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的1952年，杨丽坤远在昆明的大姐把她带到昆明寄养在二姐家，因为二姐的家境稍好些，杨丽坤才继续进学校读书。
影片被作为文化交流项目，在邻国缅甸放映，也造成了万人空巷的佳话，许多缅甸的报纸，不惜用整版整版的篇幅，报道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同样是在1959年，《五朵金花》被中国文化部推荐参加第二届开罗亚非国际电影节，并一举夺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影片的成功，使杨丽坤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
比如同为音乐片的《刘三姐》
、戏曲片《红楼梦》、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锦上添花》等等。影片《阿诗玛》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被发掘拍摄出来的。《阿诗玛》的故事改编自云南撒尼族的一首民间叙事长诗。1958年。毛泽东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民间传统文艺学习的号召，云南省文联的文艺工作者，分成了几个民间采风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走访民间流浪艺人，将这首撒尼族同胞口头流传数百年的叙事长诗整理出四个不同的文字版本。最后经云南籍著名文学家李广田的校订，终于得以在《人民文学》上刊载问世。当时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有一项政策规定，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文艺作品，必须准确传达少数民族自身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不能由汉族艺术家任意篡改。根据这项政策规定，海燕厂在拿到《阿诗玛》的创作任务以后，便指派著名作曲家葛炎和他的创作伙伴罗宗贤去云南进行采风，以便使影片的音乐和歌曲，能够准确体现撒尼族民间文艺的民族风情。由于故事的发生地是在云南，影片导演导演刘琼便自然想到了邀请杨丽坤来担纲主演女主人公阿诗玛的角色。但这一段时间，云南歌舞团演出任务繁重，不同意外借演员。好在云南省歌舞团的团长与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是当年抗战演剧队的战友，后者还是前者的领导。有了这层人士关系，凡事都好商量。最终，刘琼没费多大周折，就顺利地把杨丽坤从云南歌舞团借调到海燕厂。
杨丽坤到上海以后，剧组开始在摄影棚里排戏。这个过程中，刘琼忽然发现杨丽坤只会跳舞，不太擅长唱歌，尤其不懂影片要求的那种带有歌剧唱腔的洋唱法。不过这个问题从技术上讲难度并不大。他们随后从北京请来当时最好的歌唱家来为演员配音。比如男主角阿黑的配唱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杨丽坤的配唱则由女高音杜丽华担任。而剧组其他主创也大多是海燕厂最好的人选。如摄影师请的是大导演黄佐临的摄影师许琦，美工师和录音师也都是大名鼎鼎的顶级美工师丁辰和顶级录音师苗振宇。一切都准备停当，就要开机拍摄了。没想到有一天海燕厂忽然接到文化部电影局打来的一个电话，说前不久周恩来总理视察长影时有个指示，大体内容是：电影厂如果拍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演员必须采用本民族成员，不能用其他民族的演员代替。你们的《阿诗玛》是撒尼族民间故事，而杨丽坤是彝族演员，违背了总理指示，需要另外考虑人选。徐桑楚只好向文化部汇报说：我们事先不了解总理指示，现在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来不及换人了。能不能这次就这样，我们下不为例吧。可过了几天，文化部又来电话，说总理办公室坚决不同意你们的请示，要求你们必须马上换人！徐桑楚想用试镜样片的办法，送给周恩来看，并找到与周恩来私交甚好的张瑞芳。张瑞芳为此专程进京，在邓颖超的圆说下，周恩来终于首肯由杨丽坤主演该片。但《阿诗玛》尚未公映，文化大革命爆发，《阿诗玛》没有公映机会。后来，文化部给海燕厂打来电话，说《阿诗玛》一个镜头也不准改，照原样拿出来放映，组织内部观摩，交给群众批判。上海这边的放映地点就在淮海路电影局小放映厅。由于观摩票比较紧俏，引发社会风言风语，导致影片成为“毒草”，被加上两条罪状：第一，宣扬“爱情至上”；第二，在演员使用上“选美”，是资产阶级流毒。杨丽坤本人也因为这个片子受到牵连，被打成“黑线人物”和“修正主义苗子”，被下放到云南思茅地区接受边疆群众批判和再教育。
这时，杨丽坤在个人生活中也遭遇波折，她与上海某影星之子相恋并怀有身孕，后被抛弃，孤身一人下放改造。境况凄苦，陈荒煤写的一篇文章中的说法，杨丽坤在思茅的时候，成天在街头流浪，衣衫褴褛，满脸污垢。身后被一帮少不更事的孩子用石头追打。只要随便什么人往她脚底下扔两分钱的镍币，或是给她手里塞半拉别人吃剩下的烧饼，她就会尽情地为人们跳舞、唱歌。她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扭动着身体，嘴里哼着曲子为自己伴奏。身边的人发出阵阵哄笑，可她却什么也听不见，仿佛又回到了舞台上，回到了灯光璀璨、掌声如雷的影剧院里。下放结束后，杨丽坤回到昆明，总算是能进医院进行治疗。可她神智恢复得并不明显。有一个知情人说，因为她太有名了，每当她走在大街上，总会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对她尾随围观。有一次，杨丽坤刚刚在单位领到一个月的工资，因为在马路上受到一群孩子的围观，她便走进商店，将全部工资花完，乱七八糟购买了一大堆七七八八的生活日用品，当街分给那帮围观她的孩子们。
她成了这些人残忍发泄兽性的对象，她的病更重了。但她也有清醒的时刻，她想到了1961年她和省歌舞团随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去缅甸访问期间，以及周总理多次来昆明，都关切地要她加强学习，提高演技，学好普通话，把云南的民族电影事业推上去。她想如今只有向周总理求援了，她悄悄给妹妹写信，叮嘱妹妹拿着她的信去北京找周总理。她相信，只要总理知道她在受难，一定会来救她。她的八姐、四姐知道，再这样被折磨下去，杨丽坤会被整死的。她们四处奔走呼吁，让远在河北赞皇的大姐和十一妹，从那边通过熟人，辗转递送，把杨丽坤被迫害的申诉送到了邓颖超手里。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杨丽坤才没有被送进监狱，得以去她大姐那里养病。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怎么养得好病？那些一心要把杨丽坤往死里整的“造反派”，还在四处扬言：“杨丽坤不是疯子！”准备把她拉回来继续批斗。处境仍然恶劣，只有逃离云南。在昆明长坡精神病院一位好心的医生帮助下，她终于由八姐护送去湖南郴州精神病院治疗。那里治疗条件较好，又远离了昆明的“造反派”，杨丽坤的病情才不致恶化。她的姐妹们明白，杨丽坤最需要真诚的关心，爱情也许能抚平她心灵的创伤。在朋友的帮助下，她结识了1966年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唐凤楼。唐凤楼当时正下放在广东韶关的凡口铅锌矿。他看过杨丽坤主演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很喜欢，更同情她在“文革”中的不幸，经过一段时间往来，终于结成连理。
1978年，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陈荒煤，到昆明参加一个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教材的协作会议。当他到石林游玩的时候，再一次看到那尊阿诗玛的石塑，想起来14年前关于电影《阿诗玛》的那起冤案。老人一时心潮起伏，回到宾馆埋头写下了一篇题为《阿诗玛，你在哪里》的文章，呼吁尽快将被整整尘封了14年的《阿诗玛》拿出来公映。这篇文章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共鸣，不但开启了文革后旧片复映的热潮，也让人们再次想起了《阿诗玛》和她的扮演者杨丽坤。为了调查杨丽坤的现状，《云南日报》派出记者前往上海，经管有关部门的介绍终于联系到杨丽坤本人，为她专门采写了一篇反映她悲惨遭遇和生活近况的长篇通讯。原来，这时的杨丽坤又回到了上海，此时她已经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正式员工。但是，她的名字并未被列入业务骨干的名单，而是属于病休员的行列。几年前，当老厂长徐桑楚重新回到上影厂厂长的位置的时候，他也听说了杨丽坤遭遇，为她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老厂长认为，杨丽坤的遭遇与《阿诗玛》有着直接的关系，上影厂必须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个原因，老厂长亲自向上级主管部门打了报告，要求把杨丽坤的工资人事关系乃至户口，一并正式调入上影，由上影来负责对她的医疗保障，来照顾她后半生的日常生活。就这样，杨丽坤又回到了上海。丈夫唐凤楼与她一道，也调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两人相濡以沫、彼此搀扶，共同走完杨丽坤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