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间故事.上海姑娘和富良棚

一树红花开，
一树绿叶挂，
花叶分不开，
 阿哥阿妹像花叶，
 一生一世不分开。
     ——彝族民歌

如果说上面我叙述的那则歌场传奇是凄美的民间故事，而另一个在峨山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就充满喜剧色彩，并延续到现实生活中了。

如果说史诗是神话半神话，是远古的回声，那么，流传在民间的故事则是今天的记忆了。因此，通常人们将古籍中的史诗和民间故事作为互补的历史对待，希图拼凑一部完整的历史图案。重视民间故事是收集文字的人的首选。一般的民间故事都是写成了文字，变成了铅字，夹在灰尘满布的书中。而还没有形成文字的口头传说，更具有一种诱惑力，让探寻的人络绎不绝。这个故事就在其中。

我刚到峨山，分管文化的副县长何雪峰就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个民间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位上海姑娘，她跟随他的爱人来到了峨山。峨山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告诉我们，连上海姑娘都远嫁到我们峨山，峨山当然是个好地方。峨山人引以为荣，让这个故事不胫而走，成了几乎尽人皆知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说是峨山富良棚一位当兵的小伙子，带着他心爱的上海姑娘回到家乡。上海之大之繁华众人皆知，峨山之远之辟，两地反差之大，不用多说了。他们千里迢迢地坐上火车，那时昆明还不通火车，于是在安顺又换上汽车，又是几天几夜，辗转劳顿，好不容易才来到昆明。那时的昆明还很小。小伙子说，还没到呢，我家富良棚是个市。姑娘一定以为昆明是个农村，富良棚是个市哩。直到现在，峨山人还戏称富良棚乡为富良棚市，原来是典出这桩传奇。那时的路不好，他们继续颠簸上路，经玉溪，到了峨山县城，小伙子说，还没有到呢，这里是富良棚市的郊区哩，于是再上路，绕道化念（那时直接到富良棚的路还不通），经塔甸，终于到了富良棚。富良棚是峨山的一个乡，那时富良棚的贫穷简陋可以想见。他们就在离乡上二公里多远的地方安了家。人说是小伙子机智聪明，将上海姑娘“骗”来了，也有人推断是上海姑娘太喜欢这位富良棚小伙子了，自始自终相信了他美丽善良的谎言。总之是，上海姑娘没有怨言，留下了，在这里扎根安家了，成了富良棚人。而峨山人为自己的同胞娶了大上海的姑娘感到无比的自豪。

这个故事我听多人讲起。

这个故事的引人之处在于故事的当事人还在。那个小伙子和上海姑娘还住在富良棚。因此它不是通常情况下的神话或传说。坊间之言同现实有了真切的不可多得的对接。

因此我想到富良棚去探望他们，便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惦念。

在我之前已有多人采访过他们，省话剧团的一位有心人，还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一个剧本。据说剧本的提纲已写好，副县长何雪峰看过。到今天，这个剧本还在修改中。

当我专程到达富良棚时已是初秋了。阵阵寒意逼进，海拔在2000多米的富良棚，最后一茬烟叶已快收割了，野菌也快下市了，从乡政府所在地出发，我们还是坐了汽车，因为到他们家乐里冲村还有2、3公里乡间土路。远远地看见在一片黑灰色低矮的民房中，有一栋新崭崭的两层楼房，红门、镶白瓷的砖墙、紫红的瓦顶，很是气派。房顶还安有太阳能热水器。陪同我们去的富良棚文化站的站长说：到了。

那栋楼鹤立鸡群地矗立在村口。

楼房是他们的大儿子李国喜修的。来富良棚之前，我打听到他们的儿子李国喜就在峨山县城，第一次是他当工作队下乡去了，第二次终于见到他。李国喜壮壮实实的，显得很朴实本分，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年轻时一定很帅气。我想象，他母亲——那个当初的上海姑娘一定也很俊俏的。我很想知道这位儿子对父母这段人人相传的故事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他微笑着回忆了当年的往事，没有夸张，也没有有意的迎合加工人们的传说。甚至不隐瞒那些他知道的细节。

他父亲——也就是故事中的小伙子叫李培明。1923年生，今年84岁了。

1940年，17岁的李培明被抓壮丁，成了滇军，是卢汉的部队。到蒙自后，他开小差逃跑了，不料在玉溪的红塔山后边又被抓丁，再次当了兵。我们故事的主角、这个只会彝话的至今还是文盲的彝家小伙子李培明，他的经历真算是丰富，他的个人史也许是同时代一起，贯串了他的一生。他随部队到过越南，那时抗战胜利，要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之后随部队到过广州，然后到了东北，经历了三次起义，1945年5 月21日跟着师长终于投诚，成了解放军。他当过班长，当了炮兵，到了上海，成了陈毅的部队。然后是朝鲜战争爆发了，他以炮兵身分入朝作战3年零6个月。1953年还去过山东的青岛，1954年10月再次回到上海。这时他复员成了粮食公司保卫仓库的警察，脱了黄军装穿上有两条红线的裤子，配有一长一短的两只枪。这些经历的情节已经湮没在岁月中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儿子，已经不太记得清楚那些细节了。李国喜只记得他小时候还捧出他父亲的一堆各种奖章当玩具玩儿。

李培明的经历让他见多识广，我后来的印象他年轻时一定能说会道，他至今还会说一点越南话和朝鲜话。

也许就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那个上海姑娘：肖根英。

肖根英其实不是上海人，是江苏泰登人，因为一直住在上海的姨妈家，姨妈在上海国棉五厂上班，于是算是上海人罢？那时肖根英20岁（1933年生）出头，在一家雪花膏厂当工人。他们相识相恋的过程当然不是彝家的对歌，在南京路上——中国当时最有名最繁华的马路上，那吴侬软语胜于歌场的歌声罢，而李培明肯定就此听懂和学会了上海话，而李培明的彝腔“官话”也一定多次讲述了他转战南北的多彩见闻。肖根英身上的最时髦的雪花膏香味同时吸引了这个彝族汉子。所有的婚姻过程都是相同的，而细节却是私密的。我不便打探细节，同时也不愿编造细节，就让它成为个人历史的空白、成为公众想象的空间。

1955年，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套话解脱了我，也为主人公保了密。

转眼到了1962年，这是一个全国困难的时期。大上海也承受不了重压，于是动员人们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那时上海要下放20万人，杭州是15万人。

李培明也在动员之列。复员军人要带头。第一个地方要去的地方是新疆或大庆油田，工资可以加一些。他不去。第二个方案是回家乡。他要求回云南。

肖根英肯定不知道云南，也不知云南有多远。

她义无返顾地跟丈夫回云南，于是成全了一段传奇，并成全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现代民间故事。

李国喜回忆，回云南时他已6岁，还有两个妹妹，小妹那时才6个月。这时是1962年。也就是说，峨山流传的这则民间故事发生在1962年。

我到富良棚时，在他家没有找到李培明。而老妈妈肖根英一个人在家。她杵着一根拐杖，步履艰难，身体孱弱，一身当地人的装束，看不出一丝外地特别是上海人的痕迹。据说肖根英到了峨山富良棚，完全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从拾柴、做饭、农活一样样从头学起。学会了挑和背东西，那时年轻的她竟能背起一、二百斤的东西。那时一个劳动日才5分钱。一个大城市来的女人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经历的磨难我们也只能想象。但肖根英是坚强的，令人感动的，人的适应能力很强，但少不了一颗朴实的充满爱的心。肖根英作为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她是配的，她没有给一个完美的故事丢脸。

她请我们坐在她的沙发上。

房子很宽敞，干净，简单。我在门口墙看见一个镶上的大理石的牌子：建筑面积152平方米，开工日期：2001年5月12日，竣工日期：2003年1月20日。这是儿子李国喜为他父母修的。老人晚年有这么个住房，令人高兴，而儿子的孝顺，更令人欣慰。饱经磨难的老人应该有一个好的晚年。我曾问过李国喜，建这么一栋楼要花多少钱？他说，地是村里的，建房得要13万元。我想说，这房子比上海的好，在上海要有这么一栋楼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低工资收入的家庭。但我没说出口。后来李培明说了：过去大地主也没有这样的房子！

肖根英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不开口，只是认真地望着我们。我力图在她脸上寻找江浙人的影子，看得出，她年轻时一定很动人的。如今她已满脸皱纹了，沟壑中盛满岁月的艰辛。长年的劳作在皮肤上染上深色的斑痕，犹如大地的本色。

我问她的话，她听不懂，望着我。旁边的县文联主席龙泽川大声重复，她还是听不清，原来她的听觉已经不行了。然后她轻启嘴唇，细细的声音吐出，连续不断地说着什么，像蚊子飞过，可是我们都不能听清，也无法听懂。她已经74岁了。

告别时她送我们到门外，依旧杵着那根拐杖，站在门边，目送着我们远去。我感觉到目光中的一种依恋和惋惜。

她一个人呆在这么大的住房里，显得有些空空荡荡而孤零零的。岁月的繁华远去，像老树上那依旧顽强招展的几片黄叶，在寒风中颤动。自然的律动常会拨动我们多感的神经，发出悠远的回响。

人和故事都会老去的。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次见到这位老人。我不忍心再回望。

我们回到乡上。那天正是街子天，街上人头攒动。正好那天县里的歌舞团来乡上的礼堂进行反腐倡廉巡回演出。在礼堂外面的小桌上，几个老人不为礼堂内喧天的歌舞乐声所动，正在兴致勃勃地打牌。我们是在那里找到李培明老人的。我们来到文化馆的屋里聊天。李培明戴一顶蓝色的鸭舌帽，着蓝中山装，穿黄色的带金黄裤缝的裤子。也是高鼻梁，两眼有神，只是花白的胡茬没刮尽，像收割后留有谷茬的庄稼地，在嘴角闪着光晕。听他儿子说，父亲有点白内障，不然，他的双眼更会发亮。他抽烟，不用大烟筒，他大方地满不在乎地等我提问。我想他是接受过这样的多次采访。然后就自信地不断线地讲起来。他的记忆力很好，对时间说得一清二楚，没有犹疑，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名称、时间，说得毫不含糊，一付精明的、见过世面的样儿。当然他的叙述是跳跃的，口齿依然有很重的地方腔，显然这些经历他讲过重复过多次，他自我认定我们都清楚这些经历，所以不按时间顺序讲述。回忆中他不再有感情色彩，好像他在复述这个民间传说。我就想，一个人能有机会亲耳聆听一个传说中的真人讲述传说，这种机会是不多的，罕见的，不可多得的。这是一种机缘，是造化。

他没有重复炫耀他的经历。但他讲了他来到峨山的经过。

他们一家拖儿带女离开上海是坐火车到了安顺再换汽车到了沾益的，身上装有国家发的200元安家费，而路费是国家报销的。从上海到昆明，共花了七、八天时间。在昆明他们呆了两天，当时的武装部安排他回家乡，于是发了1000斤大米，租了三辆马车。一辆装这1000斤大米，一辆坐全家5口人，另一辆拉的是行李杂物。那时路不通，要从化念绕到峨山，这一走又是三天。终于到了富良棚“市”。

他们安家了，过上了一个农民的生活。之后，李培明还当过三年队长，运动中他还当过“一打三反”的一个组长。这一段历他没有详细讲。也许是同他过去的战场生活相比，过于平淡了些。

据李国喜讲，他的两个妹妹早结婚了，都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也结了婚了。就是说，当年的他们，已经三代同堂，从两个人变成了11个人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江浙的血脉已经融入了峨山。

李培明的经历的确有些传奇。接下的事儿继续令人惊奇。三中全会后，李培明突然想起了落实政策这件大事——恐怕只有他有这个超乎常情的想法和胆量——他写了三封信到上海。一封给上海政策落实办公室，一封给他当过警察的民警大队，一封给了他原来工作过的粮食局。事过二十多年，竟然有了回信！政策落实办回了信，李培明从此每月有32元的生活补助费，每季度领一次。事情还没完，因为工资在涨，李培明的“工资”就涨到每月632元。前年，上海浦东社保局来信，每月加了医药费50元。于是李培明每月从上海领到生活困难补助费为：682元。他们按时每月寄来，李培明铿锵地说，无比自傲。

我一直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他离开上海时已不是军人了，不算复员，他支边后，怎么过了几十年又领到了工资。这是上海的工资，他还算上海的人吗？事隔这么久，他的档案还在上海吗？领导都换了多少任了，他的事还有人管？

我遵循的是在特定时空中的另一种叙述。我把这已成年轮的故事也看作是传奇。

因此，峨山富良棚彝族小伙子将上海姑娘骗到富良棚的民间故事有太多的传奇元素。这个故事不仅是有情人从相许走进相爱，从相爱走到相守的酸甜苦辣的一生，其中更有绵长的亲情，纠葛的历史乱麻，在似水流年中起伏跌宕，溅起五味俱全的浪花。

再过上几十年，这个现代真故事就真的成了民间传说了。

收集、创作这个民间故事的人都是幸运的。

陈惠安在云南省话剧团工作，工作之余他写起了小说。他早在多年前就听过这个传奇的民间故事，并到峨山采访了李培明和肖根英夫妇。于是他萌动了将这个故事改编成电视剧的想法。峨山县主管文化的副县长何雪峰当然很支持这个想法。于是陈惠安便动手创作这个电视剧。他取了个剧名叫《山歌海韵》或者叫《峨山往事》。在他的构思中是这样开头的：

一个小女孩的画外音，引出了她舅妈在富良朋地方发生的美丽故事。

年青美丽，也很单纯的上海姑娘祁晓丛（小虫），跟随未婚夫复员军人普老贵（老鬼），乘马车回到云南峨山的富良朋，这里，并非如老贵说的是一个“比上海还要大得多的大城市。”但，躲在大山皱褶深处的富良朋乡，扎拉黑寨子确实美不胜收，高山险峻，森林茂密，民风民俗鲜活迥异，造型拙朴美观的土掌房里，生活着能歌善舞的彝族人民。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城市生活的崭新生活方式，完全迷住了单纯的小虫，她感到，自己心中久久蛰伏的另外一个祁小虫正在渐渐苏醒，她对未婚夫这种善意的“欺骗”，并不以为怪，反而，对这种别致生活充满新奇的期待……他设想的十一集电视连续剧就这样展开了：美丽的?峨雾岚，（“被骗”到峨山）；悬崖上的诺言，（求婚）；不出嫁的姑娘，（誓言）；“阿嫫妮勒惹”，妈妈的女儿，（出嫁）；好久不到这方来，（劳动与生活的适应）；恋恋心笺，（纯爱）；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扎拉黑的小寨子------（生小孩）；八月飘香，（人性迸发及面对灾难，艰辛，打架）；放纵的过年眼泪，（家中的亲情）；你要读书，（供孩子上学）；上海阿嫫，（晚年幸福生活）。作者将土掌房、彝语、贝玛、山歌、拖婚、蘑菇、建筑、乡邮员都穿插进剧本了，组成了一幅幅彝山的风情画。剧本还在创作中，这个故事梗概的提纲交给了何雪峰副县长……

一个原始的故事就这样蜕变化蝶。

文学艺术就这样在生活的源泉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