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类学本土化”是中国学界叫得山响的口号，给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中国人类学真的进入了激情燃烧的振兴时期。郝瑞的一席话则如晴天霹雳，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中国人类学的软肋，着实让人警醒。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从来不缺少民族学人类学的探讨和素材，先秦诸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成果至今流芳润渥，但中国学人往往熟视无睹，没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规范的人类学方法操持，生拉活扯些国人无法理解释读、外人不知所云的词汇，尽做些自话自语不知所终宗所谓“学术”，最终滑向了“不学无术”的深渊，可悲可叹。记得中国人类学社会学泰斗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十分惋惜地说过，过去听拉德克利夫布朗说社会学的老祖宗应当是中国的荀子，我一直想好好读一遍《荀子》来体会布朗这句话，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自觉很惭愧。泰斗临终之言，如果还能让生者有所省悟，有所行动，则为中国学术之大幸，世界学术之大幸。本博客特摘编西人郝瑞之言论，供同仁自警自省。
先谈中国人类学对西方的影响，可能我说的话不太好听。中国人类学除了影响到我们这批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外，并没有其他的什么影响。欧美人类学虽然提倡多元化、全球化，批评了自己的殖民历史，也批评了后殖民主义，但这还是非常欧美中心主义的一门学科。其他的文化对它来说，都只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出发点，也不是理论的源泉，这个部分不用再说。但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人来说，问题还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认为，摩尔根和斯大林的思想虽然对中国的民族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对于人类学来说也没有做出什么历史的贡献，而且他们也不是中国人，所以这些也不是中国自己的理论，呵呵。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的人类学家也在涉及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就开始考虑他们的立场，看看从他们的立场中能学到什么。比如说李老师对我的批评，我说我接受了2/3，那他对我的思想就有这样的贡献，所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我在早期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费孝通的。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了他的《乡土中国》，在里面他尝试了走一条路，如果他能够继续走那条路，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在那本书里，费孝通发明了一些新的分析模式，特别是他提到一个很难翻译的一个概念：差序格局。这本书有英文的翻译，并用了很长的注解，差序格局是很难翻译的，因为这个词真的是在中国的语境里悟出来的，没法用一个合适的词来简单翻译。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土”这个词，因为“乡土中国”就是从“土”这个词开始的，而且他否定了西方所用的团体格局，而用的是差序格局这个词来代替，团体格局指的是相对于西方的个人社会而言，东方是团体社会，他拒绝用这种个人社会与团体社会的分化，而用差序格局来作为第三类方法。这是个小例子，但这是中国的学者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观念来对人类学的理论做出的贡献。
这里还涉及到更老的一个问题，因为清代，也可能是从唐代开始，甚至更早的时候，从《西南夷列传》开始，中国就有了民族志的传统。但是五四时代把所有的都放弃了，转而吸收西方人类学。从蔡元培开始，从他的《说民族学》那篇文章开始，全部转向西方去了，他们可以用古书的资料，当然他们也用了，但古书的观念他们都放弃了，全部用的西方的观念。所以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国的民族学，自20年代建立一直到40年代，都是在向西方学习，而不用自己悠久文化中的一些民族学的观念。到了《乡土中国》那本书，似乎又开始转回去了，但后来又断了，解放以后不能再用这种方法了，唯一的理论只能是尼·尼·切博克萨罗夫从苏联传来的一些观念。不过苏联的思想也是从西方起源的，因为摩尔根是美国人，恩格斯是德国人，马克思也是德国人，列宁是俄国人，全是西方的模式，中国一直用西方的模式到80年代，所以影响是不平等的。从20年代到40年代，所用的非马克思的西方理论，从50年代到80年代也是西方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模式，可见中国是没有自己的模式的，因为受到这样的限制，所以它对世界人类学界的贡献少，对主流人类学界的贡献也少。
在这里，我也想提到90年代末中国人类学界出版的那本很厚的本土化论文集，我原来是想全部读完，但没读完，只读了1/3。说实话，我读到1/3的时候就有点失望。我失望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提倡本土化，但除了提倡之外，这本书里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本土化到底应该是什么内容，如果把本土人放在前面，但本土人本来就是在前面，这不是一个变化，应该是说本土的内容。本土的内容是说，研究西南民族也好，西北民族也好，汉人社区也好，这并不算有什么变化，早就有人做了这些事，而且一直就是如此。如果本土化有真正的内容、真正的意识，应该是把理论、把解释的模式，把这些东西本土化。如果这样定义本土化，就要先承认外面传进来的理论用于分析中国是不够的，如果外面传进来的理论是足够的，那就没有本土化的必要了，因为本土人是可以拿到洋博士的，可以受到很好的西方人类学的训练回到国内做很好的研究，那这样外国人在中国研究中会越来越少，当然不能把我们外国人排除在外面，我们也很想参加。但是本土化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把本土人送到哈佛大学拿个博士学位回来，然后再做中国的研究，这不是难题。真正的难题在于，中国学者认为，也可能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也认为，这些外面传过来的理论模式，这些理论方法，不足以或者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创造新的模式，新的方法论，新的理论，有这样的需要才有本土化的需要。那么该怎样创造新的模式、新的方法，这是非常难的。但首先是要确定哪些外来的理论不够，不要从国耻作为起点，也不要说因为我们的理论都是从外国来的我们就说这不够，这其实是个情感问题，这我也可以理解，但不要从这个出发，按照我的想法，这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的成果。
〔作者简介〕
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聘任副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斯蒂文· 郝瑞，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西南族群研究和彝学研究方面都有大量的著述，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本次问答中，郝瑞教授在回顾自身的中国西南研究历程中，就多点民族志、田野中的合作与对话、民族与族群的论争、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西南区域人类学的研究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