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身份的焦虑感正发生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彝族人身上。

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他们中间有小学校长，有政府官员，有深山中的老人，有研究机构中的教授，也有在外打工的年轻一代。

他们不曾谋面，但不约而同地都有了相同的担忧：多年以后，年轻人还会认识彝族的文字吗？还会唱有关彝族历史的彝歌吗？彝族的刺绣、月琴等传统工艺会失传吗……

这种担忧来源于山里的传统正在遭受现代文明的冲击：庇佑山寨的古树日渐减少，流行歌曲在替代山村民谣，西方的装束在取代民族服饰。如何在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保留住民族的底色，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现实性问题。

为了破解这个问题，从政府到研究机构再到民间，都在进行着答案的寻找。

一、通向市场的古镇

一件白色的T恤衫挂在墙上，周围是具有鲜明彝族风格的衣服、鞋子、荷包、围腰、抱枕等商品。与后者相比，T恤衫显得有些另类。但它的确又融入到了彝族手工刺绣的产品行列中。这源于用红线绣在上面的一段跳脚歌歌词：“高山顶上茶花开，阿哥阿妹跳脚来，朵朵山花红艳艳，红艳艳啊，左脚越跳越开怀。”

搭建展示平台

一件普通的白色T恤衫，市场价不足30元钱。但绣上了彝族跳脚歌的歌词后，它身价倍增，可以卖到100元钱。将别处流水线作业生产的T恤与当地彝族的手工刺绣结合起来，这是王凤仙把民族手工艺推向市场的最便捷途径。

现在，王凤仙是一家专门经营彝绣店铺的店主。店铺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彝人古镇中。店铺并不大，50多平方米的样子。她和自己的姐姐、妹妹共同经营，人称“彝族三姐妹”。

她们已经共同经营了两年，把彝绣卖到了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地。在此之前，王凤仙在楚雄做过生意，开过出租车。那个时候，她从不提自己的彝族人身份，也没人问起。自从经营起彝绣产品之后，她的彝族人的身份观念正在加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的话语，她已经可以脱口而出了。

在彝人古镇中，像王凤仙一样经营民族手工艺品的，有300多户人家。古镇搭建起了一个展示彝族手工艺的平台，让隐没于民间的手工艺走向市场。尽管有着“古镇”的名字，但彝人古镇并不古老。

彝人古镇始建于2005年，它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开发项目。相较于规划中1740亩的占地面积，现在它仅建成了500亩。除涵盖了彝族的六祖庙、古戏台、土司府、高氏相府等建筑外，还分门别类地划分为客栈区、餐饮区、花鸟区、茶吧休闲区以及民族特色产品交易区。

它建在宋朝时期大理国“德江城”的旧址之上，试图通过展示彝族的历史名人、歌舞、服饰、饮食、民族工艺品和民居建筑，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彝族文化。相较于拥有大理古城的白族、拥有丽江古城的纳西族，彝族着实需要彝人古镇这样的一个场所，尽管它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重系古今纽带

纵然古镇中的建筑有些新，但彝人古镇的确又散发着苍老的味道。它将彝族人的生活浓缩其中。当清脆的月琴响起在火塘边，彝人欢快的歌声响彻云霄，彝人最根源的历史会重新回响在彝人古镇的上空。彝族古老的的十月太阳历、虎宇宙观、万物雌雄观、尊左尚黑习俗、火崇拜、毕摩画、史诗《梅葛》等民族元素都在古镇中得到呈现。

在文化保护者的眼中，古镇是传承彝族文化的重要纽带，它像活的博物馆一般保存着先人生活的印记。依照四川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马德清的说法，彝人古镇以大手笔为展示彝族文化做出了典型的示范。

这种说法并非虚妄之谈。彝族人的民族元素被呈现在古镇销售的银器、月琴、刺绣、口弦、图腾雕刻等手工艺品中。它们来自于散布在深山的彝族民间艺人的手中。曾经，它们只是彝族人日常生活或者娱乐的用具。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它们正面临消亡的危机。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与廉价的工业化日常用品相比，民族的手工艺品显得费时又费力；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外面的时尚玩艺儿远比被传习了多年的民族产品更有吸引力。因此，传承了几千年的彝族人的装束、用品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

但是在市场中，它们的价值被重新发掘了出来。商业的力量正在催热民族手工艺。制作民族手工艺品成为彝族人改变生活和命运的一种途径。现在与“彝族三姐妹”保持固定合作关系的彝族妇女有100多人。王凤仙会打电话告诉她们刺绣的规格，她们也会按时把自己的刺绣产品送到店铺中来。

依照王凤仙的姐姐王丽萍的说法，她一年可以绣4片作品，一片用时20至30天，每片卖到2000余元。这只是在她业余的时间。时间充裕手艺又好的彝族妇女，一个月可以赚取7000元钱。

在“彝族三姐妹”的店铺开业半年多的时候，一幅《凤穿牡丹》的彝绣以3800元的价格被一名新加坡游客买走。这个价格当时令她满意，但在王丽萍看来，还是卖得便宜了。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凤穿牡丹》让王凤仙姐妹真正认识到了刺绣《凤穿牡丹》的意义和价值。“要是早看到了这个电视剧，当时1万块钱也不会卖的。一个是意义好，得凤者得天下；一个是需要功底好的人才能绣得出来。”王丽萍依旧有些耿耿于怀。不过对于她们而言，未来总是让人乐观的。彝族的东西正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而她们老家所在的村落也在发生变化——现代的东西与民族的东西尽管久已并存，但民族的东西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正在加强。

二、挽救“根谱”的尝试

唱梅葛，已经成为了郭友珍老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在哄娃娃入睡时，她也会用绵软悠扬的梅葛调唱一段类似摇篮曲的歌：“睡吧睡吧，阿妈的小心肝哟，阿奶的小乖乖哟，打也舍不得打你，骂也舍不得骂你……你阿妈背柴去了，你阿爹放羊去了，留我在家里……”

郭友珍是楚雄州姚安县的马游坪村人，村中少有的云南省省级民间艺人。除她之外，还有几位老人的事迹依旧会被村民们津津乐道。上世纪50年代，马游坪村的彝族艺人罗学明等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唱梅葛；1990年6月，马游坪彝族民间艺人罗斌、罗登荣、自开喜赴日参加第三届亚洲民间艺术节，演出马游坪彝族史诗梅葛和民族歌舞。这些是一个深藏在山中村子的荣耀。

“根谱”遭遇危机

梅葛是一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诗。“梅葛”一词是彝语的音译，意为“唱述过去的事”，因以唱述为特点，“梅葛”又是调子的名称。在彝族人看来，“梅葛”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反映了彝族人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的全貌，它是彝家的“根谱”。几千年来，它完全靠口耳相传保存下来。通过它，上辈人向新一代人教授原始的知识经验，以维护古老的社会传统。它一度流传于楚雄的姚安、大姚、永仁等彝族人密集的地方。

现在，梅葛的传唱范围却正在逐渐萎缩。即使是在具有“梅葛故地”之称的马游坪村，它也面临着消亡的危机。马游坪村彝族人的先辈从凉山迁徙而来，凉山地名多带一个“坪”字，为怀念祖先，村子遂叫马游坪。尽管这个村子有浓厚的念祖情节，但这些似乎并不能抵抗现实社会对梅葛传承的冲击。

依照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协委员普珍的调查，现代家电如录音机、电视机、VCD等走进了彝家山寨，受多元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娱乐方式在消亡，彝族村民对“梅葛”已十分冷淡；有的青年出外做工，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环境。

在马游坪的2000余人中，60岁以上擅长演唱“老人梅葛”含创世内容的歌手已不足5人，且无人能够完整演唱；30至50岁的中青年，多只会唱“青年梅葛”，仅有极个别能够演唱部分创世“梅葛”；20岁以下的青少年中，会唱“娃娃梅葛”的歌手已十分稀少。老歌手与青年之间的传承正在发生脱节。

村民尝试“突围”

自开旺属于5位老人中的一员。尽管已过花甲，他时常还会面对群山用苍凉的语调唱上几句梅葛：“远古没有天，是天不像天，竹竿戳得着；远古没有地，是地不像地，云雾脚下踩……”这是一种没有回应的歌唱。空旷的山谷显得这种歌声更为孤独。

而在以前，对着山林亮嗓子传音后，山中时常会有回应。不需要认识，也不需要见面，就对唱起“梅葛”来。生活在能歌善舞的群体中，唱“梅葛”成为获得认可的一种方式，也是情感交流的一种途径。自开旺说：“倘若唱得好，会获得对方的尊敬；倘若唱得不好，人家就不理睬你了。”

自开旺2004年退休，此前他是姚安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尽管在城市里有家，但他还是回到了马游坪村。对于他而言，马游坪村的“梅葛”是他一生难舍的情结。1960年，16岁的自开旺加入了村里的梅葛文艺表演队，一直延续至今。在最初的22人中，现在仍旧活着的仅有5人。他现在的任务是专门研究宣传梅葛，他能编能写能唱，也会多种乐器。

如今自开旺更多的时候是在村里的义学堂活动。义学堂于1734年建立，沿用至今。现在的义学堂已不仅仅是村里孩子读书的地方，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梅葛传习所”。以自开旺为代表的老一代人试图利用义学堂这个地方，来让梅葛传承下去，留住彝族的根普，也留住这个古老村寨的荣耀。

除自开旺外，这个钟情于梅葛的群体还有67岁的郭友珍、罗斌、罗英、罗文辉、自桂菊等诸多村民。他们采用集中培训和个人传授的方式对村寨里的年轻人进行梅葛的传承。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一起演唱、整理梅葛，为马游坪近年新组建的梅葛艺术团出谋划策。到今年，他们已经录制了梅葛原唱音带24盒。录音机是自开旺退休时单位送给他的纪念品——这是他对单位的最后一个要求，目的也正是为了搜集和普及梅葛。

现在村寨里的娃娃一般都会唱“娃娃梅葛”了。这得益于马游梅葛小学彝族教师的课堂传授。2004年，也就是自开旺退休归乡的那一年，马游坪小学的教师开始用彝话教授孩子梅葛。他们用录制的梅葛盒带，一句一句向娃娃传授。

为了增强互动性，让娃娃学唱更多的梅葛，去年9月，出身“梅葛世家”的罗英又担任了马游梅葛小学学前班的班主任。曾担任过马游梅葛艺术团团长的罗英，2岁时跟着妈妈唱梅葛，5岁时又得到父亲的传授；17岁参加马游梅葛文艺宣传队，如今算来，也有20多年的历史。

罗英的主要职责就是教授梅葛，每天的5节课中，3节课用来学习文化知识，2节课用来学唱梅葛。周一至周五的每个下午，马游梅葛小学的教室里，时常会传出稚嫩的童声唱的“娃娃梅葛”。

这样的场面是郭友珍老人乐意看到的，这可以让她想到孩提时的时光。她也会感觉到古老的传统又有了传人。对于她而言，梅葛似乎是生命中的一部分。出于对梅葛的深厚感情，她着实不愿意看到梅葛失传——那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东西。

但倘若让唱梅葛成为年轻一代人的生活习惯，马游坪似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因为仅凭一个村寨来传承彝族的根谱，其力量总是显得太单薄了些。

三、彝文化的新传人

在杨凤江的身上，传统与现代似乎达到了很和谐的统一，又似乎呈现出一种胶着状态。他身上穿的是西装，裤脚塞在民族色彩极浓的长统皮靴中；在使用手机和外界联系的间隙，他会把嘴凑在水烟筒上猛吸几口。吸完之后还会猛烈地咳嗽几下。

杨凤江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名片上，他的名字下面写着“教授”两个字；但在彝族人的眼中，他又是可以称得上是“毕摩”的。这二者存在一致的地方，都有着知识渊博的意思。

不同的是，“毕摩”是彝族原始的宗教祭司。毕摩是彝语的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依据公开的资料，一段简练得近乎刻板的介绍这样写道：“毕摩神通广大，学识渊博，在彝族人的生育、婚丧、疾病、节日、出猎、播种等生活中起主要作用，毕摩既掌管神权，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导着人事。”

紧急抢救“毕摩经”

在彝族人的心目中，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杨凤江无疑符合这样的形象标准。即使在外面的人看来，他也的确符合知识分子的形象。与王凤仙、自开旺等彝族民间文化的爱好者不同，杨凤江专注于的是彝族毕摩的典籍文化。

去年11月，40卷本的《彝族毕摩经典译注》面世。它首次对毕摩文化进行了一次盘点和展示。该书面世后，作为主要的参与者，杨凤江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尽管后面还有60卷本待出，但整理工作已经准备完毕。

杨凤江是带着一种紧迫感从事毕摩经的整理翻译工作的。1984年大学毕业后，杨凤江跟着精通彝文经典的老毕摩张兴学习。张兴教授他彝文知识，他也教张兴汉语。经过努力，他们一起整理出版了《彝汉字典》。1997年张兴的去世，让杨凤江感到挖掘毕摩知识的冲动更为强烈。

依照杨凤江的介绍，毕摩的知识有两种传承方式，一种是家传，知识只传给子孙后代；一种是私传，通过老师带徒弟的方式传授。“以前由于识彝文的人不多，彝文典籍只有毕摩才能读懂，才能解释其中的含义。一个毕摩就是一个图书馆，就是一部百科全书。”让杨凤江遗憾的是，张兴那里还有好多知识有待他学习，但张兴的去世让很多有关天文、地理、人事的知识同样无从寻觅。

上世纪90年代犹如一个节点。那10年中大量毕摩去世。“此前，一个村寨会有一两个毕摩；现在一个乡也就一两个毕摩。”杨凤江说。在杨凤江出示的一份材料上，整个楚雄州得到认可的毕摩仅有260人。“毕摩减少的原因是农村的年轻人都向往外面的世界，不愿意学习毕摩经。”

下一代人的使命

但毕摩所具有的彝族文化知识终归需要传承下去。曾经的毕摩是利用知识谋生的人，现在他们的身上多了一重使命，那就是传承彝族历史久远的文化。《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出版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它可以为当代的年轻人学习彝族文化提供更为便捷的途径。

除搜集整理毕摩经外，杨凤江还会和一些研究专家、老毕摩一起到下面县乡的毕摩文化培训班授课。培训对象是爱好彝族文化的年轻人，也有当地的彝族干部。杨凤江感受深刻的是，现在一些年轻人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他们认识到了彝族文化的地位，学习毕摩经典的热情在提高。

在年轻人态度渐变的背后，是社会环境的变化。2003年7月12日，楚雄当地的电视台开办“彝语跟我学”电视栏目。它是利用现代媒体对传承彝族文化进行的一种尝试。在每一期的内容中，主持人会用清晰的彝语教观众学三句话。

这是将彝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媒体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它试图通过电视来抵抗外面的时尚文化，增加年轻人对彝族文化的认同感，为彝族文化的保护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与电视教学形成对应，楚雄彝族自治州的24所民族小学正进行着双语教学的尝试。作为其中的一所，彝山民族小学竭力在通过此种方式营造一种地方文化的氛围，同时不至于和外面的世界隔阂。学校的彝族教师，会先借用彝语教会学生用汉语呼出具体事物的名称，然后再借用图片认识汉字、学习汉语。

像杨凤江一样，民族学校的学生、社会上热爱彝族文化的年轻人，正成为彝族文化的新传人。在彝山民族小学，除学习彝文外，刺绣成为女生在学校里的必修课，男生则要学习彝族月琴、三弦、笛子、葫芦丝等民族乐器。在课间操时间，学生会围成许多个大圆圈，跳彝族特有的 “左脚舞”。

彝族小学已不仅是彝族孩子学习通用课本文化知识的地方，同样也成为了继承和传扬彝族民族文化的场所。那些尚不知晓自己民族文化处境和意义的孩子们，是杨凤江最寄予希望的新一代彝文化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