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飞的翅膀

                                 ——罗庆春的双语诗学略论[1]

刘振伟

[摘要] 罗庆春对双语诗学的实践与倡导，是在对当代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如何生存的问题的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他用长期的理论和诗歌创作丰富、发展着双语诗学，提出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在守望\远离，背叛\回归，突围\超越中实现其由“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的转变的深层策略。并试图以此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国当代文论。

【关键词】双语诗学 策略 理论建构

 一、 罗庆春其人

      尽管早在1960年8月，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培养少数民族文学干部，“不止是翻译干部，还有编辑、理论和创作干部”已经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并对当时出现的少数民族评论家如哈萨克族的伊尔哈力，维吾尔族的帕他尔江等人给予了特别的注意[2]。然而这一深具前瞻性的指导性意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一直要到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才在“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内里，真正出现了出生于少数民族自己的并且是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理论和评论队伍”[3]。也就是说，在长达几十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虽然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本身也经历了前进、迂回、停滞的阶段），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都处于缺席状态。这一缺席造成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是文学赖以飞翔的双翼，折了一只翅膀，少数民族文学固然无法腾飞，而由此带来的苦痛、迷惘、甚至是无所适从，也必然会出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早期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者的论述中。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者开始涌现的80年代，是他们民族意识复苏，同时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与世界其它民族开始对话和交流的时候。这让那些许多世代在落后、封闭的环境中生存的少数民族一睁开眼睛，就不得不除了面对汉民族的主流文化之外，还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尤其是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于是，原始社会的、奴隶社会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等等对一个民族而言本来应该是历时性发展的意识形态在此全球化的语境中一时间竟以共时性的状态突然呈现，固然是琳琅满目，却也眼花缭乱，难以选择。于是，在自身民族意识的深度觉醒下，探讨民族文学应该如何生存、应该何去何从、如何在诸多的语境中保持自身，寻回迷失的自我以及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必然会成为那个时代民族文学理论探讨的关键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家们给出了很多出色的答案，其中，罗庆春所一直从事的“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以及他对少数民族双语（母语、汉语）诗学的倡导与实践，无疑是较为突出的。

       罗庆春：又名阿库乌雾，1964年出生在四川省冕宁县，1986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后留校任教，现任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于1984年开始发表彝文新诗，1986年后从事彝、汉双语诗歌创作，1994年12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其诗集《冬天的河流》，这是我国第一部彝文现代诗集，开一代彝文现代诗之先河，1995年8月由成都出版社出版汉语诗集《走出巫界》，1998年12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散文诗集《虎迹》，这是彝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母语现代散文诗集，2004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其汉语诗集《阿库乌雾诗歌选》。在大量创作的同时，他积极建构少数民族诗学理论，公开发表论文50篇，著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集《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编著有《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栗原小荻现象争鸣》、《萨仁图娅、栗原小荻短诗艺术研究》等多部作品出版。

       大多数人对罗庆春的了解源自于诗人阿库乌雾，这不能不说是遗憾。因为把他只作为一个诗人或者先作为诗人，都只能是片面的：他还有作为学者，作为诗论家的一面。仅仅从名字的选择上，我们就能看到他关于民族文学生存的策略与理念：罗庆春\阿库乌雾同时对应着汉语\彝语、理论\诗歌、学者\诗人、传承\创造、当下\传统等异质同构。而在符号阿库乌雾与罗庆春符号之间的反复穿梭，则是他在汉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交互作用下，认为彝族文学应该在守望\远离，背叛\回归，突围\超越中实现其由“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的转变的深层策略的理论主张的实践与象征。虽然，这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正如本世纪初，他自己在题为《母语》的诗歌中所写的那样：“从‘apkup vyt vy”到‘阿库乌雾’再到‘罗庆春’，我的姓名的链环锈迹斑斑。”[4]总之，他的诗学理论，和他的诗歌，正如罗庆春\阿库乌雾的名字一样，是他的双翼，离开其中的任何一支翅膀，他都无法飞翔。关于他的诗，历来不乏评论，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他的双语诗学。

二、 在民族文学生存的两难中双语诗学的出场

       罗庆春以阿库乌雾的名字在诗坛崛起的时候，正值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的春天：据不完全统计， “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至80年代末已超过1000人”，而且这支队伍是“不断壮大的” [5]。仅就罗庆春所在的四川而言，在这一时期前后涌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就逾百人[6]，而彝族亦先后涌现吴淇拉达、阿鲁斯基、吉狄马加、马德清、倮伍拉且、阿蕾、巴莫曲布嫫等作家。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中，不乏如吉狄马加、栗原小荻等在全国甚至世界都产生了影响的诗人，他们群星闪耀，互相辉映，活跃在当时的文坛。这一时期，也是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的边缘性，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漠视，使得“在某些历史时段里，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化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而处于‘休眠状态’，或成为他文化的附庸。在那些历史的天空中，除了极少来自民间的声音以外，我们几乎听不到真正属于少数民族的话语，它被迫丧失了‘话语权’。”而随着我国民族政策的正确实施以及全球化语境的凸显，他们仿佛一下子就被“赤裸裸地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被抛进全球化的大版图中。”“这是一次命运攸关的文化疼痛。因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如此真实、紧迫地被凸现出来，并且必须由自己来把握。这样，它们便不得不去寻找各种把握命运的机遇，并为此而付出努力”。在这场文化疼痛里，涌现出大批的具有鲜明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7]然而“这一特殊的文学领地又面临新的挑战。一系列需要及时作出回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无法回避地摆在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者和研究人的面前。诸如, 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未来走向问题；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语言观问题；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关系问题； 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继承与发展中的分寸感问题； 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作家的人格塑造的内在关联问题；以及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与各民族文化的时代精神和宗教精神问题等等。”[8]实际上，这里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在现有的语境下应该如何生存及发展？随着西方语言本体论的传入，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不再单纯作为符号存在，而是直指存在本身。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民族文学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就逐渐聚焦到民族文学应该用什么语言创作这一问题上。因为文学是用语言构筑的艺术世界，语言作为民族文化和精神心理的表征，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最为明显的标识。然而，我国民族文学的创作的实情却是：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是用汉语来创作的，其中包括一大批有突出成绩的少数民族作家。那些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很难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的语言只能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不通过翻译，他民族的人是难以明白的。

      这不能不引起当时身处其中的少数民族学人的焦虑和忧患。早在罗庆春之前，吉狄马加就用诗歌表达了这种忧虑：“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递给子孙的/最隐秘的符号”，“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同自己古老的历史对话，可是我却常常成了哑巴”[9]。这种焦灼同样也出现在罗庆春的诗中：

我们只面对语言

我们试图超越语言

我们用不同的语种毅然击中对方

我们让拥有各自语种的民族

陷入空前的绝望

           ——《诱惑》

他说“作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化人，我必须通过多方的努力，真正意义上进入到这个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塑造并展示一个自觉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形象和生命姿态。同时，在多元文化大撞击、大整合、大汇流的时代大潮下，我深深感到我所拥有的纯朴、厚蕴的彝族母语文化正在遭遇空前的震荡与损毁，随着我的汉语思维与汉语叙事能力的不断提高，我身体内的母语语感、母语思维、母语智慧日渐削弱乃至萎遁。为此，我时刻承受着来自内心世界莫名的悸动与恐慌”[10]。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最为坚定的守望者，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悠久的历史传统、民族精神以及脉络都有极为深刻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母语作为连接历史的链条，自然应该承担起书写民族生存的重担；另一方面，他们在横向的对比中，也深刻感到自己民族的封闭与落后，感到民族再不发展，就很可能只能消亡或者被列入历史展览馆，任人参观的命运，仅用母语，很难达到与世界的沟通。但是不用母语，似乎又意味着背叛。这个生存的悖论，梦魇一般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应该何去何从？

      然而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长期缺位，使这个悖论一时还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几乎造成了大面积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困惑。罗庆春的双语诗学的构想，在此境遇下应运而生。所谓双语诗学，狭义上讲，主要是指少数民族作家即采用母语创作，也采用汉语创作，以及如何在母语和汉语之间构建和谐关系，以求共生的诗学主张；广义上讲则包括了那些采用汉语作为主要创作语言的少数民族作家，如何构建自己“独特的、融入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个性的汉语诗歌艺术”[11]的理论形态。罗庆春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谈到创建双语诗学的目的和意义：

     我之所以倾力研究“汉语少数民族文学”或称“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学术意图和精神旨趣，就在于通过文学艺术这一特殊的精神文化符号体系，对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文化选择、思维模式、审美指向及灵魂活动的体理、把握与解析、研读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揭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化人在遭遇双母语、建构双语（甚至多语）人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勇气与卓异的生存智慧。我以为这是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大国给世界文化发生、发展、演变史带去深刻的启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文本所提供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在此。[12]

      可以说，双语诗学正是在民族文学遭遇生存的两难中的产物，由于一开始它就自觉地承担了为民族文学寻求生存的使命，对民族文学的命运和前途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思考，因而，它自身也经住了时间的检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三、双语诗学的发展

      栗原小荻曾不无黯然地说：“20 世纪的中叶则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书面创作失却母语尊严和艺术本体的暗伤时期”，然而度过这段暗伤期后的少数民族文学，却在20世纪后叶“如春笋般的异军崛起” [13]。这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学人自觉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思考，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大潮，并相继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若干的理论支撑是断然难以分开的：

      一批少数民族血统的、在国内外皆具有甚大影响的顶尖级中、青年作家,比如张承志、乌热尔图、栗原小荻等(再早的有玛拉沁夫、晓雪、特赛音·巴雅尔等) 从不同的研究命题和学术方向出发,先后登上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界的高峰;继之而起的少数民族血统的新秀作家,比如阿库乌雾、李青果、冉云飞等,也从边缘或径直或绕道前行,陆续杀入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界的腹地。这样两批长着双翼丰满的“文学天骏”,纵横驰骋,攻守有度,其举足之优美,其来势之猛烈,不仅锐不可挡地动摇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圈的旧根基,最为重要的是,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界的旧秩序展开着强劲的冲击。[14]

      20世纪后叶，也正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自觉”时期。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的一大特色是，他们兼有创作和理论的双翼。为此，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是旁人不可替代的。罗庆春双语诗学得以建立的一个前提是：它敏锐而近乎精确地把握住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当时的发展脉络。他宣告：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共同的历史走向乃是由“英雄时代”走向“寓言时代”。一部少数民族文学史就是由“英雄时代”不断向“寓言时代”推进的历史。而“寓言时代”，是“少数民族文学开始进入‘个人写作’以来至今，甚至于将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形态和精神旨归[15]。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精辟的论断。以至于他在数年后仍然能够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由于受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层面、内在结构模式、民族文化命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无疑带着浓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对本民族历史深处文化梦魇的恐惧进而埋葬这一恐惧的寓言和对本民族未来生存、发展理想的吁求与营构的寓言抒写,仍旧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旨归和审美指向” [16]。由是不难看出，罗庆春双语诗学的构想，绝非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在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刻思考上，试图建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对于罗庆春本人而言，这是一场历史经久的运动，他做好了用其“一生的文化行为、精神举措及生命内涵”去担负这一使命的准备，正因如此，他的双语诗学才能够逐步的完整，在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同步发展中显示出巨大的活力：“本人一直以来自觉认同自身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找准自己特有的文化立场，努力发挥自身得天独厚的文化参照、文化比较、文化批判的精神机缘与人格品质，着力于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现象与本质、观念与形态、价值与意义、理论与方法的探索、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所特有的诗学、文艺学命题与范畴”[17] 。

      他的视角不只停留在彝、汉文学交流的层面上，而是立足四川，放眼全国，力图对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趋势和规律作出综合概括，进而“全面体认‘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精神格局及文化构成。重新凸显汉语文化自身‘异质同构’的历史传统。确认并有以彰显以汉语为载体的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思想精神体系中与生俱来的开放姿态与独立意志，对当代汉语文化变革发展，以及汉语批评转型中已经和正在提供的一切可能性创造信息和精神价值”[18]。他不断借鉴大量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哲学、美学等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以多元文化、多向度艺术思维的完善、结构自己的理论框架，而他在那些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发表的言论，均含在他的这个精心结构、不断发展的体系之中，终使其诗学构想逐渐系统化。

四 双语诗学的内涵

      在准确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内在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罗庆春对少数民族文学生存、发展的诸多层面进行了探索、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的双语诗学正在开花结果。我们认为，以下几个互为阐发、互相联动的方面是其诗学的主要架构：

（一）“第二母语渴望”情结[19]。

      所谓“第二母语渴望”情结是指“诗人通过汉语写作，努力提高对汉语的理解、掌握和出色的驾驭能力的真切愿望”。这里面又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对‘第二母语’（特指汉语）的掌握能力的渴望，其二是对‘第二母语’的表现能力的渴望。” 关键是“对表现能力的渴望又涉及到用‘第二母语’如何去表现‘第一母语’或‘第一母语文化’所积淀、沉凝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的问题；同时还涉及表现‘第一母语文化’与‘第二母语文化’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和时代精神要求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成为当代彝族汉语诗人的一切文学行为的潜在指令和终极使命。”不难看出，“第二母语渴望”情结的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作家对使用何种语言参与创作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罗庆春曾自述：“我长期生存在文化的冲突与夹层之中，我渴望澄澈我内心的郁结与精神的絮语，让与生俱来的苦闷绽放为阳光下艳丽迷人的花朵，装点城市的早春。”（《钟摆》）很明显，要“澄澈”“内心的郁结与精神的絮语”，并让“与生俱来的苦闷绽放”，并不能通过母语系统来完成。他清楚地看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几乎都在经历“由原有的母语叙述模式全面转向汉语叙事模式”这一历史的转型过程。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尽管“一种语言的叙述方式、抒写形态的被颠覆，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精神实质的全面变迁”，各少数民族文学在这场变迁中均面临母语濒危的境地，道路“极其坎坷曲折”，然而汉语正“以其宏博开放的历史襟怀，超凡高妙的文化整合力和强盛不衰的文化精神，逐步实现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母语”。在这种时代趋势下，任何人为的自我封闭或盲目抗拒都是徒劳的。与其在蒙昧无知、似是而非的情况下被他文化被动同化，还不如采取一种积极、昂扬的姿态。他说：“对当代形态下的彝文化来说，抵制同化的唯一策略就是自觉同化到时代文化的总趋势中去。明确了这一大方向，我们的彝族汉语诗人们，反而还有可能作为本民族文化当代特性的代言人和民族精神内核的传承者、传播人……”由是，“第二母语渴望”情结的提出，尽管是深度无奈之下的被动选择，但却是在被动之下作出的主动的响应，从而为处于转型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二）背叛、回归与超越：双语诗学所提供的民族文学之生存与发展策略。[20]

      但是这毕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历险。民族作家们在这场文化历险中所承担的角色无疑是多重的，他们既要表现自我，又要体现民族，还要顺应时代，而这一切，又要运用汉语来结构。于是，如何在顺应时代的大潮中不迷失自我并彰显自我的民族特性就成为了民族文学生存关注的话题。

       语言虽然是一个民族的表征系统，但它总是和这个民族的生存结构、思维习惯以及内在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的，运用汉语写作，自然就会受到汉文化的浸洗，有时甚至被吞噬。民族作家们在这场历险中所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以及人格裂变可想而知。面对这些精神磨难，通过对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体的研究，罗庆春认为他们是在采取“背叛、回归、超越”的文化策略下，取得生存和发展的。所谓背叛，乃是指“通过象征、暗示、隐喻，共同反思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惰性，检讨着自我身上的民族劣根性，以全新的生命意识，勇敢地打破旧有的文化桎梏”，“自觉不自觉地颠覆了各自的母语文学形式，甚至完全颠覆了本民族文学的深度模式，踏上了筑造‘华语民族文学’的道路”，尽管“这种艺术形式的选择本身就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最深刻的背叛”，但是这是为了生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必须和必要的。然而，而回归则是在遭遇他者之后，意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乃是自我存在之本源的一种“远离式回归”或者“诗意回归”。因此“背叛不是简单的背弃和远离”，而是“基于拯救的预谋”；回归“也不是外在的复古”，而是“更高远的俯瞰，更深切的亲近”，回归到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深处，来完成“以自我实现为标志的民族实现”。他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来，少数民族诗人们无不以各自的方式走着由背叛到回归的审美历程和文化精神苦旅。与此同步，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也必学完成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传统、文学艺术本体论”的回归，并“自觉体任自我的边缘性”，从而完成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自我确立。[21]要完成这次艰难的旅程，又必须要完成以下几个层面的超越：对语言的超越，第二母语的提出，其实也是为这方面提供理论的支持；表达方式的超越；宗教精神的超越；[22]在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检讨中，他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在自我确立的基础上，“超越原有的个体文化传统”，“超越汉语文学原有的审美规范,带进迥异的精神创造,突出更具特殊性和开放型特征的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审美境界”。[23]这个双重超越的目标已经显现了他不再拘圉于单个的民族、流派，而是把民族文学放到整个世界的大语境中去，考虑其存在了。

（三）深层颠覆下的共谋与重构：由“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

       要实现超越，采取深层颠覆的策略势在必行：首先是对母语及母语文化的颠覆，“必须自觉体悟颠覆母语文学传统，甚至颠覆母文化传统的精神失落感为前提，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母语‘元叙述’方式加以全面背叛”[24]；其次则是对汉语及汉语文化的颠覆：如果仅是学习汉语，在汉语语境中寻求认同，那么势必为汉文化所吞噬。罗庆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提出了“第二汉语”的主张，即“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语，或者说不再是汉文化意义上的汉语，而是一种经过了彝族汉语诗人们全面变构后用以表述和承载彝民族文化发展体系的新的汉语”，它“还应包括汉语从外国文学和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处借鉴而来的一切文学艺术表现的汉语化过程在内”[25]。这样才能够完成少数民族诗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我救赎，完成他们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转写者”的角色。同时“将自我民族文化的精神异质、认知方式、人文品格及宗教理念有机地通过诗歌意象、意境的创造殆尽汉语，使其所使用的汉语语义得到丰富、义项得以增加”[26]，改造、丰富与完善汉语即汉语文化。达到这种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的境界后，用“第二汉语”来书写和传承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自然无可厚非：

用方块汉字记录一个异类人身心的病变，并将这一行为本身置于审判之下，我深信并不会引来太多的因果之争。（《神判》）

罗庆春想要完成的，乃是在各民族文化激烈碰撞、本民族文化急剧裂变的时代大潮中，完成一种深度的缝补：“我试图用最古老的遗骸，磨砺成锐利的银针，以道路和方位为线，来缝合人世间灵肉的裂痕。” （《玩偶》）这种缝补不是简单的文化拼凑，而是在对各种文化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共谋，从而在“从‘文化混血’而导致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混血’,正成为或逐步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历史潮流”[27]中，建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独特、卓异的美学原则和客观、健全的批评理论架构”[28]，并借以重新书写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他说：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界，要在正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本体论创造成就的前提和基础上，一定要尽快改变或纠正过去自觉不自觉中带有的对少数民族文学成就的盲视，或存“迁就心理”与“照顾批评”的成见和审美思维定势，将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纳入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学、文艺美学、文艺批评的深度和高度加以“无情”的艺术审美批评和文化价值判断。以全面认可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已经或正在作出的艺术文化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甚至致命的要害，从而促进这一中国当代文化不可或缺的特殊组成健康发展。[29]

      颠覆的目的在于共谋与重构，在于完成其多元文化异质同构的梦想。总而言之，罗庆春的双语诗学，由于其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由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的历史进程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深入、系统的思考，并显示出极强的开放性与吸纳性，因此其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活力，对仍然处于这个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国文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其诗中，他写道： 

在这个卵状的星球上

        每一次生死都必须带着

        强健的翅膀

        惟有翅膀才能使出壳的

        灵肉自由地飞行

        膜拜翅膀 成为人类

        轻盈的信仰

——《春殇》

罗庆春诗歌的翅膀已经扇动，而其诗歌理论的翅膀正日渐丰满。他本人正富有春秋，我们期待着他有着更好的发展，对建构多民族一体多元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理论还有更多的贡献。

作者简介：

刘振伟：1976年生，男，汉族，重庆江津人，文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汉文学比较研究。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喀什东路13号文光校区人文学院。邮编：830013，电话：13639962389,0991-669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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