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屏彰，南诏咽喉（一）
江汉平
本来，早在公元前111年，在今天全县境内就已经设置了徙县，开始了由“流官”治理地方的历史。建县后至唐代置灵关、始阳、碉门、安国四大兵镇时，历时八百多年，按理说，汉化或者封建化的程度是达到相当水平的。然而，却出人意外地实行起土司制度，不能不说这确实算是一个历史的“例外”。极其简单地评价说这是历史的倒退，那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这种评价与没有评价差不了多少，无助于我们走进事实、还历史的本相。
其实，天全土司的形成，概括地说，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具体说来，天全土司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与天全特殊的区位、地理环境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是与唐末的历史形势密不可分。《天全州志·形势》引清以前《旧省志》记载，说天全土司腹地“长河据西，韩胡在北，南扼相岭，东控飞仙，蜀中屏障，南诏咽喉”，突出其区位的重要性是有道理的。其中“蜀中屏障，南诏咽喉”八个字可以作为我们解读天全土司，解密其产生的历史、地理原因的钥匙。
我们先来看地理环境。
天全县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二郎山东麓，古有“西南锁钥、南诏咽喉”之称，从古至今为四川西南有名的民族走廊、生态走廊。县境为古徙国都邑，汉徙县（前111始置）故地，后蜀（公元934年）起历宋、元、明，至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改土归流”置天全州止为高、杨土司（天全六番招讨司）辖地。今天全县地理坐标东经102°16′～102°55′,北纬29°49′～30°21′。东西长约6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幅员面积2400平方公里。县境四邻，东接雅安市芦山县、雨城区，南邻雅安市荥经县，西连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泸定县，北交雅安市宝兴县。
天全土司的辖地范围，在历史的演进之中，其范围并非凝固不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有一些变化。
后蜀时，高卜锡之孙高襄（阁藏）和杨端后代杨夹矢率众归附，受封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其范围从大渡河下游的部分区域到青衣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当大致包括今雅安市天全县（碉门）、雨城区（雅）、汉源县、石棉县（黎）、甘孜州泸定县（长河西）、康定县（鱼通、宁远）等区县的范围。
宋代区域缩小，“东至飞仙关，南至虎头峡，西至马鞍山，北至灵关口，”四邻分别与今雅安市雨城区、荥经县、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康定县、雅安市芦山县、宝兴县接壤，与现在天全县行政区划范围相近。
元以后，与宋代相比，范围明显扩大，与后蜀相似，但有增减。《天全州志·疆域志》记载元、明两朝的基本状况是这样说的：
“天全州在高杨二土司时，所辖地方甚广。元初，外抚董卜、韩胡、鱼通、长河西诸夷，内统黎、雅、宁远诸路。及至正丁酉，青军入寇，土宇所失过半，遗迹尽遭兵火。明太祖即位，高国英来归，仍领旧职。则但东至飞仙关，南至荥经罗家坝，而黎雅不在也矣。然其西南尚有紫雅七姓，以至黎大所、宁越营、化林坪皆在所辖。西统长河西、鱼通、岩州、咱道、咱里及四十八寨蕃夷。北连董卜、韩胡三十六种部落。东北自鱼喜河、镇西山、统火井、三班、小溪，直接邛州文台里。其后两司不睦，争地争民，互相攻击，民不堪命。东北火井一带入邛州，西南黎大所一带归马土司。明英宗正统中，紫雅七姓入荥经，而二司之势稍衰矣。明初，太祖授高国英为碉门统属六番招讨使司，以杨永忠副之。二氏各以其将为首领。高氏以盛氏守御碉门紫石关，为碉紫所百户。杨氏以其将王氏守盐井溪，为盐井所百户。”
位于邛崃市城区西南40余公里处的天台乡马坪村永乐寺的山门前，有一座天全土司于明代建造的“雪巢名胜”石牌坊和照墙，亦可看作天全土司领地东北部所达区域直抵直隶邛州界的实物证据。1
清代，历顺治、康熙两朝至雍正七年，天全仍为土司统治。通志、府志、州志三级地方志书记述改土后以原天全土司辖地设天全州，“时近迹真、地近易核”，认定其所记述的天全州范围为天全土司的腹地或相对稳定的核心区域应该是可信的。
文渊阁四库全书乾隆《四川通志》和乾隆《雅州府志》一致记载“改土归流”后天全州疆域：
“ 天全州
在府（注：即雅州府）西一百二十里，东西距三百四十里，南北距一百七十里。东至芦山县界二十里，西至打箭炉西夷界三百二十里，南至荥经县界三十里，北至直隶邛州大邑县界一百四十里，东南至雅安县界八十里，西南至清溪县界一百六十里，东北至直隶邛州界一百六十里。”
咸丰《天全州志》记载天全州境：
“在省会之南四百五十里，在州府（注：即雅州府）西一百里。东西距三百六十里，南北距二百九十里。东至芦山雅安界六十里，西至泸定桥界三百二十里，南至荥经界六十里，北至直隶邛州界一百六十里，东南隅至雅安界八十里，西南隅至清溪界一百六十里，东北隅至芦山界六十里，西北隅至木坪界一百九十里。”
上述记载，虽然在一些具体的里程、地名等方面略有差异，基本的范围、区位却是明确的、一致的。据此，我们就可以勾画出天全土司的相对稳定的核心区域。即该区域四邻分别与今雅安市所辖之宝兴县（木坪）、芦山县（芦山）、汉源县、石棉县（清溪）、雨城区（雅州府住地），甘孜藏族自治州所辖之泸定县（泸定桥）、康定县（打箭炉西夷），成都市所辖之邛州市（直隶邛州）、大邑县（直隶邛州大邑县）接壤。
从自然地理角度看，该区域属于邛崃山脉南缘，其范围包括由大渡河流域下游部分区域到青衣江流域上游区域，西北端至夹金山（《天全州志》记作“夹金达山”）与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紧密相连，西南端至相岭（今汉源境）与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相距甚近。该区域地处四川盆周山区西北边沿至西南边沿一线，边沿以西为康巴（即甘孜藏族自治州）纵深地区，越往西海拔越高、切割愈深，边沿东北越过镇西山、西岭雪山等界山便可进入成都平原的邛崃、大邑等地。该区域为四川盆周山区山地区，地貌呈深中切割，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多为中高山区，生态环境良好，原始森林众多，生物呈多样化生存状态，海拔最高者超过5000m，东南部低山河谷区不足两成，最低海拔600m。
从历史地理角度看，这一区域北、西、南被今四川三大少数民族地区（阿坝、甘孜、凉山）包裹，正好是“历史上的民族走廊”的重要部分，对于成都平原而言，恰似一道由千山万壑构筑的绿色山地屏障。
任新建先生说：
我国之地形，西高东低，故大多数江河均为自西向东流。但在东经95度至105度间，却有数条大江自北而南奔流而下，将青藏高原东部、川西北台地和云贵高原纵切出一条条深谷，这些低浅的河谷贯通南北，为我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交通提供了地理条件。故自上古以来，西北、西南地区民族的大迁徙，多经由这一地区，甘、青地区的氐羌系民族南下，云桂等地的壮、侗、孟一高棉语族诸民族北上，大多交汇於这一通道之内。此外，由於此区内主要为横断山脉和大雪山脉等南北向山岭，群山之间的一个个低洼的山口，又为西——东方向的藏汉民族交通提供了方便，形成了沿河谷和山洼行进的汉藏交流通道。拉铁摩尔将这一地区称为“内部边疆”。我国民族学界则更形象地称为“历史上的民族走廊”。也有简称为藏彝走廊或汉藏走廊的。
这条走廊的路线，费孝通先生认为“可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及北）和南划出这一走廊”。实际上，北起甘、青南部，中经四川西北，南至滇西北，都是这一“走廊”之地带。而且向南延伸至印、缅的北部也应算是这个“走廊”的地区。2
按与康定接壤的天全，正处于康定之东，疆域已经大大小于天全土司辖地的今天全县境，地理坐标东经102°16′～102°55′,恰处于任先生所说的“东经95度至105度间”，足见天全土司辖地为民族走廊之一部分所言不虚。
其实，早在汉代，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就在这里进行开灵关道、“略斯榆”3等一系列交通建设和政治活动，在中华民族融合史上做出建树，用他的历史脚步丈量过这一段“走廊”。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从大渡河到青衣江、从泸定桥到夹金山，红四方面军“南下北上”，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红军将士用血汗测算过这一段“走廊”的价值。解放后，藏汉一家、军民团结，修通川（康）藏公路（国道318线，东起东海之滨上海，其中经四川、西康，西至雪域高原拉萨），在这一段“走廊”上从飞仙关到二郎山一百多公里，一曲《歌唱二郎山》唱响大江南北、三山五岳，川藏公路被誉为民族路、团结路、五彩路，这一段“走廊”也得以走进更多人的视线。总之，这些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关于这一段“走廊”的史实和故事，都为它所处的特殊区位、独特的地理环境作出颇有历史意蕴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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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巴蜀文化网2004-11-10李绍明《成都周边有关羌族的两处遗迹考略·邛崃天台山永乐寺石牌坊》载：明代天全羌族高氏土司所建的石牌坊，位于邛崃市城区西南40余公里处的天台乡马坪村永乐寺的山门前。据调查，牌坊全用红砂岩雕刻而成，为面阔三间的四柱重檐式仿木结构建筑。通高11．2米，宽8．3米。坊座、坊身、斗拱布局紧严，雀替、额枋等部的浮雕图案生动。牌坊正面当心间上部匾额刻有“雪巢名胜”四个大字，上款书：“天全六番招讨使司正招讨使昭勇将军高”，下款题：“皇明万历甲寅仲冬吉日立”。两次间亦有匾额。左次间匾上刻有：“天全六番招讨司，先任正招讨使，功德王高文林，任官高勋，历代任官高继光，掌印太婆马氏，太淑人高氏，先夫任官高仲德，捐资重修殿宇牌坊，妇官高承勋，正招讨使荫袭高基，本司舍人高堡等。”右次间匾额刻有建造石坊的督工、书写、石工等人姓名。牌坊背面当心间上部匾额刻有“第一禅林”四大字，上款为“天全六番招讨司正招讨使掌印妇官刘氏为荫袭高基”。下款与正面相同。在牌坊正面5米处有一照壁，以红砂岩砌筑雕刻而成。照壁长9．5米，高3．7米，厚1．38米。石砌台基长9．9米，宽1．78米，高0．3米。照壁中部刻有麒麟图案。题记为：“天全六番招讨司正招讨使高基荫袭高宗胤，四川直隶邛州蒲江……”照壁右侧有“崇祯辛未”的年号题记。
2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新建《略论“汉藏民族走廊”之民族历史文化特点》。
3语见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