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女性的
序
丹珠昂奔
（本文有删节）
黄玲让我为她的专著《高原女人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作序。我感到难。其难有三：一是我对女性文学缺乏研究，二是我对云南的女性文学更缺乏研究甚至了解，三是我虽然从未停止过阅读和写作，但近些年研究文学少了，缺少理论补充和思想积累。但是，我也必须应她的美意写上“我的态度”。其因亦有三：一是我在云南工作过，那是我留下过工作脚步的地方，全省129个县（市区）我走了102个。我热爱这片土地，对她总有一片思恋之情。二是文学伴随我走过了青少年时期，如今虽因工作繁忙，不再与她时时相伴，但她仍然给予我温馨和力量，在未来的岁月里，文学仍然是我精神上的家园。三是20多年前中央民院那个来自云南的言语不多的彝家女儿，如今已成为作家和学者，弹指一挥间！昔日同窗，各得其所，又都在各自的领域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她的书作序，理当尽责。
《高原女人的精神咏叹》，是一本对云南各民族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现象作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黄玲通过这本书追寻云南女作家们写作中的个性特色，探讨规律和共性，以及她们的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审美内容及其价值意义。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云南各民族女作家有数十人，各类作品近百部，这些文本都需要认真阅读，从而准确把握其风格特色和内涵。不仅如此，还要关注她们作为民族、女性在写作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它的丰富多彩又使这些作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思想文化、风俗行为各有不同。要准确地把握这些作家作品，必须兼顾她们的创作背景，只作文本的阅读显然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一课题的。只有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人，才能体会黄玲写作这本书的艰辛。她提供给我们阅读的这本30多万字的书稿，我虽然无法对其做出准确的学术评价，但这些文字似乎又让我回到了我曾经走过的山山水水，尤其是回到了那些山水的精神层面。
我们将美丽的云南称之为“多彩的云南”，这个“多”在何处？我想可以是：一省多气候、一省多民族、一省多宗教、一省多文化、一省多经济形式，一省多政务类型，甚至一省多灾害。我在云南工作期间对此感受很深。这些特点是云南女性文学发育成长的重要环境条件（这些归结仍然属于浅层的“大印象”）。文学作为形象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和细节的艺术（我常常这样认为）表现更为细腻而具体——每个出生在特定环境中的民族作家所反映的多是这一特殊环境，处于特殊民族文化环境中的民族必然是反映这一民族特殊文化、特殊的行业和个人特殊的心理体验。
云南女性文学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其实也是云南各民族女性精神历程发展、建构的真实写照。从女作家们的创作中可以感知到各民族女性变化中的精神追求，和心灵的日益觉醒。到目前为止，云南很多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女作家和作品，她们已经成为民族女性的代言人，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眼光表现民族生活中的特殊内涵。为民族文学增添了全新的审美内容。在共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各民族女性的参与有着重要的意义。女性在政治、经济上的解放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进步，而女性对文化的参与则意味着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在中华文化的大家园中，少数民族女性生活应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她们的希望、理想、追求，在女作家笔下都有生动表现，她们因地域而形成的独特边地生活，因民族而形成的形态各异的生存方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我们的世界是多元的世界，只有多元的世界才多彩。这也是七彩云南教给我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回到北京后，我的脑子中时时浮现着云南：想起了版纳雨林里的傣族，就想起热闹非凡的泼水节；想起洱海边上的白族，就想起了三道茶；想起玉龙雪山下的纳西族，就想起了东巴经；想起了石林秀地的彝族撒尼人，就想起了阿诗玛、火把节；想起佤山的佤族，就想起了甩发舞；想起红河的哈尼族，就想起了元阳的哈尼梯田……还有生活在不同地域的苗族、傈僳族、怒族，基诺族、景颇族、拉祜族等。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一个民族脱离他的环境而存在，脱离他的语言、文化、风俗而存在！具体的人——具体的民族——具体的风俗、行为——具体的环境——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它们融为一体，彼此依存，彼此映衬，彼此融会，完整统一。
云南几代的作家群中不乏女作家，这是极好的事。“当冷风吹着老人的头时，女人用脊背去门缝上抵着；刺棵戳着娃娃的脚么，女人拿心肝去山路上垫着”。（摘自电视片《高原女人》插曲）云南红土高原的女性是伟大的，伟大就伟大在她们的牺牲精神，她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她们的善良和勇敢。自然这个“伟大”群体中也包括红土高原的女作家们。我祝愿她们能奉献出更多无愧于红土高原天地人文特色的作品来。同时我想，黄玲对自己姐妹们的作品进行理论研究，体现了一名民族学者的责任心和学术良知，对云南民族文化建设也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这是我阅读黄玲书稿的一些想法，是为序。
２００７·6·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