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从滇川相邻的群山里一路翻腾，当它就要冲出滇东北大峡谷，以长江的名义汇聚万流，直奔东海的时候，它迎来了行程中的最后一座高山——药山，即古代著名的堂狼山。药山一柱擎天，主峰轿顶山海拔4041米，而它北麓的小牛栏海拔仅517米，海拔高差达3000余米。西部的金沙江、东部的牛栏江自南而北交汇于北端小牛栏。这座受北东向构造控制发育成型的古老山岳和左依右傍的“两江”，不仅给自然气候带来和地球纬度不合拍的影响，也给这块土地上的人的生存格局、生活方式乃至精神气质造成潜在而持久的影响。

巧家县全境就位于“两江夹一山”的狭长地带。其实，民国及之前，巧家版图横跨于金沙江两岸，如鸟的两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巧家江外划归四川，南部划归东川。如果把现实巧家的版图看成一只船，中部高高凸起的药山就是船舱，巧家人在这只船上，见证着药山的朝晖夕阴、万千气象，伴着金沙江、牛栏江的惊涛骇浪，从远古走到现在，从石器的使用到现代文明之光的辐射，其间所经历的族群往来的分化融合，辉映天南的青铜光芒，大都隐埋于岁月的苍烟落照里。但是，流逝的时光背后历史的真相依然存在。

公元1991年，巧家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县城小东门）修建职工宿舍发现了距今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板墓群，出土一批石器、陶器等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单竖耳罐、海贝、海贝珠、玉片。据专家考证，单竖耳罐迄今为止仅巧家一地出土，意味着墓主人所创造的文化是独特的。海贝、海贝珠，来自印度洋或太平洋。玉片为新疆大沙漠上的和田玉。也就是说，巧家所在地的金沙江大峡谷在3000年前就是商贸、文化繁荣的地带，海洋和内陆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巧家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像小东门这样的石板墓群，在巧家县城附近的魁阁梁子、三棵树、七里徐家垴包及蒙故乡段家坪也先后发现，这些石板墓群均分布于金沙江东岸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的平地上。其中，2009年12月发现的蒙故乡一村段家坪石板墓群占地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而且墓葬密度大，墓和墓之间相距仅数十公分。这些墓葬的主人是何族群？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是短暂驻足还是长期定居？彻底揭开这些历史之谜尚需假以时日，但可以确认的是3000年前的巧家就留下了先民生产、生活的印记。

“巧家”这个地名，最早见于明初洪武大军征滇后，在今巧家白鹤滩镇旧营置“巧家营”。至于得名原因，一说源于本地一颇有名望的彝族首领之名，后人为纪念他，故名；另说，源于一彝族姓“曲家”的，以其姓命名居住地，后衍变为“巧家”。至于那种说法准确，待考。在早些时候，巧家县城所在地尚有一个彝族名字：鲁木得。据楚雄彝学专家杨凤江先生翻译，“鲁木得”即“江边之地”。就巧家全境来说，它还有个更古老的名字：堂琅。一些古代典籍中作“堂狼”。常璩《华阳国志》载：“堂琅县，因山得名也。”已故历史学家张希鲁考证后认为，古代典籍中提及这一地名，“堂琅”为县名，“堂狼”为山名。据尤中先生考证，在汉代置堂琅县之前，先有秦代堂琅县，再之前有古蜀国堂琅城。

在古代典籍里，尽管着墨不多，“堂琅”和“堂狼”却是异常响亮的名字，主要是因为它是彝族的重要发祥地和青铜矿料的重要产地。

彝族《指路经》、贵州《大定府志》等典籍记载，堂狼山是彝族始祖希幕遮第三十一世孙笃慕主持“六祖分支”的地方。彝族始祖希幕遮从牦牛徼外来到邛之卤，到笃慕时代，由于发生四十多天大洪水，笃慕带领族群到堂狼山中避水，后来，随着族群的壮大，笃慕在堂狼山中为六个儿子主持分支仪式，六个儿子分向各方发展。这次事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对后来彝族的分布格局、文化习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彝族在巧家堂狼山区域繁衍生息期间创造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如今已难以在当地觅其踪迹，但遍布巧家境内的大大小小的彝族地名见证了曾经的辉煌。

巧家原本以彝族等少数民族为主体，但是现实情况是汉族人口占了绝对优势，主要源于汉民族的大迁徙。洪武年间，为平定云南，明中央王朝派出三十万大军，白石江一战，梁王军队一败涂地，梁王及家眷在滇池沉船自杀，南京军人及随后迁至的江西吉安府移民在云南驻扎下来，拓荒屯田。曲靖、昭通等地是大明王朝开展军屯、民屯的主要基地。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乌蒙实施血腥的改土归流，作为土著居民的彝族受到屠戮、驱逐，巧家一地实为空虚，周边汉民族的大量涌入，奠定了今天民族的基本格局。

巧家版图，蕴藏着近乎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生物资源，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药山、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号称“植物界大熊猫”的巧家五针松蜚声中外。

巧家县境山峦起伏，矿产资源丰富，《华阳国志》称其境内堂狼山“出银、铅、铜”。巧家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最早上溯到古蜀国时代，科学检测及专家考证，含低比值铅的铜矿料运往成都平原铸进三星堆青铜器。殷商青铜器、秦兵器矿料也极有可能来自巧家。汉代堂琅所产铜洗在全国许多地方均有出土，这些铜洗造型大方，图案古朴，铭文及图案内容烙上中原文化的印记。如果说汉代堂琅铜洗远销全国，那么，晋代传到西亚、欧洲等地被异域他邦称为“中国石”的堂狼山白铜的影响却具有世界意义，它的发明比西方早了十五个世纪。清代雍、乾年间，巧家的铜再度辉煌，享誉国中，铜斤经陆运、水运运往北京等地支撑着庞大帝国的财政。在铜运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巧家人刘汉鼎、刘诚父子。史志载其善行累累，捐义田，置义学，扶弱济困。当然，最让历史记住的是他们父子不但拥有庞大的铜斤马帮运输队，而且把巧家境内的路桥修到沾益、寻甸等地。好人好报，传说在修筑今天会泽境内石匠房栈道的时候，竟然从绝壁上凿出一锅银子，刚好填补该项工程的资费。

巧家一地，山高谷深。大起大落的背景孕育的是山穷水尽的绝后逢生。

就交通来说，巧家山水是天然屏障。悬崖绝壁，鸟道萦回，山民交通营运往往要付出惨烈的代价。为了修建通达山外的道路，1958年，巧家人全线上阵，短短一年修通了巧家第一条公路——巧大公路（巧家至大桥），创造了巧家交通史上的奇迹。在修建乡村公路的过程中，时任铅厂乡党委书记的陈忠禄用拇指和食指竖成直角一比划，硬是从崇山峻岭间修通了一条像模像样的乡村公路。如今，通县油路，通村公路已经成为巧家交通的动脉。为了跨越江河，早在晋代巧家人就在澎湃的江河之上架设溜渡，从古至今，不同的是拉溜的绳索由竹索而钢索，今天尚存的鹦哥溜渡仍然以亚洲第一高溜渡横跨金沙江上。在溜索的涛声浪影里，巧家人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金沙江、牛栏江上风吹溜翻的事故难以计数，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一牛栏江岸某村妇，晨起背负山货，怀抱幼子，赶鲁甸集市，为了渡溜，把幼儿放怀中的围腰，用嘴咬住围腰两角，不知是风急还是浪大，当她抱着溜壳滑到江心，她受惊而张嘴，孩子掉进滔滔洪流。渡过对岸的妇女抹去泪痕，一如往常汇入赶街的人流……当历史推进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葫芦口大桥、牛栏江大桥、白鹤滩铁索桥等桥梁架通的不仅是两岸居民的商贸文化，更是时代对江河的全新解读。

守着世界著名的大江大河，巧家人却要饱受干涸之苦。金唐乡大洼村，地处巧家干热河谷，在春季最为干旱的时候，村庄的土地焦渴难耐，牲畜饮水要到数公里外的以礼河峡谷，通常情况是，饱饮河水的牛回到半路就忍不住调头狂奔，难以计数的牛被水胀死在谷底。饱尝干渴苦难的孙廷文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顶着极左路线的压力，带领全家在大洼修建了第一个小水窖。如今，小水窖遍布各地，缓解各地人畜饮水之难，已逝的孙廷文也被世人尊为“小水窖之父”，但是，创造发明的原初动机和艰辛，几人能晓？

巧家高寒山区有首山歌这样唱道：“年年有个三月三，野鸡抱儿在高山。白天焦怕岩鹰打，夜晚焦怕火烧山。”巧家山民和所有生于斯的生命一样，面临着生存的各种困境。但是，正如巧家壮丽的山水一样，巧家人练就的是大胆识、大气魄。在漫长岁月里，在偏远的华夏西南、云南东北，巧家人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和文化。细褶子毡衫、斑铜工艺、花红毡、小碗红糖、臭豆腐、卷粉、凉粉、稀豆粉、熨斗粑……是巧家人对物质生活的文化解读；发拉花灯、朱氏唢呐、药山山歌、苗族歌舞……是巧家人对生活的提升和信念。

千年岁月，时光如水。历史和现实积淀的是巧家人开榛劈莽的豪情和创造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