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眸古堂琅
陈正彪
编者按：为深入发掘堂琅文化的深邃内涵，弘扬堂琅文化的精髓，2008年1月，巧家县成立了以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天荣同志任组长，著名学者邹长铭先生为顾问的“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这意味着，对堂琅文化的深入研究将进入全新的时期。
“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成立以来，所有成员深感使命的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查阅了大量和堂琅文化相关的典籍，从历史、地域等方面初步理清了堂琅文化的源流嬗变，探讨和周边文化的关系。在随后开展的田野调查中，课题组成员深入民间，跟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广泛交流，不放过一丝有用的信息和线索。在巧家县包谷垴乡谷垴村铜厂沟村民小组，课题组发现一大型古代炼铜遗址，残存矿渣数万吨，矿洞数十口。从采炼规模和年代的久远来看，该遗址极有可能就是闻名遐迩的堂琅洗产地。但，研究还须深入。随着地下历史遗存的出土和对其详细、严密的考证，古堂琅的庐山真面目将初步呈现在世人面前。
文化需要传承，课题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传承方式。作为一项研究，因研究者学识、涵养及对史料的把握和理解程度不同，在特定的时期，总难免挂一漏万。鉴于此，我们选择编发了部分课题组成员撰写的稿件，从中可以管窥到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和早期成果，以期其课题研究在读者朋友们真诚的挑剔中得以完善。
一种文明的诞生、成熟通常需要漫长的岁月，由于某种人为或自然的原因，这种发达的文明往往又长眠于地下，直到一个特殊的机缘被后人唤醒。玛雅文明，殷墟，秦陵兵马佣，三星堆，金沙遗址……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古堂琅也没有外开这一规律。所不同的是，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中，“堂琅县”不时被提及。《华阳国志》载：“堂琅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水经注》载：“朱提县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曲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南中诸郡以为至险。”
地处西南边地的古堂琅何以在古人的话语空间占据一席之地？当然主要是因为古堂琅曾创造过灿烂的青铜文化。这种文化上溯至商周时期，到后汉达到鼎盛，其影响力一度通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辐射到中原、南亚、西亚以至欧洲。在世人眼中，堂琅县：一个把历史和文化铸上青铜的古县。
堂琅故地，当今巧家。造化钟情，历史垂青。她钟灵毓秀，河山壮美不墨画；她物阜民丰，诗意家园宜恳牧。数千年岁月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当我们顺着时间的隧道回溯，相信我们拾取的绝不只是历史和记忆的碎片。
1991年6月，地处今巧家县城中心位置的县政府宿舍区，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经考古工作者清理，共清理石棺墓10座，土坑墓8座，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及海贝、海贝珠等文物，还有数量不少的猪、马、牛的骨骼。从这些出土的墓葬和器物来看，距今约4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生活，而且畜牧业已取代了原始狩猎生活，农业生产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距今巧家县城1公里的魁阁梁子上曾发现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古墓群。自上二十世纪50年代起，当地居民改地造屋取土时，陆续发掘出大量文物，这些文物种类繁多，除了石器、陶器外，青铜器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矛、铜锄、铜匕、铜镞、铜削、铜镯、铜指环。专家鉴定，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遗存。中原地区青铜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西南边地金沙江边的深山里青铜文化却放出了耀眼的晨光，终于在汉代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历年来，从各地出土的数以千万计的朱提、堂琅铸造的青铜器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这些器物中仅有数百件有铭文，而其中又多为铜洗（铜盆）。从迄今为止出土的情况来看，款识最早的系1965年在今昭通守望乡甘河村甘沟社出土，署“建初元年堂狼造”（公元76年），铸于东汉章帝年间；款识最晚的是东汉灵帝年间所铸，署“建宁四年堂琅造”（公元171年）。起止相距96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堂琅铜采冶炼达到鼎盛。
这些铜洗简朴实用，古雅大气。铭文和图案铸于底部，中间一行铭文，说明制作年代、产地，外部饰以弦纹，内层多为双鱼纹或鱼鹭、双鹭纹图案。还有少数图案为兽形，介乎于麒麟和骆驼之间，显然是当时公认的某种神兽。在这些图案中，古代劳动人民赋予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鱼”谐音“余”，意为“富贵有余”、“吉庆有余”。白鹭，涉禽的一种，白色，象征洁白的情感。从图案的美学效果来看，讲究对称均衡，物象造型简练大方，线条疏朗凝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
古堂琅县铜冶和铸造不仅以数量影响着外界，还以铸币的方式对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产生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从全国各地出土的古钱币中，就有铸有“建初元年堂狼造”款识的，说明古堂琅从东汉建初元年就有了铸币业。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堂琅县已经开始了白铜的冶炼，并且成为闻名世界的“白铜之乡”。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载：“堂螂县出白铜。”《云南考古》载：“三国两晋时期，朱提堂琅冶金事业方面有了一项伟大的创造，即白铜的制造……其产地在盛产银铜的堂琅……自此以后，云南白铜一直享有盛名，甚至远销外国。”有意思的是，这些传到中东和欧洲的白铜被称为“中国石”，西方到了18世纪50年代才由瑞典矿物学家克朗斯塔特从含镍矿石中提炼出来。其后，到了1823年，英国的汤麦逊和德国的罕宁格兄弟才仿制云南白铜成功。和古堂琅冶炼白铜相比整整晚了至少15个世纪！
古堂琅所承载的历史还跟彝族的发祥史密切相关。
康熙《大定府志》和《贵州通志》同载：“有祝明（笃慕）者，居堂狼山中，以伐木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西南彝志》说：洛尼山，又名堂琅山，是彝族“六祖分支”的地方。
这块土地所承载的，肯定不止这些。
诸葛亮“五月渡泸”平定南方，中原王朝的羁縻之治，明初傅友德征南大军的刀光剑影，历代土司的叛服靡常，大清王朝的改土归流，农民起义将领石达开的出滇入川……所有这一切都已定格成永恒的史册。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说过：“对历史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当前行为的困惑。”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进历史，发掘堂琅青铜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从远去的时光里汲取前行的动力。
位于古堂琅故地的巧家，经过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传入并和当地土著文化交互影响，最终形成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这是各民族的先民们留给巧家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发掘、保护、传承好这些文化遗产，如何让这些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巧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是摆在巧家人面前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编辑: 李荣维 ／昭通新闻网)
“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成立以来，所有成员深感使命的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查阅了大量和堂琅文化相关的典籍，从历史、地域等方面初步理清了堂琅文化的源流嬗变，探讨和周边文化的关系。在随后开展的田野调查中，课题组成员深入民间，跟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广泛交流，不放过一丝有用的信息和线索。在巧家县包谷垴乡谷垴村铜厂沟村民小组，课题组发现一大型古代炼铜遗址，残存矿渣数万吨，矿洞数十口。从采炼规模和年代的久远来看，该遗址极有可能就是闻名遐迩的堂琅洗产地。但，研究还须深入。随着地下历史遗存的出土和对其详细、严密的考证，古堂琅的庐山真面目将初步呈现在世人面前。
文化需要传承，课题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传承方式。作为一项研究，因研究者学识、涵养及对史料的把握和理解程度不同，在特定的时期，总难免挂一漏万。鉴于此，我们选择编发了部分课题组成员撰写的稿件，从中可以管窥到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和早期成果，以期其课题研究在读者朋友们真诚的挑剔中得以完善。
一种文明的诞生、成熟通常需要漫长的岁月，由于某种人为或自然的原因，这种发达的文明往往又长眠于地下，直到一个特殊的机缘被后人唤醒。玛雅文明，殷墟，秦陵兵马佣，三星堆，金沙遗址……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古堂琅也没有外开这一规律。所不同的是，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中，“堂琅县”不时被提及。《华阳国志》载：“堂琅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水经注》载：“朱提县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曲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南中诸郡以为至险。”
地处西南边地的古堂琅何以在古人的话语空间占据一席之地？当然主要是因为古堂琅曾创造过灿烂的青铜文化。这种文化上溯至商周时期，到后汉达到鼎盛，其影响力一度通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辐射到中原、南亚、西亚以至欧洲。在世人眼中，堂琅县：一个把历史和文化铸上青铜的古县。
堂琅故地，当今巧家。造化钟情，历史垂青。她钟灵毓秀，河山壮美不墨画；她物阜民丰，诗意家园宜恳牧。数千年岁月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当我们顺着时间的隧道回溯，相信我们拾取的绝不只是历史和记忆的碎片。
1991年6月，地处今巧家县城中心位置的县政府宿舍区，在基建施工中发现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经考古工作者清理，共清理石棺墓10座，土坑墓8座，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及海贝、海贝珠等文物，还有数量不少的猪、马、牛的骨骼。从这些出土的墓葬和器物来看，距今约4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生活，而且畜牧业已取代了原始狩猎生活，农业生产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距今巧家县城1公里的魁阁梁子上曾发现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古墓群。自上二十世纪50年代起，当地居民改地造屋取土时，陆续发掘出大量文物，这些文物种类繁多，除了石器、陶器外，青铜器格外引人注目：青铜矛、铜锄、铜匕、铜镞、铜削、铜镯、铜指环。专家鉴定，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遗存。中原地区青铜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西南边地金沙江边的深山里青铜文化却放出了耀眼的晨光，终于在汉代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历年来，从各地出土的数以千万计的朱提、堂琅铸造的青铜器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这些器物中仅有数百件有铭文，而其中又多为铜洗（铜盆）。从迄今为止出土的情况来看，款识最早的系1965年在今昭通守望乡甘河村甘沟社出土，署“建初元年堂狼造”（公元76年），铸于东汉章帝年间；款识最晚的是东汉灵帝年间所铸，署“建宁四年堂琅造”（公元171年）。起止相距96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堂琅铜采冶炼达到鼎盛。
这些铜洗简朴实用，古雅大气。铭文和图案铸于底部，中间一行铭文，说明制作年代、产地，外部饰以弦纹，内层多为双鱼纹或鱼鹭、双鹭纹图案。还有少数图案为兽形，介乎于麒麟和骆驼之间，显然是当时公认的某种神兽。在这些图案中，古代劳动人民赋予他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鱼”谐音“余”，意为“富贵有余”、“吉庆有余”。白鹭，涉禽的一种，白色，象征洁白的情感。从图案的美学效果来看，讲究对称均衡，物象造型简练大方，线条疏朗凝重，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度。
古堂琅县铜冶和铸造不仅以数量影响着外界，还以铸币的方式对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产生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从全国各地出土的古钱币中，就有铸有“建初元年堂狼造”款识的，说明古堂琅从东汉建初元年就有了铸币业。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堂琅县已经开始了白铜的冶炼，并且成为闻名世界的“白铜之乡”。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载：“堂螂县出白铜。”《云南考古》载：“三国两晋时期，朱提堂琅冶金事业方面有了一项伟大的创造，即白铜的制造……其产地在盛产银铜的堂琅……自此以后，云南白铜一直享有盛名，甚至远销外国。”有意思的是，这些传到中东和欧洲的白铜被称为“中国石”，西方到了18世纪50年代才由瑞典矿物学家克朗斯塔特从含镍矿石中提炼出来。其后，到了1823年，英国的汤麦逊和德国的罕宁格兄弟才仿制云南白铜成功。和古堂琅冶炼白铜相比整整晚了至少15个世纪！
古堂琅所承载的历史还跟彝族的发祥史密切相关。
康熙《大定府志》和《贵州通志》同载：“有祝明（笃慕）者，居堂狼山中，以伐木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西南彝志》说：洛尼山，又名堂琅山，是彝族“六祖分支”的地方。
这块土地所承载的，肯定不止这些。
诸葛亮“五月渡泸”平定南方，中原王朝的羁縻之治，明初傅友德征南大军的刀光剑影，历代土司的叛服靡常，大清王朝的改土归流，农民起义将领石达开的出滇入川……所有这一切都已定格成永恒的史册。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说过：“对历史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当前行为的困惑。”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走进历史，发掘堂琅青铜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从远去的时光里汲取前行的动力。
位于古堂琅故地的巧家，经过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的传入并和当地土著文化交互影响，最终形成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这是各民族的先民们留给巧家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发掘、保护、传承好这些文化遗产，如何让这些文化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巧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是摆在巧家人面前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编辑: 李荣维 ／昭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