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故事的主人是我的外公和外婆，写这片文章的是我的舅舅，外公和外婆的在天之灵会保佑我的。
我与父亲母亲
1964年农历10月16，一个月圆的夜晚，一颗明亮的流星在天空中划出一条曲线，这时，一个小龙子在中国北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诞生了，那就是我，母亲属龙，我也属龙，那一年父亲39岁，母亲36岁。今年我已39岁了，突然想起了父亲、母亲，尽管母亲辞世仅仅三年多，父亲离我而去还不足两年，但平时我已很少想起他们，甚至记不清他们确切的祭日，也很少在梦中与他们相见。我不知为什么，或许我与父母尘缘已断，完成了作为他们儿子的使命；或许父母仍然关爱着我，不愿打扰我平静、幸福、快乐的生活；或许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很幸福，得到了先他们而去，我哥哥的关心照顾吧；或许他们仍像生前一样体贴、赡养我的爷爷、奶奶而无暇顾及我吧。这些只有等到我与他们相会时才能得到答案。
父亲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弟兄四个，父亲行大。姊妹可能是三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的姑姑们去世都很早，我一个也没见过。据父亲讲，我爷爷嗜酒而不勤于农活，每年雇佣长工耕种几十亩土地和十几亩菜园，秋收的时候爷爷都不去照看一下。别人告诉父亲，秋天收获粮食的时候，长工们白天把粮食放到别人家地里，晚上再偷偷摸摸地搬回自己家，因此父亲中断了在私塾学校的学习，尽管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那一年父亲13岁。从那时起，父亲挑起了农耕劳作的重担，每天起早贪黑，精心打理这几十亩田地。一天晚上，当身体还不及辘辘高的父亲打水浇灌菜园时，由于过度疲劳，手一软，辘辘松开了，飞转的辘辘打在了父亲的头顶，顿时鲜血直流，父亲晕到在地，久久不能站起来。直到父亲老了的时候，仍能清楚地看到他头顶上的疤痕。
爷爷只知道每天到镇上喝酒，可以说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由于不善管理和操持农活，基本上年年入不敷出，因此每年都要变卖一部分土地换取一些花用钱。到“土地改革”定成分时，爷爷家的土地已经很少，仅比贫农略强，给爷爷家定为下中农。值得庆幸的是，坏事有时也可变为好事，因此，文革期间我们没有受到地、富、反、坏家庭所受到的欺辱之苦。
爷爷大名刘玉，当我们大些的时候听到关于爷爷的一个段子在村中流传：一天，爷爷从镇上提着酒壶走在回家的路上，别人心急如焚地告诉他说：“刘玉大爷，不得了了，你快点回家吧，你家房子着火了”。爷爷不紧不慢地嘿嘿一笑说：“着啥急呀，反正房子已经着火了，歇一会儿，抽袋烟再走”，由此可见爷爷的“胸怀”。当我们问起父亲是否确有其事，父亲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母亲在不到17虚岁时嫁到了父亲家，母亲一生很悲惨，只是到了晚年得到了一点点幸福。母亲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我的外公、外婆十分勤劳，但只因生了三个女儿，家里生活一直很苦。过度的劳累使外公、外婆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从未见过他们。因为在母亲7岁时外公去世了，在母亲17岁时外婆也去世了。母亲排行老二，三姐妹相依为命，待到出嫁的年龄，母亲草草地嫁到了一个贫穷且有诸多封建礼教的家庭，从这时起开始了她不幸的家庭生活。
奶奶是个满脑子封建礼教的太太，对待自己的儿媳就像对待一个丫环。由于父亲行大，母亲是爷爷家的第一个儿媳，所有的家务活都落在了母亲身上，一日三餐，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终日难得安闲。母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爷爷、奶奶的房间，倒掉他们的尿盆，然后开始准备早饭。做好饭后要给每一位家庭成员盛到碗里，然后才能吃饭，甚至要等到别人吃完后自己才能吃。冬天要给爷爷、奶奶准备一盆炭火用于取暖，不时还要给奶奶装好并点燃一袋烟，夏天要给奶奶煽扇子。母亲很少说起爷爷，或许爷爷还比较善良吧。我只从照片上见过爷爷，他在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去世。
奶奶十分刁蛮，稍有不如意，对母亲非打即骂。母亲是旧社会长大的人，家里又没有亲人撑腰，只能逆来顺受。奶奶面相确实较凶，当我记事时，奶奶已瘫在了床上，1971年奶奶去世。
母亲除了受奶奶的气外，还受姑姑们的气。据母亲讲，一次我最小的姑姑回娘家，母亲不知道而未能远迎，姑姑大发雷霆，除大骂一通外，还一巴掌打在了母亲的脸上。
母亲结婚时，住的是爷爷家唯一的一幢砖瓦房，几年后，二叔、三叔相继结婚，为了给小叔们让出好房，母亲只好搬进了破旧的土坯茅草房，一直住到了1975年，我就出生在这间简陋的茅草房中。
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字，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名字，身份证上只好用刘氏代替，好在父母都姓刘。母亲甚至不认识钱，只好用红、绿颜色加以区分。母亲很少用钱，即使我参加工作后常给父母些钱用，母亲也很少花钱，用手绢把钱包得紧紧的，但母亲对她唯一的孙子确实很大方，每当我们春节回家时，母亲常给孙子买些零食，她特别喜欢这个孙子，因为孙子小时候是她一手带大的。
二婶、三婶娶进家门后，家庭关系更为复杂。据说二婶年轻时是她们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三婶是她们村里的小学教师，二人皆能言善辩，娘家也都人丁兴旺，在别人看来她们的长相也略胜母亲一筹，奶奶不敢轻易触怒她们。母亲软弱且不善言辞，人口多了，负担更重了，但绝大部分家务活仍由母亲一个人承担，因为她是老大，别人是新媳妇。母亲还常常遭到妯娌们的冷嘲热讽，她以泪洗面，却从不知反抗。父亲具有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不知疼爱母亲，更不为母亲撑腰。
我不知母亲过了多少年这样的日子，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遥远的天空，尚未降临人世。当我记事时，我们已是七口之家了。那时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七口人住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破草房中，由于土炕太小，七口人只好分别把头朝向两个方向，也就是一部分人的头挨着另一部分人的脚，才能勉强睡下。那时虽然我不太懂事，但已有了深刻的记忆。大姐大我13岁，大哥大我10岁，二姐大我8岁，三姐大我2岁，当我七、八岁时，在农村大姐、大哥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那时候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我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整日的红薯、玉米、白菜，还常常吃不饱。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就会吃了上顿没下顿。时至今日，我仍拒绝吃红薯和玉米，有时看到妻、儿津津有味地吃着烤红薯和煮玉米时，我都觉得很好笑。
儿女们大了，越发显得房子狭小，给哥哥提亲的人，都因无房而作罢。为了尽早地盖上新房，母亲省吃俭用，但三、四年的时间才攒满一缸稻谷。为了节省粮食，又填饱儿女们的肚子，父亲买来了大量的红萝卜，一大锅萝卜添加少许大米，就算是“改善生活”。我不能用汉字准确写出这种饭的名字，但我知道家乡土话中的读音。我年龄最小，又是个男孩，母亲分外照顾我，她用筷子把自己碗中的米粒挑给我，把我碗中的萝卜倒到她的碗中。30年过去了，我忘掉了许多事情，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母亲那时动作的细节，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多么伟大的母亲啊。现在我已衣食无忧了，我偶尔还让妻子给我做一顿这种饭，选用上等的大米，红萝卜换成了羊肉，加少许胡萝卜和洋葱，多少有一点像新疆的手抓饭，但味道远不如母亲那时做的香，只是为了追寻久远的记忆，凭吊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
那时的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母亲心中充满了希望。母亲在苦海中长大，已习惯吃苦。母亲勤劳节俭，大姐常说“母亲一把土都是好的”。不论寒冬酷暑，母亲每天早早起床，为我们准备一锅稀稀的玉米粥，从未间断过一次。这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因此，无论多晚睡觉，我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为我儿子准备早餐，两年来从未间断过。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72年的夏天，灾难降临到我家，再一次降临到多灾多难的母亲头上。18岁的哥哥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且再也没能好起来，住院治疗半个月后与世长辞。
哥哥是个优秀的孩子，个子很高，浓眉大眼，长相英俊，十分帅气。人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好，心灵手巧，写得一手好字，会刻印章，能用荆条编织各种筐篓。他常常帮助村里人刻章和编织家什，村里人都很喜欢他。哥哥各方面都比我优秀，唯一的不足是不善言谈，在这一点上我比他略强。哥哥是村里少有的几个高中毕业生之一，1971年毕业后回村务农，任队里的记工员。他勤劳肯干，任劳任怨，很受村民的赏识。1972年的麦收季节，由于过度劳累，他晕倒在麦场上。回家休息两天，家里人并未太在意，认为躺两天就好了，谁知如此健壮的年轻小伙子会得如此重病。哥哥一直高烧不退，身体虚弱无力，只好镇里的医院治疗。医生确诊为“肝昏迷”，病情发作时疼得他死去活来，叫喊声惊动了整个医院，医生只好叫来七、八个小伙子按住他，才能输液治疗。一个星期后病情未见好转，父亲托在县公安局刑警队工作的表兄找来救护车，把哥哥送到县医院治疗，这一去哥哥再也没能活着回来。待到他回来时，他的躯体和灵魂已浓缩在一个小方盒子中了，尽管那时还允许土葬。
父亲那时在县建筑公司做瓦工，通过表兄的关系让医生给哥哥用了当时最好成的进口药。每只3元多，每天要用4只，但仍未能挽救哥哥的生命。为哥哥治病，家里总共花了173块钱，这在那时已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当时每个劳动力干一天农活，只能挣到约合1角钱的工分。父亲在建筑公司，每天也仅能挣到8角7分钱，还要上缴生产队4角钱。
我长大后，曾专门查过“肝昏迷”这种病，它是因为血液中的氨含量过高，导致肝脏中毒引起的。我很少听说谁得过这种病，也不知道现在“肝昏迷”是否还是不治之症？
哥哥住院期间,由父亲、母亲和我的一个堂兄在县医院陪护，县城距我家50里，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我那时还小，正在上小学一年级，大姐在小学当老师，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也只好留在家里。哥哥去世后，母亲不愿相信，也不接受这个事实。母亲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了，逢人便说我不相信国振（我哥哥的名字）死了，他那么结实的小伙子怎么会突然死了哪？母亲白天黑夜地哭泣，她不愿让村里人听到，因此常常凌晨三、四点钟一个人跑到村外放声痛哭。她已不能像以前一样按时给我们做饭，当我们回家时，我们要到高我们一头的庄稼地里四处寻找母亲，然后把母亲劝回甚至拽回家，天天如此。母亲为此哭坏了双眼，到老年时眼睛还不住的流泪。
哥哥去世后，村里人都很悲伤，有人说哥哥的名字不好，不应叫国振；有人说在哥哥去世前曾梦见奶奶在前面走，我哥哥在后面跟着，因为奶奶先哥哥一年去世，所以人们说是因为奶奶太喜欢哥哥了，就把他带走了。的确奶奶生前最疼爱的就是我哥哥，尽管她有5个孙子，5个孙女；也有人说哥哥太优秀了，过于完美，老天爷不忍心让一个优秀的人在人间遭罪，提前把他接入了天堂，这正是应了那句古话“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哥哥走后，村里有些家长骂自己不争气的孩子时常说，“你怎么不替人家国振死了”，可见哥哥在村民中的威望，尽管他生命很短暂。我很奇怪为什么好人不能长寿，因此我不敢太优秀了，实际上我在村民中的印象中是个“坏孩子”，至少不是像哥哥一样优秀的孩子。
哥哥去世后的1976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了24万，死伤者也运到了我们那个小镇医院，路边排满了帐篷，伤者无数，死者就草草地埋在了河边、沟旁。母亲看到这些，心中平静了许多，也不再整日哭泣，渐渐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经过多年的省吃俭用，1975年父亲开始操持盖新房。父亲是十里八村小有名气的瓦工，人很聪明，被村里人戏称为“小诸葛”，这一“称号”是我在工作后才知道的。父亲在建筑方面很有经验，能一个人干的活，父亲就自己干，我们几个孩子打下手，万不得已时才找几个人帮忙。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却要爬上高高的脚手架，搬砖运瓦。由于家庭条件差，材料准备不充分，常常是缺东少西。父亲为了购买水泥，曾骑车到150里外的大黑汀水库，并与当天返回。最惨的是房子盖起来了，尚不知瓦在哪里，急得父亲四处求人。天无绝人之路，在一个远方表亲的帮助下，瓦的问题解决了，新房终于盖了起来，就是现在仍矗立在我家老宅内空空荡荡的四间瓦房。
新房建成后不到一年，就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房子还算坚固，只倒了一面山墙。地震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24分，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由于天气闷热，我和父亲单独住在东屋的床上，母亲和两个姐姐住在西屋（此时大姐已出嫁）。地震发生时我刚刚撒尿回来，听到父亲的喊声，我迅速跑到了院子中。父亲叫醒我后，便急忙去喊住在西屋的母亲和姐姐。那时我不知什么是地震，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但感到大地颤动得很厉害，难以站稳，因此只好蹲在地上。母亲出来后没有找到我，他冒着生命危险，立即冲进东屋找我。这时东屋的山墙已开始倒塌，石块砸在我和父亲的床上，撞击出闪亮的火花。母亲发现我没在床上，就跑到了屋外，这时家人已找到了惊魂未定的我。天亮时我们发现我和父亲的床上已堆满了石块，放在床边的一个暖瓶已被砸得粉碎。我躲过了这一劫，家人说大难之后必有后福，现在看来也算应验了这句话。
房子盖好后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每到“集日”，父亲都要用干建筑活临时挣来的钱去买一些粮食，才能使家人不致挨饿。1976年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粮食奇缺，粮价极高。我曾和父亲一起去买粮，白玉米0.42元一斤，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空前或许绝后的价格。父亲每天挣0 87元，扣掉上缴生产队的0.4元，还不能买一斤玉米。好在很快熬到了1978年，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父亲也可以自由地到外面打工挣钱，家里的生活逐渐好转，这时家里已经有了一辆新的自行车和一台收音机。
在农村父亲是个能人，也算见过世面。他曾在北京、天津、沈阳、营口、唐山、承德等地打过工，父亲应该是现在打工者的老前辈。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在生产队干农活，因为他有一手很好的瓦工手艺，那时会一门手艺是一件特别风光的事，几乎每家每户都要求到父亲帮忙盖房、砌墙、垒灶台等。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家的生活进入了黄金时期，家中有了一定的积蓄，父亲的存折上已经有了3000多元钱，成为当时农村少有的富裕户。1982年我考上大学时，父亲甚至不太愿意让我去，他想让我留在他身边，跟他学一手令人羡慕的瓦工手艺。由于家庭条件好，我上高中时已陆续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还有一些人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在上大学这件事上我没有完全听从父亲，反而是没有文化的母亲想的长远，她说这是我脱离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劳动的唯一机会。母亲饱受农村生活之苦，她不愿自己的儿子再走这样的路，尽管她不知城市的生活如何。后来母亲来城市帮我带孩子，她对城市生活有了肤浅的了解，回到老家对其他人说：“还是国庆他们好，什么活都不干就拿钱”。母亲只知道体力劳动是干活，不知脑力劳动为何物，当然，我们的工作的确也十分清闲。
我仰慕军人，考大学时我想报考军校，但父母都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军人有危险，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我只好放弃，至今仍有所遗憾。现在我经常给儿子灌输参军当兵的思想，希望他能报考军校，成为一名军人，我认为男人应该先去当兵。不能报考军校，我就选择了当时挣钱颇多的地质专业，为的是能更好地赡养父母，其实按我高出重点本科线30分的高考成绩，可以选自一个稍好些的大学。我自认为不太笨，口齿伶俐，能言善辩，想象力丰富，感召力极强，IQ高出当时同龄的农村孩子很多，上高中前一直属调皮捣蛋之流，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三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曾被老师误认为是在同一学校当老师的大姐写的，可见当时文笔不错。曾在一篇题为《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的作文中写过颇具文革色彩的“诗句”：“钻天杨、北京杨，棵棵小树向太阳”，猜想是描写植树造林的作文，引得同学们争相模仿。上高中后我似乎变了一个人，把充沛的精力都用到了学习上，很少玩乐，人也变得寡言少语，甚至有些羞涩，在同一所中学当老师的姨嫂评价说，我“像大姑娘似的”。我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这所中学的，中学期间出尽了风头，高中二年级时已不知第二的滋味，招致至少两个漂亮女生的暗恋。每当向儿子津津乐道地炫耀这些时，儿子不屑一顾地说我们是一帮“乌合之众”。
我上大学期间是家里生活条件最好的时期，但我依旧节俭。1986年毕业后，我分配到了现在的单位，1986年元旦结识了同年进入单位工作的妻子。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恋爱，虽然初中和高中阶段都有女同学暗恋我，但我那时不屑一顾。大学期间也有人给介绍过女朋友，并曾追求过在另一所大学读书的初中同学，但因种种原因很快结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在农村赡养父母一般都是儿子的事，因此有多子多福的说法。我大学毕业时，父母已到花甲之年，且我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我深知自己责任的重大，我要挑起为父母养老送终的担子。在选择恋人时，我并不十分注重外表，除了两人要有感情和互相吸引外，我附加了一些条件：首先对方要有稳定的正式工作，其次对方父母要生活在城市并且也有工作，以免日后双方父母都需要照顾，而不能很好地在经济上照顾自己的父母。妻子符合我的要求，于是我们恋爱了。我与妻子的第一次交谈，是由我介绍自己的家庭开始的，我把真实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妻子，并对妻子说，婚后我们必须很好地赡养和照顾父母。妻子具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她对我说：“那个人没有父母，没有我们的父母，就没有优秀的你和善良的我，赡养父母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妻子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十分感激妻子，因为任何事情都是知易行难。
经过两年多温馨、浪漫的恋爱，我们于1988年10月1日结婚。筒子楼内的新房布置得很简单，没有时髦的家具和电器，却充满了喜庆气氛，唯一的遗憾是我们没有举行婚礼，但妻子毫无怨言。1987年7月，正当我们热恋的时候，我被单位选派参加中央讲师团，到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这个偏远、贫穷的中越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支教一年。这一年里，我们书信来往频繁，几乎每隔一天一封信，甚至天天能收到来信，写信、读信成了我那时主要的业余生活。时至今日，我们仍保存着见证我们爱情的两大捆信件。我们的爱情经受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超越了时空，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
由于父母年事已高，急于抱孙子，因此我结婚很早，结婚时尚不满24周岁，蜜月中妻子就怀孕了，1988年8月11日，我们可爱的儿子降临了人世。母亲有传宗接代的陈旧思想，她十分想有个孙子，续写香火的“重任”只能由我来完成。母亲曾说如果妻子生个女孩，她就不来伺候月子。我也曾跟妻子开玩笑说，如果生个千金，我们就离婚。多年后，妻子对我们母子的这番话还“耿耿于怀”，有了儿子后，时常拿此话“攻击”我。尽管是我的一句漫不经心的玩笑话，但也多少反映出我喜爱儿子、了却父母心愿的情结。妻子说那时她心理压力很大，她也愿意为我家生个儿子，但我交给她一项她自己无法控制的艰巨任务。
刚结婚时，我们的工资都很低，那时商品奇缺，物价很高，正是1988年中国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时候。冬天妻子要买9毛钱一个的西红柿，我都有些舍不得，妻子现在提起此事时对我说：“如果我不吃那么多西红柿，你能有这么漂亮的大儿子”。儿子的确皮肤很白，也很漂亮。
怀孕时妻子反应相当厉害，一直到儿子出生前，她还在恶心、呕吐，但我那时并不知道关心、照顾妻子，因为我一直被父母和姐姐们关心、爱护着，从不知关心、照顾他人，包括怀孕时候的妻子。好在妻子在家行大，勤劳能干，在照顾自己的同时，还要照顾我。妻子长得不很漂亮，但我觉得妻子怀孕挺着大肚子时特别美。有人说女人出浴时最美，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女人出浴最性感，而女人最美是在她怀孕的时候。我与妻子在同一幢大楼上班，如同形影相随，下班后，我陪怀孕的妻子散步，并顺便买些菜回来，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妻子怀孕八、九个月时做了一次B超，医生告诉说妻子怀的是个男孩，我很高兴。由于没有记清楚确切的怀孕日期，因此不知准确的临产期。第二次做B超时，医生说胎盘已有钙化点，我们担心时间长了儿子会有闪失，就做了剖腹产。至今我也不清楚儿子是早出生了半个月，还是晚出生了半个月，但我自认为是晚出生了，故给儿子起的乳名为刘超。
剖腹产需要全身麻醉，手术前医生告诉我，全身麻醉有多少万分之一的生命危险，需要家属签字。我当时一个人在场，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时自己的名字系着两个人的性命。妻子进入手术室后，我焦急地等在门外。由于事先托人找了一个经验颇丰、技术娴熟的女医生，手术十分顺利。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护士出来说：“男孩，8斤2两”，几个简单的字让我十分激动、温暖，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手术后住院七天，我承担了照顾妻子和儿子的全部事情，不舍昼夜，十分疲劳，十分幸福，从此我既为人子，又为人父了。
儿子很白、很胖，煞是招人喜爱，出生七天后，才勉强睁开一只眼睛看看这陌生的世界。13个月时，儿子学会了走路，在此之前他绝大部分时间在睡觉，我们叫他“刘迷糊”。儿子很乖，从来不哭不闹，那时住筒子楼，好多人不知道我家有个小婴儿。儿子很少尿床，仅有两次“打屎腻”，几乎没生过病，因此带起来很省心。母亲那时帮我们带孩子，十多平米的房间，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婴儿床。中间用布帘子将母亲和我们分开，就这样母亲一直照看孙子，到他一岁半上幼儿园时才离开。母亲不会用液化气炉灶，但常帮我们洗洗涮涮，甚至包括我们的内衣内裤。儿子学会走路后，一反其迷糊状态，甚是活动、顽皮。母亲体态瘦小，年龄已过60岁，照看起孙子来已很吃力，且家中尚有父亲需要照顾，因此我们把儿子送到了幼儿园。开始时母亲十分挂念亲手带大的孙子，每天要到幼儿园窗外听听孙子是否在哭闹，渐渐地儿子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母亲这才返回老家。
母亲由于多年的劳累和艰苦生活，积劳成疾，身体一直不太好。遭遇一次煤气中毒后，身体每况愈下，脑CT显示母亲有轻微的脑血栓，并且大脑已明显萎缩，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却依然给父亲做饭，一辈子了，已形成了条件反射，但所做饭菜非糊即生。一次出门后竟找不到回家的路，急得家人四处寻找，一直到深夜，才被好心人送回。我把母亲接到我这里治疗了一段时间，这时我已搬进了单元房。母亲常常大小便失禁，且四肢无力，我和妻子悉心地照顾母亲。由于正直盛夏，房间内十分炎热，母亲怕热，我迅即装上了空调。母亲病情稍有好转，父亲就把母亲接了回去。母亲此时已很少说话，忘记了所有的事情，甚至不知我和姐姐们的名字，但能知道我是她的儿子，唯一能记住的就是父亲的名字，母亲和父亲一起生活了56年，父亲已成了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母亲愿意住在我这里，临走时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一走再来就难了”。坚强的母亲此时已感到自己的无奈。母亲回去后，身体并未见多大好转，因此母亲没能再来涿州，这是母亲的遗憾，更是我内心深处永久的遗憾。
受母亲伺候一辈子的父亲，这时开始照顾痴呆的母亲。父亲买了一个三轮车，每天带着母亲到处转转，也常去姐姐家，因为姐姐家离我家都很近。姐姐们也常来看望父亲、母亲，唯有我一年才回去看望父母一两次。一天母亲病重住进了医院，待我当天急忙赶到医院时，母亲已昏迷不醒，听到我的喊声，只是吃力地微微地睁开眼睛，轻声地“嗯”了一声。我给母亲用了最好的退烧药，90元一支，每天4—6支，几天后，母亲仍然高烧不退。母亲的口、舌开始干裂，我们只好不停地用棉球湿润母亲的喉舌，用酒精和水擦拭母亲的身体进行物理降温，但都无济于事。医生开始让我们准备后事，按照农村的习俗，老人一定要寿终正寝，因此我们把母亲接回家继续输液治疗。此时儿女们全部守在母亲的身旁，我用力按摩母亲的肢体，以使其血液流畅，因为此时母亲的下肢已开始变紫，呼吸变得十分急促，我意识到母亲就要离我们而去了，泪水夺眶而出。一声哽咽之后，母亲停止了呼吸，心脏也停止了跳动，就这样母亲走完了她悲惨的一生，从此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母亲走了，我们强忍悲痛，按照农村的习俗为母亲操办了颇我体面的葬礼。当时我抱着母亲的骨灰走回家时，我已哭得浑身无力，几乎要瘫在地上。我哭得很伤心，母亲一辈子太苦了，诸多不幸落在了母亲一个人头上。母亲没过几年好日子，就匆匆地走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我感到十分愧疚。村民们看到我很伤心，就对我说：“你已经做得跟不错了，别人家的儿子还能怎样”。但我仍不能解脱和原谅自己，我感到了自己的无能。老人常说，73岁、84岁是人生的两个坎，母亲没能迈过人生73岁的坎。母亲，我们多么希望能再多照顾您几年啊。同年著名的喜剧小品演员赵丽蓉也去世了，年龄也是73岁，并且她是我们唐山老乡，这时我才意识到不仅我多灾多难的母亲会过早地辞世，其他人也不能摆脱死亡的命运。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但很有思想，有时说话甚至很有哲理。小时候我很调皮，缺点也不少，母亲总是说“树大自直”，反映了她“无为而治”的思想。母亲常说“人嘴两张皮”，说明人们看待事情只重结果，“胜者王侯败者贼”。母亲常规劝父亲要省吃俭用，多积攒些钱，免得将来有病时既要子女照顾，又要子女花钱。她疼爱自己的子女，特别是疼爱我。母亲也谆谆告诫我，要勤俭持家，免得将来给他们办理后事时过于简朴而被村人讥笑。我告诉母亲，我已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并每月寄钱给父母，但母亲仍舍不得花用。母亲常说“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我为父母所做得一切足以令村人羡慕，母亲为此感到十高兴，尽管后来所做的许多事情仅具象征意义，我想母亲的在天灵也会为此感到欣慰。
母亲走后，父亲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父亲在春节和其它时候偶尔来涿州，但由于我们住房面积过于狭小，且父亲不习惯城市的拘谨生活，因此父亲每次住在这里的时间很短。少时夫妻老来伴，两个人的世界突然失去了一半，父亲感到很不适应，孤独、寂寞缠绕着父亲。父亲不太会照顾自己，并且生活起居很不规律，因此健康的身体变得每况愈下。
母亲走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让父亲来涿州与我们一起过节。父亲带了许多没有注水的猪肉和自己家养的鸡，因此我在父亲到北京转车时去接他。母亲去世仅仅半年多，父亲苍老了许多，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父亲本来脾气较燥，母亲走后，父亲变得容易激动并难于控制自己。父亲习惯了农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不适应城市的生活习惯和节奏，不愿受到任何约束，听不进我的劝告，甚至有些逆反心理，我真正体会到了人们常说的“老小孩”。父亲在涿州没住多久，我让父亲元宵节看完花灯在走，但父亲执意不肯久留，于是春节刚过我把父亲送回了老家。这一年父亲自己单独生活，经常去姐姐家吃饭，但却从不住在姐姐家。姐姐们也常去看望父亲，也常让放假的子女们陪伴父亲。
据父亲讲，一天夜里，门铃总是响起，父亲问话，但无人应答，连续响了几次之后，父亲叫醒了几个熟睡中的孩子，到院子大门外查看，但空无一人。父亲感到奇怪，第二天父亲想起这一天是他和母亲的结婚纪念日。母亲仍然惦念着父亲，她在这一天回来看望父亲，两个世界的亲人只能以这种方式相会。
母亲走后的第二个春节，我和儿子回老家陪父亲过春节，这是结婚十几年来妻子第一次没与我一同回老家。妻子晕车，每次乘车都呕吐得很厉害，但她每年春节都坚持与我一起回老家过年。父亲春节前病了,春节期间一直躺在炕上。我和儿子要回涿州时，父亲老泪纵横地说：“你们走吧”。我知道父亲舍不得让我们走，但我又不能久留。我们走后，二姐把父亲接到了她家，父亲有二姐一家人照顾，我也总算放心了许多。
2002年4月的一天中午，父亲吃饭时突然晕倒在炕上，并且浑身抽搐，二姐一家人急忙找来面包车，把父亲送到了镇医院。当我接到电话时，我正在北京地质资料馆查资料，我立即乘车由北京直接赶到了医院。傍晚时分我见到了急救中的父亲。父亲已不再抽搐，但嘴里仍放着一个橡胶棒，以防抽搐时咬伤舌头。父亲昏迷不醒，听不见我的喊声，我站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地注视着父亲，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呼吸时缓时急，且常有中断。天黑时父亲呼吸中断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感到大事不妙，经医生同意后，我们把父亲用担架抬回了家。虽然继续输液和输氧治疗，但家人已开始准备后事。由于导尿管堵塞和连续不断地输液，父亲肚子胀得十分厉害，并撕心裂肺地喊叫。我们找来乡村医生，但他无可奈何。我急得团团转，只好拔下引流袋，用自己的嘴去吸导尿管，但仍无济于事，最后拔掉了导尿管上的一个塞子，尿是能排出了，但导尿管却不能固定了。
镇医院不能做CT，医生凭经验判断父亲是脑溢血，因此用了许多降颅内压的药物。化验结果表明，父亲血糖、尿糖都很高，患了严重的糖尿病。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早晨，父亲睁开了眼睛，并能艰难地说上一两个字。我不忍心父亲在不明病因的情况下故去，找来救护车把父亲送到县里的医院做脑CT。检查结果表明，父亲大脑一切正常，排除了脑溢血的可能。为了方便地照顾父亲，我们又把父亲接回到镇医院，按糖尿病继续治疗。几天以后,父亲血糖不降反升,且病情无好转的迹象,我决定把父亲送到县医院治疗。父亲的病很严重，经全面检查后，父亲住进了抢救室。此时的父亲，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下面插着导尿管，手和脚同时输着两种不同的药物，一台仪器24小时监测父亲的心率、脉搏、血压和呼吸。几天以后父亲的病情略有好转，但时好时坏。父亲经常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父亲大汗淋漓，表情十分痛苦，医生只好加注大剂量的利尿剂以缓解父亲的痛苦，但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反而对肾脏有很大影响。父亲的心脏本来就不太好，这次由于糖尿病引起了多脏器衰竭，心脏病更加严重，但父亲醒来时，头脑很清醒，说话也很正常。
一天，父亲突然十分精神，并要求坐起来，我把病床摇起来，让父亲斜靠在床上。父亲说他的病好了，提出要回家，我让父亲在耐心地等几天。我和父亲交谈起来，除了不知道自己发病的情况，父亲能记起以前的任何事情，思维也很正常。我告诉父亲病愈后要注意身体、饮食和起居，父亲愉快地答应了。我告诉父亲等到房子面积大了，我把他接来住，父亲欣慰地笑了。此时父亲随和、平静、愉快，我很高兴，以为父亲的病真的好转了，但后来我知道这是人们所说的“回光返照”。父亲的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半天时间，后来病情就更加严重了。
父亲患的是糖尿病，只能吃些小米粥，父亲偶尔也让我买些炒菜，父亲吃的很少，但一日三餐不误。每次饭前半小时，护士要在父亲的肚脐旁注射一针胰岛素，以防止饭后血糖升高。护士一天三次扎破父亲的手指，测量血糖的高低，以确定所用胰岛素的剂量。每当打针和刺破手指时，父亲都很痛苦。这时父亲的生命以完全靠药物维持，从未间断过输液，液体中加入了人体所需的钾、钠等各种离子以保持生理平衡。
随后的几天，父亲醒来的时间越来越短，病情发作时憋得更加厉害，甚至会大声叫喊起来。每当这时我的心和父亲一样的剧痛，但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父亲头脑不再像前些天一样清晰，开始说一些“胡话”。父亲连续两天两夜不怎么闭眼，目光明亮、有神，眼球不停地转动，根本不象病人暗淡的目光。我强迫父亲闭上眼睛休息，但一两分钟后，父亲就又睁开了令我惊异，甚至令我毛骨耸然的眼睛，还好夜里二姐也在医院里。父亲自言自语说：“咳，那个二小子太惨了”，我和二姐问哪个二小子，父亲便不再说话。这时我感到情况的可怕，我意识到父亲此时已经开始穿梭于阴阳两界，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们。父亲不愿闭上眼睛，或许他不忍看到在那个世界里受苦受难的人们，或许他不愿离我们而去，这些我都无从知道了。
父亲醒来时已很狂燥，坚决要回家，我劝他时，父亲就对我大发脾气。父亲开始拔掉氧气管，我猜想父亲已意识到他该“回家”了。由于我的谦恭、礼貌，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医生和护士混得很熟，医生问我总共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他后，医生说：“差不多了，该你做的你已经都做了，你做好思想准备吧”，我知道父亲的生命已无法挽回了。当我去办出院手续时，父亲的病再一次发作，这次父亲没能喊出声来，脸色煞白，汗水湿透了衣服，表情异常痛苦。我不忍再如此痛苦地延续父亲的生命，因此把父亲接回了家。黄昏时分，父亲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平静了许多，并能和前来探望的人说上几句话。父亲要吃麻花，三姐骑车跑了五里路去买，事后三姐说，她已意识到这是对父亲的临终关怀了。父亲让我把麻花泡上水，并加少许醋，但他仅仅吃了一两口。父亲一直很安详，子女们都守在旁边。天黑以后，父亲呼吸略显急促，没有大声的喊叫，没有痛苦的表情，头稍稍一歪，就这样父亲静静地走了，走得十分自然、安详。
父亲走了，与母亲团聚去了。我痛苦、悲伤、心碎，但似乎比母亲去世时稍好些，因为我已经历过一次死亡，对死亡不再陌生和恐惧，此外，父亲一生比母亲幸福，对我的影响也小于母亲。父亲去世后，我们按农村的习俗为父亲举行了葬礼，把父亲安葬在母亲的身旁。
父亲的去世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伤感。我们家庭彻底解体了，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没有了父爱和母爱，我才感到自己已长大成人。失去了最爱我的人和我最爱的人，我头脑变得十分空虚，好像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因为自我懂事起，我就是为父母活着。突然没有了牵挂、思念和关爱，我不知该做些什么，我不再追求什么，不再努力奋斗，不再奔波劳累，没有了激情和斗志，好像自己突然老了许多。
我曾打算买车、买房，为的是让父母看到我生活得愉快，也让父母能够享受一番。奔波奋斗多年之后，当我能够做到这一切时，父母已不能看到了，因此我对此失去了兴趣，这是我永久的遗憾，或许有一天我会开车为父母扫墓，毕竟我已在1996年就考取了驾照。
父母走了，我才真正脱离了农村，由一个地道的农民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健在时，我人在城市，心在农村，尽管我只在农村生活了18年，而在城市里生活了21年，但骨子里仍是个农民。现在我努力全方位改变自己，使自己由农村走向城市，我开始学习善待自己，善待妻子和儿子，尽管我做得远不如他人，但已逐渐改变。
从父亲去世到现在我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迁坟，村里的墓地在“引滦入津”的河堤旁，为了加固大坝，所有的坟都要迁移。我们请风水先生看过之后，选择一个午夜，找来村里的20多个人帮忙迁坟。父亲去世刚过半年，棺木完好无损，但母亲的棺木已有破损，因此我又为母亲重新购买了一口新棺木。漆黑寒冷的夜晚，我跳下深深的墓穴，戴着事先准备好的“红手套”，抱起母亲棺木内的衣物和骨灰，重新放到新的棺木中，衣物有些潮湿，但尚完好，我似乎抱住了母亲冰冷的身体，和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又一次亲近，我的心得在颤栗，浑身发冷，有一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我是第一个用新棺木迁坟的人，而大部分家庭只用一个小木箱代替，但我不能再委屈母亲。
第二次回家是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为父母的新墓立了一个石碑，并添了新土。这两次回家，我住在姐姐家，没有去我家的老宅看一看，只是在看望二叔二婶时从大门外经过。院子很大，约一亩，房子虽已破旧，但院墙很新。大门上我亲手贴的春联犹在，但红色已变成了白色，我不情愿踏进我生长于此并给我快乐的院落，因为已是人去房空，没有了先前的温馨。
父母确实很疼爱我，虽然他们的医疗费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对农村家庭来说已经很多，但远小于我为此准备的数额，因此当姐姐们要分担些费用时，我坚决不肯。姐姐们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大牺牲和贡献，在父母年事已高时支撑起了这个家庭，实际上承担了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大姐初中毕业开始教小学，二姐小学三年级时辍学，开始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三姐为照顾父母嫁在了隔路相望的邻村。她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我是对家庭贡献最小的一个，对父母的照顾也最少。姐姐们除了照顾父母外，对我也格外关心。我是在父母和姐姐们的溺爱中长大的，上大学前我没做过任何家务，没洗过一次碗筷，没洗过一件衣服，甚至没洗过自己的内衣，因此我不太懂得体贴、照顾他人。至今姐姐们仍把我当孩子看待，我衷心地感谢她们。父母在世时，我没给姐姐们买过任何东西。姐姐们家庭都很和睦、幸福，生活条件也不错，但毕竟不如我。父母走后，我象征性地给姐姐们点钱，但她们都不要。关于姐姐们的贡献在我很小的时候已有记忆，至今十分清晰，我把这些记忆留在我的心里，有机会再做整理。
现在我偶尔梦见父母，但次数很少。我曾梦见父亲春节时，在院子里和我们一起放鞭炮，父亲大约60多岁的模样，人很精神，衣着整洁，十分快乐。我曾梦见母亲，盘着发髻，穿着崭新的斜襟衣服，和母亲50多岁时的穿着打扮一样。我也梦见过父亲身体仍很虚弱，梦见母亲一个人在家的情况。我不知父母现在的生活情况，只想由衷地问一声“爸爸、妈妈，你们在那边生活的还好吗”？
去年由于非典，我没能在父亲去世一周年、母亲去世三周年时回去看望父母，只是夜幕降临时，在十字路口，和妻子一起点燃买来的七彩纸和冥币。当我们点燃时，纸灰打着旋飘了起来，飞得很高，渐渐地向家乡的方向飘去，似乎真的有灵，捎去了我对父母的思念和关爱。爸爸、妈妈，你们安息吧，我们生活得都很幸福，我想你们一定生活的也很好，因为苍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永远不会淡忘我的记忆，当我与你们相会的时候，我会很好地孝敬你们，报答这一世父母对我的恩情，在此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2004.3.17
于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