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的纳西文化研究及影响
方国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师从于钱玄同、陈垣、梁启超、余嘉锡、马衡、刘复（半农）赵元任、李方桂等著名学者，先后系统地学习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目录学、校勘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学科，同时通过自身的勤奋攻读、遍读古籍、转益多师、实地调查，从而成就了“南中泰斗、滇史巨擘”的学术声誉。他的主要著作有《滇西边区考察记》﹑《困学斋杂著五种》﹑《云南通志'疆域考'宗教考'金石考'族姓考》40卷﹑《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纳西象形文字谱》﹑《滇史论丛》4辑﹑《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彝族史稿》﹑《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等，约500万字﹐还主编了《云南史料丛刊》大型文献史料资料总集和《云南地方史讲义》等著作，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系统、完整地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重要史学观点。方国瑜先生对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对西南民族历史的研究更是成就卓然。可以说正是因为有方国瑜先生等一批先学的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才使西南民族史研究这门当初的“冷门寂静的学科”如今成为国内外民族学研究中的显学。
相形之下，从数量上来说，方国瑜先生对纳西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及论述主要有《纳西象形文字谱》、《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麽些民族考》、《丽江访古杂识》（稿本）、《木氏宦谱跋》、《“古”之本义为“苦”之说》、《纳西古文字的创始和构造》等著述以及散布于其著作中有关麽些及丽江的历史文化研究。但方先生对纳西学的贡献不能只以著述的多寡来盖定。“实际上对纳西历史做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应该从方国瑜先生开始。”[①]
一、方国瑜对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化的研究
方国瑜先生出生在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家庭，自幼受到纳西文化的熏陶，从启蒙阶段到中毕业一直受到和让、周冠南等纳西族文化人士的教育，从1932年受刘半农鼓励回乡整理、研究纳西象形文字开始，一直到1981年出版《纳西象形文字谱》，时间跨度达50年，期间不间断地对纳西族的历史、语言、地理、民俗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并为丽江及纳西族的发展做了大量的事情。直到方先生去逝前四天，还参加了《纳西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组的座谈会，并作了长篇发言。“他根据自己一生的治学体验，希望大家在编写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对如何搜集、鉴别资料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方先生留给大家的最后一次赠言，也是他执教一生的最后一课。”[②]可以说对纳西文化研究的关注一直贯穿了整个学术生涯。
1、 方国瑜的纳西语言文字研究
（1）《纳西象形文字谱》述评
方国瑜的纳西语言文字研究以《纳西象形文字谱》与《“古”之本义为“苦”之说》为代表，前者为著作，后者为论文。当然，把这两部著述概定为纯粹的纳西语言文字研究是不科学的，因为两部论述都涉及到了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领域，但从论述主体上看，其历史文化只是作为研究语言文字的背景，纳西族语言文字研究仍是主要的。
一九三二年夏，方国瑜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的时候，所长半农先生拿出巴克写的《麽些研究》一书，鼓励方国瑜回家乡进行纳西象形文字研究。一九三三年秋，方国瑜回到丽江调查研究东巴经书、文字、传说、教义和道场，同时编录象形字和标音字卡片、逐字记音和义，找东巴校核，历时五个月写成草稿，一九三五年七月成书，并请章太炎先生写了序。虽然此书迟至1981年才正式出版，但在三四十年代就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章太炎、董作宾、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等学者大师给予了高度评价及关注。李霖灿受其启发而写成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可知这本书倾注了方国瑜先生一生心血，也牵动过许多著名学者的心弦。郭大烈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编撰参订，珠联璧合。编撰者方国瑜是全国著名的教授，民族、历史、语言等方面知识渊博。本身又是纳西族，无语言隔阂，编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是极为得心应手之事。和志武同志是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副会长、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民族地方研究室主任，从事研究纳西象形文字和东巴文化近三十年。因此，他参与校订，共同定稿，堪称珠联璧合。二人治学谨严，琢磨切磋，历时多年，才变稿付梓。而且，把该书名谦虚地称为字谱，不称字典，不以标准典范自诩，也是不同于以往这类书籍的。
二、体例完善，内容丰富。《纳西象形文字谱》内容丰富，书前刊有丽江、中旬、维西等地象形文和标音文经书、东巴教鬼神画牌(轴)、有关重要汉文摩崖、术刻等的珍贵照片，还影印有一九三五年章太炎先生写的序，一九七二年郭沫若给编者的信。全书共分作四个部分，“各有专题而相结台，庶使研究这种文字掌握本质得其大概”。在“绪论”部分中，详细阐述了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纳西象形文字与标音文字的创始和构造特点，以及记录纳西语的音标，在“纳西象形文字简谱中，分天象、地理、植物、飞禽、走兽、虫鱼、人称，人事、形体、服饰、饮食，居住、器用、行止、形状、数名、宗教和传说古人名号共十八属，对一千三百四十个象形文字及二百二十二个派生(词)，逐字作标音解说，这是全书的主体。在“纳西标音文字简谱”部分中，共收录较常用的五百八十二个标音字及二千多个常用词汇，在大部分词下还注有象形文字标号，以便读者参看，在“纳西文字应用举例”中，详细说明了象形文在东巴经巴经书中代表词、语和句子的方法。书末附有东巴经书简目，共十六类三百九十四种(册)。
三、释义简明，准确可靠，《纳西象形文字谱》在每个象形字后，除注有国际音标读音和汉释义外，还简要分析了字体结构，指出字源，讲清为什么要这样写，释义也结合民族社会历史，故较为准确深刻。
四、把握整体，探索文字。《纳西象形文字谱》从研究纳西族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入手，因为只有把握住整体，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纳西象形文字谱》研究分析了大量的史料，正确地指出纳西族渊源于河湟地带南迁的古羌人，清清楚楚地叙述了自远古至近代纳西族迁徙和居住区域情况，探讨了纳西象形文字和标音文字创始情况。另外，纳西象形文字与汉文关系，李霖灿认为“全没联系。”但历史上汉族对纳西族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纳西语中汉语借词非常丰富，代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借词的象形文字也不步，如觱篥(笛子)、可汗（帝王）、锥子、篦子等。至于在标音文字中直接借汉字形体就更多了。
五、抓住本质，分析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是辅助语亩的交际工具；记录语言、代表语言是文字的本质。因此，研究文字不能脱离语言，《纳西象形文字谱》指出“纳西象形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了解这种文字的创造和结构，要从纳西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情况和语言结构及应用诸方面的特征，来深刻的科学的说明造字的意图，才可能近乎准确。”《纳西象形文字谱》由于抓住了本质，分析文字有许多独到之处。纳西象形文虽然“保留较浓厚的图画文字的意味，”但“已由图画文字进入象形文字。”和志武同志在他文中进一步指出:“纳西象形文字既不是仍处于上述图画记事发展阶段的图画字，也还没有发展到能比较准确地代表语言的一种完整、系统的表意文字符号体系，而是一种介乎图画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象形文字符号体系。”[③]
纳西学的研究对象是纳西族的文化，东巴文化是纳西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主体，研究东巴文化又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因为东巴文化的载体是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东巴经书又由近似天书的象形文字书写而成。这就需要完成两个重要步骤：一是把纳西象形文字翻译成可供大家通读的文字，二是把纳西象形文字中所蕴含的文化含义揭示出来。所以方国瑜先生认为象形文字主要保存在卷帙浩繁的东巴经书里，要从文字、语言，文学、宗教四个方面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同时比较甲骨文、金文，下苦功夫探索造字共同规律，庶几可获得更大成就。
此书不仅对纳西族的口语、词汇、语法、作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还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纳西族的古代社会状况、民俗习惯。从学科意义上来说，《纳西象形文字谱》标志着纳西文化研究已经从以前单一的猎奇式的记载、介绍转入学科研究阶段。
（2）《“古”之本义为“苦”之说——汉字甲骨文，金文，篆文与纳西象形文字比较研究一例》述评
在《纳西象形文字谱》发表后，方国瑜又写了《“古”之本义为“苦”之说——汉字甲骨文，金文，篆文与纳西象形文字比较研究一例》一文，此文在方国瑜去世后经林超民整理发表在《东巴文化论集》上。方国瑜也在文中说明了写此文的缘由：“1972年7月，我曾写信给郭沫若同志，谈及用纳西象形文字与汉字的甲骨文、金文、篆文做比较研究，并以古之本义为苦说作为例子。他回信说：‘甘苦之说极有意思。’并责成我早日把《纳西象形文字谱》改好影印出版。现《纳西象形文字谱》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凡绪论、象形文字谱、标音文字简谱和文字应用举例，共六百四十五页），而郭老已不见，追思他对纳西象形文字研究的关心，十分感慨。”[④]
这篇近万字的论文既是对《纳西象形文字谱》的补充、丰富，也是对纳西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入。此文分为两大部分：“纳西族及其象形文字”、“古之本义为苦之说”，与方国瑜的治学风格一脉相承，是史学与民族学，语言学与历史学相续合，宏观把握与微观论证相结合的典范。在前部分先论述了纳西族的族称、渊源，再进一步说明了纳西象形文字产生的条件、背景，继而对文字的起源作了探讨。
方国瑜认为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并对古羌的分支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礼记·王制》篇：“西方日戎，被发衣皮，以游牧为主，部落分居，有不粒食者矣。’按：古时居住在西北草地的羌人，以游牧为主，部落分居，有‘五戎’、‘七戎’之称。(《尔雅·释地》)，先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向东迁徙的羌人，散居于黄河中游，见于甲骨文和史籍，名号甚多。……这些羌人渐与当地居民融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向西迁徙的羌人‘附落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后汉书·西羌传》)。后成为唐代吐蕃的主要居民，所以说：‘吐蕃本西羌属，有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新唐书·吐善传》)，这支羌人是藏族的先民。向南迁的羌人到岷江流域分支而南，为西南各族的先民，支别甚多。《后汉书‘西羌传》说：古羌人‘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纳西族为旄牛种，越嶲羌的一支，随羌人南迁至岷江流域，又西南至雅砻江，又西迁至金抄江上游，定居于长江第一湾，至东经一百度四分处；自此而南分成东、西两个方言区。东方言区无文字，西方言区有象形文字。”[⑤]
方国瑜从唯物辩证史观出发，对纳西象形文字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了考证：“纳西象形文字创始于何时，没有明白记录，也没有具体说法，只能作一些推测，难于定说。” “纳西族开始有象形文字的年代可能很早，惟不能指出何时，何人所造。”对以神话传说附会史实作了考辩：东巴经说：汉、藏、纳西三种文字是同时异地的圣人创造的，相传如此，但没有根据。”[⑥]“文字起源于图画记事，其年代可能很远古，而作这语言符号，以一事一象、含一义、有读音，成为文字，则产生于一定社会条件，应是阶级社会以后。……因纳西象形文字为东巴教所利用，有人又称为“东巴文”。文字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为社会实践服务。纳西象形文字虽与东巴教有关系，但应是先有文字，后为东巴教所利用。文字的创始和运用，当在萨勒之前，到他时运用已广，并得到发展。所以，不能称为东巴文，而应称为纳西文。”[⑦]
上述论证是令人信服的，尤其后面提出的对纳西象形文字的命名更具有现实意义。一直到现在，“东巴文”的称呼仍占主流，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一则这种文字“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为社会实践服务。”它的创造、使用、传承的主体是纳西族民众，其使用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东巴教，也包括广大的纳西族民众，因此不能强调文字的宗教性，忽视了民族的整体性与人民的主体性；其次国际上对民族语言文字的称谓也是以语言文字的创造、使用主体来命名的，如藏文、蒙古文、满文、彝文、汉文等等。
此文对纳西象形文与东巴教之间的关系、后期发展演变及为什么得到长时间保留、传承的内因作了深入分析： “可以推知纳西族很早时期已有文字，也有巫教，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巫师运用文字为宗教服务，宗教和文字都得到发展。东巴教奉萨勒为沮师，有祭萨勒作道场的经书，神异传说虽多，却未必可信。……但象形文字有较大的局限，它只能表示简单具体的事物，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经书，一句话、甚至一段话，仅只用几个字记下来帮助记忆，这样的经文，并不能记录整个经典的意思，仍要口耳相传，这是很大的缺点，而且图象文字的笔划很繁，要逐字写也有困难，后来又创造了标音文字。在西部方言区的中甸东部，丽江东北部，东巴教的经书只用象形文字，可知创造标音文字的年代又在运用象形文字之后。……纳西象形文字和标音文字长期为东巴教徒运用于经典的书写，一直延续到近代。东巴教以此书写经典，对于这种文字的延续和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宗教教徒墨守成规，保守性极强。一直较完整地保持着这种文字的原始状态而很少改变。也由于纳西族较早地接受汉文字，在社会上广泛地使用汉字，而纳西象形文字为宗教徒所专用，他们使这种文字停滞在近于原始的阶段。”[⑧]
文中以纳西象形文为例，对人类语言文字的起源作了探讨：“文字始于图画，然后简化笔划，使之变为代表形象的符号。象形文字的创造正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种直观象形的造字方法，为人类文字起源的共同规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各依对外界客观事物的感受，用描摹象形的方式刨造文字，其用意和方法是基本相同的。语言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只要客观事物是相同的，尽管语言不同，但象形文字的创造方法和形体都是大体相同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纳西象形文字与汉文的甲骨文、金文、篆文古象形字近似、或相同的很多，就是这个道理。”[⑨]
后面还阐述了研究纳西象形文字的意义及价值：“深入研究纳西象形文字与汉字甲骨文、金文，篆文的同异，相互发明，对于汉字古文字的来源，本义、演变的透彻了解是极有价值的。”[⑩]
论文第二部分“古之本义为苦说”从汉字甲骨文，金文，篆文与纳西象形文字比较研究角度，以“古”、“甘”二字的关系作了比较，作者认为“纳西象形文的甘、苦二字与汉字的甲骨文、金文，篆文造字的形体指事正相类，可以互相发明，彼此印证，从而确定字本义为苦无疑。”[11]
文中又以“身”为例作了比较，认为“其方法（‘变异本形’的构字方法）与汉字古文字相类，两者可做比较研究的字为数不少。”
但这并不说明纳西象形文现古汉字都是相对应的，方国瑜又以“睡”、“日出”、“光明”等字词为例说明了二者的差异性。“纳西象形文字与汉文的古象形宇相类近似的很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回民族，不同语言而有许多相近的象形文字，正反映了人类史字起源的共同规律。但纳西族与汉族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其象形文字创始的时代与地区又相差很大，所以两者的象形文字还是有显著差别的。”[12]
2、 方国瑜的纳西历史文化研究
方国瑜的历史文化研究以《麽些民族考》及与和志武合著的《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两篇长篇论文作为代表。前者发表时间较早，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不断修订、完善而成，二篇有着内在的关联。尤其是后篇，作为多年研究纳西历史文化的心血结晶，成为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在《纳西象形文字谱》与《“古”之本义为“苦”之说》论著中也有所提及，在以后的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论著中也广泛参考、引用。
（1）《麽些民族考》述评
1944年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中的《麽些民族考》是方国瑜有关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著作，也是他早期发表的、较全面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文章。这篇长篇论文为这一阶段国内学者的代表作之一，标志着国内学者纳西族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郭大烈认为此文“是奠基性著作，该文从称谓、远古历史、分布、民族关系、政治组织、民俗、汉文化影响等七个方面勾划了纳西族的来龙去脉，为以后有关纳西族研究的学者所推崇。”[13]这篇论文一共分为“麽些之名称”、“麽些民族远古之推测”、“麽些所居之地”、”麽些与吐蕃、南诏之关系”、”麽些之政治组织”、”麽些之风俗”、“麽些之汉化”和“参考书目”八个方面，对麽些民族的历史文化作了深入全面的考证和论述。
《麽些民族考》一书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这是在学术史上第一次对纳西族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的学术论文，堪称纳西族历史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
方国瑜之前虽有国内外学者对纳西族的历史研究有所涉及，但只限于元明清以来的汉文献记载情况，尤其侧重于木氏土司的历史渊源关系，更多是以宗教之间的联系为主。元以前的纳西族历史研究领域因汉文献资料稀缺而成为荒芜之地。方先生在充分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的前提下，广征博引，条陈缕格，以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系统论述了纳西族的渊源、族称、族义、迁徙及分布、政治组织、民俗、民族关系。
方国瑜先考证了在历史文献中纳西族的称谓，厘清了历史上众多的对纳西族的同音异字的称谓，同时对永宁、木里、永胜及周边的纳西族的不同支系作了说明。“na.i、ly.i、6u.i者，为一族之分支，即初并为麽些族，而后分派也。”[14]对纳西族的渊源及分布也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述，“瑜所知者莫先于《华阳国志》，且志谓狼岑、槃木王舅即摩沙夷。”[15]引据大量的史料记载来考证”雅砻江流域两汉所居之有旄牛羌，白狼、槃木即其种。定筰之摩沙夷无槃木同种，则摩沙当为旄牛羌之一支。” “故疑麽些当旄牛羌。此推测可不至误，惟古代记录甚略，不能详述，自唐以后始有确切之记载也。”[16]他的麽些源于《后汉书》所记南徙羌人的一支——旄牛羌的著名观点，把前人的麽些源于古羌的推测进一步具体化，同时对历史上的纳西族族称、分布区域的变迁及内在逻辑关系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这些学术观点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广泛影响。
其二、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论述了作为中华民族家庭中平等之成员的麽些族（纳西）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之间互相交流、融合的历史事实，树立了民族平等的民族观念。
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歧视、污蔑的政策，动辄以蛮夷称之。尽使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族共和”，只涉及到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个民族，否认中国有多个民族，把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忽略了。蒋介石在1943年所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只承认有汉族，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而把各少数民族称之为汉族的大小宗支，称为宗族。
方国瑜在此书开篇就说：“任乃强君著《西康图经民俗篇》，论及滇边诸族日：‘摩些为康滇间最大民族．亦最优秀之民族也。’瑜研究康滇民族，亦同此感，将为此民族缕述史迹，以供诸世之留心西南民族者。然瑜于史籍之知识甚陋，唯以浏览所及，分目汇说，略加考证，上溯远古，迄于清初；偶有见解，或可供采择，尤当有谬误，希博雅君子，幸而教之。”[17]他希望此文的发表，能让更多的人注意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他在“麽些名称”中，将麽些民族自唐以来见于纪录的十数种称谓分别列出。对这些不同的称谓进行考订，并指出：“一民族之名称，用以代表一文化集团，而非代表一血统集团，此于西南民族莫不如是，吾人研究西南民族，苦名号繁多，实由一血统民族，文化歧异，则各立名号，愈分而愈多；亦有数民族之文化融合，名号渐失者，若甲民族之少数人迁至乙民族区域，久之即被以乙民族之名称。今日na.i族中，不少有汉人及其他民族之血液，而既同于na.i文化，亦直视为naci族也。又有初为na.i族，迁与其他民族同化，则又以其他民族称之。总之，民族名号之立与失，即为其文化关系。以中原江南言之，古代众族之名号，今已不存，因众民族之文化已融合于汉族文化。即认为汉民族，……”[18]论述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相互融合的事实。
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以夏化夷”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不少国人对少数民族不甚了解，多以猎奇心理来看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甚至一些学者受西方初期人类学“异文化观”的影响下，不自觉地迎合少数民族文化为“野蛮、愚昧、落后”的错误观点。方国瑜在此文中对这种错误观点作了批评，在“麽些之风俗”一章中方先生说明了收集麽些民俗之目的：“前人记录西南民族之事迹，多采奇风异俗，供人谈荟；尤有怪诞不稽之说，横生附会，而于实际生活之情形，则每略而不书。盖一民族．因所处之自然环境，不免影响及于谋生之术，有其特殊之衣服、居室、饮食；又因其性好而有特殊之习尚，与他民族有异同，固无所谓是非也。然好奇之，采风问俗。惟取其特殊可异者，而遗与其他民族相同者．又好为形容鄙野。前人撰述，大都如是。”[19] 说明自己对纳西族风俗记录的搜集的目的在于：“兹取见于记录之麽些风俗条举之，非谓惟有此特殊习尚，限于所见记录也。” [20]此章对汉文献中相关纳西族习俗的记载作了总结归纳，共分为服饰、食、居住、信仰、娱乐、丧葬、婚姻等方面。
最后对麽些民俗的变化情况也做了补充说明：“麽些所居之地，崇山峻岭，气候稍寒，宜以上所录，大都元明间人所述，至清初而止。志书所载，辗转传抄，万历以后诸本通志，不外景泰、正德两本之文；见于乾隆以后人书者，未必为目睹其事。至今则风气大变，昔之俗尚多已不存，兹录之可以考史，非谓今日之习俗如是也。即元明间事，诸家所记，多为其特有者。麽些濡染汉化已久，其时岂无汉文化?惟记录者未取之，兹于下文论焉。”[21]
其三，学术视野极为广阔，把纳西族的东西两个方言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论述了麽些族文化的形成是在中华民族统一性这个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互动融合而成，尤其对与纳西族历史关系密切的吐蕃、南诏、历代中央政权之间的民族关系史作了深入全面的论证，从而极大推进、拓展了纳西族的民族关系研究。
纳西族与汉族、藏族、白族的历史关系研究既是纳西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方国瑜在这篇论文中参阅了大量的相关汉文献及藏学、历史地理学、云南史学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角度探讨了历代纳西族的民族关系，从而为纳西族的民族关系史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在此书中以 “麽些与吐蕃、南诏之关系” 、“麽些之汉化”两部分较为集中。纳西族的民族关系是与历代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应从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方国瑜从唐代至清代之间的历代政权及疆域的变化中论述了纳西族的民族关系。“麽些所居之地，东为雅砻江，与西川接，西至金抄江上游，与施、顺诸蛮杂居，其南则连蒙诏，而北与吐蕃交错。西川、蒙诏、吐蕃争强，麽些介于三太之间，且其势微弱，已成攘夺之疆场。初以吐蕃称强，为其所并，后异牟寻漫盛，复归于蒙诏。强邻逼处，惟顺时势事大耳。其事迹略可考见于史册者，兹为述之。”同时对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作了深入的阐明：“自唐初麽些民族介于吐蕃、南诏之间，其势力消长互相攘夺，则其文化冲突与融合亦可想象得之。今日麽些之文化，受西川传人汉文化之影响甚大，而南诏吐蕃之文化亦当有影响，又麽些之文化输至吐蕃者亦有之(如食品、礼节，多习之麽些也)。”[22]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融合关系往往与政治、军事之间的冲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非只有和平时期才达能达成文化的融合，政治与战争冲突也在客观上对民族文化融合起着重要作用。
以往学术界一般认为麽些之汉化始于木氏土司主政丽江后，尤盛于改土归流后，方国瑜从历史事实出发，把纳西族的汉化的最早历史推至东汉时期，并对历代汉族与纳西族的融合关系作了详细的说明：“麽些分布之区域，初在雅砻江上游，迁而南，至雅砻江流入金沙江之区域，后溯金沙江而上，散处于江东、西之地。自东汉至唐代、麽些民族以定筰为中心，距肉店治密迩。而嶲州为西川经略南中之根据地，且定筰有盐铁之利，嶲州资源所赖。历代建置未废，深受汉文化之陶镕，已在意中。金沙江上游则与南诏、大理相接。唐代南诏与西川为敌，和战靡常。至宋，弃大渡河以南之地，然西洱河之汉文化日益深厚。元代成立行省，与中原不殊。西洱河民族之势力早已达丽江边界，则麽些之汉文化，间接得于白子族，亦可想像得之。文化之传播，固受军事政治之影响，而商旅往还与人口迁移尤为重要。汉民之出关贸易，逋逃边境，自古以来有之，惟无组织，不免从俗而化为夷。所谓化为夷者，语言习俗之易，若其具有之物质文化、技能，则传播于夷族中。樊绰《云南志》载铁桥附近有汉裳蛮，后不闻有其种，已与麽些混合，可无疑义。则汉民之被迫流入麽些部落，不见于记载者，自古以来不知凡几也。兹举一事言之。徐霞客《滇游日记》七在丽江记日：‘其地土人皆为麽些，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民姓和，无他姓者。’又乾隆《丽江府志》上卷‘种人’曰：‘流寓人籍者，必改姓和，故今里民和姓居多；自设流后。新复本姓。’则设流以前，汉人之移居丽江者，尽改其本姓为姓和。所以如此者，土司木氏防汉人之团结，愿为编氓，必弃其本姓而使之姓和，数世后与土人无别也。”[23]
尽管这篇论文仍不是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的专题论文，但它的发表，标志着国内纳西族的民族关系研究由一般的涉及开始发展为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在这篇论文中，方国瑜用丰富的史志资料对纳西族与藏族、白族、汉族的民族关系进行了系统介绍与分析，形成了对纳西族民族关系较系统的认识。
其四，对历史上纷议不已的一些学术难题，如越析诏、麽些政治制度，木氏宦谱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考证，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麽些之政治组织”中对纳西族的先秦至清初的政治组织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尤其对历来争议纷纭的越析诏的名称、历史年代、地理范围、政权性质都做了深入考证。
越析诏以越析州得名。“樊志”卷一日：“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上有隋初刊记处，云‘开皇五年(公元五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黄荣领始、益二州石匠，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偏梁桥阁，通越析州、津州。”“知越析州为隋开皇所置。惟《新唐书.两爨蛮传》言，开皇初置恭州、协州、昆州，而不及越析州；其他史籍亦未见隋置越析州之说，惟樊志记之，可信，则越析诏之得名为隋以后事。”[24]
越析诏之地理，“樊志”记之甚为明白，其地去囊葱山一日程。“樊志”卷二同：“囊葱山在西洱河东隅， ……面对宾居、越析。山下有路，从渠敛赵出登川。”又卷五日：“渠敛赵(按：一作“渠滥赵”，即赵州，今之凤仪县) ……东北至毛郎川，又东北至宾居汤，又北至越析州，磨些诏故地也。”又卷一日“越析州今西洱河东一日程，越析州谘长故地也。”《据所记录，知越析诏在今宾川县境，确然无疑。且剑南节度使至姚州，召越析诏豪酋张寻求笞杀之，则地当与姚州近；又越析诏为南诏所侵，乃东北渡泸，则地当在金沙江之南。然自《元史。地理志》以后，所见考释越析诏地理者十数家，莫不日其地在今丽江，无书能言在今宾川者，此诚怪事。凡前人言云南史迹，类多如此。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风仪县教育局纂《地理资料》载出土古砖。有磨些诏铭文。瑜犹未见拓片，惟所说当非虚，则越析诏之在宾川，犹有实物可佐证也。[25]
越析诏之所以亦称麽些诏者，则其民族为麽些故也。麽些族地望，于定筰渡泸而南聚居越析州故地，自立为诏(按：诏者王也)。其称诏始自波冲，抑在其前，则不得而知。波冲之死，当因与白蛮(按：即西洱河蛮，今之白子，亦称民家)冲突。杀波冲者，即白蛮豪酋张寻求。盖越析州境内初为白蛮所居，后被麽些侵略，立麽些诏，白蛮不服，以至杀害波冲，麽些族乃不能容。后移部落渡泸而北，而越析地之白蛮无部落酋长，乃并于南诏。时南诏势犹未张，未必能切实治理，故麽些酋于赠既经营双舍，以沪水与南诏为界，复谋恢复越析诏故地。又为阁罗凤所败，投水死，越析诏之命运盖终于此。后亦未闻定筰麽些经营泸水以南也。[26]
并对主政越析诏的麽些族的支系及《木氏宦谱》中记载的谬说的做了进一步的辨析：丽江《木氏宦谱》谓始祖叶古年之前十一代，东汉时为越析诏；又谓唐宪宗元年(公元806年)改为越嶲军民总管，成通四年(公元863年)受南诏封为越析诏公云云。此盖用《元史·地理志》说，以为越析诏在丽江，乃附益之，未必有所本。且唐代越析诏主之可考者渡冲、于赠不见于《木氏宦谱》，《木氏宦谱》所载之越析诏事又不见于他书，可知越析诏虽麽些部族所组织，然与丽江之麽些别为一支，不可不加分别也。“樊志”卷四谓：铁桥上下之麽些蛮，“与越析诏姻娅”，可证越析诏不应在丽江；惟《元史》误释其地理，《宦谱》又从而附会之耳。《四夷馆考》卷下(东方学会本)日：“鹤庆军民府．唐时为越析诏地。”则又因与丽江地近而误也。总之，越析诏为自定筰南迁之部落，丽江则自定筰西迁之部落，虽同为麽些族，不可不区别也。[27]
论文的最后部分附了 “参考书目”，共列举出本文所引用的史书文献共111种。搜寻、整理如此庞杂的历史文献资料，继而对此进行科学、缜密的辨析、归纳，需要极大的心血付出，这一方面说明了方国瑜治学的严谨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同时也为读者及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又宝贵的指导参考书，不异于一部研究纳西族历史文化的学术目录书。
（2）《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述评
方国瑜对纳西学的研究贯穿了其整个学术生涯，他不断地发现新材料，不断地总结，使以往的研究成果臻于完善。1979年以方国瑜、和志武二人合著形式发表于《民族研究》的《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一文是在《麽些民族考》的基础上不断修订而成。他自己也说：“自远古至近代纳西族迁徙和居住区域的情况，瑜前写《麽些民族考》一文，刊于一九四四年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大体汇集资料，而错误甚多。”[28]这不仅是一个严于律已，以身作则的学者的自我批评，更是自己在学术道路上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的真实写照。全文分为 “古羌人支系”、“旄牛道的越嶲羌”、“ 定筰县的摩沙族”、“西洱河的越析诏”、“昆川、西爨的麽些人”、“丽江、永宁地区的纳西族”和“公元十一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七个部分。《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下称《纳》文）较之于《麽些民族考》（下称《麽》文），有了不少的拓展及补充。
论文开头简介了纳西族的族称及迁徙的情况：“见于史籍记录，则通称‘麽些’，现已确定‘纳西’为共同的族名。从本民族自称来说，西部自称‘纳西’，东部自称‘纳’或‘纳日’。按：‘西’和‘日’之意为‘人’或‘族’，而以‘纳’为专名，‘纳’的取意为‘大’，名从其主，称为‘纳西’是正确的。至于‘麽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同音异写，且含有侮蔑，应当废除。”“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在漫长时期，劳动人民不断创造经济和文化，经过历史发展各个阶段，成为缔造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之一。”[29]从本段文字，我们也不难看出方国瑜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及自己精益求精，严谨治学的治学态度。
论文对古羌的分流情况都作了具体的说明：《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礼记·王制》篇：“西方日戎，被发衣皮，以游牧为主，部落分居，有不粒食者矣。”按：古时居住在西北草地的羌人，以游牧为主，部落分居，有“五戎”、“七戎”之称。(《尔雅·释地》)，先后向东，西、南三面迁徙。向东迁徙的羌人，散居于黄河中游，见于甲骨文和史籍，名号甚多。《史记·六国年表》载：“禹兴于西羌。”……大抵夏商周三代，羌人东迁，散居于黄河中游地带，名号甚多，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后为形成“汉族”之成员。其向西迁者“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又载：“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 《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有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诸羌分居，名号甚多，传说古史有戎、羌、堆、博诸部，后以博为中心（发，伯特），融合形成“藏族”之先民。其向南迁至蜀汉近境岷江流域分支而南者，为西南各民族之先民，支别甚多，纳西族即其中一支。[30]其后根据史书记载对“南羌之纳西族先民，所居住的地域、年代及社会生活”分别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