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距离我最初写诗歌已经有十个年头了，我也恍惚间花去了三十个青春岁月。写诗的酸楚和愉悦，不由涌上心头。在这十个年头里，我写下的那一行行笨拙的诗，见证了我的耳朵，见证了我的眼睛，也见证了我走过的一段段难以忘怀的人生“旅程”。我曾经于2001年12月和2005年3月，先后两次大规模地对前段时间里的作品进行过整理。从定稿时间上来看，我的作品大多数出自这两个时间段；从原创时间上来讲，它们基本反映了我这十年的诗歌精华。

我于1976年出生在宁蒗县烂泥箐乡的一个彝族家庭，父母均一生务农，他们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堂。5岁左右，我就跟着父亲放羊，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8岁上小学一年级，从此与教室结下了13年的情缘。19岁开始接触诗歌，22岁发表诗作。 

我是听着父母讲述的彝族谚语格言、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长大的，是听着婚丧嫁娶时歌手们唱的苦歌、甜歌和情歌长大的，对山外世界充满了疑惑与好奇，对美好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向往，对故事中的情节如痴如醉，幻想着能像主人公一样智勇双全。1993年9月，我考入云南省水利水电学校，在学校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从文学到哲学，从中国古代到西方现代，并悄悄地在日记本上记下了一首又一首的诗。1996年的一天，我鼓足勇气，给著名诗人于坚老师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我的习作。十多天后，我收到了于老师的回信。于老师在信中的鼓励对我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让我更加坚定了对诗歌的偏爱。 

1997年9月，我毕业回县参加工作后，在工作之余时断时续地写下了一行行对生活的感受。1998年4月，《凉山文学》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我的父亲》，此后，我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作及一系列新闻稿件，2003年4月被省纪委评为“2001年度、2002年度云南省纪检监察系统反腐倡廉新闻报道先进个人”，2004年12月获得“丽江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鼓励奖”。 

2004年下半年，我有幸结识了我县著名少数民族诗人、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若迪基老师和诗人阿克"雾宁石根、李黑、任尚荣、李永天等老师。跟他们在一起，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写诗的快乐和温暖，从他们身上领悟到了新鲜的思考和启示，并走上了有意识业余创作诗歌的道路。在他们的鼓励、指点和影响下，我重新整理了自己以前的作品，并创作了一系列新作。2005年下半年开始，我在《诗刊》、《大家》、《绿风》诗刊、《诗歌月刊》、《边疆文学》、《西部文学》、《云南日报》等报刊以及《诗歌报月刊》、《中国新诗刊》、《中国青年诗刊》等民刊发表了近200首诗作，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诗选刊》等权威选刊转载，并入选《中国现代网络诗歌选》等选本。创作业绩和作品入编2006年6月版《宁蒗彝族自治县志》。 

如果对我的诗歌主题进行概括的话，可以用八个字，即：“歌吟凉山、翻译生活”。的确，我所存在着的这片土地，太为苍凉了，苍凉得富有诗意，就连她的名字，也叫凉山；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同胞，太为源远了，源远得让人心疼，就连他们的对话，也用谚语和格言。哪怕是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绵羊、一条猎狗，都有无数关于它们的神话传说；哪怕是男人盘在头顶的天菩萨、女人刺在手臂的梅花纹、为脖颈鼓劲的领牌、为耳朵提神的珠玑，都有美好的弦外之音；哪怕是欢乐的节日、忧伤的葬礼、身上穿的衣服、生活用的工具，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哪怕是村庄的一只公鸡、山坡上被风吹歪了的一棵松树、节日里照亮夜空的一枝火把、女人头顶上庄重典雅、夸张厚重的锣锅帽，都在给人以诗性的召唤。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中，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白天的事，夜晚的情，肉眼能够见到的，内心能够体验的，都被赋予了诗性的意义。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尽管她是那么苍凉，但她的山，有山的雄伟；她的水，有水的灵秀；她的天空，也有天空的质感。就算仅仅是以一名翻译者的身份去诠释她，也足以用我一生、一百生、一千生的时间了。 

记得一位诗人曾经说过：“诗歌来源于一种空气、水分和土壤，它的命运也取决于这个特定的环境”。我粗浅地认为：无病呻吟，就是践踏情感；故弄玄虚，就是浪费时间；矫揉造作，就是欺骗自己；闭门造车，就是摧残生命。所以我一贯坚持并正在努力的方向是：把生活中听到的精彩语言记录下来，把梦想中一闪而过的出格意境叙述出来；把经历的“旅程”真实地录制下来，把体会的情感真实地播放出来；把神奇凉山的精美与厚重动情地朗诵出来，把沧桑彝人的快乐与痛苦形象地“翻译”出来；以无比沉静的心态应对风云雷电和时世变迁。这或许也是善待生活、敬畏生命的方式之一。这是我的责任，其实也是很多边地人的责任。我以生在这样一个边缘的地方而庆幸，以自己属于彝族这个古老民族的一员而自豪。我愿用我的一生去歌唱凉山，用我的一生去“翻译”我的兄弟姐妹的快乐和痛苦。“诗是四两拨千斤的事”，一位著名的诗人最近这样说，我想是的，是这样的。毕竟，能够做到举重若轻，向来是艺术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