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杰/文

1884年3月21日，大卫·格拉汉姆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他的诞生让父母既兴奋又担忧，因为他们的家庭条件有些糟糕，这孩子很可能养不活。幸运的是，大卫·格拉汉姆还是健康地长大了，在他的9个兄弟姐妹中，只有4个存活。这个孩子后来来到中国，取中文名为葛维汉。

　　入川踏上探险之路

长大后的葛维汉对宗教和神学兴趣很浓，他在惠特曼学院和戈尔格特——罗切斯特神学院学习，获得学士学位，1911年，葛维汉动身前往中国。

和当时很多外国人来中国的原因类似，葛维汉也是以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的，他被纽约的一个浸礼会教会任命为浸礼会牧师后，9月动身与妻子阿丽西娅一起，从旧金山出发，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

到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克服语言的障碍，他和妻子先在上海学习中文，顺便了解一下这里的风俗，为以后的传教工作做准备。此时，正是中国社会动荡的年月，尔后，葛维汉辗转来到浙江，继续学中文，1913年，他第一次踏进四川这片神秘的西部土地，到达叙府（今宜宾市）。

叙府是个很适合葛维汉工作的地方，早在1889年，就有美国浸礼会的牧师在这里传教了，这些“洋人”一般是用办学行医等方式来传教，葛维汉到来时，这里已有不少教会办的女子学校、小学、中学、幼儿园了，甚至还有护士学校、教会医院。

葛维汉到来后，所用的也是类似的方法，他在传教的地方办起了阅览室、游艺室等，不时放点幻灯片或无声电影，还开办了补习班、音乐训练班等，这在当时都是些新鲜事，吸引了不少人来看热闹。此时的葛维汉，并未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一个人生的转折。在宜宾时，葛维汉结识了不少官宦和大户人家，这些人家都喜欢收藏些古董字画，以此为雅。葛维汉和他们接触久了，开了不少眼界，也开始对这些古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向懂行的人虚心讨教，学了很多鉴赏文物的知识，这为他今后走上考古之路打下了基础。

　　成都任博物馆长

1918年，葛维汉返回美国，入芝加哥大学史密斯索尼学院分院学习，1920年获得宗教心理学硕士学位。他的收获不只有学位，还有丰厚的经济支援。学院决定支持他在中国搜集自然、历史标本，时间为20年。

有了这强有力的后盾，葛维汉返回中国，开始了考察探险之旅。他前往瓦屋山、康定、峨眉山等地收集标本，足迹甚至到了川边藏区。他收集了不少昆虫、鸟类标本，还有不少彝族和藏族的手工艺品。最让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在西昌一带收集到了一张珍贵的熊猫皮。葛维汉在探险途中，还坚持写下详细的考察笔记。后来，他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写出名为《四川省的宗教》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葛维汉有个身份，是史密斯索尼学院的公派收集员，在他一生的搜集活动中，他给史密斯索尼学院送去了4万件标本。其中，有9个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品种。在250个新物种和亚新物种中，也有29个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1931年，葛维汉从中国返回芝加哥大学，师从柯尔学习考古学，此后，他又在哈佛大学师从胡顿学习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考古行家。

1932年，葛维汉来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授，负责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科目。与此同时，戴谦和（也是传教士）在华大建立博物馆，葛维汉被任命为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这是中国西部第一个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几千标本，每年都有不少人前来参观。葛维汉苦学的考古知识，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博物馆里的不少东西，都是他收集回来的。

四川此地优美的风景，古朴的民风，以及丰富的文物及众多遗迹，都深深吸引着葛维汉。他开始到四川各地进行考察，他曾到川南，看见了蜡染的刺绣点花裙，非常喜爱，要了些带回了博物馆。除了收集，他还作了不少学术研究。他为研究四川境内僰人（他称为藏兹）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曾到宜宾等地的山区，搜集了700多个用汉文记录的民间传说或歌谣，并将其中659个译成英文。葛维汉说：“（我收集的故事和歌谣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丰富的思想和内心生活，理想和愿望。使人们从中了解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具有自我意识的文化群体的主要原因，以及原始的思想和状况。”

　　三星堆考古

也在是1931年，葛维汉开始关注四川神秘的“广汉玉器”。说起“广汉玉器”，得追溯到1929年。这年春天，广汉的燕道诚在自家挖出不少古董，燕家把一些古董慷慨地分送给了亲朋好友。成都著名金石鉴赏家龚熙台也得到4件玉器，他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堪称宝物。这事被成都的古董商传来传去，引起了轰动。而那些假古董也跟风而出，使“广汉玉器”难辨真假，却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

1931年6月，听到此消息的葛维汉去了广汉，当地驻军陶宗伯旅长给他帮了不少忙，葛维汉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察，并准备进行进一步发掘，但此事未能很快进行。葛维汉曾记录道：“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旋因他事牵延未果。”

此后的3年间，许多古董商都到过广汉，希望有所收获，而当地的一些百姓也动了挖地挖出宝的念头，弄得月亮湾遗址有些岌岌可危。当时广汉县县长罗雨苍只得下令把此处保护起来，不得私自胡乱挖掘。

1934年3月，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前来发掘遗址，葛维汉大喜，赶忙带着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3月16日，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领导发掘者除葛维汉外，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的馆员林名均。

此时的状况，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地的治安有些混乱，不时有土匪夜出，抢劫钱财。为了防备土匪来抢“宝贝”，罗雨苍县长派出了80名士兵，日夜在现场站岗放哨，保护发掘现场和考古专家们，此外还有县府工作组的几个人员参与发掘，并做好保护工作。后来，因为“邻近匪风甚炽”，葛维汉等人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但从开出的数条长12米、宽1.5米的探沟里，还是找到了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

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有不少外国人打中国文物的主意，老百姓的防范心很重。当他们看见“高鼻子洋人”来挖“宝贝”时，很是气愤不过，于是常跑去骚扰，罗雨苍县长就派了不少军士前来守护。

不管真相如何，当发掘工作结束后，葛维汉、林名均将它们全部移送到县政府过目时，罗县长却大方了起来：“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把它们送给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并未据为己有，这终归是件好事。而葛维汉在发掘工作中，也亮出了自己的考古本领，他绘了一张“三星堆”考古发掘图，该图以发掘所在地燕家院子为中心，详细地标示出了遗址区的重要位置和走向。到了今日，事情已隔了70多年，但他绘出的考古图，与今日“三星堆”遗址的区位和走向出入很小。

葛维汉回到成都后，还整理出了一份考古材料，名为《汉州发掘简报》，这是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文中，他写道：“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其先见卓识，令人惊讶与感叹!”

此后，林名均给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信告诉此事，并寄了些照片。郭沫若看后很是高兴，回信道：“很高兴接到你（林名均）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郭沫若还将他写的有关中国考古学的书送给了葛维汉他们。

　　功成身退成作家

三星堆考古的成就并未使葛维汉满足，他又开始了他的考古探险之路。他到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区，去记录四川苗族的那些古老而神秘的宗教仪式，甚至跑到岷江流域，为那里的羌族人修起了学校。

1945年，葛维汉科学图书馆在华西协和大学成立，3年后，他从教授的位置退下来，返回故乡美国，定居科罗拉多州，当上了以笔为生的作家。当然，他并不写那些虚构出的小说或是抒发感情的诗歌，而是日夜怀想着他在中国度过的37年的难忘日子，用从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写作。他写出了《川苗的歌曲和故事》《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等书，让美国人了解了和他们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风土人情。

葛维汉在美国，拥有不少让人羡慕的头衔，也获得过不少荣誉。他曾是美国文化人类学会、美国民俗协会、远东研究所成员和皇家地理学会成员，也曾是美国纽约动物学会终身会员。他写过一篇名为《中国西南部羌族的习俗和宗教研究》的文章，1952年，他因此文而获得古更赫姆奖。此奖他共获得了两个，此外还得了一个韦金奖。不过，他重要的文章，大多还是发表在中国的杂志上。

葛维汉在中国时，亲身参与或指导过很多考古发掘工作，也写了很多笔记，经整理后著出不少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等杂志上，而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川。在行内人眼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四川通”。1962年9月15日，77岁的葛维汉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