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顺着梯子爬到马厩门口就听到杜丛生沙哑着说：“七爷坐。”
“坐。”杜七爷说着，顺势坐在一张吱吱嗄嗄的竹凳上。揉了揉痉挛的腿肚子。
“上天没长眼。”
“烧都烧了还长眼干什么？”
“昨晚上我琢磨，那个外乡人怎么也不像骗子。祖上奢香洪武十七年入朝回来，直到仙逝，十二年间再没离开百里杜鹃。龙场那边的绎站早几年前就修好了，从这张图纸看来应该八几不离十。八成是缘分未到。霭翠公坟墓被盗那几年，国家也不是到笋子岩来探测？”
“哪是勘察石油。”
“八成这里边是有名堂。那图纸不在了吧？”
“我房子烧成这个样子哪还有图纸？不过我背得背得出。”杜丛生长叹一声。
“那得赶紧描一张。就算我们糊涂，杜马克下的断定可不会走眼。”
“这两天好好动一动老屋基。天下没有乱来的事理。那两条乌捎蛇大有蹊跷，真要是财宝就埋在老屋底下……”
“不急这两天。你有多余的被子借两条给我，这木板床硬梆梆的，身子都翻不得。”
“叫媳妇去拿就是了。下个月她四十七岁生日，杜艾欣他们不回来？”
“听杜马克说他们在北京跟人家办公司，忙得一团糟。今年春节照样回不了家，你别说生日。”
“倒也是，皇城有皇城的规矩。”
“什么规不规矩，在北京捡破烂的大年三十不是都回来了？这下房子失火更没说。他们真要回来我还找不到地方给他们住。”
“话倒是不能这么说。”
前年夏天一个外乡人带着羊皮图纸找到杜七爷，他觉得这桩事重大，引着外乡人来见杜丛生。三个人祭了祖，刨了十几处大坑，在笋子岩的半山腰终于挖出两块火柴盒大小的金砖和半坛子刀刀枪枪。节骨眼上外乡人接到母亲病逝的电报。他们的寻宝活动不得不告一段落，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杜丛生买下了那张五年前外乡人精心制作的羊皮图纸。火把节演完那场让杜七爷在百里杜鹃洋相百出的戏回到家，杜马克从神神秘秘的父亲手中接过羊皮纸看过之后他说不假，画上画的正是笋子岩。杜丛生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他没向儿子挑明，但他对藏宝图的最后一丝疑惑被这两句话吹得干干净净。杜马克离开百里杜鹃的第二天，百年老屋成交了彝家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生意。
再过两个小时，就到百里杜鹃了。汽车在一个小镇停下来，透过灰蒙蒙的窗，我已经看到零星地站在路基旁的杜鹃树。它们和我想像中的杜鹃毫无相似之处。
我把装得鼓鼓囔囔的皮包从行李架上取下来放到枕头上，车进入Mark杜的家乡，我一直忍不住想打开它。
看守员带我到接见室坐下，过不多一会，他又折回来说：“先生，你稍等几分钟，她非得要洗了脸才肯见你。”
三天过去了，我的双腿仍然不停地抽搐，像是有一股缠绵不断的寒流穿过我的身体。我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常常是感觉到左手痛的时候右手更加痛得历害。坐在椅子上，我努力地平复脸上的表情，可我老是觉得自己像骷髅一样，两眼发直，盯着白净的墙壁就一动不动。下嘴唇咬出了几个血泡，张口说话，总会浸出一些血迹。几天没洗的长头发贴在脑门上，稀稀拉拉地掩盖着深深陷下去的青灰色的两颊，走在路上，老是回过头去，好像有人在呼唤我似的。
我添着干裂的嘴唇，焦裂的疼痛能产生一种和现实无关的幻觉，使得我相信，这种素不相识的生活将会被还原。可是当我看见安埋着头从窗子后边走过来，眼前的幻想像遭到电击似的往后一缩，软软地瘫倒在脚下。
那天我赶到事故现场，法医已经来过，他们给Mark杜盖上一块草席。四处散落着肇事车辆的玻璃渣。我揭开席子，他的整个牙床都被撞掉了。警察说，致命的原因是颅内出血。口腔已经变形，随便我怎么小心都无法合拢破破烂烂的嘴唇。我用袖子擦掉他鼻梁上的灰尘，跟着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道把他送上灵车。一路上，我很清醒，陪同的警察一一告诉我事故的经过。我不时插上几句，问一些具体的细节，诸如肇事司机关押在何处？二恭石子是不是真的伤得不重？他的手上为什么拿着《伦勃朗的人生苦旅》之类。我没有哭，双眼瞪得大大的，但是一滴眼泪也没有。昨天下午在世纪坛，找不到艾欣指给我看的那些灯盏。我发现痛苦是圆形的。它一是进驻心中，就不会轻易外泄。殡仪馆的员工坐在我前边的位置上，他们大声谈论着昨天晚上的电视剧，女的说，翠翠排的哪一场戏，演员露出了高跟皮鞋，旧时的女人，哪有穿高跟皮鞋的道理？男的说，看电视你晓得那个意思就算了，较什么劲？坐在车里，我感觉到北京的阳光像撕裂的雨，高高低低地打在永远不会停下来的灵车上，很暖和。
Mark杜躺在后备车厢里，谁也看不见他，北京的马路又宽又平，司机开得很稳。我清楚地看见路边的行道树一根接着一根慢慢向后退。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他向我索要艾欣的照片。我翻出随身带回来的影集，竟然找不到一张他认为满意的。最后用剪刀剖开我们在未名湖边的合影，找来两张纸，他在写字上布置了一个小小的灵堂。把艾欣箱子里的书搬出来通通烧掉。那些画册的纸页很厚，我们足足烧满了一脸盆的纸灰。
从Mark杜的筒子楼到办公室有七个站，每天下班，他挤上公交车，找到位置坐下，一声不吭地取出报纸挡住他那张多肉的脸。按他的观点，人近中年，还在巴士上晃晃悠悠，说什么都是假的。我每次和他搭公交车，却被他的举措逗得发笑，那些巴士也真善良，它们常常会为他留有一个位置。而我那时候也真残酷，曾经依据他的这些怪异行为总结出画家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尴尬，骗取了一家报刊仅够付半只烤鸭的稿费。在那篇文章中，我极尽了一个痞子文人的伎俩，不但挖苦那条唯一适合他身份的花领带，他破损的宽边眼镜，他虽然拭擦得勤勤恳恳但已不堪负重的皮鞋，还指明道姓地拿他同安的生活开玩笑。性病是那个夏天若地最大的收获，本来只是在他和李唯之间传播，可是为了取悦于读者，被我张冠李戴地移置到他的头上。收到稿费的当天，我请他们到火凤凰餐厅，他喝得酩酊大醉。他认为自己是在压力与想像之间穿梭得最不成功的男人。我们走到餐厅门口，他抱着公文包突然台阶上滚下来，凌乱的影子倒向四面八方，整条中关村大道散发着迷乱的酒气。安根本扶不动他，最后是他自己崛起自己肥胖的身躯。那天我醉得不比他轻，但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吟吟地哼：昨夜，难道我真的会死在这里？我靠着他歪歪斜斜地走在人行道上，第一次注意到北京的月亮带着耀眼的光环。安跟在我们后边不停地抱怨。Mark杜几乎是在我的耳边一遍遍狂呼乱叫：你放心，真要死在这里，那也是北京的不幸！我们跌跌撞撞走到一幢安置着避孕套机子的楼下，安已经和他吵起来。他推开我，一边往机子里投币取套子，一边跺着脚咒骂。他骂这个城市的建筑以及乱七八糟的电影，他骂我不过是假装读书假装时尚假装忧国忧民。他叫嚣着要去放了编辑的血，目光咄咄逼人，整个身子颤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