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漂泊记

普 飞

    她的丈夫和她都是汉族，但丈夫也像其他彝族、侗族、水族、苗族、布依族等等的贵州人一样，带着才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书的儿子外出打工了。他们父子没去湖南、湖北、广东、福建，而是跟着一批四川的打工仔去了云南。半年以后，留在家里一面盘田一面侍候家里一对老人的她，收到了丈夫寄回的一封信，告诉她说：他们父子没像一些四川人一样卖米线、卖包子、擦皮鞋，也没像其他一些贵州人一样在人家倒掉的垃圾中拾废品卖给收购站；他们父子是在一家民营工厂做工，这家工厂的老板有良心，每个月的月底都按时给员工发工资。收到信后不多日子，她果真收到了丈夫从云南汇回的一大笔钱。

    不料，又过了半年以后，丈夫不是汇回钱来，而是人跑回家来——只丈夫一个人，后面没跟着儿子。

    她问：“宝儿呢？”

    丈夫还没开口先抹起眼泪来，然后哽咽着说：“唉！我们的宝儿不在了！”

    她很惊讶：“咋说不在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宝儿是在三更半夜得急病死的，我连夜把他背到医院，没抢救过来，去了。老板有良心，虽不是因工伤亡，他也给了我两千块钱。”

    “这么多年来宝儿都没伤没病，出去时也是好好的，我不相信他会不在了！他一定还在云南的某个地方，我要到云南去找他！”

    妻子就要走。

    丈夫拉住她：“真的不在了，你到云南去不会把他找到的。老板给了两千块钱，加上我和宝儿这半年多来的工钱，有三千六百多块钱了，我们好好盘田种地，好好侍候父母，也养上好几头肥猪卖钱吧！”

    “你就留下来种田地和侍候父母。我是一定要把宝儿找回来！”

    妻子离家走了。丈夫说他带回了三千六百多块钱，她没向丈夫讨要其中的几十块或百把块钱，只带着她平时积攒的三百块钱就走了。丈夫知道后，追赶出一段路来呼喊：“宝儿妈！你找不到儿子的，快回来！”但宝儿妈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喊不应了。

    宝儿妈到了云南。

    宝儿妈的那三百块钱付了从贵州到云南的火车费和汽车费后，没剩多少了。她要吃饭，晚上还得住旅社，她决心边做活边找儿子。云南的许多建设工地都只要男劳动力。有的工地也有女工，但那是给打工的农民们买菜做饭的，这活计已经由那些带农民来打工的小工头们的妻子做了，她不是哪个小工头的妻子，那活儿没有她的份。她到食馆、饭店做小工，老板只喜欢年青漂亮的小姑娘，她不年青了，也不漂亮了，又从食馆里走出来。

    有了，她看见有许多妇女是到各住宅小区的垃圾桶里拣废品卖给收购站，她就干起了这营生。这活儿还不错，她先是用塑料袋把拣到的废品扛到收购站卖钱，有了点积攒，便买了一辆已经很旧的三轮车，每天蹬着旧三轮车沿街跑，从街旁的垃圾桶里拣够废品后，蹬着旧三轮车把货送到收购站。

    宝儿妈就这样在一个县城里过了1年零3个月又26天。

    就在这一天，有一个也跟着他父母来云南这个县城拣废品的小伙子，才16岁便患了重病，县医院说本医院无能为力，要转市医院才行。16岁的小伙子就被送到这个县所属的市里，住进人民医院。市人民医院说这是尿毒症，要把病人的两个肾都切除，换上别人的一个肾。听医院说：换一个肾，仅仅买肾就要20多万元钱。一户拾荒人，哪里找这么多钱呢？可是不换肾，那个小伙子就没救了。小伙子的父母谁都想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儿子，可是经过医院检验，父母俩的肾，谁的肾都不适用于儿子，硬移植进去只会发生排异后果，对病人无救。父母俩没办法，沿街哭啼着逢人就磕头求助。

    在宝儿妈也参加了拾荒的这个县城，拾荒的都是在上午出动拣废品，下午就没有废品可拣了，一些没能把上午拣到的废品拉去卖的人，便把拣来的废品分类和装袋，以便改日把它大批地运到县郊的废品收购站去卖。有的拾荒人，就修补他们居住的工棚或做其它一些家务。吃过晚餐以后，便梳洗一番，换上新衣服，拖儿带女地到县城广场上被修剪得仅膝盖高的冬青树埔之间玩耍。孩子们三三五五地聚在一起玩游戏，大人们坐在树埔边仅几寸高的围埂上，一边谈闲，一边绣花或者打毛线。

    宝儿妈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和场地听到那个小伙子才16岁便患上了尿毒症。

    宝儿妈喃喃自语：16岁，16岁，我的宝儿不就是16岁17岁吗？那小伙子就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找到了！

    宝儿妈第二天没再拾废品。她穿着昨天晚餐后换上的新衣，坐汽车60多公里，赶到了市里，走进市人民医院，向医院提出捐肾脏的要求，并且提出她是无偿捐献，不要病人家的一分钱。

    好像是天爷有意安排似的，医院经过检验，嘻嘻！宝儿妈的肾脏适于移植在患尿毒症的小伙子身上。

    （载江苏淮阴《散文家》杂志2009年5月号，收入淮阴区委、区人民政府编印《慈母颂——“漂母杯”全国首届母爱主题散文征文获奖作品选》，本文获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