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哥哥纪念父亲的文章.父亲风雨一生,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喧嚣和困苦.哥哥从父亲风趣\乐观的一面写的纪念文,而父亲在那片山地里勤苦辛劳的一生和把我们推向山外的坚定,如天下父亲一般,想着的是我们能够更好.仅以此文表达我们兄弟深切的怀念.

“从前……可是……山上没有……动物了，如果……过去，唉！”父亲的语言断了，从嘴里只能吐出一些零碎的语词，他试图复原一些情景，可是他做不到了。他已无法与这个世界对话了，只能吐出几个风干的词汇。他中风了，左脑溢血，处于弥留之际，那是2002年的冬天，一个雪后寒冷的早晨。

……

父亲的一节节人生片段，从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拉木•给若，站起来！举起双手，坦白你1956年参加土匪叛乱的过程！”一个面孔黝黑、眼睛很大的外地干部吼道。六岁的我躲在叔叔的怀中，看见很多人举起火把，我父亲站在了那七个富农及坏分子老人的身后，举起了双手。

“我属虎，1956年我18岁，那年，永宁土司头人发令，凡年满18岁的男子到永宁集合，盘缠自带，武器自带，我家只有一把断了头的短剑，我佩着断剑，背了一口袋粮食就去了。本来应该我舅舅去，但他说生病了，让我顶他去，我也不知去干什么，但永宁我没有去过，很好奇，就去了。一起去的有阿尔阿高、阿尔旦拉、阿尔阿古、巴布阿塔……到拉卡西里时，才见到那些有钱人——搓本（老板）行尔•甲阿、那塔•甲阿、那塔•古萨、支古•永都、甲步•古萨等人，他们都背着步枪。差不多有一百多号人往永宁出发，到傍晚时分才到达拖支。那个坝子里已经聚集了将近400个彝族黑彝的队伍，齐声呼吼：‘咿——喔——咿喔’，喊声震天，也有人乱放枪。村里的贫民都跑光了，可能躲山上了。我们拉伯这方的首领是那几个常去拉萨的有钱人，他们接到通知，要拉伯的火速赶回去守住金沙江边，说解放军已到金沙江边。我们晚饭也没有吃，往回赶。天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抓住我远房一个伯父的楚巴尾巴（楚巴是藏装），他拿着一只手电筒，但只有一只火炭那么亮。一夜走走停停，到格瓦村时，村里是空的，人都逃光了。于是，有人杀猪宰羊吃早饭。”有人高呼：“你们抢贫苦人的猪羊，是不是事实？”父亲说：“抢倒说不上，猪羊没人管了，到处在走，我也没有参加杀猪，但肉还是吃了，这是事实，我承认！”

“那你们回到江边时，往对面的解放军开枪没有？打死人没有？”

父亲说：“在地麦阿肯那个地方，大家都躲在大石头后面，的确有人开枪了，但对面有碉楼，没打着人，老步枪，只是吓唬人而已，但对面打过来的枪太厉害，我们前面的石堡上火光闪闪，谁也不敢抬起头来。”

有人从人群中发问：“贫农刘古华从江那边回来，你们这些叛乱分子怀疑他去告密，在丫主古那个地方围打他一顿，这是不是事实？”父亲答：“是事实，那天天气热，我们在一棵树下乘凉，刘古华从江那边回来，见到我们还散了烟，第一个站起来的是阿尔•阿古，他说：‘他是去告密的，揍他！’于是好几个人动手了，把他的屎都揍出来了，但我没有动手，有人可以证明。”这时有几个人举手证明。又有人问：“那天还有人提议把刘古华枪毙了，谁提的？”“是巴布•阿塔，他说毙了，丢金沙江，还有阿尔•阿古还自告奋勇要求由他来毙，但是阿尔•阿高的一句话起了作用，阿高说：‘没有证据他告密，他又不清楚我们的情况，我不赞成，谁要毙，你们自己负责。’说完，他背着那支老步枪走了，于是刘古华保住了一条命。”有人叫刘古华起来证明，刘古华是茶花村的汉族村民，他站起来说：“拉木•给若说的都是事实，巴布•阿塔、阿尔•阿古应该批斗！”呼声一片：“揪出来、揪出来！”这时，队长发言：“巴布•阿塔不能批斗，他家是军属！”于是，驼背的阿尔•阿古举着手站在了我父亲一侧，一排九个。

有人吼：“陈福保出来证明，叛乱期间，有人揭发拉木•给若打过你，有这回事吗？”陈福保怯生生地站起来：“无缝的鸡蛋不生蛆，不能瞎说，不是拉木•给若，是佳波•给若！”有外地工作队叫“佳波•给若站出来！”，全场人笑起来，有人提醒：“佳波•给若是另外一个村的。”

不知从哪里蹿出个毛头小伙，踢了阿尔•阿年美的屁股一脚，队长制止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人家75岁的老人了，不准动手！”

两个工作队队长讲了一段话，生产队长宣布散会，于是，星星点点的火把撒在山坡上，各回各的家去。火塘边的母亲忧心忡忡地坐着，见父亲没被人打，悠长地叹了口气。父亲又摸出葫芦笙吹起来，让我和妹妹跳舞，似乎刚才的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

从那以后，每到晚饭后，隔三差五地开批斗会。由于乡村的文化生活贫瘠，开批斗会时，那些富农讲述发家的经过、叛乱分子讲叙事情的过程，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变成了我们小孩子的故事会，早早地去把靠前的位子。

又轮到我父亲时，有一个人问：“拉木•给若交待，你们与彝族奴隶主的头目和叛匪纠合在一起，在石菩萨，一次打死九个解放军战士，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

我父亲回忆：“听说解放军要经过那里，彝族头人就命令娃子（奴隶）改挖对面山梁上唯一的通道，那是一道悬崖，挖开后铺上简易木板，两头用篾条暗设了机关，木板上铺了山基土，而那些有枪的人全部守在对面山上，我也在，但我没有枪，只是躲在一块岩石背后看。那天的指挥是余拉什，石菩萨人，背着一杆卡宾枪，还有一支手枪，披着双披，他说，先由他开枪，其他人跟上，还派了人躲在设好的那条路上，等解放军的人走到路中时，砍掉两边的篾条。那天，解放军的人有百十来人。余拉什的枪法准是出了名的，他一个人就干掉了三个，等那个预先设好的路掉下去时，我凭眼判断有好几十人掉下崖壁去了。当时，我还注意到，离我不远的石堡后面余玛农用一支步枪在打，他的娃子毛阿萨被枪声吓着了，他想跑，余玛农一把抓住他的长发，让他跪着，余玛农跨在那个娃子的背上往解放军开枪，后来，解放军那边用了机枪扫射，大家都往森林里逃跑了，后来还放了两个炮，很响，震天动地的。我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其他人可以补充。”有一个当时被解放军征去扛伤员担架的民工叫瓦支•甲阿若，他要求发言，工作队允许：“那天，我们有几个人是解放军招去扛伤员的，给我们米和布，那天的确死了七个人，也伤了不少，死的人都要扛到宁蒗大村街，我背时了，碰到个昆明胖子，四个人才扛得动，途中休息时，我还对那个死胖子说：‘昆明儿子，你吃些啥子，那么胖，余拉什是好人嘎，你那么宽的胸脯对着他枪口去，你会不死嘎？哪个妈生的这个大胖子……’”工作队有人制止他再说下去，说：“不准开革命烈士的玩笑，好在你是贫农，不然要判刑、劳改。”瓦支•甲阿若脸如死灰般退下了，扎实赫着（吓着）了。

有人说：“那之后，你去了哪里？”

父亲：“大家知道干不赢，就四散逃了，那些彝族头人成伙结对往石菩萨方向跑了，我们摩梭方面的没什么头领，也散了，我翻过杨家糟，到银子厂阿普•阿年（父亲的表舅）那里去了，听说，他在银子厂开荒种鸦片。”这时，阿年证实我父亲确实去了他那里。

这时，有个人好像抓住了把柄，跳起来质问：“不对吧，拉伯摩梭叛匪没有头领一说不对，阿尔•阿高就是，他还打死了开里•库若米。”

父亲说：“石菩萨那天阿尔•阿高没有参加，他杀开里•库若米，那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的事，地点是银子厂下来的山谷里，开里•库若米要去奉科投靠解放军（那时的江对岸奉科已解放），阿高和他发生了争执，库若米言辞很激烈，阿高很生气，就叫大家表态，要把这个叛徒干掉，那天好些大人都同意了，但没有问我的意见，我还是个孩子，这一点，今天好几个人跟我站在一起，他们可以证明。”于是，一个个核实，他们都说没有征求给若的意见，因为他看上去还小。

这时，发生了一个戏剧性场面，有一个人在坦白时，说到有一天，抢来了一头某家老百姓的耕牛，去抢的人中，本来他想说的是“加木•给若”，却说成了“拉木•给若”。他们同站在一旁举着手的，我父亲一把揪住他胸口，朝着那个人的小肚踢了一脚，那人蹲下去叫了一声后，说：“我说错了，是加木•给若。”台下有人大笑，我父亲把他拉起来，说：“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你还说错人，害我呢！”就在那时，还有个工作队员叫了一声：“叛乱分子不许狗咬狗！”

大部分的批斗会都比较温和，说情出问题，坦白自己的错误，也就行了。但不知什么人挑拨，有一天晚上，茶花村（我家乡唯一的汉族村，据说很早以前逃荒，从四川搬来的）的几个小伙子，就在批斗会上，公然掀起两个富农老妈妈的裙子，用火麻抽打两个老女人，她们又疼又麻又火辣，倒在地上翻滚，要知道，摩梭老人不穿内裤，火麻是有毒植物，像蜜蜂叮一样，还会全身奇痒难耐，很多亲戚害羞得低下头去，老队长艾东•永都愤怒地斥责了他们的野蛮行为，永都是老党员、老队长，又是大队支委，办事公道、凭良知办事的一个人，并且当着工作队的面宣布：在他的村子里，不准有打人抄家的事。可能出于他的威望，从那以后，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那天晚上，回到家，父亲没有吹葫芦笙，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说了句：“这个时代疯了！”

狂风慢慢地停息了，批斗会慢慢少了，人们可能也厌倦了。由于我父亲是木匠，那时周边的许多学校需要建设校舍，生产队就商量让我父亲去挣钱给队里，那时叫找副业。生产队经过开会决定，每天交队里一元钱，评给我父亲十二分工分（男劳力每天出工得十二分），其余多挣的归他自己，于是，父亲背上木匠工具就去拉伯完小搞木工去了。那时，我已经上到小学四年级了。又一场运动开始，后来才知道是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公社党委书记赵良富，大队支书和甲阿又酝酿把父亲作为一个走资本主义的典型（因为他有点外块）。也难为他们，我们那地方太穷，按上级指示，要有典型，他们实在找不到，只能拿每天多有几角钱的父亲开刀了。但这次他们遇到了阻力，大队支委、我村队长艾东•永都坚决不同意，他据理力争，这是生产队队委集体决定的，不是我父亲个人行为，如果出义工也不对，上级给学校拨了建设经费。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也与他辩论，最后，他说：“如果一定要斗可以，那么，我和队委会所有成员与他站在一起，你们斗吧！”这是，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泄气了，他们怎敢斗他，他是叛乱时的武工队员，老党员、三代贫农，又是大队支委，更硬的一条是，他是军属，并且，他儿子在部队里已经是排长，带兜的干部了。正当他们处于尴尬时，我村的副队长南卡•哈巴不知何意地说了一句：“拉木•给若墙头芦苇风吹两边倒！”我父亲立即反击；“谁见过草顶着风不动，在风面前连树都会两边倒！”那个副队长与我父亲有点过节，想乘机来一下，没能成功。但是，堂堂的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连一个自然村都摆不平，也是颜面无光，所以，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想借我父亲到隔村的草落窝村斗一夜，只此一次，老队长还是沉默，表示了自己不同意，但这时，我父亲反而给两个书记一个台阶，他同意去！他可能知道斗不起来，因为草落窝基本上都是我家的亲戚。在草落窝村批斗时，发生了一些趣事。那个村的队长与我家是亲戚，他始终不发言，来的人也不多，一开始大队支部书记号召：“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个会……”坐在支书旁边的生产队长狠狠地放了一个响屁！支书饶有兴味，甚至发现敌情似地看了一眼，没说下去，又重新来：“同志们，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那个队长又放了一个更响亮的屁，这时支书真的生气了，“今晚上这个屁有意思，有目的，到底要干什么？”那个队长不慌不忙地说：“我们上山背柴，下地干活，吃的是五谷杂粮，哪像你们吃着大米睡在棉被上，我放个屁你也要管，我犯了哪条法？”支书被问呆了。这时，公社书记出来圆场：“今天批判拉木•给若，他的问题是投机倒把……”话未完，一个中年人站出来，“我们没读过书，什么是投机倒把？”公社书记解释什么是投机，什么是倒把。那个人说：“那不对，拉木•给若没有卖生产队的牛马，没有卖生产队的什么，他是靠力气干活赚的，不合适批判嘛！”书记也讲不下去了，会议沉默了，这时，一个老头站起来说：“如果一定要说拉木•给若错了，那可能是大家都走在大路上时，他抄了一条小路，走得比我们快了一点。”大队支书觉得有戏了，“讲得太好了，就是这意思，他不走毛主席定的康庄大道。”公社书记一扯大队支书的衣袖：“好个屁，那老头是在表扬。”这时，村里有个女疯子冲进会场，说：“拉木•给若要当队长，他会找钱给大家，可以当书记，这两个鬼人……”又哭又闹又唱又跳。据说，这是有人暗中安排的，据说，那个生产队长的屁也是预先准备的，那天晚上他没吃饭，专门吃煮得半熟的红豆（四季豆），半熟的红豆吃过后半小时，屁说来就来，土著乡亲的智慧。从那晚之后，就没掀起批判的热潮来。

第三轮次批判，那时一九七五年了，那是我爸自找的，他说这样批判他，他觉得是一份荣耀。那时，还在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所有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都已在文革中铲除，连名字都统一取汉名，服饰已改为清一色的时代装束，更别提传统的葬礼之类。1975年，我奶奶去世了，我父亲突发奇想，想给奶奶办一场传统的送葬礼仪。这在当时的确有点胆大妄为了。我从不知道什么传统葬仪，虽然我已经读到小学五年级了。在父亲的策划下，老队长当司仪（摩梭语叫“冉得”），副队长当酒司（主管吃喝），还请了过去被批斗的一个富农当达巴（他的确学完过达巴课程）。葬礼举行了三天，每天的仪式，比如送魂、哭灵、洗马、舅父奔丧之类一条没撂下，出殡那天早晨，父亲不知怎么弄到一些炸药和雷管，还放了不少炮。事后才知道，是一个在碧泉林业局工作的远房亲戚处搞到的。就在奶奶的葬礼进行完的那天下午，大队支书和甲阿来到了家里，他不进我家，在屋外托人传唤父亲。他拿着一个本子，说：“我坐在你家对面那个山包上三天了，每一天你所进行的迷信活动我都记录在案，你还放礼炮，放了32响，你这是彻头彻尾的复辟，是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明天自带盘缠到大队部，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要每个村巡回批判。”我真佩服那个干部，他三天三夜坐在那个山包上监视我家，不吃不喝不睡吗？那时的干部真革命啊，真有革命毅力。

我父亲自备了些吃的，准时到大队部去报到了。据父亲后来说，批判时，乡亲们能躲就躲，没几个人真心批判，被逼无奈的，也多是些东拉西扯、言不及义的话。完事后，许多家都纷纷请父亲到家里去住，盛情款待，私下还说父亲是条汉子，是孝子，是值得尊敬的人。为此，父亲很是骄傲！其实，后来我才知道一种叫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一种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种族群生命的根，压制和铲除是表象，骨子里大家还是会坚守着某种原则，守护着某种精神，这是文化的力量。

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告诉我，为何要给奶奶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借以表达自己的孝子情怀。因为，父亲少年丧父，十三岁时我爷爷去世，但父亲对爷爷是鄙视的，因为，爷爷是个赌徒。曾有一次与村中做点小生意的人一起到鹤庆卖马，经过丽江古城时，有钱人在街边桌上码着白锭赌，我那个怀里揣几个钱的爷爷居然一下注就赢了一把，于是，不大一会儿功夫，他赚了大钱，据说有一褡裢的锭。他的伙伴劝他收手走了，疯狂的爷爷以为神助他了，把那三匹骡马托付给伙伴，让他们能卖多少卖多少，他不去鹤庆了，好像是要开赌馆的样子。等他的伙伴从鹤庆回到丽江时，听说我爷爷连衣服裤子都被人剥了，躲到山上去了。还是我奶奶从老家织了麻布衣服裤子到丽江山上去找，从丽江带回去的。但是他赌性难戒，家里只剩一匹骡马了，他都有本事押出去赌。他死了还欠别人300大元的赌债。父亲十三岁就犁地干活，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因为他姐姐身体稍有残疾，一弟一妹未成年，全部重担落在父亲肩上。他说，他咬着牙干了三年的活，才还清爷爷的赌债。从此，他对赌博恨之入骨，从不允许我们兄弟姐妹沾赌。直到他晚年，村中有人打麻将，他准备了一个电筒去追查，有一次居然还写信给我，要我买一根电棒给他，他要管一管村里年轻人的赌博行为。

眼看着曾经风趣、聪明、能干、勇敢的父亲躺在床上只能发出几个零碎的“过去……但是……山上……”词句，一种人生的幻灭、沧桑、酸苦的情感涌上心头，知道时间的残酷、无情，也感悟了岁月的铁硬。

我上初中那年，父亲送我上学，走了两天山路才到学校所在地的托甸。那是个新建的学校，叫“拉伯附设初中”，谈不上什么校舍，只有两排牛毛毡盖的简易房。临开学还有两天，父亲就带我到一个远方的亲戚家投宿。她家住在离学校三里路的一个小山村，我们的到来，她家很意外，也显得意外中的惊喜。那个小山村很漂亮，她有两个儿子，五六岁的样子，有一个老妈妈，宰了一只鸡招待我们。那时候，能宰只鸡待客，已经是很不容易的礼遇了。由于长途赶山路，晚饭后不久，我就睡着了。在睡梦中，隐约听见有人在哭泣，我朦胧中看见那个少妇头枕在父亲的膝头上，轻轻地在哭泣，父亲在轻声安慰她：“孩子都大了，我们都老了，过去的就不要再想了，就当是做了个梦吧！”我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后来，那个少妇每隔一段时间，会背着些核桃、蜂蜜之类的，到学校看我。我始终忘不掉她离开学校后，朝那条弯弯的山路上走去的背影：头上一块红色的头巾，在风中一飘一飘的，一个斜挎着的小竹篮，一条草绿色的裙子，渐渐消失在那条红色的山路尽头。

直到我初中将毕业时，才从一些知情乡亲的传言中，知道父亲与她有过一段未了的情缘。那是1962年，当时我们乡叫金江公社，由于是新成立的，需要搞建筑施工，公社书记叫李如松，就从他家乡请来了一个大木匠叫杨汝安，从全公社选拔了一些年轻聪明的小伙子跟着杨师傅学木匠。我父亲也选上了。那时他刚把我母亲要到家几个月，他还是去学木匠了。就在金江公社所在地，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普米姑娘竹玛，他骨子里的摩梭浪漫基因发作了，忘了我母亲，两个人恋开了。直到半年之后，事情开始不妙了。公社书记李如松回丽江九河去接老婆，路过我们村（那时不通公路，丽江到拉伯要步行），他到我家去借宿，才知道石木匠（我父亲）家里有老婆，儿子都两个月了（即我）。但他很客气，给了二元钱作礼物。等他回到托甸，第一件事就叫我父亲到办公室，见我父亲九大发雷霆，据说还掏出手枪排在桌子上：“拉木•给若，你要儿子还是去劳改？”我父亲的确不知道我出生已两个月，搞懵了。李书记说：“我路过你家，你母亲、老婆都很善良，你背着老婆鬼混，像什么体统！你信不信我一枪就毙了你！”我父亲吓惨了，赶忙说立即回去看望我母亲和我，跟那个普米姑娘断了。很多年后，我问过父亲这个事，他说：“当时扎实尼赫（吓）着了，因为宁蒗是56年才平叛的，为安全起见，党委书记都配枪的。”他还用拇指和食指张开比了一下说：“那种20响的大手枪。”我说：“枪毙你倒不会吧？”

我父亲很夸张地说：“哦，不好说，那个时候的党委书记权力大得很，李书记又是个火爆脾气，他把我毙了，说乱搞男女关系还不是可以，你们晓不得那个时候的形势！”我父亲的口头语里经常用“形势”这个词。父亲乖乖地回去看望了母亲和我，之后，与那个竹玛的关系就淡了，直到我上初中了，他们才见了一面。竹玛的命运也坎坷，嫁了一个生产队里赶马的人，生了两个儿子后，那个男人抛弃了她，到很远的一个村子到别人家入赘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再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

而关于我父母的婚姻，父亲也曾提起过，那是1958年，十分困难的时间，宁蒗县组织青年突击队在蜂子岩挖公路。我父亲能歌善舞，又一表人才，惹得许多漂亮女人围着他转。而母亲其貌不扬，十分平凡的一个。但她有一个小木箱，出于好奇，趁母亲不注意，父亲打开看了，里面装满了她自己织的一箱麻布。父亲就开始追母亲了。父亲后来说：“那些追我的漂亮女人除了身上的一套衣服和一身风骚啥也没有，俗话说：白雪当不得糌粑吃，漂亮当不得饭吃，要养儿育女，你母亲这种人才是过日子的，生活实际的啊。”

到了我上高中时，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可以出外挣钱，最流行的词是万元户，我的一个没考上初中的小学同学家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到县城附近拉石料。他父亲就是与我父亲举手被批斗的一个，一起参与过叛乱的人，他家通过拖拉机成了万元户，在村里张扬得不行，连当了26年的老队长都敢奚落，什么：“什么老党员、支委，有屁用，还不是穷光蛋！”大有一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样子。特别是我那个同学的母亲，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站在土掌房上呼猪叫鸡，让全村人都听见，好像她家办了个鸡厂猪场似的。但村人都不敢出气，人家是万元户啊！所以，我父亲也受了刺激，当年叛匪里的“战友”都反过来了，发了，他儿子读书不如我，父亲曾经昙花一现的骄傲，被万元户击得粉碎，以故，他徒步走了三天山路，来到县城，半夜才到。第二天早上，他鬼鬼祟祟地把我拉到宁蒗一中旁的一棵梨树下，先讲了那家人如何成为万元户，又如何的骄傲，之后才说，拉伯信用社的主任是他当年挖公路的朋友，他还曾救过他一命，一定会给他帮助，要贷款买拖拉机，让我办理退学。这对于我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坚决不干，讲了许多理由，但他说：除了机关子女安排工作，农村孩子如考不上大学，还不是滚回农村！我说，我会考上的，我会努力，开拖拉机与过去的赶马人有什么区别。我还说了，我那个拖拉机同学我见过了，虽然挣了些钱，但一公里之外就可以闻到他身上的汗臭了，有什么意思！我父亲默默地抽了一支烟，然后坚定地说：“好吧，你自己定的，考不上大学，别回来见我，我昨天背来的糌粑是你妈连夜磨的，糌粑里掺着些油渣。是儿子，你就拼一回！”撂下这几句话，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站在校园清晨的寒风里，我默默地坚定着自己的信心！

后来，我如愿上了大学。我1985年大学毕业回到丽江工作，家乡要恢复传统的节日——朝山节，我应邀去参加，父亲也赶了几匹马，来永宁参加骡马交流会。那时的山民，要赚点钱，主要是每年两次的骡马会——丽江和永宁的骡马交流。有天父亲和我正往骡马会场走去，在开基桥上，碰巧遇见那个在文革中批判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公社党委书记赵某，父亲一见他，很客气地上去握手，赵还递了一支烟给父亲，父亲握着他的手说：“老赵，你也走资本主义道路？”赵某牵着一匹黑色的骏马，面色有点难堪：“石师傅啊，时代不同了嘛！”我早已听说，赵某由于在文革中，有些事情做得过分，伤害了不少人，文革后受到清算，再加上，在他任上还盗伐两车木材，受到处分，回家务农了。我本以为父亲用语言刺激一下也就罢了。到了骡马会，那里人山人海，骡欢马叫，一片生意的沸腾。

会场上，父亲遇见他的老朋友书古•根若，寒暄一阵，书古•根若右臂上戴着一个红箍，上写“公平员”，那是会场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权威的价格监督员，他们懂得骡马的价格，维护公平交易，不得哄抬物价。父亲就跟他说：“嗯，你那个红箍借我几分钟。”书古•根若说：“你干什么？”父亲说：“过去威风八面的赵也牵了一匹马在那边，我去搞他一下。”可能书古•根若对赵也有气，脱下红箍给父亲，说：“想办法狠狠宰他一下，这个不是人养的东西。”父亲戴上那个红箍很得意地去了，我与父亲一道来的人在一堆火边喝茶。不到一个小时，父亲很神气地回来了，他说：“老赵今天亏了三百五，那是匹好骡子，他开价八百，那个买方只开四百，我过去就对那个买方说，你不要扰乱市场，不然要罚款的，我说再加五十，成交了，双方同意了。赵这个杂种，他还以为我在帮他说话呢！”这时，从我村来的一个人说：“早知道，还不如我去买，可惜了。”我父亲说：“笨蛋，赵认得你。”我父亲把红箍还给了书古•根若。这时，从山坡上有个人拿着一瓶苞谷酒往这边来，父亲说：“就是那个人买的，人家感谢我来了，有酒喝了！”果然，那个人来到父亲面前：“谢谢大哥了，想不到那么便宜就买到了，我是加泽人，有机会来加泽找我，我叫夏成才。”大家坐在山坡草地上，喝开了。我想这也算是山民的一种报复方式吧，父亲却若有所思地说了句：“一天黄鳝长，一天泥鳅长啊！”我猜他说的是，此一时彼一时，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像又都不是。

把骡马都卖了，父子俩徒步往家走，一路聊着天回去。父亲问我：“你大学毕业工作了，入党了没有？”

我说：“你问入党干什么？”

父亲：“我听说党员才能当官。”

我说：“我们单位才七个人。”我的意思是七个人的官有什么好当的。

父亲说：“别说七个，三个人的官也是官嘛！”

我吃惊于一个山民，边远山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农民，没上过一天学，咋有那么强烈的官本意识，但我没与父亲争论。

父亲又说：“儿子，你现在是国家的人啦，一个男子汉在政治上犯点错误都不怕，千万不要在男女关系上出错误，别人问你犯了什么错，你都说不出口。”他的这个提醒是基于我有一个舅舅曾是国家干部，犯了男女干系错误，开除回家，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弥留之际的父亲，可能还是听得进我们说的话，但他已经无法表达，只能吐出几个毫不相干、也没有牵涉的干巴巴的词汇，一个人心中明白什么，但无法表达是一种生树活剥般的疼吧，从父亲很痛苦的表情中我不难体味。

曾经，他是个幽默、机智的语言高手（在山民当中而言），由于他常年在修学校的房舍，从那些老师嘴里学到不少，也有从当地的汉族、彝族及普米族朋友中学到一些，所以，他常常在恰当的话语场合会蹦出闪光的语言，我记得不少，姑且就叫“父亲语录”。

还是在运动时期大兴三面红旗，工作队来到村里，父亲有点疑问：“红旗只有两面，咋个叫三面呢？”工作队的人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还是想不通，最后在工作队的耐心解释下懂了，他说：“那就是三杆红旗嘛。”

在学校听一个老师在念毛主席早期的诗：“自信人生三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问老师：“活三百年不可能吧，凫水（游泳）三千里也不可能（父亲游过金沙江，有凫水的经验）。”老师说：“是夸张。”父亲不懂夸张是什么，不敢再问，后来问我，我那时也才初一，也不是很懂，但说了：“就是说，你只是一个会修点板板房的木匠，但你说你可以修天安门。”父亲好像懂了，但又喃喃自语：“那怎么可能呢？”

三中全会之后，父亲还编过一首民歌，在家乡颇为流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三中全会划墨线，墨线头上跨不得。”意思是只能按三中全会划定的路线走，就像木匠沿着墨线锯木板，不然就会搞弯了。

到八十年代末，有腐败产生了，我们家乡也有人抓进去了，父亲就说：“毛主席的时候连一包火柴里面，头尾都不能有交叉的（指平等），现在有些人把老鼠放进了粮仓，那粮食惨了。”他的意思是选用干部不当。

父亲虽是一介山民，但对形势保持着一种农民式的敏感和感觉，我有点奇怪。

我父亲还告诫过我，当与别人争议（他说是对口词）时，一定要当场胜利，不然，等你第二天才想起如何反击就来不及了。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针见血的话，都不知道是民谚、古理、格言还是什么。

有一次，有个普米人到我家借宿，在父亲面前一味地吹捧摩梭好，尽说普米人的不是，父亲只说了一句：“山羊不吃山茶花！”我没明白，他说是他不上当，还是说人的本位主义。

我有个表弟想跟父亲学木匠，那个表弟人笨不说，还心气有点高。父亲说：“生出来的是头骡，教出来的二骡。”其意自明，那表弟没来学木匠了。还有一个我的老表，看着别人都做生意发财，他也跃跃欲试，父亲说：“生意无本枉子（白费劲）跑，庄稼无牛枉起早。”当然他也不尽是苛刻的，有个邻家男孩，人聪明，但不太用功，父亲说：“凤凰出在母鸡窝，鸡棕长在茅草首（里）。”指他家虽贫穷一点，他的努力可以改变一切。村里两口子闹矛盾，父亲开导那个丈夫：“媳妇在于搓（用现在的话说是忽悠吧），好话暖三冬。”有家儿子赌博，并对父亲不敬，父亲开导那个很委屈的父亲：“屋檐水来滴滴窝。”指不孝之子的儿子也会不孝，是迟早的报应。我弟弟要到深圳打工之前，父亲对弟弟说了一句：“厂上银子厂上还，不会计划一世穷。”指的是，过去到厂矿打工的，不会计划，把血汗钱在厂里吃喝完了，最后还是空手而归。

当然，父亲也有些负面的“格言”。等到生活好过了，父亲有点嗜酒，母亲不让父亲喝酒，他说：“大吃大喝天来补，济济业业（当地话：小小气气）鬼来吃。”

如今，父亲中风了，往事随风而去了，想法无法表达了，我只能用点点滴滴的细节，把父亲一生的生活碎片记录下来，也算是留下点痕迹。

父亲在2002年过世了。父亲生前说过，他在世时，让他生活好一点，过世后不要大操大办，那是做给活人看的。他说：“我又不会从棺材里伸出手来抓肉吃！”我们做儿子的，圆了父亲的愿。如果有彼岸，我相信他依然会那么乐观。因为他说过：“医生救得命，皇帝不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