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闻铁镣感心惊，不知负刑为何人？今日偷窗来窥视，方知故人杨应生。”
杨应生，四川南充人，“反右”前是四川军区中尉教官，年长我两岁。1959年至1961年同在四川省公安厅“415”劳改支队劳改，修筑广元至旺苍 “广旺”铁路快活区段，同食同住近三年时间。他身材矮小，肌肉发达，蓝球、排球、短长跑、单双杠有专业水平。他有一张憨厚的圆冬冬的娃娃脸，在这张脸上却嵌着一双善于思索学者似的眼睛。他不喜欢多说话，说起话来幽默深沉。一晚学习，管教秉承上面意志，叫我们深挖反动思想根源。他照例不发言，待大家说了一圈后，他还是不说话，管教“点戏”了：
“杨应生，你说说，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他清了清嗓门，一本正经道：“‘整风鸣放’我患着喉炎，说不出话，组织上千方百计治好我的喉炎，非叫我发言。说什么呢？我说，我们部队提干是不是也走走群众路线，不要强调服从，有些事不好服从，此如一个大字不识的人，非叫他当作家，不是迫着牯牛儿下崽么。这是我反动思想作崇，明目张胆的反对党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可耻‘右派’，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出身于反动家庭，父亲是个……”
他说到精彩处，嘎然关住闸门，十几双眼睛怔怔地望着，不知他玩什么花样。因为这种检查不是什么检查，明白人一听，便知是在发泄内心里的不满。管教是个农民出身干部，水平不怎么高，现在他所关切的，杨应生父亲是个什么人，忙停住手中笔，抬起头问：
“你父亲是个什么？”
“真坏，专吃我们的血。我们的血太少了，早已给大蚊子吃了。”他扬起手掌，打掉脸上的蚊子，一语双关地道：“我父亲是个‘中将’……”
“哟，中将，官不小，是蒋介石的嫡系还是杂牌军？”管教以为挖出了大鱼，兴冲冲的查问。
“编棕的棕匠。”他挺着身板，一字一句说：“他技术特好，编的棕衣十乡八里都夸。”
“扯蛋”管教忿忿地骂一句，拍着屁股走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自此叫他“中将儿子”。
现在竟然同一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为什么会同关押在一起呢？后来才知道“415”劳教支队向四川省公安厅报称，四川省公安厅又向中央公安部报称：一批在押的右派劳教人员，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也算着其中一员。为了说清此事。必须还原历史面目：
我原是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的编辑，又是中共成都市委机关团委兼职副书记，喜欢写小说、散文和诗歌。从1953年起我以晓枫署名，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小说，195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短篇小说《生活在前进》、《风水树》，一时被誉为“年轻优秀的工农作家”。 1956年夏，中央号召全国作家“干预生活”，要“敢于揭示生活阴暗面”。中国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先后发表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省文联多次组织讨论，大家都拍手叫好。于是，在这股浪的冲动下，我根据自己解放后翻身闹革命有过的经历，一夜之间呵成了一万二千余字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发表在四川省文联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得到领导和同志交口称誉，说它是四川文坛解放以来最优秀的一篇敢说真话的小说，后收入全省优秀短篇小说集《深山初雪》。也叫“在劫难逃”吧，“整风反右”中我被揪了出来，“香花”成了“大毒草”，加之我和流沙河等人私交关系，被钦点为四川文艺界反党反人民“七君子”集团中的“一君子”。顷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机关贴到我住地的家门口。同年7月17日，省市机关联合召开了三千多人对我的批斗大会，第二天《成都日报》以一、四、三版发表了各界对我的声讨和批判文章，一版上还有批斗我的特写照片。接着《四川日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均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和点了我的名。我一下“声名大噪”，成了全省大“右派”，时年22岁。
在全省斗争大会上我拒不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公然在“坦白交待”中说：我出生工人，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是“右派”，历史将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到会领导拍案而起，宣布我是一个坚决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五个月后，我被开除公职、团藉，送劳动教养。在戒备森严，百多人挤在一起的地铺上，外加三餐吃高粱而又吃不饱的转运站里呆了半个月，然后送到四川省汉彝杂居地峨边县沙坪农场新建的白夹林中队劳改。这个所谓的农场没有拖拉机、没有图书馆、没有食堂，也没有电话电灯，宿舍是三大间山茅草盖的长房子，四周墙壁用稀泥涂上，咧咀龇牙，穿风透雨，还不如解放前地主关牛关马的棚圈。屋里的床，是山上砍下的树棍树棒用草绳捆扎上，长长一溜上面再放一层山茅草。每月待遇1.5元人民币生活费，22斤苞谷稀饭，每日2毛人民币的菜金。三餐喝（注意不是吃）苞谷水，从不用筷，把它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劳动开垦荒山，每天定额0.12亩。由于饥饿和过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患了水肿，此时正是共和国 1958年的黄金时代啊！
谢谢苍天保佑，公安厅“415”筑路支队成立了，我因年青体壮而调离沙坪农场，进入“415”筑路支队第四大队19中队修筑内昆铁路云南盐津段黄桶槽隧道。而留在峨边沙坪农场的同伴，听说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相继死于1959年和1960年的“自然灾害”，成了无棺而埋的野鬼。修铁路虽说劳动强度比农场大，但能吃饱穿暖，不再挨饿受冻，每月口粮54斤，一月还能吃上两次肉。可是好景不长，1959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我们转战四川凉山喜德县两河口修筑成昆铁路，此时口粮降为42斤，菜里看不见油珠，饥饿再次向我们袭来，队里出现水肿病，有人在工地上瘁死。1960年3月成昆铁路下马，我们又去川北修筑广旺铁路。所谓“反革命组织马列主义联盟”就发生在这期间。
我们中队修筑的广旺（从四川广元县到四川旺苍县，是川陕铁路的一条支线）铁路快活镇一段。这里曾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闹革命的地方，1932年到 1934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距我们住地不远的薛家大院是徐向前元帅的指挥部，不少墙壁石碑上仍依稀可见红军残留下的口号标语，诸如“打倒军阀刘湘”、 “斗地主分田地，受苦大众要翻身”。
我们这批革命者，全成为“被压迫者”，在服沉重的无期的劳役：繁重劳动却吃不饱，改造思想无归期。大家在绝望中生存，大家在折磨中求活。突然晴天霹雳，沉沉的阴霾云层中透出一线阳光，此时正值苏共在召开二十一大党代表大会，斯大林的残暴专横公诸于天下，为世人切齿痛恨。大概是在1960年7月前后， “415”支队来了一个大调动，过去有点名气的“右派”，分别集中在四个中队，我被集中在薛家大院的2中队。此时中队下面的大组改名为分队，大组下面的小组改名为小队，除中队长是干部外，其它分队队长、小队队长全是“右派”劳教分子。铁路不修了，伙食改善了，管理干部态度好了，每天学习半天，休息半天。一天新来的中队长这样向我们讲话：“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整整修了三年铁路，现在快回到原单位去。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把身体养好，尽早和家人团聚。”大家觉得很奇怪，一下不是专政对象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人们纷纷猜测，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听说中国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举国上下无人再敢讲真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给全国经济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粮食减产，工厂关门；还听说对过去所划“右派”要进行甄别，凡错划的一律改正；又传说“大跃进”、 “总路线”、“大练钢铁”搞错了，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老百姓缺衣少食，全国饿死了不少人，中央开始纠偏了......
政治历来翻云覆雨。大约不到三个月，中队长又板着脸孔训人了：“你们这些‘右派’分子，只有好好改造才有出路。”失望、绝望、不满，把有过的内心喜悦冲涮得一干二净，重重阴霾又笼罩在人生历程上。我们中队所居住的地方距旺苍快活镇大约一公里。镇上约三四十户人家，有供销社、餐厅（凭粮票供应）、茶馆。那时我们的劳动是维修公路，休息时便坐在路边或茶馆瞎侃。侃的内容大约有三：一叫精神会餐，梦想何年何月能吃上一顿饱肉饱饭，纵死也闭目闭眼；二是何日解除劳教，与家人团聚，结束别离悲苦；三是苏共21次党代表大会内容新鲜，觉得南斯拉夫的马列主义联盟比共产党宽松，铁托是位英雄。瞎侃难免要走题，有一天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如果有机会有条件我们在中国也发起组织一个“马列主义联盟”。又有一人说“这名称很好，老周（周居正）是地下党员资格老，有斗争经验，又当过区委书记，选他当主席，大家同意不？”一阵笑声掌声中，又确定了杨应生是“川北特委书记”，我是“联络部长”，还有不少人都赠送了“官名”。这就是“反革命组织”的由来。据我所知从无有文字纲领。1960年10月，我因不能忍受饥饿，伙同同队的“右派”徐洪生趁为中队搬运粮食之机，将150斤重的一袋大米分而食之。旋即，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粮食罪判处我五年有期徒刑。我不服判决，趁外出淘河沙之机潜逃，五天后被抓获，加判五年有期徒刑，送旺苍小松岩煤矿劳改，10天后我再次脱逃远走西北。1962年5月我流浪在兰州以卖苦力为生，夜宿车站码头。后来混进陕西一家煤矿挖煤。却不知四川省公安厅因“马盟” 事件己向全国发了我的通辑令。1962年春，我在流浪的队伍中被清查出来，由四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押解回成都，关入省公安厅看守所。
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座落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后面梓童巷内。庭院深深，花木扶疏，从外面看决不会知道这儿是四川的一座高级监狱。它前身是梓童庙，供奉着玉皇大帝的太太，僧众数百，香火十分旺盛，信男善女络绎不绝。解放后何时改为看守所不得而知。当时关押在这里的人均为重犯，诸如国民党时代的省主席王赞绪，某达赖哪嘛经师，还有共产党的高官刘吉廷和张西挺，除此便是解放后国民党从空中和海上派来的特务。看守所岗哨林立，警卫森严，电网密布，纵然肩生两翅也难飞越出去。我的代号为“411”，同时关在一起的还有三人，他们代号分别为958、332、402，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代号“958”的叫周迅予，黄埔4期学生，曾参加过共产党，1924年国民党“清党”时他被关押，险些杀掉，为西山会议派邓演达保留下来，此后效忠蒋介石，还先后参加过捕杀民主人士刘卢隐和处决大汉奸韩复榘的特别行动，曾任成都警备司令。解放前夕下令处决活埋于成都十二桥42名烈士的刽子手，后潜逃松潘草原一带，为首组织川陕甘反共救国军，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电影《猛河黎明》写的便是他。1952年他的部队被解放军击溃，同年被捕入狱；代号“332”的叫贾祥瑞，浙江慈溪人，蒋介石嫡系，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军统少将特工，直接镇压过南京学生的大游行；代号“402”的叫张兴富，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侄儿，解放后参军赴朝作战，转业后分配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司机，“自然灾害”中想潜逃香港，以叛国罪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