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仲夏，我在成都意外认识了诗人梁平。

那时，我即将从西南民族大学毕业。毕业前夕，我和其他毕业生一样，不会放过一期登有招聘启事的报纸，时时刻刻都在竭尽所能谋求职业，希冀在省城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在临近离开母校没有多少日子的时候，我在《华西都市报》上看到了一则该报的招聘启事，便在某个下午带上一大堆材料去应聘。那段时间，我随身携带着一个手提包，里面装着我所有的自以为是的创作成果：小说稿、诗歌稿和2000年自费出版的一本粗陋的诗集。另外还有精心制作的自荐书和毕业证，加起来算是我求职的资本。

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落聘了，反正落聘对于我已是家常便饭，所以，我不痛不痒地离开了报社，然后步行去找附近的车站，走着走着，便看到了立在街旁的省文联办公楼。“哦，省文联原来在这儿。”我有些兴奋起来。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文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个神圣的地方。办公楼大门两侧还挂着很多单位的名牌，当中有“星星诗社”、“四川文学杂志社”等。正好我包里有一些散稿，就起了顺便去投几首诗试试的念头，但心里有点胆怯，不敢贸然进楼去，于是在门口徘徊了许久。此前，我耽于创作已有五年之久，但未在知名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因而对自己的诗作没有抱多大信心，甚至偶有放弃创作的念头，以为自己不是这块料。虽然我终鼓足勇气走进去了，但心里仍然忐忑不安的，有点“丑媳妇去见公婆”之感。

当时的省文联办公楼非常老旧，我进去后发现里面静悄悄的，人影寥寥，这才想起这是个周末。但我想，既然已经进来了，还是要上楼去看看，看不到人也要看看地方。我伸伸缩缩来到设在四楼的《星星》诗社，发现有间办公室的门开着，门上写有“执行主编”字样，里面有个男子正在伏案写什么。我想，此人大概就是执行主编了。我平时里经常阅读《星星》诗刊，却没有留意执行主编是谁。我于是大胆地操着蹩脚的普通话问道：“老师，打扰一下，我是来投稿的。”我想，我虽与他素昧平生，但称其为老师是理当的。

“哦，”他抬头瞧了我一眼说，“交给编辑部吧，在后面。”

“谢谢老师。”我说完就拿出文稿往后走去。但后面的办公室都关着，编辑部没有人。

“老师，编辑部没有人。”我又回过头去说。

“哦，那交给我吧。”他说。我于是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有着一张长满络腮胡子的国字脸，但不像长有此类脸貌的其他人那样一贯给人以威严感。一走近他，我就感觉到了他的和善，我于是放松下来。本来，我只要把文稿交给他或者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就可以离开了。但我把文稿递给他时，嘴里潜意识地说：“我是来自凉山州的一名彝族学生，现在成都念书，我写了一些诗，但不知怎么样，所以请老师指教。”这完全不是我事先想要说的话。

我这么一说，他就连忙叫我坐下来休息，我当然求之不得地在他对面坐下。因为天气闷热，他起身要给我泡茶，但我谢绝了。其实我真有点口渴，但不想让他为此浪费时间。“好吧，那我看看。”他微笑着说，准备阅读我的诗稿。这时候，我心里又想到这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于是又迫不及待地把包里的文稿全部拿出来，放到他面前的桌上，说：“这些都是我平时写的诗歌和小说稿，也请你指导斧正。”虽然这做法多少有点得寸进尺的味道，但我想我的做法是对的，既然称他为老师，就该让他检验一下我的水平。

看着面前这叠厚厚的文稿，他的脸上突然有了惊喜的神采，好似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好，好。”他边说边翻开了诗稿。我就在一边紧张地等待他的检验结果。他认真地读了前面的几首诗后，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我喜欢你的诗。”然后继续翻阅。我的心便立刻沸腾起来，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毕竟是首次受到著名作家和专业编辑的肯定。良久后，他放下文稿，盯着我毫不含糊地重复了一遍“我喜欢你的诗。”然后，他开始诚恳地对我的诗稿作了点评指导，并提出了让我受益菲浅的建议。之后，我俩似一对彼此熟悉不过的师徒一样，谈了很多话题，比如如何写好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星星诗社的现状、他的创作经验和工作经历等。还谈了与诗无关的一些话题，比如我的毕业去向和他对凉山的一些印象等，投机程度完全可以用“促膝长谈”这词来形容。此后，我和他有过几次会面，每一次都从他那儿得到不小的收获。由于得到梁平老师的赏识，《星星》诗刊在这年第七期的“发现”栏目里介绍了我，并发表了我的近十首诗，让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确实，认识梁平，是我一生中值得牢记的一件事。对于梁平老师，他是在给年轻的诗歌爱好者作一场指导，传授一些写作经验，认识一个新作者，这种事对他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但对于我，是一件遇上伯乐而深受鼓励、被赐予力量重拾信心的事，这对我以后继续坚持创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我毕业之前最后一次去见梁平老师，是因为生活上遇到了困难。那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仍然在成都四处奔波，但人已“弹尽粮绝”，身无分文了。无奈之下，我冒着头皮去找梁老师，看能不能把稿费提前支付给我。梁老师知道我的处境后，爽快答应了我的要求。包里有这笔稿费，我便有了精神，说：“有时间吗梁老师，我请你喝酒去。”他笑着说：“要请也该我来请你，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有机会再说，行吗。”我想，这也许只是他的客套话，但我是真的想请他喝一回酒的。然而，机会暂时没有了。因为我在成都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后，我用这笔稿费作路上的盘缠，回老家去了。此后，我与梁平老师只通过几回电话，没有机会再见过面。

虽然与梁平老师接触不多，但他留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如白哗先生在《城市与水的寓言》（《梁平诗选》）一文中描述的一样：他的神态举止混合着咄咄逼人和大大咧咧，一张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略嫌漂亮的脸上总是保持着难以形容的大度和狡黠。另外，他还留给我这样的印象：和善，低调，文人气质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