生认为彝文起源于7000年以前。⑭我们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彝文创立于七千年以前的推断，必将得到逐步证实。

二，怎样理解彝文与甲骨文部分字形相似的问题

在彝文中，的确有部分字形与甲骨文相同或相似。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二者间必然存在前者仿后者或前者受后者影响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彝文与甲骨文同形或似形字作一较详细的分析。

总观彝文与甲骨文中的同形或似形字，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用于表示数目的字，彝文体与甲骨文基本相同，如：一、二、三、五、七、八、九、十等。但不能因此视为彝文仿汉文的根据。人类在尚未创立文字之前，为了记事的需要，或结绳或刻物，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对此，不仅在汉族和彝族中有传说、有记载；远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即使到近代，都还在使用结绳纪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事急，近结其绳；事缓，远结其绳。此外，为了说明和区别事情的不同，又以色绳结绳。如用结绿绳代表和平与丰收；以红绳作结代表战争和病灾；结白绳代表银财等。在印第安人中的一些部落中，除结绳外，同时使用刻物纪事。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先民中，也曾兴刻物纪事。上述3个民族之刻物纪事符号，除印第安人因无文字而仍为刻划符号外，其余两个民族的刻划符号，后来都有了自己的文字。由此看来，刻物纪事符号发展为文字，是一切表意文字的共同规律。

彝文和汉文以及一切表意文字，主要脱化于原始图画，原始图画并非为文字之源，因为原始图画的产生和原始图画演化为符号化的象形文字，都是受刻划符号的影响所致。原始图画演化为象形文字之后，一方面由于刻划符号对文字产生影响大：另一方面由于刻划符号的长期流传、使用，其形其意路人皆知，因此，造文者便将其移植于文字。由于古代人类的刻划符号的某些形体的相同或相似，便出现了各民族文字中表示数目的字体的形同或形似。这是古代人类处于同一思维发展阶段的表现。在此阶段，人类既没有高度的想象，也没有抽象思维能力更无描绘复杂事物的本事，只有简单的记事需要。为了纪事，便以物刻号，以石、木或骨、或刻一横、一竖、一点、一叉或一钩，以代表不同数目。由此可知，人类文字中表示数目字体之所以形同形似，是由于远古人类刻划符号的同形或似形的结果。因此彝汉两种文字中表示数目之字的同形或似形，也决不是甲仿乙、乙影响了甲的问题。

第二、用于表示人或与人体有关的某些彝文字体与甲骨文体同形或似形，如：人，女、母、首、手、目（眼）、耳、口、心，须等字，无论在彝文或者甲骨文中，这类字都是用来表示人或人体器官的字，它们显然是从原始图画演化而成的，是古人类自我形象的描绘。如原始图画中的人形是。这幅图画，除与正面之人形相同外，分不出它是男人、女人、古代人、现代人、中国人或外国人，更分辨不出是彝人或是汉人。到甲骨文为，更不象人了，只存在个人的侧身线条。同原始图画相比，它简单化、线条化、符号化了，它失去了图画的特色，显示了文字的特征。我们虽不曾见过彝族原始图画中的人，但相信彝族远古先民所画之人与汉族远古先民所画之人相差不会太远，因而由之演化而成的彝文“人”，才会与甲骨文之“人”相同或相近。同形者，因其所取人之角度或姿态相同，近形者，则因其所取人之角度或姿态相异，然而，不管其角度与姿态何异，人的条线形必然要体现出来，从而使彝文中表示人及人体器官的字与甲骨文之同类字同形或似形。

第三、彝文中用于表示与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的字，与甲骨文形体基本相同或相似，如：日、月、明、牛、马、鱼、兔、蛇、井、石等字，这类字无论于彝文或甲骨文，都是象形文字，也是从原始图画演变而成的。

自从有了人类，欲望各不相同，然而生存欲望，则是共同的基本要求，为了生存，为了吃、穿、住、行，就要同外界事物打交道。如：牛、马、兔、山、水、日、月等，这些事物对远古人的生存都极端重要，所以，在其原始图画中得到充分体现。且在不同的民族中构成了相同或相似的原始艺术画面。这种情况，犹如现代人作写生画，不同民族的画家在不同的地方画同样的事物，尽管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民族风俗、艺术修养、审美标准不同，然而都画出相同或相似的画面，其不同于原始图画之处，只能是朴实的图象或精美的图画罢了。

文字学史证明，世界上一切民族的古老表象文字，都是由其原始图画所演变的，由于各民族所绘某些具体实物图象的相同，便绘出了相同或相似的原始图象，从而也就出现了文字的形同或形似。彝文中的象形文字与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的相同或相似，就是由其两个民族之具体原始图画的相同或相似自然形成的。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就无法解释圣书字、楔形字，汉文、彝文、东巴文中诸如“鱼”字等的同形现象。

当然，有些事物因时间、季节、地域、使用的原因，产生不同形态，致使在原始画家笔下，呈现不同画面，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种文字的形异。如“月”，因时间关系，或圆或半、或残；使其在不同文字中出现全月、半月和残月图象。再如“冰”，古代的中原人“涉谓为乱，取厉取段”，“夹其皇涧，溯其过涧。”⑯河面宽广，波浪滑滔，故水的画面呈形；彝族在西南，背山而居，开门见溪，弯弯曲曲，折折而流，故水字呈画面；又如“盒”，中原人用木盒或陶盒，故盒为“合”形；彝族以竹为之，故为形。总之，彝汉两种文字中某些象形字的同形或似形，是这两个民族各自的原始图画演化于各自文字的反映。

第四、极少数用表示抽象概念或复杂事物的彝文字体，与甲骨文同形或似形。这部分文字，无论于汉字或彝文，都是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体字，即会意字。这部分字，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文字组合而成。这部分同形或似形字的出现，非为相互仿造，也是彝汉两个民族处于相同思维发展阶段的产物。虽然不同民族各有其思维方式、思维途径、思维程序、思维影响，但是，由于都处于同一思维发展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思维共性，做出相同的思维模式。这种情况，在现代人中，显得特别突出。无论天文学、宇宙学、物理学、地质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建筑学、心理学……各国学者都在各自国家于相同时期，提出了不少相同的科学理论和造出了相同或相似的实物模型，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具有同时代的共性思维，因此出现了相同的思维结果。远古时代，彝汉两个民族的文字创造者们，在造会意字时，多数形体不同，是其思维差异的表现；少数字形相同，是其思维共性的表现，例如“明”字，由于彝汉两个民族造文者的思维共性，他们都分别以“日月”生辉来表示光明，于是便使“明”字在彝汉两种文字中出现同形字体。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的想维方式往往不一样，思维的结果就不同。用于造文，就造出了同一语意而用不同的字形来体现。例如“弃”字，汉族的造文者，想的是用一个箕畚装着一个死了或者奇形的孩子，以两手持之抛弃。彝族的造文者，因为想的不是这种表示方式，因而就造成了与汉字之“弃”截然不同形的字。

三、从同义字用不同造字法看彝文的独创性

在表意文字中，用不同的造字法创造同义的字，是文字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一般说来，刻划符号是文字的萌发阶段，象形文字是文字的初级阶段，指事和会意文字是文字的初步发展阶段。反映于人的思维，前两个阶段，人的思维处于原始的形象思维阶段；后一阶段，是人的思维由形象走向抽象的阶段。处于后一阶段的人的思维特点：一方面是人们有了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形象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表现于文字，则以几个不同的象形文字组合起来，表示某种抽象的语意。如抽象语意“怀胎”，用文字体现，则以一女人腹中有子（孕）而示之；“好”字则以一女人坏抱儿子而示之。彝文也不例外。如“浮” 字为抽象语意，以水上漂物而示之。潮”字则以水势滔滔而示之。

以上几类文字，从人的思维发展史看，是人类抽象思维尚未得到充分发展阶段以前的文字；从时间上看，至少是三千五百年以前的文字。现行汉字，形声字极多，约占汉字总数90%；然而于甲骨文，象形与会意字极多，其比例超过形声字。这说明形声字的大量发展，在汉字史上，是殷商以后。前面，我们分析彝字产生的时代，约在公元前五、六于年以前，彝文中，形声字极少。许多汉字为形声的字，而彝文则为象形或会意字。如：

浮，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会意：

肋：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梯，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泡，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磨，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宇，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蛙，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眼，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潮，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会意：

箩，汉字为形声，彝文则为象形：

如是等等，举不胜举。从这些汉同义而不同形的字的对比中，清楚地告诉我们，绝大多数彝文都产生于汉字形声字之前，没有受到汉文影响，也没有对汉字进行摹仿。倘若某些学者关于唐时彝人阿仿汉文而创彝文的理论成立，而现行汉字中的形声字于唐代以前就全部创立，为何不见之于彝文呢？其实阿“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干九百四十”。⑰不是阿创彝文，而是阿根据彝文同音通用的规律，整理彝文中同音和近音的字。所谓字母，就是同音或近音字的字目，犹如汉语韵书中的韵目。近年来在贵州毕节、赫章、威宁等地发现的明代彝文同音字表（亦称字典），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从《大方县志》所载唐时阿以同音整理字来，说明彝人整理同音字比汉人要早一千余年。汉人整理同音字，始于清代中期，其代表人物为刘洪与王引之，其代表作分别为《助字辨略》和《经传释词》，与明代彝族同音字表相比，也晚了近六百年。

四、关于彝族借用“六书”造字问题

有些学者看到彝文中有“六书”造字法，于是便认定彝文仿汉字。这种观点是极不正确的。本文前析，彝文大约始创于七千至八千年前，而汉文“六书”理论的提出，则是在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汉代，其代表人物为郑玄、班固、许慎，其代表作分别见之于《周礼注》、《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他们比彝文定形至少要晚两千余年至三千年，难道生活在两三千年前的人，能仿其后两三千年之事吗？其实“六书”造字法，并非汉字所独有，实为一切表意文字的造字规律。在汉文、彝文、圣书字、楔形字、东巴文、哥巴文出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仅仅因为民族的差异，文学本身的局限，在用“六书”造字时，各有侧重。汉文，由于大量文字产生较晚，故多用形声法造字；彝文因多数文字产生较早，故侧重象形与会意法。所以，包括彝文在内的其他所有表意文字的“六书”，都不能认为是对汉文六书的借用（除受汉文影响的文字以外），而是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也是人类思维共性的表现。否则就无法解释汉文、彝文、圣书文、楔形文、车巴文、哥巴文中“鱼、蛇、水”等字的同形或似形现象。

综上所述，彝文是一种古老的表意文字，其创制，从萌发至今已有7至8千年的历史；它是由彝族远古先民们独立创造、独自丰富与发展起来的土生土长的文字。只是出于彝族历史上从未建立过统一的国家，没有强有力地推行它，而为少数呗摩所垄断，至使停滞不前，甚至处于被埋没的边缘。近代有志者发现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对于这样一种新发现的古老文字，人们在研究它时，对其提出种种假设，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坚信，随着彝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随着彝族地下文物的出土、随着彝文古籍的发掘、整理、翻译，彝文的创制轨迹必将清晰地显现出来，彝族人民之祖先对人类文明，人类文化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也必为世所公认。

注：①洛纳阿阔：又名阿，公元九出纪初人。《爨文从刻》157页。

②勿阿纳，罗甸水西开国君长，公元一世纪人。《爨文从刻》155页，

③密阿迭：彝族传说中的先圣，为春秋末年武落撮时人《爨文从刻》33页。

④希慕遮：彝族远祖，为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叶人。《爨文从刻》153页。

⑤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页》2。

⑥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⑦见台湾李孝定编述《甲骨文字集释》。

⑧见《爨文从刻》。

⑨见《爨文从刻》17页。

⑩见《西南彝志》卷三。

⑪见《西南彝志》卷七。

⑫见《西南彝志》卷五。

⑬见《爨文从刻》152页。

⑭见《贵州族班究》1980年第一期

⑮见《文字源流》一书。

⑯见《诗经·大雅·公刘》，

⑰见贵州《大方县志》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