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汉简历
1922年，出生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马街乡沙坦郎村；
1939年，升入楚雄中学；
1942年，考入云南大学生物学系；
1943年，转入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投身于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研究事业；
1947年，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社会学系助教；
1953年，晋升为云南大学讲师。同年3月，调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研究所工作；
1966年，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五七干校”改造；
1980年，由讲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教授）；
1983年，接受楚雄州委州政府的聘请，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来到楚雄智力支边，兼任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长。
      主要著作：《彝族天文学史》、《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彝族文化放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
      主要荣誉：1990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国际名人录》第十一卷；同年10月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7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东方之子”栏目对其学术成就进行了专题报导；1997年10月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9年11月中央电视三台《古老的村庄和今天的歌谣》专题片报导了刘尧汉先生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实地调查情况；2000年7月，中央电视四台在《走进文明源头》专题报导了刘尧汉先生我对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研究成果；由刘尧汉先生主编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于2000年7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暨研讨会，至2001年这套丛书已经公开出版了40部。

一江三山在脚下，两洲五洋存胸中——访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
作者：普驰达岭

      普驰达岭（汉名普忠良，下文简称普）：刘先生，您是的彝族文化的开拓者，是国内外知名的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彝族教授。我是在您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彝族学人，您能够接受采访，深感荣幸。
      刘尧汉（下文简称刘）：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普：您自1943年转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即投身于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研究事业，您的足迹遍布滇、川、黔广大彝区，收集了大量活史料，在研究上不断有新突破，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民族学、历史学家。作为我国彝学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您始终笃志寻求“山野妙龄女郎”（这是史学家范文澜指他的实地调查材料），并培养的一大批有志于彝学研究事业的中青年学者。您自身成长之环境、奋斗经历、所思所感，皆可昭示后人。现在可否先从您早期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谈起？
      刘：1922年7月7日（旧历），我出生在今云南省南华县马街乡沙坦郎彝族村一个地主家庭里。知书达礼的母亲郭荫莱是本县晚清举人郭燮熙的大女儿，不幸年轻守寡改嫁做了偏房，我幼年因此遭受族人的歧视。母亲常教育我长大后“不要吃收租饭，要吃教书饭。”六七岁时便在私塾里苦读古书，为适应时代，母亲另请来新学教师周仲麟讲授“五四”新学，少年时我开始对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学说发生了兴趣。后来，进县城读初中。记得进学校的当天，看见一群同学正在踢足球，我好奇又羡慕地观看，正巧球出界到了我脚边，我便顺手捡起正准备抛回场内，一个踢球的同学气势汹汹地跑来，在我屁股上狠踢一脚，骂道：“死罗罗，有什么资格摸球。……”这一不期的刺激，使我发下“要争气读书”的誓言。到我晋升为研究员后，有些知情的故旧，开玩笑说：“想不到一脚踢出个教授，”但我一点也不记恨那个同学；真的，我对他还怀有感激之情呢。1939年，我升入楚雄中学。当时正值抗日关键时期，楚雄中学的师资力量很强，教师多从华北和沿海而来，其中历史教师濮清泉（陈独秀的表弟），学识渊博，曾留学日本和苏联，并崇拜苏联的托洛茨基。我从濮老师所讲的世界历史中受到民主进步思想影响，并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42年，我考上了云南大学生物学系。1943年又考入由费孝通教授担任主任的社会学系，师从费老先生，潜心学习社会学。
      普：1945—1948年间，您遵师嘱，利用寒暑假返家之机，4次对云南省南华县马街乡沙坦郎村本家族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写出了被史学家范文澜前辈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的材料撰写《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云南哀牢山彝族沙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解放前的发展过程》一文；1953年4月10日，您肩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教授的重托，为调查南诏历史并查证其王室族别，前往滇西巍山（南诏王故乡）走村串寨地作了大量实地调查，发表了《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受到翦老、范老等老前辈的赞誉。这是您早年（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民族学研究中的两篇重要的学术成果。据悉，当年您到彝区进行实地调查时，困难重重，历经磨难，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能否回忆当年实地调查中的历险经历？
      刘：1942年，我考上了云南大学生物学系。1943年又考入由费孝通教授担任主任的社会学系，师从费先生，潜心学习社会学。1945年临近寒假时，费教授详细地询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毫不隐讳地把自己家族家庭的历史和剥削压迫情况全盘托出，引起了费教授的关注，并特意安排我利用寒暑假返回家乡，对本家族的历史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我遵师嘱，从昆明乘车抵达南华县城，随即徒步返乡，开始踏上我学术生涯中第一次寻找“山野妙龄女郎”的征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我行至南华县沙桥镇3公里处（今毛板水库侧）路段时，两辆车从身后急驶而来的军用货车，因抢道相撞在我身边，致使一辆货车翻覆路下荒野中。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栽倒于路坎下失去知觉。这时时值上午9时左右。手臂关节脱位、脑震荡的我昏迷了八、九个小时。当夕阳西下，一阵凉风吹来，在朦胧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在说：“把他装棺材算了，”另一个说：“再等等，这人还有点气呢。”当我微微睁开双眼时，一个农民惊喜地叫起来：“活过来了。”在两位农民的搀扶下，我免强撑着站起来，四下一看，印入眼帘的情景使我不寒而栗。原来，三口棺材已平行地放在我的身旁，两个（司机及其助手）已经丧生的已被放入了棺内，剩下的另一口棺材不用说是为我准备的了。当我稍稍定下神来，才明白自己险些随死神而去，但这飞来的横祸并没有阻止我前行的脚步，我忍着巨痛，又艰难地向前走去，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沙桥镇，住进了一家小店。第二天拂晓，我又带着伤痛继续上路。手关节伤越来越烈，最后不得不投宿于山村一个初中同学的家中，当晚由我的同学请来一位彝族草医，经复位包药后，翌日我又孤身一人，徒步三日回到家乡，认真进行我的社会调查。费孝通教授对我的这次调查十分满意，并鼓励我在原有基础上，再作补充调查，即可完成定名为《沙村社区研究》的毕业论文。在费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从自己的家庭、家族历史出发，剖析当地封建社会状况。
      为了获取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又于1946年暑假再返乡作社会调查。就在这次调查结束返回昆明的途中，我又一次死里逃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时日，我搭乘的货车严密盖着防雨篷布，在风雨中摇晃着前行，车篷内共坐有六七个搭客，混浊沉闷的空气，加上浓烈的汽油味，我感到恶心欲吐，便站立于车箱前端，掀开篷布任大雨淋身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车子驶过一平浪，当到一斜坡滑行后需急弯过桥处时，车来未及拐弯，却直冲入滚滚山洪。就在这紧急关头，我伸手抓住了从桥头侧伸出的一树枝，幸免于葬身汹涌山洪，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给我的学术生涯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1947年，我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社会学系助教，实现了母亲盼子“吃教书饭”的夙愿。我在担任助教期间，在民族学家杨堃教授指导下，除在昆明东郊大麻苴村和西山区大、小墨雨等彝村坚持长期社会调查外，多次利用寒暑假，重返家乡作进一步深入调查。
      数载寒暑，到五十年代中期，我根据对家乡彝村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写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云南哀牢山彝族沙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至解放前的发展过程》这份手稿，寄请史家范文澜审阅。我与范老从未面识，但范老独具慧眼，为鼓励青年走出书斋，深入社会作实地调查，范老热情洋溢地为我朴实学风和可喜成果，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史学”专栏上，将此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在介绍文章里说：“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总喜欢在画像上和《书经》、《诗经》等等中国名门老太婆或者希腊、罗马等等外国的贵族老太婆打交道，对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就未免有些目不斜视，冷淡无情。事实上和死了的老婆打交道，很难得出新的结果，和妙龄女郎打交道却可以从诸佛菩萨的种种清规戒律里解脱出来，前途大有可为。刘尧汉先生的文稿我看就是许多妙龄女郎之一，我愿意替他介绍一下，摘出‘历史轮廓’一项。借《史学》的地盘和吉士们会面。”
      1953年，我晋升为云南大学讲师。同年3月中旬，接到调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研究所工作的通知。赴京报到前，即收到身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教授的信函，信中说“郭老、范老和我对南诏王室的族属问题一直很重视，希望你去南诏辖境调查，留意此事”。同年4月10日，我肩负前辈的重托，为调查南诏历史并查证其王室族别，前往滇西巍山（南诏王故乡）走村串寨地作了大量实地调查，途经南涧、弥渡、南华、景东、双柏、新平、镇源、元江、黑江、红河、元阳等十多县。当我来到南华县摩哈苴彝村调查时，借宿于一户鲁姓的彝族家里。晚上在火塘边与该家老人闲谈，老人边谈边不经意地将其磨损的背架包拿出来整理，准备拆换重新裹扎，先拆去包于外部的破棕片，露出数层将毁坏的麻布，待再拆去麻布，心子是一包字纸。我好奇地将字纸拿过来一看，竟是一份用江绵纸写就的《哀牢夷雄列传》手稿残本。该手稿系清代贡生夏正寅写于清咸同年间（公元1851—1874年）。书末尚附有哀牢山区李文学为首的彝族起义时为副将军的张兴癸、南都督杞彩顺、副参军杞绍三个用汉字注音的父子连名宗谱。从这三份宗谱可看出他们三人都是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后裔，并均可上溯到南诏开国君主细奴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过询问，原来土改时分得地主浮财，老人分得一口木板箱，箱里杂物中有这一卷字纸，不知上面写的是什么，因满柔软不舍丢弃，便用来做背架垫包。我当即用一个随身带的床单与老人换取了这份残稿。这意外的收获使我惊喜不已，但我并不满足，又继续更广泛、深入的调查。1953年9月的一天，我从墨江县城前往该县坝溜区联珠乡彝村作调查，中途需淌水过河。去时河水刚及膝部。回来时天空晴郎，滴雨未下。当我涉水到河中心时，意想不到汹涌的洪水突然滔滔而来，顿时淹及胸膛。原来河下游天晴，上游则突降暴雨，山洪顺沟壑急湍而下。惶恐之中大声呼救，可是四野无人，水还涨。我在洪水中奋力挣扎，好在洪水将我向岸边斜冲，在岸约两米的时候，使尽全力抓住了一棵伸向河面的树枝爬上岸。不久，我又患了疟疾，于是不得不从元阳经个旧返回昆明。
      这次调查历时半年多，徒步行程600公里，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写成了《南诏统治者蒙氏家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双月刊）上。这一重大成果，澄清了涉及我国领土完整的重要史实，并受到翦老、范老等老前辈的赞誉。多少年来，费孝通先生早年的耳提面命和范老等前辈的勉励，一直激励着我坚持走实地调查的治学之路。
      1979年秋，我一人先行到四川凉山州盐源县（在泸沽湖畔）进行社会调查，对这个地区彝语支摩梭人的母系制度做了全面的了解。在这次调查中我又一次与死神相遇。那是个多雨的秋末，我从木里县博瓦冒雨出发，步行三日，第三天夜幕降临时抵达乌角公社。由于雨天气温骤降，穿着单薄又淋雨，我冷得浑身发抖，于是当晚便找来栗炭升火取暖，疲惫不堪的我不知不觉中倒在火塘边进入梦乡。至半夜时分，门窗紧闭的屋内充满了二氧化碳，感到呼吸困难，头晕目眩，手脚动弹不得。待意识到这是碳气中毒时，试图站起来脱离险境，但已无力起身，于是危急中顺势一滚，爬至门前，使尽力气将门推开，直到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才将我搀扶起来。稍作休息后，我又投入了调查工作。1980年,我由讲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这是我最难忘的时刻，但同时也深深感到科学无止境，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
      1981年3月中旬，我与夫人严汝娴在四川木里县西南隅俄亚区调查结束，在转赴该县东南隅乌角区作再次调查的途中，行经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境内，越过海拔4000多米的雪覆山巅时，由于雪深难辨道路，路面又很滑，我撞伤头颅，夫人严汝娴右脚折断。在这雪山荒野里，我强忍着巨痛，蹒跚下山呼救，后经宁蒗县护送到渡口市乘火车到四川西昌住院治疗。几天后我从《人民日报》得知，我们出事的当天，正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彭加木在沙漠考察失踪之日，这种巧合，使我心绪万端，这真是科学之路无坦途。没等伤势痊愈，我按预约电告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天文室助研陈久金、南京大学天文学副教授卢央赶赴西昌会合，一道开展对彝族天文学的调查。夫人严汝娴则请人护到送成都，手拄双拐只身乘机返京继续治疗。
      对于彝族天文学的实地调查，我和卢、陈三位学者在1980年就已到四川省凉山彝区着手进行调查，但觉得资料尚不扎实。1981年我们再次开展更深入的调查。同年4月26日，我们乘车赶赴雷波县卡哈罗区麦青地彝村，查实了当地行用彝族十月历的遗俗。然而，机遇与风险同在，当我们为获得新资料满怀喜悦心情返回途中，吉普车正在金沙江峡谷险恶陡岩上开凿出的公路上颠簸行进时，突然车前一闪，一块从悬崖上滚落直下的石头，在飞落中撞击于凸出的岩嘴上，使碎石纷纷四溅；一块鸡蛋般大的碎石弹飞而来。击穿吉普车前玻璃，不偏不倚地撞落在驾驶员与我座位之间的空隙处，车窗上留下了一个拳头大的洞眼。死神和我们开了个令人不寒而粟的玩笑。不难设想，若碎石击中我的头部，那死神也许只拥抱我一人，若是击中驾驶员，那一车四人都将葬身于滚滚的金沙江中。在这样的苦与险中经多次调查，我与卢、陈合作，将所获得彝族传统的星座系统、星占法、十月太阳历等资料，写出《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一书。其后，在云南小凉山宁蒗彝族自治县调查补充完整，与卢央合作，出版了《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