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山寨，地名叫雪地落，通过解放五十多年的共同建设，至今还处于落后阶层。那里的人们至今还依然以原始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与现代生活的方式相距太远太远。也许这是环境条件的限制；也许天意就该如此。这个山寨虽然很落后，但它却来自远古，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自己就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

相传这个山寨最先还是汉族的居住地，这个我相信，因为那里有很多汉族的坟墓，也有很多汉族地名，这就是一个见证。后来在这里居住的汉族不知是什么原因迁走了，听说是因为周边的少数民族天天去偷，而逼迫般走。这个传说也许是真的，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弱者被窃就是那个社会的主要表现。后来这个地方又被藏族的西番支所占领，属左所土司管辖。所以那里的地名很多，什么郭家屋基、周家平子、赵家湾子、之普拉达、则则拉达、青青拉达等等。从地名上看，这里居住过三种民族，即：汉族、藏族、彝族三种。

我不知道解放以前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也不知道居住过多少人。但知道自己出生在这里以后发生的一切，现在我虽然离开了山寨，但依然怀恋那里的山山水水和人们，更同情他们的生活。我的心里无时不关注着他们，但自己根本无能为力。山还是那片山，河还是那条河，可是人们的思想、周围的环境却早已不是过去的山寨了。

听说解放以前这个山寨同时居住着两个民族、两个家支。彝族的家支是阿鲁家，藏族的家支是青青家。两个家族的势力都比较大，人力也相当。所以一直和睦相处，生活得井水不犯河水的地步，各自为政。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集中为一个寨，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个落后山寨。

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家支到合作化集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可想而知。社会在变、人心在变、环境在变、生活更在变。从自由到管制，从管制到自由，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人能承受，有的人不能承受；有的人觉得难受，有的人觉得开心。这就是现实的存在，也是人人应该面对的事实。这是时代的变迁，也是社会的进步。没有谁能反抗，更没有人能绝决这个新的形势。

一九五八年冬，这个山寨被改革。一九五九年实行食堂化，这个山寨的人们被集中到了泸沽湖边的山跨村，也就是现在的山南村。可是不到一年全都返回了原地。原因是食堂化的粮食不够吃，个个都想返回原地自己干。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就是返回原地也只能化为社，结果真的化成了一个社。这个山寨当初的人口还不到一百人，后来发展到两百来人。

山寨建为社以后的第一任社长叫杨扎石，生于一九三四年，是青青家杨贵宝的奴隶，一九六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个社由他当社长，领导人民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开展农村工作。社长的才能决定着社员的冷暖，杨扎石在过去一直只给地主家放羊，没有农作经验。他当社长以后这个社年年产量极低，饿得社员们不堪回首，还饿死了一些群众。他的社长一直当到一九八一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止。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个社的人民生活就有了改善。该社长家的子女在那个年代好威风，一个儿子叫石宝、一个女子叫甲初纳姆，都是社里的宝贝。一九八一年国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子女们都各自成家，杨扎石生活在儿子家中天天放羊，家庭贫寒，一贫如洗。一九九八年因和儿子一家不合，用纯子上吊自杀。

这个社的民兵排长叫朱弯都，当时一天背起一支步枪游手好闲、四处游荡，借管制分子的幌子我行我素，公报私仇，公报私囊。一九七五年当党准备培养他时，安排他守一张虎皮，结果自己却偷盗了这张虎皮的一角被开除回家。该人被开除回家以后，在农村依然作威作福，还以抢亲抢来了一个老婆，后来共养了三个儿子，长子叫朱阿鲁、次子叫朱尓史、三子叫朱阿布。一九八一年包干到户以后，三个儿子都各自成家，自己夫妻两各自生活。一九九三年长子得了精神病，一九九六年家庭所有的房屋和财产被长子放火烧得一干二净。

那时候社里还有七大组织，七大组织中包括了会计。当时的会计叫朱旺咯，解放前是阿鲁家的奴隶，他们一伙天天整地主，自己却无所事事。一九八一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还说：“原本是让地主们改造，没有想到劳动的经验都被地主们学去了”。朱旺咯的一生养了三个儿子，长子叫朱鲁伙、次子叫朱尔布、三子叫朱尔挖，包干到户以后三个儿子都成家。朱旺咯于二000年不知是什么原因服毒自杀。记分员曹敌机也是当时的七大组织之一，他和阿鲁家的一个女奴隶结婚，生有两男一女，长子叫曹鲁左、次子叫曹给可是一个残疾人，一九八七年次子因病去逝。三女叫曹给木姆，包干到户以后子女们都各自成家。

妇联主任马甲甲还是当时的七大组织之一，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马尔歪，二00六年因病死去。次子叫马尔古，三子叫马尔恰，包干到户以后儿女们都各自成家。

保管员马杜坡还是七大组织之一，一生没人愿意嫁给他，所以没有结婚，后来成为孤寡人。

在雪地落这个山寨里，从成立合作社以后，天天搞斗私批修、斗地主、评查等等。周而复始的工作不仅让人厌倦，也使人劳累。每天早上出工的吼叫声依然如顾，都是社长杨扎石一个人的声音天天如此。

出工咯、出工咯。杨扎石一边吼，一边走，走向要去劳动的方向。每个家庭里的主妇们都在忙碌，赶紧送走家畜。那时的地主们不准养家畜，所以地主们来得最快。来来、尔裸、杨敌民都是地主，每天都去得最早，但每天都莫名其妙的被骂。所有的重活都让他们干，还天天给地主们挑刺找毛病。在集体的劳动过程中，每天都有半个小时左右的小休息，在这半小时的时间里，还得学习文件、宣传政策。那时候的山寨里没有几个人认识字，基本上的文件都是由曹敌机来念，有的字认不到了，就问一问再念。每一次念文件他都做一番解释，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什么政策。其实在听文件的人群中，不仅是我一个人听不懂，还有很多就连汉话都听不懂，何况是文件。

那时候，地主们白天劳动，晚上还得召开思想汇报会、评查会等等。每个地主都有七大班子的人来管制，让地主们分别定时间做思想汇报；定时间召开认罪会，交代过去的错误等等。有时候地主们没有交代出人民知道的事情时，还把地主吊起来打，让他们交代问题。事实上，长年累月的这样交代，还会有什么没有交代的事。分明是故意在整地主们，有的人是借机会报复哈地主而也。在开会的时候，不仅地主们要积极交代，干部群众都要积极发言，说是批斗出地主们过去一丝一毫的问题。

每个时代都是不平等的，也不可能平等，就像人们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成。在那个年代，被评定为地主的那些人们，在翻天覆地形势的变化下，日子过得那么的艰难。社里每次评查都离不了杨龙甲、杨敌民、卢来来、卢尔拉等人。

杨龙甲是一个女地主，是地主杨敌民的母亲。我不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过去做了些什么，但看到了当时人们批斗她的情景。听说她过去管人有些严厉，可也不该如此的攻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女人。在评查的时候，一个同龄的男人名叫阿咋啦，每次评查都针对杨龙甲批斗，说过去在杨龙甲手里租地种，被杨龙甲收了不少租。因此，他要报仇，于是每次评查都把杨龙甲整得作。跟着的那一群群阿咋啦的后代们也并不逊色，不时把杨龙甲拴在房梁上打骂，直到他们没趣了为止。那些并刚刚被解放出来而又并不知情的奴隶们，也跟着起哄，都说是要报仇。有一天夜里就在杨龙甲家的屋当门搞评查，一个叫曹高作的人还用木块打杨龙甲，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打得惊死火辣的叫，还跪在地上。最后他们还把她给吊起来打，我亲眼看到把这位老婆婆的屎都打出来，哎！这世间的人怎么会这样。后来地主摘帽以后，社里也就没有再斗地主了，可是这位老婆婆已经老了，天天弯着腰站在她家的门口，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们。听说这位老婆婆后来离死的时候不愿意死在那里，于是送到他的女儿家去过晚年，最后也就病死在了女儿家。

地主杨敌民，是杨龙甲的长子，听说年轻的时候很能干，个子又高、身体又好。在他家租地的人谁也不敢反抗他，不然没有好下场。我没有看到过他的过去，也不知道过去的一切。可我看到的眼前这一幕，令人惊讶。也许他过去是做了些对不起人的事，不过那也是过去。可那些贫下中农们在评查的时候总是说；“过去和你的父亲一起整我们，现在我们翻身做主人了，要好好批斗你”，尽说些莫名奇妙的语言来说杨敌民。其实我想杨敌民在过去也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最多在交租的问题上说了点恶语吧了。可就算在他手下过的人难过，那些没有在他手下生活过的人们为何也变得如此，我真是想不明白。也许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吧，杨敌民自己也想不明白这一切，更搞不清楚是个什么世道。杨敌民的一生没有子女，我们两家隔得很近，我随时到他家去玩。他家只有母子两人住在一起，而两个人都在烤背。那时我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人们所说的劳伤了吧！这个劳伤是被人给打出来的，那种打法哪能没有劳伤哦。从我有记忆的时候，杨龙甲已经有六十多岁了，杨敌民有四十多岁。后来杨敌民也就病死在雪地落了，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记忆的事实和依据。

每次评查都离不了卢来来（彝名阿鲁来来），他是阿鲁家的后代。民改的时候因家里发财，所以被划成了地主。阿鲁家支在泸沽湖一带发财黑黑有名，解放前卢来来家以发财、人多而有名。解放以后成为地主，天天被批斗。他家所居住的地盘是云南的，解放以后搬迁到四川地盘上居住。那些批斗他的人一个都不是他家过去的奴隶，他家的奴隶全部都留在了云南。卢来来是一个劳动的能手，社里的重活都是他做的。记得他以犁地而有名，四季大多以犁地相伴。他的一生养了四个子女，而四个子女都过得不错。改革开放以后，自己独立自主的开始发展生产，一时间赢得了家庭的富裕。到二000年在子女们的要求下，重新搬回了云南居住。现在已经七十八岁，活在人间、儿孙满堂，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卢尔拉（彝名阿鲁尔拉），从小失去父母双亲，被奴隶们带长大的。其实他并不是地主，在民改的时候因土地宽、奴隶多而划了个小土地。可是每次评查都离不了他，贫下中农们说他很调皮，是地主的头子。所以一直和他过不去，还把他立为地主的范畴。在解放泸沽湖的时候，他以积极分子的身份为泸沽湖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民主改革期间，被组织推选为团员，列为可以改造进步的上层人物积极分子行业。一九五九年到盐源县简习班学习，一九六一年回家。回到家中以后，一直在农村作进一步的改造。可是那种改造被人们误认为是地主改造了，让他到处去搞国家建设，每一项地方建设项目中无处没有他的劳动，一直到国家把地主帽子摘了为止。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后，他从国家建设中分离出来回到家里参加劳动。

一九八0年这个山寨实行分组作业，一九八一年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行年产承包责任制期间，因为他过去是列为地主行业的，所以不论分田、分地和分合作社的财产都只能分到最差的。后来不到两年他就以冒尖户遥遥领先，带动起亲戚们发家致富。现在已经七十六岁，早已搬迁到一个交通方便、电力畅通、环境优雅的泸沽湖边生活。在他的一生中，共养了两个子女，他的儿子被他培养成国家工作人员，女儿在农村过得也不错。现在儿孙满堂、个个成才，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

在这个小小的山寨里，曾经演绎出了无数的可悲故事，留下了无数的遗憾。我不堪回首，记起那一切。一个居住着二十多户家庭的小小山寨能演绎出那么多的人间故事、使人难以理解。这个山寨从二十多户、一百四十多口人发展起，如今发展到了六十多户、两百多人口。依然还在继续演绎着新的故事。

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世间的一切都在变，小小山村当然也在变。山寨雪地落虽然没有其他的地方变化大，但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这个山寨也像全国一样，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难历程。虽然解放前的主仆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但对于那些做奴仆的后代们来说，心底里总认为是主人们造成的。其实那是社会造成的结果，根本不是个人的原因。当时整个社会都是这样，没法改变事实的存在。在我今天看来，只像是老板和民工一样，只是当时的奴隶不像今天的民工一样自由罢了。

主仆的关系确实存在，可是都在为整个家族的发展奔波，为自我的繁衍努力。我爷爷家共有四家奴隶，当时总人口只有十多人，他们的后代繁衍下来就比较多了。解放以后就是这些奴隶的后代们总是和我的父亲过不去，他们总是把我的父亲拉来斗，说我的父亲过去剥削了他们前辈。从我有记忆的那时候开始，没有一个时候想通过这些事。现在已经想通了，可还是解释不明白子这一切的一切。

在人民公社化期间，经常开大会斗地主，说什么斗争会，还把学生们也给带来参加。有一年，我家偷偷的在火铺地下养了一头猪，也偷偷的把猪杀了做成猪膘肉。后来被贫下中农们发现，他们说我的父亲又在搞资本不主义，于是让我父亲背上猪膘肉，胸前还挂着一块写有资本主义尾巴的牌子和一个乐，手上拿起一根木棒，边敲乐，边说地主某某某搞资本主义道路。让他走在大路上，后面还跟着一大群贫下中农，现在想起来还心酸。往事不堪回首，过去终归是过去，生活在今天的我已经过得不错了，有吃有穿，虽然比上不足，但已经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