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重返政坛

   正当我对新闻、文化工作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有位与我同时期调县委机关，文革后又回到区、乡当领导的老朋友李国俊，突然来找我帮他承包修建大纳公路的工程。这怎么找到我来了？

   大纳公路，是从贵州大方县到四川纳溪县的高等级公路的简称。它是1984年元旦由胡耀邦总书记在毕节亲笔划定的。

   1983年12月31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的陪同下，冒着风雪严寒从四川泸州行车到贵州毕节，在听取毕节地委汇报工作后，亲自划定大纳公路线，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修建。我也几次去采访它的测量工作，认识测量队的张队长等一些人，怎么会找我帮助包工程？我莫名其妙！

   他说你是大纳公路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怎么想不了办法？这更让我莫名，我让他不要乱讲。他说“都是老熟人啦，怎么还瞒我？”这真使我生气，便说：“国俊，你看我哪时候说过谎！？”他说，“还是县委禄书记点的将哩！”但我确实不知道，没有谁通知我，连小道消息都没有听到过……

   正好当天大纳公路指挥部请我们去采访，一路采访到指挥部所在地——瓢井区委会大搂办招待时，叶顺芝副指挥长说是为我接风，并安排：“高主任带行政人员这一摊子，与杨工程师带技术摊子打南征北战（所谓‘南征北战’，就是酒桌上的双方派出同等数量的队员集体猜拳，由队长派兵出战，哪方队员先输完了就喝酒）”。这就真把我当成办公室主任了。

   叶顺芝是县委老领导，又与我有街坊亲，我便抽空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向县委要个办公室主任来写材料，他们要县委办的潘主任，禄智明（现在贵州省的副省长）书记说，写材料还是要高致贤，就点名调我去。可能是广播局不想放我才没有通知我。我说我不适合干这个……

   宴会结束，送客起身，叶指挥长等领导人送客时，对与我同去采访的熊长发和张继表示感谢，并说“高主任明天要到地区开会，今天就住这里了”。

   我说：叶县长，你别把话谈乱了，我是来采访的，不是来上任。说完就跳上车子回城了。

   回城后，正好遇上我的老领导、地委委员、地区政法委书记吴纯让带着我的同班同学、地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陈安忠来大方视察工作。我便向他们说我不想去大纳公路指挥部任职，请他们帮我做做工作，理由是我家经济困难。

   时任大方县委书记的禄智明是吴纯让的老下级，大纳公路指挥部的郭才贵政委是他的老朋友。他们便先问一下，得到的答复是关心我。如此重用我，这不言而喻。他们还说，到指挥部工作，每月有一百零几元的小伙食补助费，这已超过我的工资了；旅差费按中央机关出差标准报销，我的家庭困难，县财政还可适当补助。这真是一个肥缺，很多副县级干部都在争，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此时我再向他们倾吐了我的内心：我说那对我是“死路”一条。何也？搞工程吃回扣已成公开的秘密，我如果同流合污，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但我的思想道德就先死了；如果我不同流合污呢，有人吃了我会知道，我是个包不住问题的人，知道了就要说，就要写，这样我又会得罪一些权贵，我的工作上就会死阵……他们同意了我的看法，回毕节时特地绕道去瓢井为我向郭政委做工作。

   第三天，我约起电视记者熊长发，前往我县最偏僻最边远的沙厂区油杉河一带去采访，直接深入村组农户，还到了金沙县沙土区的一些地方采访，那时候尚无移动通信，我们与单位完全失去联系。一个多星期才返城，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已有人上任了，我总算避开了那场“官运”。

   我立即去向禄智明书记检讨，说自已辜负了他的关爱，并向他倾诉我不去上任的想法，准备接受他的批评。可他只轻轻说了一句：理解。他没有批评我，也没有对我失去信任。

   1988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家中吃午饭，管人事的县委副书记刘伦才（现任省乡企局局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潘明文直接来到我的陋室之中说：“禄书记请你去一下。”我请他们吃饭他们说等会儿回去吃。我让他们先去吃饭，我吃完饭就去。他们说：禄书记还在办公室等着我的。我说，什么事这么急？我一上午都在采编室，打个电话不就可以了吗？何必劳你们两位老弟的大驾？他们笑而不答。

   我很快吃完饭便同他俩一起去了。禄智明书记果然还在书记办公室等着，那是他们常与被提拨的干部谈话的地方。互相握手坐下后，我便问书记找我有何事？他虽像平时那样和蔼可亲，但却未开玩笑。

  他的开场白就是：“总算把你请来啦！你们读书人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我们的工作中信息不灵，决策困难，我想请你到县委办信息科来搜集信息，提供县委决策，就算来帮兄弟一把，我想你不会不答应吧？”

   我说：请让我想想吧！此时，我不禁想起他与我的首次接触。我到马龙岩林农公司采访时，他正在那里视察，他便主动约我去转转。我说：书记，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高致贤哩！他说：我就是约你呀！我们沿着山间小道慢走漫谈，我说（他的前任）赵福亮书记是不会见我这种“坏人”的，他还在大会上瞎批评我高致贤留大包头、穿喇叭裤。把我最鄙视的且写文章挖苦讽刺过的奇装异服反过来加在我这个50岁的老头身上，说心理话，我调出县委大院后，我对县委机关的官僚作风更加反感。连县委机关的新闻我都不想写。禄书记却同我讲起他小时候放牛割草，工作后扫地提开水、爬电杆、修机器等“卑贱”经历，我仿佛觉得他不是县委书记而是一个好兄弟。我与他的距离突然拉近了，我傲视官人的性格被他软化了。在后来的接触和了解中，得知他工作时严肃认真，休息时嘻嘻哈哈，几岁的农家小孩都同他玩得来的性格，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特别关心贫困农民，觉得他很像我青年时的性格，是个信得过的书记，与他共事不会吃亏。便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之后，广播局的领导刘福泉打电话给刘伦才书记反映要求留我，受到刘书记批评后才放我走了。

   我说我马上要到北京参加新闻改革和新闻人才培训班，刘伦才副书记说现在不去了，要上北京以后同禄书记去，有的是机会。禄书记对他说：那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让他去学习回来再来上班吧。

   实践证明我的估计没有错，在禄智明身边工作得很愉快，他不随便批评人，而且会巧将批评变表扬，抑或化为一个发人深省的玩笑。干部群众都喜欢接近他，听说禄书记来了，身患轻病的乡村干部都会起床来看看他，都想与他说说话。

   他关怀弱势群体，尊老爱幼。我本是他下级，他当地委组织部长后，我到地区开会，与十多个文友到他家里去看他，他当着众多下级的面，跟着孩子叫我爷爷，对青年人也称兄道弟。驾驶员宋守君常常风趣地说：我不敢送禄书记回威宁去探亲啦！为什么呢？他说：禄书记回到家中，麻布衣服一穿，拿起镰刀就下地为他当农民的父母割包谷草去了，什么农活他都干得好！我还干不赢他哩！小通讯员陈连忠被他带到威宁去过春节，他以鸡头敬小连忠，待以彝家上宾之礼；下乡吃饭，他先看他的驾驶员上桌没有？他和通信员小连忠都单身住县委机关，有个星期天，政协待客，派办公室主任游正文去请禄书记来吃饭，禄书记迟迟未到，政协副主席张世益问游主任请小连忠没有？游说没有请。张世益让他快去叫小连忠一起来，否则，禄书记是不会来的了。果然，游正文再去请时，禄书记正约小连忠到机关食堂吃饭。游连小连忠一齐请了，禄书记才带着陈连忠一起去赴宴。禄智明很会唱山歌，休闲上山，他和大家一起喝烧酒，一起对山歌，我在九洞天和他对唱一次山歌……觉得他与我青年时有很多相似之处。

   春节，他来家看我，送我一条“男子汉”香烟，我接过手就打开就抽。事后我妻子问我：“禄书记为什么要送你那条香烟？”我说：“他向我行贿呗！”她一笑：“行贿？他是教你要活得像个男子汉样！”这真引起我的反省：禄书记确实会用反话正说的手法，我是否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