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自称“诺苏”，主要分布在以大小凉山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康巴藏区有彝族2万余人，主要分布在与四川凉山州相邻的九龙、泸定两县，其中尤以九龙居多，有俄尔、三垭、小金、踏卡、朵洛、子耳、湾坝7个彝族乡。关于康巴彝族的历史，有史可查的并不多，学术界也少有重视。究其原因，从事彝族研究的往往只注意凉山地区而忽略康区；而从事康区研究者又往往只注意藏族而忽略了彝族。

据我们调查，康巴彝族的迁入时间大至始于18世纪初期，主要来源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越西、美姑、喜德、甘洛、普雄，以及雅安地区的石棉县。在九龙藏族社会中重建彝族社会彝族社会是以家支为社会单位、并以家支为组织方式进行运转的。18世纪初期，凉山彝族中的一势力强大的家支不断向外扩张；而一些弱小家支则不堪忍受大家支的欺压，纷纷向周边地区迁移。黑彝家支的阿鲁、恶俄拉普两支和白彝家支的尼尔，就是最早闯入九龙的三支彝人。

凉山彝族选择向九龙扩张，与九龙的自然、人文环境密切相关。

第一， 地理上的便利。九龙与凉山彝区冕宁县边界相连，易于迁徙。

第二，自然环境相近。九龙的生态、气候等自然环境与凉山冕宁、越西等地基本相同，皆属于高山狭谷地区。气候温和，森林、耕地、草场均有分布。这种自然环境对于“农耕＋牧业＋狩猎”的凉山彝族来讲，无疑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第三，物质利益上的诱惑力。九龙地区荒坡荒地多，能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而且土质、气候条件好，粮食收成高。第四，宽松的人文环境。在彝族迁入前，在九龙居住的主要是藏族和少量汉族，归明正土司管辖。明正士司驻于康定，对九龙地区鞭长莫及，难以实施有效控制。当地的藏族土头和藏、汉百姓，对彝族的迁入也持放任态度。

九龙的上述状况，足以对急于向外扩张的彝族产生强大的诱惑力。彝族初到九龙，人少势弱，只得趋附于当地藏族土头。他们通过向藏族土头赠送牛羊、金钱，请吃酒肉、交纳地租等手段，很容易就获得了在高山荒坡地区的居住权和开垦权。这是与来自凉山的彝文化与康巴藏文化的第一次对话。这次对话虽然是不平等的，但对彝族来讲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通过这次对话，使他们在藏族社会里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居住权和开垦权，并为后来在康巴藏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早期彝族在九龙站稳脚跟以后，各家支成员间便相互串联，于是，大量彝族家支纷纷迁入九龙。到1790年进，仅三垭一地的彝民就达五、六十户。随着彝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人与土地的矛盾逐渐尖锐。于是彝民开始由高山、荒坡向平坝、熟地扩展，大有与当地藏、汉居民争夺生产资源和生存条件之势。这时藏族土头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对彝族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严格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已经太晚。一方面，但这时的彝族已成为三垭、湾坝一带诸民族中人口最多、势力最大的民族，其势力足以同当地的各种力量相抗衡。另一方面，明正土司驻牧康定，不仅对九龙鞭长莫及，而且经改土归流，势力极度衰败，对九龙的控制名存实亡。因而，作为在凉山彝区享有绝对权力的黑彝奴隶主势力，不仅对长期依附和受制于藏族的地位和处境感到不满，具有变革现实的愿望，并且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于是，他们唆使属下拒缴租税，偷抢藏、汉民财物，有的甚至公开驱赶、杀害当地藏汉居民，并将他们强占为奴或贩卖到凉山地区。这是彝、藏两种文化在康区的第二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对话。这次对话的直接后果是当地藏汉居民被迫向外迁徙，三垭、湾坝、俄尔、小金、踏卡、朵洛、子耳等地为彝族所独占，成为彝族聚居区；而乌拉溪、乃渠、魁多、烟袋等乡也逐步演变成为彝、藏、汉杂居区。

在泸定汉族社会中建立的白彝社会

彝与汉文化在康区的对话发生在康东的泸定县，时间在20世纪初期。据我们调查，清末，有越西县彝民尚二红、尚二良兄弟二人曾到过泸定得妥乡雨洒坪，并有移居意图。但时值当地流行霍乱而未遂。1918年，冕宁彝民尼子哈达到达新兴乡，觉得当地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风土人情比凉山优越，遂在新兴乡喇嘛沟定居下来。随后，尼子哈达返回凉山，在其介绍下，许多彝民纷纷迁入泸定。至今，在泸定彝族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尼子哈达的手中拿着一窝青草，大家象羊子一样跟在他的后面，望着青草，来到了泸定”。其后，九龙、冕宁、石棉等地又有彝民陆续迁入。现在泸定有彝族20余个家支，近3000人，与汉族杂居在磨西、新兴和得妥三乡，另有少许居住在加郡乡。泸定彝族是彝族社会中比较特别的一支。其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是一个纯白彝地区。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所有彝族成员全是白彝，没有一个是黑彝家支的成员。

在泸定地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有别于传统彝族社会的纯白彝社会呢？这与以下几个原因密切相关。

第一，泸定彝族基本上都是参与过凉山奴隶起义的将士及其家属。1913~1916年，凉山暴发以反对黑彝统治为目的，以“改汉”为口号的奴隶起义，史称“拉库起义”(也称“拉库改汉”)。起义失败后，起义将士及其家属为躲避黑彝奴隶主的报复而四处逃亡。泸定彝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迁入的曾参与或领导过起义的白彝奴隶。

第二，泸定纯白彝社会的形成与泸定汉族势力对迁入彝民的保护密切相关。许多彝族老人在回忆其家支迁入的历史时都曾谈到，白彝奴隶在逃往泸定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到黑彝奴隶主的围追堵截。当他们到达泸定后，黑彝奴隶主也曾多次企图将他们抓回去，但由于有当地汉族势力的保护，黑彝势力始终不敢进入泸定境内抓人。

那么，这些逃亡而来的白彝为什么会得到泸定汉族势力的保护呢？在我们调查的中，一位吉克家支的老人是这样告诉我们：泸定汉族势力之所以对这些迁入的白彝群众进行保护，这是因为，

(一)这些彝族群众到达当地后都主动投靠当地势力，寻求保护。这些势力包括地主、乡绅、袍哥，以及教会等。

(二)当时的磨西、新兴、得妥各地山坡地带有许多富裕荒地，彝族群众的到来并不会威胁到当地汉族的生产生活。相反，因为彝族群众对荒山荒坡的开垦，反而会增加当地汉族地主的地租收入。

(三)当时常有野猪、熊、猴等野兽到平坝地区活动，对当地汉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构成威胁。因而当地汉族群众也很欢迎这批彝族群众居住在其周边山坡地带，一方面，彝族善长狩猎，能有效阻止野兽的侵袭，另一方面，有彝族在四周居住，也可缓冲野兽对平坝地区的威胁。吉克老人还告诉我们，新兴乡杨保证同意吉克家在黄泥岗开荒种地的条件，就是要求吉克家每年定期打一只豹或其它猎物作地租。吉克老人的这一观点，我们后来在当地的一些汉族老人那里得到了证明。

第三，泸定纯白彝社会的形成还与广大白彝群众的的团结斗争分不开的。这些白彝奴隶在逃到泸定后，便主动联合起来抵制黑彝奴隶主势力。例如在磨西、新兴两地的白彝在每所农历9月24日都要在磨西落尾坝或梨儿树坎举行集会。在会上，全体白彝杀鸡、打狗、喝血酒、盟誓，誓死抵制黑彝奴隶主进入泸定。得妥、加郡一带的白彝也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在得妥乡与石棉县相接的扁罗岗集会盟誓。彝文化的变迁等级制度、家支制度、族内等级婚姻制度等，是彝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由于藏、汉文化对彝文化给予的宽松的发展空间，凉山彝族社会的这些传统制度在康区得到了很好的重建和发展。

康区彝族社会的等级制度与凉山彝族基本一致。整个社会成员依据其血统的贵贱和人身依附关系划分为黑彝和白彝两大阶层。黑彝是统治阶层、贵族阶层，享有奴隶制下的一切特权，并世代沿袭。白彝是被统治阶层，其人身依附于黑彝，分别处于平民、奴隶、半奴隶地位。在白彝中，依据其人身依附关系的不同又划分为曲诺（俗称名投娃子）、阿加（俗称安家娃子）、呷西（俗称锅庄娃子）三个等级。这上述各等级中，除白彝内部各等级间存在升降外，黑、白彝之间永远不能转化。

但康区的等级制度与凉山彝族社会也有一些差别。

第一，在凉山彝族中尚有一个最高等级“土司”，而在康区历代封建中央王朝所设土司皆为藏族，彝族迁入较晚，数量少，没有设置土司。

第二，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在泸定地方，没有黑彝等级，白彝内部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等级关系，但已不典型。由于受当地汉族社会的影响，他们已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彝族社会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家支制度来实现的。所谓家支，它是内部严禁通婚、并以父子联名的谱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父系血缘集团，是氏族组织的蜕变。其职能主要是调整家支内部各个体成员和个体家庭之间的关系，对外代表本家支与其它家支发生各种关系，维护本家支成员的各种利益。康区彝族有大小家支近100个，绝大多数为白彝家支。

在彝族进入康区后，各家支成员为在当地获得开垦权、居住权，家支在与藏、汉两族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改革后，家支职能受到法律限制，但仍在法律之外的地方发挥着重要作用。彝族的传统婚姻制度是一种族内等级内婚和买卖婚姻。这种婚姻制度在九龙和泸定同样得到了延续。但由于长期与藏、汉两族杂处，也受到藏、汉两种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解放后受国家婚姻法的调整，婚姻制度有较大的变化。彝、藏、汉之间的“族外婚姻”无论是在观念上还实践上都得到了肯定。由于历史上不同等级之间的隔阂较深，在老年人中对内部各等级之间的通婚在观念上还存在一定情绪，但在年青人中，特别是受现代文明影响多的青年人，对等级婚姻的概念已逐渐淡漠，买卖婚姻也逐渐被自由恋爱所取代。

在其它方面，彝文化受藏、汉两种文化的影响更大。在民居文化方面，彝族的传统住房是结构简单、低矮的笆笆房，忌用泥土、石头筑房。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居住在用泥土、石头建成的房子里是不吉利的，而笆笆房则能确保“子孙发达”。但当他们在九龙、泸定长期定居下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传统居住文化也发生着重大变化。在泸定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逐渐开始修建木结构、一楼一底的汉式瓦房，与当地汉族无别。现在他们传统的笆笆房在彝寨中却难见踪影。在九龙地区，相当一部分彝民的住房是用乱石砌成、石板盖顶、一楼一底、下关牲畜上住人的住房。这种住房从结构和外型上看与藏族民居几乎没有区别，显然是受藏文化影响的结果。与藏式住房略有差异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在藏族民居中，人的进出须穿越底层畜圈，而彝族住房则是从二楼通过走廊出入，人畜相对分离。

第二，藏族民居一般在顶楼设有经堂，而彝族没有经堂这一设置。

第三，新婚夫妇在婚且一年内必须居住在传统的笆笆里，不能住在用泥、石筑建的房屋之中，以确保“子孙发达”。这显然是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所进行的一种文化选择，是与藏、汉两种文化对话的结果。在家庭生活中，彝族传统的炊具是锅庄，现在基本上每户人家都建有汉式灶台。过去睡觉是在火塘边的竹笆上和衣而睡，现在都使用汉式木床。各式家具、收录机、洗衣机、冰箱、彩电等现代文明也逐步进入彝族家庭。

在生产方面，彝族传统的生产模式是“农耕＋牧业＋狩猎”。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还保存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如种火地）。近年来受现代文明的冲击，生产模式以农业为主，兼及牧业。在生产力方面，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已经被精耕细作、地膜种植、肥球育苗等现代科技手段所取代。

在饮食上，彝族喜食砣砣肉、酸菜汤，好饮白酒。但在九龙彝族也有饮茶之俗。这显然是受了藏族饮茶习俗的影响。

在语言上，泸定彝族都能使用彝、汉两种语言进行交流。九龙彝族（特别是年在杂居区的）除了能使用彝、汉两种语言外，相当一些人还能使用藏语进行交流。

在服饰上，传统的彝族服装仍然是主流服装，但是，汉式服装已越来越成为康区彝族的主要服装。

康巴彝族的姓名可能是最能直观地反映出彝文化受藏、汉两种文化影响程度的。彝族每个家支都有一个共同的姓，如沙马、伍尼、罗洪、曲木、阿期、马海等。但受汉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家支都给自己取了个汉姓。彝族汉姓的确定最常用的方式是将彝姓中的某一个音节与汉族姓氏对接。如：沙马——马（或沙），马海——马，罗洪——罗，苏久——苏，倮伍——伍，巴毛——毛，八青——巴，尼杜——杜，木苦——牟，叶子——叶。另有部分是将彝姓用汉族姓氏进行音译。如，哈日——韩，阿石——沈，木帕——潘。此外，在泸定，有的家支是在迁入泸定后，借用当地一些汉族大户人家的姓氏来作为自己家支的姓。在孩子的命名上，许多人家给孩子的所取的名字与汉族命名没有区别，从其姓名上根本看不出其族别。在九龙，有的人家给孩子的名字却是比较典型的藏式名字，如扎西、拥珍等，不同于藏族姓名的只不过是在这些藏式名字之前加上了本家支的姓而已。

彝文化在康区传播的历史虽然不长，但通过与藏、汉两种文化不断的对话与交流，已发展成为彝文化中具有康巴地方特色的一个分支，成为康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