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化：发展民族文化的理性选择
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边缘、半边缘地区民族文化的边缘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这些地区的民族文化在边缘化压力中产生的文化自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惊恐、愤怒、慌乱的情绪中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人们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了一种异于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游荡，并神不知鬼不觉地吞噬和消解着古老的文明和幼稚的文化。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强大的能量？它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背景？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回答，都离不开对世界性文化与民族性文化的界定和探讨。不仅如此，对这一概念不同的回答，必然导致大相径庭的行为后果。
第五节
以严肃科学的眼光审视，民族文化无论是在相对封闭发展的时期，还是在融入全球化的时期，都包括两个基本的构成方面：一是本民族自己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独创的原创性文化，一是从周边或其他地区民族借用的文化，这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说的发明与传播。从民族文化的来源上讲，这一点自古至今没有大的差异。但在文化的使用方式上，在上述两个阶段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区别。原创文化自不待言，单就借用的这一部分文化来讲，过去现在的差别就表现得特别的显著：一是无偿借用和有偿购买的区别，二是零星借用和整体移植的区别，三是改造整合和直接使用的区别，四是有差别的后果和无差异的接受。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代以来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张，民族文化的生产实现了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生产（用品生产）到现代的企业生产（商品生产）的转型。在这种转型中，由于技术、资本、市场的制约，生产规模和销售市场狭小的民族用品作坊和民族企业，在生产具有广阔市场空间的普通商品的现代大型企业的竞争压力下迅速淘汰，人们不得不放弃民族特需商品而采用普通商品，这就更加剧了民族文化和技艺的消亡进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转型并非暴风骤雨式的急剧断裂，而是和风细雨的渐进式的变迁，加之现代商品具有某些民族自制用品难以企及的实用性、便利性和廉价性，人们对这种转型的接受是逐渐的甚至是某种非自愿而自愿的过程，所以在文化心理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震惊。这也正是民族文化快速消失十分重要的原因。正是这种不自觉状态中的文化丧失，在以最迅速、最彻底的方式解构和消解着民族传统文化。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它的具体后果我们现在尚且无法得出十分客观有效的评估。但我们可以对它的产生和趋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这将对我们认识和把握这场全球变迁具有现实的价值。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变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浪潮，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口口相传的经济全球化。对于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潮，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它起始于新大陆的地理大发现，然后经过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经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扩张，到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经过一个近半个世纪的东西对峙，到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之后，市场经济实现了全球的地理扩张。与此经济进程具有某种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在地球上出现了一个与历史上各个地区的民族文化具有或多或少联系的世界性文化。它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同时也包含了世界政治、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成果。正是这种世界性文化的出现和传播，才使得过去具有质的差异和相对封闭的各民族之间有了经济文化交流的可能。这样一来，在原本被视为一个民族社会独有的民族文化中，现在很容易就识别出具有世界性文化的物质文化（如电器、西式建筑、服饰、音像书刊、日用百货）和非物质文化（如民主、人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等概念）。因为这种世界性文化是以西方大众文化为载体的，因而从品牌名称、外观形态、内在结构、使用方式等等方面，都具有自己十分醒目的西方文化色彩，在外部形态上与其他各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强烈的对立、反差和阻隔，在现实条件下还无法实现融会互通。这种新旧文化的对立、反差和阻隔，在民族的文化心理上投下了驱之不去的阴影。一方面他们渴求甚至不愿放弃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为这种对立、反差和阻隔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退化和消亡不安。这是民族文化处在现代化初期都将遭遇或正在遭遇的文化现象。但我还是非常欣慰地观察到这样一种值得重视的趋势：如在我所在的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彝族社区，彝族人的这种不安心理正从另外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中得到宽慰。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彝族人从过去被动接受使用外来文化逐步进入到主动选择和创造民族文化的阶段上来。拥有数字摄影和编辑系统及其技术后，彝族中的文化人已经开始制作展示自己文化的音像制品，并通过与国家音像出版部门合作，向外制作发行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文化节目。热衷于民族民间文化的农民艺人，现在也有了更多展示自己技艺，甚至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来获取经济收入，据我所知，在石林县的农村中，至少有两个农民身份的民间艺人自费出版了自己的音乐光盘。在这里，彝族民间的刺绣品也通过机器化的批量生产，远销到了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地区。因此，这里的彝族人在看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化冲击的同时，看到了掌握现代技术和融入世界市场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在他们的民族文化中，不仅有民族性文化和世界性文化的对立与区别，还有已经开始成长的民族新文化的希望与喜悦。尽管现实的民族新文化还很幼稚，但它揭示着这样一种新的希望：民族传统文化可以通过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实现新的质的飞跃。
种种经验事实表明，我们应该从学理上对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界定和区分，因为这种区分有利于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现实需要。事实上，要做这样的区分是十分简单易行的事情，困难的倒可能是这种区分的意义被分布在不同地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民族的共同接受。我十分明确地感受到有这样一种局限性的存在：我们所做的区分的意义的实现，有赖于各民族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能够平等地获得，但更重要的是能够着实把握住属于自己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这一假设现在还没有办法得出肯定的全称判断。如果没有民族经济的复兴和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做出这种区分也没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中国汉语中的一个成语表述的那样，很多民族可能正在遭遇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但全球化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而且具有不容质疑的重要意义，不少人依此认为“全球化才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因此，尽管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还是要从积极的方面看问题，利用文化人类学“他”和“我”的视角，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内涵做出力所能及的区分，并进而在全球文化生态系统中分析探讨它们的位置和相互关系。
第六节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催生出了一个全球流动的世界性文化。世界性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虽然暂时还表现出阻隔和对立的特征，但已经毫无疑问被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堆积复合到一起，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共同存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复合结构，必然孕育出一个崭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在这个崭新的生态系统中，民族文化过去所拥有的与本民族地域内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并被重新整合进全球文化生态系统中。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将给过去那种基于民族社会和孤立社区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产生冲击。
在这样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民族性文化和世界性文化超越其他要素成为系统中起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其对立统一关系的和谐与冲突、存在与消失，将直接成为考量民族文化发展与危机、生长与死亡的重要标准。这种变化不表示民族文化与本土的各种要素的平衡关系不重要，而是这种平衡关系应该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即民族性文化要优先考虑与世界性文化的关系，然后再确定其内部诸要素的相互关系，最后实现新的内外关系的平衡。大体上也可以使用这样一种简单的说法：即在原先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中优先考虑的是内部要素之间的平衡关系，然后才考虑它与外部因素的相互关系；现在则需要颠倒过来，在考虑系统内部要素的平衡问题时首先得考虑与外部因素的关系，即确定自己在全球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资源分配关系。由此可见，全球化场景中的民族文化生态系统，将是一种全新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模式，民族文化生态系统向全球生态系统的转型，将会是一个任务紧迫而实施困难的、差异较大而又问题丛生的过程。之所以说任务紧迫，是因为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感和竞争意识的社会里，哪一个民族首先实现了向全球生态系统的转型，谁就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谁就有可能抢占文化各个领域的制高点，为民族未来的发展奠定文化基础。因此，这样一个转变的实质是对一个民族发展权生存权的争夺，是一场比时间比实力的竞赛，而且时间就是实力。之所以说实施困难，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政治竞赛、经历过以资本和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竞赛，而且都经过长时段的曲折迂回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很多卓越的战争学说和经济学说，并且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较为稳定的时期。而现在才兴起的以民族文化为后盾的文化竞赛，则基本上还没有多少经验可以遵循。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人们一开始就认定各个民族文化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内在特性，这更为普遍适用的经验积累造成了困难。由于人类不可能制定出评价具体文化质量的统一标准，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发展到什么程度限制在什么领域的问题，将会在未来的世界里长期争执不休，不仅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发生争执，同时也会在民族内部出现对抗，甚至有可能在不同领域内引发严重的冲突。
如此看来，要确立一个稳定的全球文化生态系统，还需要人类付出巨大的努力。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在一份有关全球文化发展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拥挤的星球上，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未来，或者任何人都没有未来。人类的共同未来不能多样化而没有协调，也不能统一而没有多样性。要建成这样一个世界是对当代人类的挑战，首先是对产生人们的世界观和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的文化的挑战”。[1]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建立这样一个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和紧迫，但具体如何发展还是难以全面把握。在这样一个处境中，我们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只能是：“积极稳妥、沉着应对、趋利避害、综合创新”。首先，要积极地向世界敞开胸襟，向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学习交流，在研究比较中发现自己文化的不足，在自省自觉中综合创新和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其次，要十分珍惜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到全面规划、系统普查、科学保护、弘扬发展，不能让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出现流失、断裂、萎缩、蜕化等不正常的情况。第三，在发展中出现问题和发生争端是正常的，要本着平等对话、求同存异的精神协商解决，一时不能达成共识的可以作妥善保留处理，待条件成熟时再协商适当的解决办法。总之一句话，必须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必须在实际进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等待观望、裹足不前。只有采取这样的观点和这样的行动，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才能够早日纳入全球文化的生态系统之中去，为全球文化生态系统的建立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并从世界的发展当中获得自己民族的最大利益。
第七节
世界化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中国的古代先哲先贤们对“化”有过十分精妙的阐述，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卦·彖象》），以及“化不可代，时不可违” （《黄帝内经·素问》）等，言语之间透露出“与时俱进”的大气和“自强不息”的锐气，这是当代发展民族文化必须具备的品质要求。要建立全球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保持民族文化特性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树立一种开放的观念：如果一种文化不向世界开放，不同其他文化对话和交流，没有对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和优秀传统的鉴赏，就必将在孤立封闭中消亡。我们谈论的世界化，就是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要以开放的积极态度，与世界文化进行直接的对话、合作和交流，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文化营养，增强和健全自身发展创新的机能。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创新与守旧、开放和封闭、进步与反动、先进与落后，都可以作为对个人或社会组织在世界化过程中作用的考察纬度和评价指标。
世界化还是一个动态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交流过程。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就是民族性文化的世界化和世界性文化的民族化的动态过程。在一个开放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民族性文化和世界性文化是一对双向流动、交互促进的系统要素，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世界性文化向民族性文化的流动、转化和凝聚，使得民族文化不断获得新的营养滋润，得到新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民族性文化向世界性文化的升华、递进和扩散，丰富和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它们二者在流动的方向上是相反的，在质量上是同等的，在数量上则可能会存在着时间、空间和数量上的差异和不平衡性。这种差异和不平衡性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任何民族都会对世界性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由于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现实条件不同，在同一个时段上一定会有这个民族贡献的数量多一点那个民族少一点，在贡献的内容上也会有这个方面多一些那个方面少一些的情况。这都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决不能以此作为抬高或贬低某个民族的依据。而且，就大多数民族而言，世界性文化向民族性文化的流动在数量上相对要多得多，在时间也需要世界性文化比较长期持久的关爱与呵护。只有认识到世界化的这一特点，才有利于各种民族文化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和持续对话的良好机制。
世界化是民族文化基于历史传统和面向现实世界的综合创新，是民族新文化创造、民族新精神培育的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时势不可违、传统不可弃。立足传统、综合创新已经成为人类公认的文化发展策略。马克思对此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每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必须厘清时代的潮流与发展大势，都必须正视自己民族既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位势，以此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当代民族文化的发展面临的“既定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要求，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民族的昨天和昨天以前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现状。当代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本民族既往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基础上的创造。民族文化的世界化，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就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而言，所谓综合创新，就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3]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现在有的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为地限定在民国以前甚至晚清以前的文化，将辛亥革命以来形成的历史和文化粗暴地排除在历史文化传统之外，这是非常危险的割断历史和否定传统的做法。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坚持给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普京坚持不否定既往历史的做法，堪称20世纪里最引人注目的两个重要抉择，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反复体味。就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发展，1986年4月张岱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的学术报告中，以一个大师特有的深邃的理论洞察力，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他说：“我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新阶段，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在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方面，我们是走在前面的，在这方面是比西方高明。但是，我们的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还比较落后，我们是先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补充这些必须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任务。其中还包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重新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让它适应社会主义时代。”[4]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世界化，就是首先向世界敞开胸襟，积极开展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全面交流，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对比和学习鉴赏中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思路，从而不断创新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新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坚持走世界化的道路不动摇，就一定会从世界文化和传统文化中获得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更新整合出具有旺盛生机活力的民族新文化，永远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如果一味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就会被历史发展的车轮远远抛在后面，甚至走上民族文化衰落消亡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