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自序
作者:资料来源:王明珂教授网易博客  发布时间:2010-04-29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自序

这本书的内容是我,一个自称 “炎黄子孙” 的汉系中国人,对于 “炎黄子孙” 及相关英雄历史之反思性研究,以及对于 “弟兄民族” 此一称谓的新理解。这样的研究,其目的并非在知识上 “解构” 炎黄子孙历史及中华民族。相反的,我希望透过新的历史知识,一种基于反思性(reflexivity)及有反省力的历史新知,使得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以及对于他族﹑他国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这样的历史新知,更能够促进 “炎黄子孙” 及其 “弟兄民族” 间的和谐与凝聚。

人们常强调历史上的英雄祖先;五千年前的炎帝与黄帝,约四百年前来台的郑成功及其随从军民,以及在美国,三百多年前乘五月花号来到新英格兰的英雄祖先们。人们也争论这些英雄历史,譬如成吉思汗﹑箕子及亚伯拉罕,究竟是那一 “民族” 的英雄祖先,他们所建立的 “国” 地理空间包括那些地方。强调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常使得一些人群落入社会边缘――因为他们不是英雄祖先(征服者)的后代,或竟为被征服者的后裔。坚持与争议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以及此 “历史” 所支持的资源范畴与边界,也经常造成族群﹑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无论如何,这些被强调﹑争议的 “历史” 都起始于一些 “英雄祖先” 。然而另有一些起始于 “弟兄祖先” 的 “历史”,被人们忽略﹑埋没。因为相对于服膺 “英雄祖先历史” 之人群而言,主张这些 “历史” 的族群多半是居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因而在 “英雄” 成为 “历史” 叙事中的主角后,他们所宣称的 “历史” 被认为是传说﹑神话。

当代历史学者,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者,常批评单一﹑典范与线性的历史,强调历史有多元的声音。然而这样多元﹑多线的历史,经常仍是对 “过去” 的选择性建构,或为对 “过去” 的众声杂沓争鸣,而未见及 “历史” 与人类社会间巧妙的内在联系。更有甚者,批评单一的线性历史,解构某种体制与认同下的典范历史,如此,学者――在对自身的文化与学科偏见与相关优势权力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所提出的 “解构性知识” 常为对他者的侵犯与侮辱。无论如何,在各种权力主体以 “历史” 相互解构中,边缘的 “历史” 仍然静默。因为关键不在于谁的 “历史” 更正确﹑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 “历史” 仍是 “历史”, “神话传说” 仍为 “神话传说”,我们便不可能认识自身与他者的 “历史”,也不可能认识为 “历史” 所塑造的社会情境。

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曾说明羌族的 “弟兄祖先故事” 为一种 “历史” ,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 “历史心性” 所产生之 “历史”;这是 “将陌生的化为熟悉” 。基于此,在这一本书中我重新认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文献中各种 “英雄祖先历史”;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历史知识,在此新知下可能反变得陌生。因而这本书的工作可说是 “将熟悉的化为陌生”。希望读者与我一同由了解当今羌族的 “弟兄祖先故事” 出发,由此我们重新思考三千余年来曾流传于中国及其周边的许多 “弟兄祖先故事”,包括《国语》中 “炎帝﹑黄帝为两弟兄” 之说。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传述这些 “历史” 的人群之生活情境,以及尝试了解诉说此 “历史” 人们所表达的期望与情感。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一同再思考我们所熟悉的 “英雄祖先历史”,特别是 “黄帝后裔” 或 “炎黄子孙” 之历史。将它们视为另一种 “历史心性” 的产物,尝试了解人们在何种情境中书写与诉说这些 “历史”,以及人们宣称此种 “历史” 时所流露的情感与意图。如此,在同一认知平面上思考 “历史” 与 “神话传说” ,我们才能对黄帝﹑太伯﹑箕子﹑檀君﹑九隆等英雄祖先之 “历史” 有反思性的认知,也能对许多 “神话传说” ――特别是 “弟兄祖先故事” ――有真正的体会与了解。

相信如此的 “反思性知识”(reflexive knowledge),可以让宣称自身为黄帝﹑炎帝﹑成吉思汗﹑箕子﹑太伯﹑三苗或蚩尤等 “英雄祖先” 后裔的族群,能认识自身此种历史记忆的深层意义及其历史过程,以及我们的先人在宣称或接受这些 “英雄祖先历史” 时的骄傲﹑期望,或卑曲与无奈。我们更应认识,“弟兄祖先故事” 事实上可能是一种更古老﹑更普遍的 “历史” (但显然不若男性中心主义古老),曾广泛流行于华夏之域及其邻近各民族地区,以及世界其它各地。古代华夏曾称 “炎帝与黄帝为弟兄”,彝族说最早 “彝﹑汉﹑藏为三弟兄”,藏族有各族群起源于 “六弟兄” 之说,都是此种 “历史” 。我们也能由此体认, “弟兄民族” 并非只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在这些对彼此之 “历史” (与历史)的反思性体认﹑体会与体谅中,我们应更珍惜﹑反省并有思调整改进民族或国族内外的族群关系。

中国人常以 “丰富的历史文献” 而自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汉文字书写的 “历史文献”,而更应是在各地人群长期交流﹑交锋下产生的﹑以各种媒介表述的 “历史记忆”,包括被视为 “民族神话传说” 的那些记忆。突破自身各种文化﹑学术与社会认同 “框架” (边缘),发掘我们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深藏的各种知识建构范式(如Pierre Bourdieu 所称的 “未被深思的思想范畴”),我们或能了解这些丰富﹑多元记忆的内在含意,及其形成与变迁的社会情境。如此具反思与反省的 “历史” 新知,不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对彼此之了解与民族内外族群关系之改进,也将是中国历史记忆对世界的贡献。

(北京﹕中华书局,2009;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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