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史修志是我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也是历代地方官员重要的官职官责。正是有了这样重要的文化传统和世代赓续不废的“官职官责”，中国的历史文献才会形成像今天这样的源远流长、永不断章，并累积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为突出最为壮观也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石林历史上的地方志编纂
（一）石林地方志编纂起源考说
据现有文献记载，石林先秦时期属楚国势力范围，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设立为牂牁郡谈稿县，唐代设立为陇堤县，南诏大理国时期为滇东三十七部中的落蒙部，元初设落蒙万户府，一度统辖周边落温（今陆良县）、弥勒（今弥勒）、师宗（今师宗）、罗雄（今罗平）等多个千户所，成为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建立后，落蒙万户被降为州，划归澄江府管辖，并首次出现“路南州”的名称，以后这一行政区划体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2年（1913年），路南改州为县，称路南县，政区变化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12月成立了路南彝族自治县。在此前后，人民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实行区域自治的需要，多次调整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1998年12月，路南彝族自治县正式更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
石林设治两千多年，但目前已经知道的地方志编纂历史最远还只能追溯到三百多年前清朝康熙年间。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是说石林的地方志编纂始于康熙年间。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看，石林的地方志编纂应该还有更早的历史。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清朝以前石林地方不大可能不编地方志。云南省级志书的编纂，现在已知者元朝有李京撰《云南志略》四卷，明朝有景泰年间陈文纂修《云南图经志书》十卷、正德年间周季凤纂修《云南通志》四十四卷、万历年间李元阳纂《云南通志》十七卷等等。州县志也多有编纂，如石林附近的宜良、嵩明等在明朝也都编纂刊印过州县志，今天石林所在的原路南州不可能不编。第二，文献中可以找到有明代《路南州志》的踪迹和证据。康熙《路南州志》的编纂者金廷献和李汝相都在序言中说当时有比较简略的《州志纪略》抄本。正德五年（1510年）《云南通志》卷六《澂江府》中标注有资料来源，其中注录的府州县志计有《澂江府志》、《澂江志》、《新兴志》、《路南州志》、《江川县志》、《阳宗县志》、《新兴州志》，足见当时澂江府所领二州两县此前都有自己的州县志，但清代以前的《路南州志》为何时何人修纂，则需要更多资料发现才能确定，这当然也就只能是后话。
（二）金廷献与康熙《路南州志》
石林现在可以找到的完整的第一部地方志就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刊刻的《路南州志》。该志编纂的主持者为路南州知州的金廷献。金廷献是石林历史上一个非常能干的知州，在任期间做了很多实事，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政绩特别突出，在全州百姓中口碑较好。州志称其在任路南知州七年，“清慎廉明，请上谕修文庙，设义学，编保甲，催科不扰，听讼无冤，开渠筑堰，地方大有起色，士民咸颂。”金廷献本人也很有成就感，按照他自己的话讲，他初到石林时境内“土地未垦”，城边“榛棘丛生”，“而民多菜色”；经过他七年的苦心经营，“川原阡陌、物华人文黎然，焕然觉有种种起色，改观往昔”，基本实现了他确定的“上无负于朝廷，中无负于各宪，下无负于百姓”的执政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编修地方志的工作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大清康熙王朝经过五十年的经营，全国上下呈现出一幅繁荣的景象。按照传统习惯，康熙大帝执政满了五十周年，正是一个“歌扬休美”“纂修著作”的最佳时机。在此之前，有康熙三十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和云南巡抚王继文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30卷刻本行世，《澄江府志》也由知府裴率度纂修而成，“其纪人纪事，文而简、工而备，彬彬奕奕，卓乎可观矣”，“独路南原无成帙志书可考”。金廷献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非及时纂辑，则山川、人物、忠孝、节义、艺文、风俗日久渐多湮没。”于是他召集文人绅士，安排布置地方志编纂事物。他对到会的人承诺说：“修志是事关国家地方典章制度的大事，您们只管尽心尽力的编纂，需要多少费用我自当筹集供给，即便是我自己捐款掏钱，也要把它编纂印刷出来，让后人可以读到可信的地方志书。” 有了知州这样的鼎力支持，一个由学正李汝相挂帅的编纂班子便迅速组建起来。他们从省志、府志中摘录地方史料，从地方长老的访问中获取事实，广泛从旧志残篇和档案卷册中搜集资料，仿《云南通志》分类编排，最后形成了四卷二册的康熙《路南州志》，并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刊刻成书，为石林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史进爵与乾隆《路南州志》
康熙《路南州志》刻本问世四十多年后，石林又编纂出了一部地方志，这就是乾隆朝路南知州史进爵修的《路南州志》。乾隆《路南州志》是康熙《路南州志》的续编，它一方面是对原《路南州志》的修订，一方面则增补下限以来四十多年的事迹和原志缺漏的内容，并基本保持了康熙州志的原貌，严格说来应该称之为康熙《路南州志》的修订增补本。
史进爵，陕西兴安州举人。路南州训导吴之良称其为“西秦名儒”、“学问经济早著西川”。乾隆十九年（1754年），史进爵以军功升任路南知州，后捐修文明坊、两庑，建泮池、圜桥、学署等，对地方建设多有建树。他认为州志的编纂是关系风俗教化的重要大事，并一直有续编州志的愿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他组织开展了州志的续编工作。在编纂过程中，“集绅士，询逸老，广搜博采，纪其遗迹，表其芳徽，补其缺略，”编定后名为“续编”，“不欲没前人之善，炫一己之长”，他本人甚至没有在州志前留一篇序言，足见其人之风度。
史进爵续修的《路南州志》，春季启动秋季杀青，尽管时间不长，但仍以较高的质量给后世留下了两笔重要的遗产，一是地方官吏“埋头做事、低调做人”的精神境界，二是乾隆《路南州志》科学严谨的志书体例和编纂方法。
（四）道光至光绪年间的地方志编纂活动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编成《路南州志》后，历经嘉庆到宣统年间的一个半世纪中，石林似乎没有出现过当地政府主持的地方志编纂活动。1928年李秉钧先生在校勘康熙《路南州志》所写的序言中说过：“吾邑志乘，以纂于清康熙间者为最初，此即是也。后于道光间续修之，然遭咸同时夷回之乱，已随劫火俱烬。至民国成立，议修之，则百计搜罗，不可复得。”
道光年间，石林曾经再次续修过地方志应该是确切无疑的，查今天可以看到的道光《澂江府志》就可以得到证明。《澂江府志》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为当时的澄江府知事李熙龄主持纂修，府内四属州县相关官员分纂，依康熙《澂江府志》体例，按河阳县、江川县、新兴州、路南州的顺序排列合编为16卷。据该志“纂修姓氏”所列，路南州部分的分修者为知州李凤翚，参订者为路南州儒学学正卜滨，校阅者为儒学训导武能靖，路南岁贡徐士达、拔贡金冕、岁贡李高培、廪生张荣封分别参与了采访、誊写、校刊等工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次地方志纂修的成果除了汇编成府志之外，是否单独刊刻过道光《路南州志》。但由于该府志采取分类分地区编纂的方法，现在保留下来的《澂江府志》，应该还是比较好地保留了道光《路南州志》的主体资料，如果做一下辑录校勘的工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道光《路南州志》佚失造成的缺憾。
再往后，石林地方也没有出现过政府组织编纂地方志工作的迹象。但有一个全国性的变化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光绪末年开始的乡土志修纂的兴起。这是一次由近代中国教育变革引起的修志热潮，并正式形成了州县一级纂修乡土志的风气。在这次乡土志编纂的热潮中，石林也编纂出了自己的乡土志。也就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学部颁发《乡土志例目》的第二年，石林就编写出了质量上乘的《路南州乡土志》。这不是一般意义上，满足新式小学历史、地理、格致教育需要的“三合一”课本，而是按照地方志纂修规则编纂出来的“地方志亚种”，故而石林地方志中也就有了自己的乡土志。
在清道光到光绪年间，是石林历史上政治衰微、经济凋敝、社会动乱的苦难时期。外部帝国主义的入侵、本土和周边地区咸同年间的民族纷争和长期战乱、天灾频仍和瘟疫流行等等，使得石林的人口大幅度锐减，全州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大衰退大凋敝时期。地方志的编纂和出版自然受到影响，所以尽管出现过修志活动，但志稿的刻印和保存都因为经济拮据而成为问题。凡此种种，导致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找到当时纂修的地方志书，只能在府志省志中找到某些纂修志书的线索，在某些私人的手稿中找到一点转抄下来的稿件，也已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五）民国时期的地方志编纂活动
民国时期，石林地方历史进入了一个震荡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新建的民国政府再行新政，关注实业建设和地方发展，使晚清凋敝的地方经济有所复苏。一方面，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连绵赓续，长期的军事征战和政治腐败，又深深肢解和消解着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一宏大的社会背景反映在地方志编修上，就表现出持续发展和曲折反复的双重特性。
一方面，晚清纂修地方乡土志的强劲风气，继续沁润和影响到民国时期的地方志编纂活动。我们现在无法确知那个时期具体的编纂情况，但从我们现在查找到的地方志著述中，仍然可以体会到那个时期重视地方志和编修地方志，希望通过认识地情研究地情建设新社会的激情和热情。在云南省图书馆中，现在还保存着两本民国前期修编的旧志抄本稿件。一本是民国二年（1913年）编修报送的《路南县乡土志草本》，另一本是民国九年（1920年）的《路南县地志资料》。这两部书内容比较简单，资料比较单薄，编纂工作也不够严谨，大有敷衍应付的嫌疑，但两部书又都很严肃地盖有县政府的官印，个中滋味颇可玩味。另外，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乡贤杨一波和李埏为教师暑期讲习会合编印讲授过《路南县乡土志辑要》一册，内容均为乡土地理历史，但并非严格意义的地方志著述，所以不在此赘述，也不纳入本次编校出版的《云南石林旧志集成》。
另一方面，石林地方志的编纂也在民国建立初期和抗战胜利这两个历史发展机遇期持续进行。一是民国六年知县马标主持修纂石林历史上第一部县志《路南县志》，二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开始设立县志局组织编纂《路南县志》。马标，字锦帆，号罢谷山人，云南洱源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学习铁道工程，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参加“重九”起义，民国元年（1912年）奉蔡锷之命到美国学习铁路建设工程，1915年学成回国，1916年出任路南县知事。他主持编纂的第一部县志共四册十卷，当年四月开局编纂，十月印刷出版，仅用半年时间就编纂印刷完成，并请得当时主政云南并号称“东陆主人”的唐继尧题写书名，赵藩、由云龙、袁嘉谷、赵世铭等名流显贵作序，虽有“仓促杀青，其疏略故不必讳”的定论，但在当时也算是一大盛事了。与此相比，第二次修《路南县志》则迁延日久，命运多舛。据有关资料，这次修志是依照云南省主席令进行的，并颁发有编志条例和编志大纲，由县政府成立县志局，聘请石林当时最有知名度的李秉钧先生主持编纂事务，县内士绅名流参与，并延聘省内著名教授楚图南、方国瑜等担任纂辑，但终因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而夭折。据该次参与修纂工作的张乾垓在1948年4月为《路南县志初稿·艺文志》所写的《路南县前志源流》中说：“现正赶办编辑初稿，完竣后，呈请省府转咨内政部核定，即付印刷，成书之期，当为时不远矣”。我们现在除了可以看到其中的艺文志初稿外，其他部分则不知所终，成为石林历史上的一大谜团和治学石林者最大的憾事。
综而言之，民国时期石林地方虽屡次组织纂修地方志，但马标所修《路南县志》和在此前后所编的乡土诸志失之简略，且处民国前期，民国资料记载少而不全；抗战以后李秉钧主持所编《路南县志初稿》则佚失殆尽，加之县内同期的档案文书在解放战争期间大量被毁，造成石林民国资料的整体缺失。以上两个方面的不足，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石林民国历史不得不面对，却又始终无法逾越的历史性困难和历史性障碍。
二、石林现存的六部旧志评述
（一）康熙《路南州志》
康熙《路南州志》，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刊刻。金廷献纂裁，李汝相、邵崇文、金瑛等修辑。金廷献，镶黄旗奉天广宁人，康熙四十四年署路南知州。其传世诗文有《凌云阁记》、《重修学宫记》、《凌云阁引》、《劝义馆诸童勉学》等。李汝相，云南鹤庆府举人，康熙四十二年任路南州儒学学正，州志称其“学术渊茂，操履清纯，明伦训课，士子多所赖之，”并收有其诗文《滇南赋》、《万寿桥歌》、《石林歌》、《赋得川波岸柳春全回》等多篇。
该志分四卷二册，首载金廷献序、李汝相序、《路南州志》纂修姓氏及该志凡例四则，内厘图考、星野、气候、建置沿革、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户口、田赋、盐法、物产、兵防、秩官、学校、选举、祠祀、古迹、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乡饮、流寓、隐逸、仙释、土司、灾祥、艺文、杂异三十目。如“凡例”所言，该志以康熙《云南通志》为式，凡三十条。于每条所有者纪之，无者阙之。此三十目中，隐逸、仙释、杂异三目空缺无子目，仅有编者简述。
金廷献在其序言中称，该志编纂中“仿《通志》旧例，分其条、晰其目、比其事、属其词、辨异同、严去取，或采于书籍，或访于传闻，山川穷其源委，人物严其考辨，忠孝必足称于家国，节义必可质诸鬼神，文艺则谨择其佳，风俗则务采其实，重者详之，轻者略之，可纪者书之，可去者删之。”负责纂修的李汝相在序中则称，该志“志山川则层峦叠嶂，巨津小泉必载其幽胜也；志风土建置则寒暑气候、风俗人情必录其切当也；志名宦乡贤、忠孝节义，则孤芳劲节、往迹前踪，必纪其真确也；至若文人题咏，则采前辈名笔以表彰之，而今人题咏有可录者，亦不遗焉。”康熙《路南州志》是石林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官修地方志书，尽管有“事略而词简”及其背后编者用功不足的问题，在编纂质量上也还达不到历代佳志的标准，但作为一部古代地方志书，尤其是石林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现存最早的志书来说，其价值是非同寻常的。
该志康熙五十一年刻本已经成为孤本，仅国家图书馆有藏。现流传较广者，有民国十七年杨立德出资刻印本。该本为当时在京就学的县人杨立贤（即杨一波）受李秉钧先生之托，雇人抄录于京师图书馆，后经李秉钧校核，杨立德出资石印百部以广流传。与原刻本相比，民国石印本前增刻有李秉钧、杨立德序言，后有杨立贤附言，记述抄录、校核、刊印之经过。
（二）乾隆《路南州志》
乾隆《路南州志》是康熙《路南州志》的续修之作。路南州知州史进爵总裁，学正郭廷选领衔纂辑，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秋八月，是石林现在保存下来的第二部地方志书。其原版本在北京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有收藏，云南省图书馆藏有传抄的天津图书馆藏本。
有的注录者称其为《续编路南州志》是不妥当的。首先，该志原版沿用旧志名称为《路南州志》，而未将《续编路南州志》作为全书的总称。其次，原志中使用“续编”和“续修”时含意有明显的差异，即“续修”指整个志书的纂修活动，“续编”则是相对于康熙《路南州志》下限以后四十多年地方志资料的分类补编。再者，该志内容分三个部分，一是援用，二是续编，三是新编，单用“续编”不符合实际。因此之故，此志准确的讲应该是康熙《路南州志》的修订增补本。
乾隆《路南州志》中，直接援用康熙《路南州志》的体例和文字，成为该志的第一大特点。如其中的图考、星野、气候、建置沿革、疆域、山川、风俗、城池、户口、田赋、盐法、物产、兵防、秩官、学校、选举、祠祀、古迹、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乡饮、流寓、隐逸、仙释、土司、灾祥、艺文、杂异等三十条，一律照录。
“续编”是全志主要增加的新内容。乾隆《路南州志》将旧志下限以来的史实按照原来的“体裁义例”进行分类编纂，作为旧志之续编。然而也并非机械地将上述30条逐一续编，而是“斟酌简繁，以成续编”，有则续之，无则不作。除新续序言、跋、凡例、纂修姓氏外，续编者计有山川志、津梁志、城池志、公署志、坊表志、水利志、田赋志、物产志、秩官志、学校志、祭器志、书籍志、学田志、义学志、选举志、祀典志、寺观志、各寺长住志、古迹志、乡贤志、孝义志、节妇志、乡饮志、善行志、艺文志共25条，或为目或为子目，不一而足。
当然，新增补的除“续编”外，还有两部分“新编”的内容，即“新编积贮志”和“新编经费志”。另外，在“图考”部分还有既没有标明是“续编”，也没有标明是“新编”的图文三则。它们分别是：路南州民和乡大地江图、松岩寺图、新开永济河图。
乾隆《路南州志》合康熙、乾隆两志为一体，记载简严，体例独特，是一部具有较高质量、较高研究价值的地方志书。在整理过程中，我们从天津图书馆复制了全文，但由于年代久远和其他原因，版本中存在着装订错误和缺页现象，本次整理出版时作了力所能及的更正，以便读者阅读和使用。
（三）光绪《路南州乡土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编，编纂者和印刷时间不详，不见有流传本。《集成》依照石林县档案馆所存李秉钧先生手抄遗稿校改。编者当即为李秉钧先生，或李秉钧先生参与该志的修编。
《路南州乡土志》是目前石林已知最早纂修的乡土志，具有重要的价值。全志共分十二编，体例遵清学部光绪三十一年颁发的《乡土志例目》。编著者结合当地实际将内容从《乡土志例目》的十五门修订增扩到三十门，除耆旧录、兵事录、政绩录单列成编外，其他九编都是依类合编，每编三门，详略得当，充分体现当地的乡土实情和地方特色，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和针对性。
《路南州乡土志》是晚清石林地区的一部总述性、概览性的地方志书，对民国时期县志和乡土志等的编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奠基作用，对我们今天认识、理解和解读石林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民国《路南县志》
《路南县志》四册十卷，路南县知事马标总纂，洱源举人杨中润（字雨膏）纂辑，民国六年（1917年）十月云南官印局印刷百部传世，各地图书馆有原刻本收藏，台湾成文书局有影印本传世。
马标主持纂修的《路南县志》，是石林历史上的第一部县志。该志先从省府志各门中涉及路南的部分辑录相关资料，分类排纂，再通过查考近期的文书档案和征集现实的口头资料，考订后依照类别和时间顺序补入，用时四个月形成初稿，后经知县马标、职员张致中及张绍曾等人修订而成。成书由唐继尧题写书名，卷首有赵藩、由云龙、袁嘉谷、马标、杨中润、赵世铭序六篇，路南县志纂修所职员一览表、目录、地图。其中，地图有马标绘《路南县略图》（彩色）和《路南中区近城略图》。卷末有张致和所写的跋一篇，并附有路南县志纂修所经费出入表。十卷依次为地理、建置、赋役、学校、祠祀、秩官、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四册分别为：第一册含卷首、目录、地图和卷一地理志；第二册含卷二建置志到卷六秩官志；第三册含卷七选举志到卷八人物志（上）；第四册含卷八人物志（下）到卷十杂志及卷末。
马标在他写的序中说，他之所以不揣谫劣纂修县志的目的，乃是想“以是启发斯邑人士爱国爱乡之心，俾善自为谋，将进而为种种之著述，以与他邑竞，更进而与文明外邦竞”。袁嘉谷盛赞知县马标的修志之盛“企乎夹漈、对山诸君且有进”，也并非全是夸饰。该志“逐类记载，简而有文。”虽然当时有“仓促杀青”、失之“疏略”之议，但在当时“旧志无存”，“俾邦人士有愆忘之诮，官守者无考镜之资”的情况下，能够很快编纂出这样一部县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五）民国《路南县乡土志草本》
《路南县乡土志草本》是继《路南县乡土志》后，石林地方传承下来的又一部地方志文献。原系民国二年（1913年）盖官印抄本，藏于云南省图书馆，不分卷，不著纂辑人姓氏。1988年7月，路南县志办曾委托元谋人杨璜自省图书馆抄录一部，藏于志办资料室，后因管理不善而佚失。本次整理时以我1992年11月的转抄本为底本，再以省图书馆藏本核对。
《路南县乡土志草本》与光绪《路南州乡土志》相比，从体例到行文均不相同，当既非李秉钧本人所撰著，也非以光绪本为蓝本编纂而成。《草本》分道路、铁路、地理、山、水五部分，虽未分卷，但卷章纹理甚明。五部分中重在地理，它以行政区划为纲，分别按照中区、东区、南区、西区、北区五个部分叙述，各区内厘古迹、祠庙、坊表、桥梁、市、学堂诸目，叙录虽然太过简略，但于缺少文献的民国时期的石林地区而言，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六）民国《路南地志资料》
《路南县地志资料》为路南县劝学所民国九年（1920年）编辑抄送省者，原件存云南省图书馆，并铃有路南县印，石林县史志办原有转抄本，后因管理不善而佚失。本次整理时以我自己1993年11月的转抄本为底本，再以省图书馆藏本校勘核对而成。《地志资料》言简意赅，文风流畅齐整，颇有《遗臭碑》韵味，疑即当时劝学所主任李秉钧辑撰。
民国初年以后，正是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的铸造确立时期，封建时代的糟粕正被涤荡和改造。为适应这种变化，《路南县地志资料》一改封建时代之旧志体例，甚至抛弃了民国六年马标撰《路南县志》的体例，而代之以一种完美新颖的结构和内容。
首先，《资料》编辑除继承了旧志的优点外，彻底摒弃了旧志中反映封建忠孝观念的内容，而增加了“地质”、“气候”、“产业”、“政治”、“地方志”等新内容，并大量使用了“表格”，使记录内容更趋简明科学。
其次，在事物分类方面提出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将“植物”、“动物”、“矿产”系于“天产”类目，将“户口”、“种类”、“人物”、“教育”、“宗教”、“风俗”六项系于“人口”类目，“产业”类目包括“农业”、“棉业”、“蚕业”、“林业”、“茶业”、“牧业”、“渔业”、“工业”、“商业”等项，都能给人以爽心悦目的感受和引发新的思考。
第三，在记述方法上有较大的突破。一是注意对事物进行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相结合的描述，避免了“一叶障目”和“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两个极端。二是注意突出资料性和实用性的结合，大胆删裁一些无用的资料，注意揭示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使该资料本在发挥“资治”功能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三是做到了一般记述与重点记述的结合，缺乏自身特点的事物一笔带过轻描淡写，而重点记述地方特有的、较有价值的东西，如“天产”中的动植物，编者对其他就熟视无睹，惟对“银鹊花”、“飞鼠”两项记录细致入微，使极珍贵、即将灭绝的事物得以纪录下来。
《路南县地志资料》的这些突出的特点，奠定了它在石林地方志编纂史上的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编者自身近代文化科学知识的缺陷，行文的字里行间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错误。特别是急于赶辑，造成了一些地方叙录的不完全，文以致中不断出现的“附志”、“附记”、“附说”、“遗补”等。另外，该资料记述事物沿革方面也不够，基本上是“民国九年路南县情（年鉴）”的形态。但这些不足以掩没其开拓创新之功，许多方面仍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