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来看看唐末的历史形势，试试走进“南诏咽喉”。

纵观中国历史，历代封建王朝进入末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天下大乱。这种时候，往往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社会处于极大的混乱和激烈的动荡之中。唐朝末期也不例外。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贞观之治”的初唐盛世气象没有了踪影，有几位皇帝却像有了“恋蜀情结”，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狼狈逃亡四川的故事。比如，“安史之乱”时，756年5月哥舒翰兵败潼关，唐玄宗仓皇出逃，几经周折、几番辛苦，两个月后抵达成都，史称“玄宗幸蜀”。784年，唐德宗躲避朱泚、李怀光叛乱，从奉天（今陕西乾县）逃亡山南西道首府梁州（今属陕西汉中，当时属蜀），史称“德宗幸蜀汉”。880年，黄巢起义军占洛阳，克潼关，挥师京城长安，唐僖宗匆忙带上侍卫，在宦官田令孜所带五百禁军的护卫下，历时两月，逃亡至成都，史称“僖宗幸蜀”。

天全高土司始祖高卜锡、杨土司始祖杨端正好赶上了公元880年那一段历史风云。一个禁军军校（高卜锡）、一个千牛卫（杨端），  护卫着惊惶失措的大唐天子走进了蜀中大地。后来，又进一步走进了当年司马相如“镂灵关”、“略斯榆”、“定笮存邛”、“桥孙水”1的地方。这里地处 “历史上的民族走廊”（或谓“彝藏走廊”、“藏汉走廊”），唐以前重要的交通通道见诸史志文献记载者有“灵关路”、“和川路”，足见其历史上在民族交往中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地位。

灵关在今宝兴县境，唐以前为徙县（始阳县）境，唐代为兵镇，天全土司时为土司辖地，天全州时为州辖地，天全县时仍为天全县辖，1952年方才划入宝兴。灵关路，如果以今灵关镇为基点，向南走山路经芦山可到雅安，沿青衣江上游河谷顺流南下至飞仙关则合“和川路”；北上沿青衣江上游河谷、山口，经过木坪土司驻地（今宝兴县城），西北至康定金汤，“至逋租，进抵吐蕃野城”，又“折向东北，可以前往汶川”；东南方向就近过西岭雪山、镇西山可至大邑、邛崃，抵达成都。和川路，和川即今天全河，自西向东于乐英两河口纳由南至北入境之荥经河，东入飞仙关（今天全、芦山交界处）汇入青衣江，路以河名。如果以今天全县城（唐为和川兵镇）为基点，向北经今天全县境的仁义、老场两乡可径抵“灵关路”；向东经始阳（唐为兵镇）至飞仙关合“灵关路”入雅安，又经始阳南折溯荥经河至严道，可达黎州（今汉县），进入大渡河流域；向南，溯思经、鱼泉河可达严道（今荥经县）古城坪以西，抵大相岭（今汉源泥巴山）；向西，沿和川（今天全河）西行，经马鞍山，过岩州（今泸定岚安），渡大渡河入西炉（康定），“沿天全河谷而行，西渡大金川，到达康定”2。

其实，“灵关路”、“和川路”应当就是唐蒙开“五尺道”后，司马相如新开通的西南夷通道（南起滇东北，朝东北方向经今四川凉山州、甘孜州东部、雅安市至川西北高原阿坝州）东北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渡河流域、青衣江流域等地域似乎应是西汉王朝“新开拓的处女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夹金山下，陈云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回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在时任灵关小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席懋昭的护卫下，从当时的天全灵关出发，就是经由灵关路、和川路至荥经，再迂回奔雅安、赴成都、走重庆、回上海的。由此可以窥知“灵关路”、“和川路”在历史上正好像“咽喉”一样的军事价值，实在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个“咽喉”与“南诏”联系紧密，在地方志的历史记述中那么醒目、突出，正是同唐代的历史密切相关。

从初唐开始至唐朝灭亡，前述“历史上的民族走廊”战马嘶鸣不绝于耳，刀光剑影遮天蔽日，大约是该区域历史上战争规模最大、经历战争创伤最长的时期。

正如宋代四川学者郭允蹈所记载的那样，“吐蕃、南诏为唐深患，”“天宝初，分天下为十道。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治益州，统六军，屯十三州之境，关系亦重矣”。“玄宗开元三年（715年），西南夷寇边，遣将军李立道讨之”；“开元十七年（729年），巂州都督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吐蕃救安戎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复取安戎城，吐蕃入寇，发关中兵救之”；“天宝十载（751年），南诏反陷云南郡，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败绩”；“天宝十三载（754年），剑南留后李宓击南诏，败没”；“天宝十四载（755年），南诏陷越巂会同军”；“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大历十二年（777年），吐蕃寇黎、雅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击破之”；“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南诏入寇，遣神策都将李晟等击破之，追击于大渡河”；“贞元五年（789年），韦皋将兵击吐蕃于台登谷，复巂州”；“贞元八年（792年），韦皋攻吐蕃维州，获其大将论赞热”；“贞元十年（794年），剑南西山羌蛮来降，云南袭吐蕃于神川，大破之”；“贞元十一年（795年），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贞元十三年（797年），吐蕃入寇巂州，刺使曹高仕破之于台登城下”；“贞元十五年（799年），吐蕃击南诏及巂州，韦皋与异牟寻发兵御之”；“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大破吐蕃于雅州”；“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入成都”；“太和五年（831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表其状，不受”；“太和六年（832年），李德裕筑仗义、御侮、柔远城”，“筑仗义城以制大渡、清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荥经，椅角势作柔远城以扼西山吐蕃，复邛崃关”；“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诏僭号，寇陷播州”；“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南诏攻陷邕州，寇巂州”；“咸通四年（863年），南诏陷交趾，经略使蔡袭死之”；“咸通五年（864年），南诏寇邕州，官军陷没”；“咸通七年（866年），高骈大破南诏蛮，复取交趾”；“咸通九年（868年），建定边军于邛州，以李师望为节度使”；“咸通十一年（870年），南诏入寇，遂入成都”；“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南诏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崃关，节度使高骈追至大渡河，大破之”3。由此可以看出，八世纪和九世纪，在今四川的攀西地区、“三州”（凉山、甘孜、阿坝）、雅安市、乐山市、成都市等广大区域内，唐王朝、吐蕃、南诏旷日持久地展开了最为激烈的角逐、争夺，反复拉锯，上演了一出出唐代版的“西蜀三国演义”。

发祥于西藏山南雅隆地区（今西藏乃东、穷结一带）的吐蕃，大约在隋文帝开皇年间，赞普论赞弄囊灭掉苏毗，基本上统一了西藏高原。松赞干布继位之后，国势日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遣使长安与唐朝通好，并请求娶唐公主为妻。太宗不允，松赞干布遂于638年率兵攻破白兰羌和党项羌，挟众二十万，直抵松州西境（川西北），声称前来迎接唐公主。太宗遣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五万增援，吐蕃初战失利，随即迅速撤兵。这是吐蕃对四川最早的一次大规模侵扰。其后，文成公主入藏，唐蕃联姻，唐朝与吐蕃之间相安无事。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卒，芒松芒赞继位，大权旁落禄东赞父子手中，吐蕃开始积极向东扩张，相继占领川西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今甘孜、阿坝等州境），而唐政府也采取措施，加强对吐蕃的防御。高宗仪凤二年（677年），益州长史李孝逸在茂州以西筑安戎城，用以扼制吐蕃。680年，吐蕃以羌人为向导，攻占安戎城，兵锋直指松、茂（今阿坝州境）诸州。唐军多次进行反攻，终因地势险要，未果。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剑南节度王昱使再次围攻安戎城，吐蕃派兵增援，大败王昱，杀唐军数万人。两年之后新任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买通安戎城主翟都局，使其开门投降，同时打败吐蕃的进攻，捷报传至长安，玄宗下诏改名为平戎城。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后，唐朝内乱，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大举入侵，相继攻占嶲州（今凉山州）和西山（今阿坝州）、今甘孜州诸州，战祸蔓延至天全，韦皋所部同吐蕃军队在天全古代重要关隘“剑山屯”展开激烈争夺战，“韦皋分兵侵扰吐蕃，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剑山屯。既而吐蕃大发兵欲出西山、剑山，收旧州以绝南诏是也”4。为了确保成都的安全，唐政府以四川的全部人力和财力，在嶲州和西山两个战场上，与吐蕃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战。其中战绩最为卓著的是德宗时期的西川节度使韦皋，在他担任西川节度使的二十一年中，先后打败吐蕃的四十八万军队，擒杀其节度使、都督、城主和笼官一千五百余人，斩首五万级，俘获牛马二十五万头，同时还收复了嶲州和西山的部分地区。韦皋死后，虽然吐蕃偶尔也要侵扰边界，但已无力大举进攻5。

唐高祖李渊夺取巴蜀之后，继续向南推进，积极经营云南，逐步控制了云南两爨（东爨被称为“乌蛮”，西爨被称为“白蛮”）地，进而控制了洱海地区。然而自高宗以后，吐蕃的势力也从西北方向伸入云南，于是唐蕃之间又在滇西北的洱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当时的洱海地区主要有蒙舍、蒙嶲、浪穹、邆赕（tengshan）、施浪、越析等乌蛮的六个部落，统称为六诏，六诏势力大致相等，不相臣服，其中蒙嶲、越析二诏地最大、兵最强，蒙舍诏次之。蒙舍诏地处今云南巍山县，位于五诏之南，故称南诏。南诏同唐王朝、吐蕃的关系，大致可分为“附唐王滇”（738—750）、“附吐蕃反唐”（750—793）、“附唐反吐蕃”（793—830）、“向外攻掠”（830—902）等阶段。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王朝扶持南诏统一“五诏”。次年，正当唐王朝与吐蕃在西蜀茂州激烈争夺安戎城之际，蒙舍诏首领厚赂剑南节度使王昱，请求合六诏为一。王昱向朝廷代请，唐玄宗同意扶持南诏，给王昱敕文里说，“彼（指另五诏）持两端（附唐也附吐蕃），宜其残破”。唐派遣中使宦官王承训、御史严正诲参与军事，支持皮逻阁出兵，先灭越析，次灭施浪，又灭蒙嶲，很快统一六诏，成立以西洱河地区为基地的南诏国。其势力最盛时境域包括今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份疆域，直到902年权臣郑买嗣灭蒙氏，建立大长和国，南诏亡。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时云南郡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滥杀无辜，激怒南诏。南诏王阁罗凤遂背唐而附吐蕃，决心以武力驱逐唐朝在云南的势力，天宝十年（751年）发兵攻陷云南郡（今云南姚安），杀张虔陀，掠取唐朝在云南所置32个羁縻州；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六万大军讨伐，阁罗凤求救于吐蕃，吐蕃、南诏联军遂全歼唐军于洱海，仅鲜于仲通只身逃脱。752年，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调兵十万征讨，为南诏所败。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节度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太和城，全军覆没，李宓沉江而亡。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再次合兵二十万，企图攻占成都，被唐军打败。吐蕃以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忧。787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朝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王朝的“南诏王”封号，并在南诏边境地区屯扎重兵防御，却导致南诏节度使权力的过度膨胀。南诏弄栋节度使嵯巅杀死南诏王劝龙晟，把持朝政，于文宗大和三年（ 829年），乘蜀中边备废弛，通过雅州诸境，大举入侵，一直打到成都城下，撤退时又大肆虏掠，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以至成都以南至越西以北八百里人畜为之一空。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划出西川七个州，另置定边军（治今邛崍）专门对付南诏，西川高级将领不满，暗中派人诱使南诏入侵。咸通十年（869年），南诏王酋龙倾国而来，一举攻占清溪关（今汉源县），强渡大渡河，打垮定边军，通过雅州诸境，长驱直入，进围成都，西川节度使卢耽千方百计防御，待剑南东川援军赶到，酋龙方才解围撤兵。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南诏再次入侵西川，天平军节度使高骈率军驰援，南诏闻讯后撤兵请和。此后三年高骈加强防务，南诏才不敢轻易用兵西川。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唐僖宗逃亡成都后，为了求得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决定对南诏采取和亲政策，中和三年（883年），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下嫁南诏王隆舜，暂求一时平安6。至此，“西蜀三国演义”才拉下历史帷幕。

唐僖宗入蜀时，在四川表现出来的民族矛盾、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态势趋于缓和。但是，“屋漏偏遭连夜雨”，矛盾此伏彼起，社会积弊并没有因为大唐天子的到来而根本改善。官吏贪暴、赋役繁重等引发四川地区多次爆发农民起义，其中以僖宗到达成都第三年的阡能起义规模最大。中和二年（882年），邛州牙官、安仁县（今大邑县安仁镇）的土豪阡能，由于公事违期，担心受到惩罚，遂揭杆起义，“亡命为盗”7。起义后仅一月时间就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在邛、雅二州之间辗转作战，“攻陷城邑，所过涂地”8。在阡能起义的影响下，四川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土豪也纷纷拥兵自立，其中罗浑擎、罗夫子、句胡僧和韩求等人先后率部与阡能联合作战。882年六月，阡能在乾溪大败唐军，接着便进入蜀州（今崇州市）境内。官军为了掩盖败绩，竟然把无辜的村民抓去当俘虏，并把他们押送到成都处死。这种疯狂的屠杀更加坚定了义军的斗志。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阡能起义的镇压，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改派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举兵攻打义军。高仁厚采取诱降的办法，利用叛徒分化瓦解义军，结果韩求、罗夫子自杀，阡能、罗浑擎、句胡僧被俘，押到成都后被陈敬瑄用酷刑处死9。

从上引史实中，我们看到，灵关路、和川路上来来往往的军队从西南方向鼎沸而来、又向西南方向鼎沸而去，“南诏咽喉”充满争斗，布满杀机，痛苦呻吟不绝于耳，唐末的历史天幕上明显地映现出“乱世”两个字的历史提示语。跟随唐僖宗入蜀的高卜锡、杨端走进的就是这样的历史、地理场景。

咸丰《天全州志》说高卜锡“唐末以军校从征西路有功，留镇边邑，累世相承”。说杨端“以千牛卫从僖宗幸蜀，跋涉行间，捍卫有功，诏封天全宣抚”。并总结高、杨二氏由来和基本功绩说“揆厥所由，则皆始从征有功，留镇边徼，继以勤王效顺，符命袭封，勋绩忠孝，屡膺纶褒，守土治民，一方沾被。”可以说，高卜锡、杨端到天全正是受命于混乱之世、身蹈危难多事之地。等待他们的命运有两种，要么消解于混乱危难之中，要么“乱世出英雄”，在重重困难和矛盾之中找到生机、发展自己，站稳脚跟、脱颖而出。后来的历史事实说明，他们充分利用历史提供的舞台，在天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两个离乡背井的“外乡人”究竟是怎么经营这快“走廊”的，史志记载语焉不详，地方文献匮乏。姑妄言之，也许皇帝的禁军军校、千牛卫的经历，给他们带着军队由中央“下派”地方、经营地方提供了些许便利；也许时局动乱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手段、建立军功的机遇，同时也使自己有了立足的资本；也许唐代相沿已久的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积习和“时尚”给了启示，在“从征西路”、参与镇压起义中有所收获，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也许他们顺民心、顺民意，顺应同时生存在同一空间汉族、少数民族同胞意愿，励精图治，保境安民，修养生息，营造了发展图强的小区环境。总之，唐末“混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地处四川盆周山区“民族走廊”的地缘条件，为天全土司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机遇和生存发展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

注：
 1语见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2、5、9参见陈世松主编、贾大泉副主编《四川简史》。
3事见宋·郭允蹈《蜀鑑·卷第十西南夷始末下》。
4咸丰《天全州志·关隘》。
6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卷第六章 南诏国、大理国》,陈世松主编、贾大泉副主编《四川简史》，佚名《南诏国之史》。
7、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