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
作者:http://zhuwenhua1953.blog.163.com/blog/static/3822125520107293719335  发布时间:2010-08-03

  1、大立人:

先谈谈手势。具有一种宗教意义或者图腾崇拜意义的手势,必然是神圣的、严肃的。不能以随意和粗放的方式来对待。立人像设计之精美、刻画之入微、加工之精细令人叹服,公推三星堆文化之代表作。然其手心在设计时被简化了,加工时也被忽略。究其原因,并非当时没有设计能力和加工能力,也并非没有虔诚之心,而是没必要。就是说这两只手不是表达一种手势,而是握着某种物体,而这种物体是与手掌面密切接触的。因而可完全不考虑手掌面的观赏性。我们认为大立人像是古蜀国政教合一首领的形象,他富有使部落繁荣昌盛的责任。也负有与神沟通,与祖先沟通以求得保佑的责任。因此他手中所握物品应该是供奉的祭品,是该部落祖先及其供奉的神最希望看到的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排除:玉琮、玉章、象牙、神桶等等,那么此物为何物呢?三星堆文明呈现出来的种种证据充分肯定了当时的农耕社会的形态。由于农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从统治者到庶民百姓对农业生产均高度重视,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载:“庚戍卜,有庶秋,四月。”“丁已,告秋,七月”根据文字解读,“庶秋”为乞求丰盛的秋收而举行的祭祀祈祷。“告秋”是向众神报告丰收的讯息。这两道仪式成为农耕文化的重大祭祀活动。在农耕社会里,农作物丰收与否是决定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人神所共同关心的。因此,在祭祀祖先和神祗时,“告秋”当然是第一要务,是必须隆重严肃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将新收获的谷麦呈现给神灵,让他们真正能感受到、品尝到。所以大立人手中的这件物品必须是刚从农田收获的农作物,其它材质绝对不能代替。这两只突出、夸张的大手里承载着古蜀人丰硕的希望。如果真像卜辞里记录的那样,在农历四月和七月各有一道仪式与神沟通,四月的那一次应该是空手祈愿,七月的那一次该是持硕果还愿。所以最好的设计就是空握双手,他将应时应地变化手中内容。这就是古蜀人的智慧。

 2、神树:

首先神树可能作为上天通神的“天梯”,是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中介物。中国古代传说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之无响,盖天地之中也”的记载。建木被看作是天地中心的枢轴。杨雄《蜀王本纪》云:“都广,今成都也。”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中有关“建木”等部分内容成书于成都平原一带。也就是说古代成都地区的人们认为自己是居于天地之中心,可以借助“建木”上天入地。三星堆大铜树的发现,可能是这种“建木天梯”传说的物证。铜树高大挺直,一条飞龙盘旋而下,正是古代帝王或神巫变换为龙身,往来于天地人间的具体写照,体现出神树是沟通“人界”和“神界”阶梯的宗教意义。《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建木是“太…皋…过,黄帝所为”,人类的始祖伏羲氏和国家文明的创始人轩辕氏等“众帝”都从建木上过天庭,又返回人间。三星堆的这种人造“建木”华丽神圣,推测应该在祭祀的时候放在广场中央、祭坛最上面,起着供人与神相互交往的作用。

其次我们对所征集的玉器进行了研究,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神树的多元解读。我们倾向神树可能是太阳和天使的栖息之地,是神灵的住所和归宿。古代传说中的扶桑树,“有十日所居,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海内东经》),这些太阳轮流飞上天空,飞向西方。西方则有若木,是太阳的归宿之地。太阳又被看作是有生命的神鸟,所谓“日中有骏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同样也是太阳的象征,栖息于树上,或飞来飞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又被看作是上天的使者,负责传达神谕和圣意。神树上有圈形火焰文圆盘,枝头果托上有火焰纹花环,也可以称之为“太阳文”,表明神树也就是太阳的住所,是一个光明永驻的神圣天堂。如果说青铜神树是在祭祀中心矗立,那么玉器神树肯定置放于君王和大巫师的前殿与后宫。属于内室供奉器物。

  3、祭祀神坛:

在一片黑暗的夜空,天空上只闪烁着几颗星星,在一片空地上建起一座三层高的祭坛,周围围着黑压压的人群,突然间一个苍老的呼唤,打破了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大巫师手中权杖一挥,于是乎,烈火冲天,万众齐声呐喊,一场祭拜大典就此开始了,空气中交织着浓郁的烟火呀,伴着奇异的节奏和旋律,人与神就在此交汇了。

这件神品的底座是二头怪兽,却不像任何世间的动物,而是诸个动物的综合体,像我们后世所说的“麒麟”一样,混合了多种的动物的特征。第二层是站着四个人,头戴冠,身上的衣裳有火纹,腿部有眼睛图象,手中握有东西,可惜看不到是什么。人像的上部是第三层,由四个山形状的“叶片”连接成一齐,有点像密宗的曼达拉坛城,上方放着一个四方斗形物,惟独缺了屋顶,斗形物的四面刻有人首鸟身物,这跟神树上的人鸟造型是相识的,学者认为这当时蜀人崇拜的主神,这横空出世的神品,其构造也太神了!它充分的表达了古蜀先民的宇宙观及主神崇拜。这个三层神坛似与楚帛画的天、人、地类同。是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源。

让我们回到底座,看看有什么要出现:这种“兽形座”有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1 腹部生翼,翼尖上扬,上下歧开;2 躯干上,特别是“前腿”与“后腿”处装饰有圆点纹组成的旋涡纹这两个特征在三星堆文化甚至我国同时期的神兽造型中都是不见或者少见的。我们得到的提示是;研究报告据此认为此神兽来源于西亚的神兽格立芬,但我们还心存疑虑。据有关资料显示西亚神兽格立芬,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形成了一个自西向东、向南的发展脉络,在中亚和阿尔泰地区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形成造型和宗教意义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延伸等完整序列。我们曾经对其做过比较仔细的资料收集和对比研究,认为三星堆神坛“兽形座”底层的神兽造型与格立芬还是有差别,年代上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排除这种装饰花纹受到西亚或中亚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或不是,都需要证据。格里芬是守金库的神兽,移植在这里,会对整个神坛作颠覆性的诠释。这不是轻易下定论的问题。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开展,也许今后能发现一些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吧。

  4、司南:

对指南针的最早记录发生在神话时代,历史上曾传说轩辕黄帝时代就有指南器的使用,由于年代久远已无法考证。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书中和东汉时期的《论衡》书中的记载,司南是利用硬度在5——7度的天然磁石制成汤勺形,由其勺柄指示南方。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书中和《山海经》书中便有了关于司南的记载,而在这一时期的《鬼谷子》书中和《吕氏春秋》书中还进一步有了郑国的玉工以确保不迷失方向,携带司南在深山采玉矿的记载。

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加工时也会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与地盘的接触需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不便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在由就是古代司南体积过大,不宜携带,这些因素导致了司南长期得不到推广运用的原因。

为什么司南要制成杓型鸟头状呢?这和天象有关,古人是靠观天象来辨别方向的,北极星是唯一不改变方向的星座,而北极星附近是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正好构成了杓子型。勺子型的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旋转,古人自然认为凡勺子状的物体都会围绕北极星转,这该是古人“法天则地”的思想。

这件器物并不是磁石,也属司南吗?比东汉更早记录司南的是战国的韩非子,他说:从前的君王用司南来确立四方和昼夜。但没有使用磁石的纪录。黄帝也使用过司南,但原理也不是磁性,是用机械传动原理使车上的人始终面朝开始的方向。在玉器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太阳器,不知和司南有无关联。1952年钱临照院士曾应郭沫若要求制作一个司南,作为访苏礼品。钱临照找了最好的磁石,请玉工做成精美的勺形,遗憾的是它不能指南。钱临解释道这完全是因为磁距太小,地磁场给它的作用不够克服摩擦力。

(瓒,古代一种玉制酒器。古代祭祀用的一种像勺子的玉器。即玉瓒。形如勺,以柄来规定其地位,天子柄尺一,诸侯柄九寸以下。用作祭器。)

   5、玉鼓:

这件器物让我们困惑了好多年。

金钟鸣玉鼓催王登九重。在古蜀国盛大的典礼中,鼓自然有极重要的地位,当时还没有像《周礼》那样的一整套鼓乐建制,但鼓应该不是一种陈设和装饰。击金钟群仙聚会;敲玉鼓万神来朝。作为权利、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我们从南方各民族所使用的铜鼓、石鼓便可以得到印证。玉鼓作为祭器,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感会风云,鼓动雷电,合德乾坤,齐明日月,重纽地维,更新天象。据记载,"得鼓二、三,便可僭(音:建)号称王"。可见玉鼓拥有的数量多少,成了衡量财富权利和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古蜀国广汉与彭州的交界的通济镇,现在还留有三、四千年不改的地名——金钟寺和玉鼓山。

这面玉鼓为三足鼓,《三礼》曰:夏后足鼓,殷人置(竖)鼓,周人悬鼓。这是最早的造鼓形制的文献。这种器形符合文献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了最古老的一面鼓。它是采用蛇纹石整件琢成。在所有的国家馆藏和民间藏品中我们尚未发现相同的器形。除了一些必要的装饰外最精彩的工艺设计就是满足声学要求——开琢共鸣箱。鼓心是空腹的,以便凝结更强烈的音量。做工精致考究,其主人一定是王公贵族。

留给我们的问题是,这面鼓如何敲击?这面鼓的鼓面留有敲击的印记,它一定被使用过。史前文明的鼓槌是用什么材质?玉石?还是木制耶或真有“鼓槌石斛"(音:胡)这样的植物的藤茎?由于玉鼓离我们太过遥远,我们还无法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开设博物馆,让各方专家来为这面鼓解密,这不应该是一道无法攻克的课题。

  6、复合器:

对花的认知和记忆体现了古蜀人对生命的感悟方式,今天我们都指认自己是华夏民族,什么是“华”什么是“夏”,我们从来就没有追问过。但古蜀人可以告诉你:华者,花也;夏者,大也。一个巨大的花园就是华夏。这种民族自生观念一直就流淌生生不息的中华的血液里。就正如西方有伊甸园一样,先民们总是不能忘记生命的故乡。在古蜀人的潜意识深处,从来不把花木当作外在的自然物看待。而总是把它们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活物。古蜀人认为:自然界有三种活的生物:人类,花木,禽兽。三者并无等级上的差别,都是天、地的产物。区别仅在于“人顺生,草木倒生,禽兽横生。”不论是头朝天(顺)的人还是根入地(倒)的花,或是四肢贴地,首尾横天(横)的兽,其生命本质都是一致的。

把花的地位放大到最高的精神崇拜,这已经是史前的一种感情。汉以后已逐渐将花用于女性领域。今天很多人早已不知道华夏的原始含义,但这件玉器让你重温民族最初花一样的时光。

为了把对生命的礼赞记录在同一件器物上,三星堆文化总是乐此不疲的将自己特有的元素书写在玉石上,人物——王的形象、器物——尊的造型、动物——鸟的姿态、植物——花的表现,在这件艺术品里构成了一座和谐的伊甸园。这是人类祖先的家园。你永远都不能低估古人的智慧,在没有文字的岁月里,把人类早期家园的图景描绘得相当清晰,以至在5000千年之后,我们还能依稀辨认出我们回家的那条路。

  7、巴蜀图语:

蜀与中原民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说明古蜀国肯定有文字,否则蜀人怎么会有“笔”的称呼“不律”呢?从广汉三星堆蜀遗址发掘出来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与与我们保存的玉器藏品可以相互印证。直到20世纪末,在四川盆地发现巴蜀图语单符号200多个,它们大多数是实物图像,既没有动词、形容词、和连接词,也没有数目字,这还不能构成文句,只是看图解寓意的符号。文献记载古蜀人著书立传是在六国时代。尽管很少,但毕竟留下了。眼下史学界争议最大的一桩公案便是《山海经》的作者是否是蜀人。肯定者列举了众多证据证实了这本旷世奇书是古蜀人的笔墨。一旦研究成果尘埃落定,古蜀文字会重见天日。

这里展示的两件有代表性的作品,艺术变形立人和文字玉雕肖像。这件立人有极为罕见的艺术造型。在我们所见到的玉器雕塑中是一件孤品。它的用料是非常优质的蛇纹石。其内涵非常有意义。根据《吕氏春秋》记载,「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相传存在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云门》的内容据说是歌颂黄帝创制万物,团聚万民,盛德就象天上的祥云一般。以后又用来讴歌黄帝的功德,作为祭祖和祈求丰收的祭祀舞蹈。舞容舞步均已失传,但它的一个基本舞姿永远地传了下来。云门的舞姿,伸展乾坤,涵盖了全部人的本能,通天达地,释放着他们内心的力量。这个舞姿被日后的傩戏、巫术、雅乐、乐舞一代一代继承了下来,舞姿不改、涵义不变。

以舞蹈作为造型基础,舞者应该是一位巫师,从它满身的图饰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祭祀用器。它重复了很多重要的符号,这些符号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得知晓,但可以肯定这些符号反复在传播者天与地、人与神之间通晓的一种神秘语码,破解它的时刻指日可待。

这件玉石肖像的用料不是很精,是用四川的彭灌杂岩琢磨而成,玉化程度很低。请了文字研究专家来考证,他认为上面的那个字是金文,上面的字是作品的“作”,下面那个字是孔子的“子”。这两个字是工匠完成作品后留下的。“作子”是告诉世人,这件作品是叫“子”的人制作的。蜀人左言再一次得到印证,蜀人将话反着说见诸于《蜀王本纪》:“蜀人左言”。即语法结构与汉语相左——不同。現在,由于我们已经清楚了古代蜀族与彝族是同一族属,古代的蜀族虽然已不存在,但彝族还存在。我们可以从彝族那里了解到古蜀语言的特点。杨甫旺先生通过研究后认为:“古蜀文是一种古蜀语言,和彝语一样,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置于谓语之前,形容泀、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 直到现在,四川很多地方还遗留着一些左言。如把“公鸡”说成“鸡公”,把“母鸡”说成“鸡母”,“热闹”说成“闹热”,把“牧马河”说成“马牧河”。这件作品附着的历史信息很重,极为珍贵。

  8、《山海经》的图证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流传着神仙的传说。白日飞升、羽化登仙、化身千亿、同寿天地一直是凡人对神仙生活的无限向往。《山海经》的海内外、荒内外居住着一百多个古国,一臂国、三首国、聂耳国、轩辕国、沃民国等等,在我们的玉器藏品中你都可以和他们不期而遇。

三首国的人据考证是黄帝的形象。一个头有三张面孔,人人长生不老,《山海经》中的“不死国”、“不死民”、“三面人“是仙的原型。“轩辕国”的人,长得是人的面孔和身子,蛇长在头顶上,其短命的也有八百岁。聂耳国的人,长着两只大耳朵,睡觉时将一只耳朵当席子,将另一只耳朵当被子,沃民国的人都是连体人,他们居住在肥沃的土地上,那里,天上降甘露,地上凤凰歌舞,百兽和睦相处。人们饮的是甘露,吃的是凤凰蛋,个个身体健康,与天共寿。君子国的人,个个彬彬有礼,好谦让,从不争吵。每人役使两只老虎,出门上街,带着老虎,从不闯祸。如此等等。在奇幻的世界里,闪烁着古人理想的火花。另外《山海经》还记录了上古时期形形色色的动物,在我们的玉石动物园里还保留着他们的写真集。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有开明兽守之”

  9、玉虎噬人:

商代青铜器,原共两件。该卣流入日本后,住友氏于1903年由京都古物商处购得,入藏于1920年5月。另一件现藏于法国巴黎池努奇博物馆。虎食人卣是一件极特别的酒器,器物造型奇特,铸造技术高超,题材诡异,令人惊觉。装饰手法技艺熟练,写实且带有浓郁的神话传奇色彩,是古代青铜器中的佳作瑰宝。该卣表面呈深褐色,有的地方被薄绿锈覆盖。虎蹲坐形,尾巴和后足为整器的三个支点,虎的两只前爪抱住一个人头,正置于虎口,虎牙如锯,锋芒毕露。人体与虎头相对,人的手正扶虎肩,人的头发向后直披,从背后可见衣领和较窄的袖口。人腿部饰有蛇纹,脚踏在虎的后爪上。虎两耳竖起,内饰鳞纹。面上及颚侧也有鳞纹和云纹。虎肩附有提梁,梁的两端有兽首,梁上饰有长形夔纹,以雷纹衬地。虎背饰牛首纹,自盖后端沿虎脊背有一扉棱,棱中部有钩状凸起。虎背上部一椭圆形器具口,有盖,盖上立一鹿,盖面饰卷尾夔纹,以地纹衬托。虎食人卣所表现的意象观念,至今众说纷纭。有的说“虎食人反映了虎食鬼的神话,以威猛的虎来驱御凶魅恶鬼以辟不祥”;有的说“虎食人是视觉上的误会。人是一位正在作法的巫师,他正在于虎交媾以借助虎的力量沟通天与地、人与神”;有的说是“象征着人的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合一。因为虎历来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势力,人通过被其吞食,即神物与人的合一,便可取得它的保护”等等。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件精美的青铜的造型肯定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要有过渡和范模。青铜题材一定会在玉石器里找到痕迹,虽然不那么完美精致,但它的确是一件范本。马牧河的水经过上千年的对它的冲刷,原有的纹饰已经模糊不清,但神韵犹存,艺术关系仍然触目惊心!

  10、创世的记忆

《独异志》中的伏羲、女娲兄妹昆仑结婚的故事。他说:“女娲兄妹结婚的神话,原是一个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神话,它流传在我国西南各民族中。据说雷公发难,洪水成灾,淹灭了人类,伏羲、女娲兄妹坐在葫芦里而幸免灭顶之灾;他们是洪水后仅有的孑遗,只得兄妹结婚,伏羲、女娲兄妹洪水的故事,几乎存在于亚洲各地区各民族的古老神话中。那是人类对一次灭顶灾难的记忆。当然,洪水之后,各地的民族都面临要解决重新繁衍人类的任务,于是各民族又按照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婚姻状态(神话产生于上古,血缘家庭是他们当时所熟悉的元素)创造出诸如兄妹结婚、父女母子结合等等神话故事,这是研究上古文化的绝佳材料。得到这件藏品我们一度激动不已,它是对远古神话最早的一份纪录。民俗学者在田野考察中收集了大量的此类口碑故事,这些故事的情节大同小异,无非是说最初浑沌初开的时候,大地上渺无人迹,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两人,有的故事说是因为洪水泛滥,灭绝了人类,只剩下伏羲和女娲兄妹两个。两人为了重续人烟,于是只好顾不得羞耻,也顾不得伦常,费了好多周折,请示天意认可,兄妹结为夫妻,其后儿孙世代繁衍,才有了这世上绵绵人烟。从20世纪30年代芮逸夫、闻一多等先驱者就已经开始将这个故事学术化,并探索这一方面研究的基本范式,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关于伏羲、女娲神话和洪水故事的研究取向,但苦于物证过少,文献也出自敦煌和唐以后,一直未能产生震惊的突破。而这件文物将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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