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卓务林，一个很民族化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认真阅读阿卓务林的诗歌后，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从2006年以来，阿卓务林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文学报刊上。《诗刊》、《民族文学》、《大家》、《天涯》、《边疆文学》、《扬子江》诗刊、《绿风》诗刊、《云南日报》等以组诗的形式推出他的作品，有的还附上简评。他的优秀作品被《新华文摘》、《诗选刊》、《格言》等热门刊物转载。有的作品入选《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歌年鉴》等选本，获“第八届云南日报文学奖”、“第二届（双年度）丽江市文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等奖项，入编《宁蒗彝族自治县志》。就这样，像一只“飞阅凉山的雄鹰”，阿卓务林横空出世，走进了广大诗歌读者的视野之中，也引起了诗坛的广泛关注。他的不少作品，以一种特殊的魅力和个性，吸引着读者在阅读后去品味和思考。(2007年7月16日 杨勇)
杨 勇：你好！阿卓务林这个名字，在彝族里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请说说它在彝族语言里的意思。
阿卓务林：你好！曾经也有朋友问我，“阿卓务林”这个名字在彝语里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很好奇的样子。这让我多少有一点伤感，说明朋友们对彝族文化的了解还不是很多啊。这也许也是大家对我予以特别关心的原因之一。我常常在想，这是不是与传播渠道，或者彝族文化人自身使命意识淡薄的现状有关呢？其实阿卓务林这个名字很普通也很简单，它类似于汉族大多数人的姓名，阿卓是姓，务林是字，名叫扎摩，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后来我干脆写了一首叫《阿卓务林》的诗作，想来，由它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详尽和恰当的（恕我寡闻，这或许也是诗歌史上第一首用自己名字命名，并用以诠释一个民族姓氏文化的诗作）：
我的父亲是依哥阿鲁，英雄赤格阿鲁的
孙子。我的母亲是都尔马基加角阿果
美人濮母尼依的孙女，我也阴差阳错地成了
凉山土著的后裔。人们用来欢迎我的
是一头母猪，或是一只羯羊，已经无从考证
但他们给我取的名字，戴在头上
已有三十年历史。父亲给的姓叫阿卓
父命如铁桩，雷打而不动，这个姓我一直在使用
朋友们也经常提到它。母亲给的名叫扎摩
母语似墨印，高贵而典雅，除了大我一辈的长者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奶奶给的字
叫务林，比我老的比我小的比我长的比我幼的
大家但叫无妨，我随叫随到。表妹给的外号
叫春天，那是因为我有一张常开的笑口
大嫂给的别名叫瓜罗，那是因为我们村子
有过一位叫瓜罗的地主，他是一位笨拙的好人
后来上学、读书，直到今天在机关当公务员
仍然沿用的，是老师取的一个十分普及的姓名
叫罗斌，但在我所有的名字中，它已经算是
福利待遇最好的一个。这些名字都平淡无奇
毫无创意，一点也不像活生生的我
至于阿卓这两个字，我一直把它视若
不可转让的传家宝，因为它曾是我祖宗的名字
杨 勇：你有一个汉名叫罗斌，为什么取这个汉名呢？彝族人都喜欢取汉名吗？
阿卓务林：在诗作《阿卓务林》里我也写到了，“罗斌”是小学时任课老师给我取的。1987年9月，我从家乡前进村小，升级到山外的牦牛坪完小就读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王新明先生见我的姓名过于普通（当时叫罗正挥，二哥取的），随即给我取了这个更普通也更普及的姓名。哈哈，后来我到别的地方读书和工作后，还真遇到不少同名同姓的朋友。更好玩的是，几年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电视剧里，有一位军官演员也叫罗斌哩。
其实我们彝家孩子在家里，是只有一个彝族名字的，但读书以后一般会取个像样的汉名。读书人嘛，应该显得特殊一些，况且取个汉名也便于老师点名，不至于弄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笑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凉山，即便是同一个家族的彝人，他们的汉姓大多也不会一致，比如我的阿卓家族就有姓罗的，也有姓杨的，还有姓其他的。彝族的汉姓有的是直译，有的是意译，有的纯粹是喜欢哪个姓就取哪个，当然，有的也是简便地直接音译。我给儿子取的学名就叫阿卓子冈，属音译。
杨 勇：我知道你居住在泸沽湖畔，这让我很羡慕。放羊的孩子，背水的女孩，割荞麦的汉子，蓝得没有杂念的泸沽湖水，多么美的画面啊，请谈谈你眼里的故乡。
阿卓务林：我写过一首叫《故乡》的作品，它就是我眼里的故乡：“故乡就在脚下/再怎么用力踩/她也不会喊疼/千百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摔打//故乡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习惯了苦和痛/无论穷到何等可怜的境地/照样谈笑风生/你很难从他们的身上/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我也写过一首叫《云南的天空》的作品，它同样是我眼里的故乡：“云南的天空/蓝得没有一点把柄/再怎么难看的云彩/也可以在它的上面/涂下一幅精美的油画//云南的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念/纵使没有一个人去擦洗/它也干干净净/可以照见世界吐出的光芒//云南的天空/像草原一样广阔/适合牧放冬天的羊群/在我行将困倒的时候/看它一眼/我就感到无比的富足”。我还写过一首叫《宁蒗的蒗》的作品，它照样还是我眼里的故乡：“你说你不会拼读宁蒗的蒗/这并不奇怪，与你的阅历和学识/也是毫不相干。它仅仅说明/你从未到过此地。翻开汉语词典/宁蒗的蒗，确为孤单落寞/它虽然与浪同音，但并不浪漫/也不多情。它仅仅和‘宁’字一起/组合成一个彝族自治县/但对我而言，这个字就是巢/就是家，就是土豆，就是燕麦/就是给我生命的母亲，就是祖国/此刻，我就在这个字所覆盖的土地上/谈情，说爱，娶妻，生子，做梦”。
既然你提到了泸沽湖，我也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她：泸沽湖位于川滇交界的云南宁蒗、四川盐源两县境内，湖面海拔2685米，最大湖深93.5米，最深透明度4.5米。湖中土司岛、里务比岛、里格岛三岛构成“水石盆景”。湖畔居住着倍受世人关注的摩梭人，他们至今依然实行阿夏婚姻习俗，也即通常所说的走婚。阿夏婚可分为阿夏异居婚和阿夏同居婚。阿夏异居婚就是男女双方平时各居母家，男子只在夜晚才到女阿夏家走婚，清晨返回母家，所生子女属女方家庭成员，姓氏随母，也即“男不娶、女不嫁”。阿夏同居婚则是男到女家或女到男家共同居住。但无论是阿夏异居婚还是阿夏同居婚，其基础就是感情，拔高一点说就是爱情，或者说两情相悦。
杨 勇：对于凉山对于彝族，我很好奇。请介绍一下凉山的风味小吃，彝族的风俗习惯。
阿卓务林：好的，不过在凉山啊，能够称得上风味的小吃其实很少，住在高山上的人嘛，能想得出来什么花样呢！就算想得出来，也是除了土豆、苦荞、燕表和圆根萝卜以外，再没有更好的食品了。我也曾经写过一首叫《耐寒的洋芋》的作品，它就是我们这里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云南的高山上/彝人像洋芋一样耐寒/洋芋像彝人一样普及/人们谈到彝人的时候/往往扯上洋芋的话题/人们谈到洋芋的时候/也忘不了山上的彝人/人们习惯在洋芋和彝人之间/划上手足一样通感的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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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下几种吃法还是可以介绍一下的，因为它们也是彝族文化的一部分：一是砣砣肉。也即把牛羊或者猪等肉剁成拳头大小的肉块下锅炖煮，半生不熟时再加点干酸菜，味道既鲜又香，十分可口。因肉块似砣，且用手托着吃，故名“砣砣肉”。二是荞粑粑。可煮，也可烤制，顾名思义，想来是不用详细介绍的。需要说明的仅仅是，据说它很有药性。三是冻肉。用年猪猪脚煮熬后，漂去浮油，添加佐料，冷冻而成，味道鲜美，历来被视为拜年和待客的上品。四是干酸菜煮四季豆，顾名思义，这也是不用详细介绍的。另外，彝族以酒为贵，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设宴待客、调解纠纷、驱鬼求神等等，都离不开酒，民间有“汉人茶贵，彝人酒贵”之说。彝人喝酒，一般是先把酒倒进大碗，大家依次轮流喝，这种喝酒方式被称为“转转酒”。不过现在无论是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时兴“干杯”了。彝族还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规矩：男子路遇背酒妇女，是必须品尝一口，并回赠一份礼物的，或为钱币、衣物，或为牲畜、粮食，可以量力而行。
至于彝族的风俗习惯嘛，确实太多了，寥寥数语定然是难以说全，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择要说几个与之相关的吧：一是婚俗。彝族的婚恋奇特而有趣，有媒人说亲、喝酒定亲、指腹为婚、新娘挨饿、通宵哭嫁、迎亲泼水、抢背新娘、洞房博斗等传统婚俗，部分地区部分彝人至今仍然实行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父母包办婚姻等制度。说来，过去的彝族是不谈恋爱、没有爱情的，“云南十八怪”之“背着娃娃谈恋爱”，说的其实就是彝族。二是崇火。彝族是个崇火的民族，就连死后，也要用火葬（除凶死等特例外），更不用说他们生前离不开火的事实了。三是家谱。彝族有“猴子靠树林，彝人靠家支”的说法，家谱在彝族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彝族家谱纯粹为父子连名记忆，大多靠口传心记，对记录成册的家谱，往往视若经书。如果有谁把家谱称之为彝人的“身份证”，那也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四是节日，彝族有自己传统的节日，其中数“火把节”和“彝族年”最普及也最为隆重。“火把节”时间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一般要过三天三夜。“彝族年”也即彝族的春节，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具体日期择吉日而定，一般要过五天五夜。五是忌讳。忌讳夜间在家里吹口哨，忌讳跨越火塘或踩踏锅庄石，忌讳触摸男子“天菩萨”，忌讳女人跨过男子身体或头部，忌讳妇女上房顶，忌食狗、马、驴、蛙、蛇等肉，等等。哈哈，怕了吧，还有很多忌讳呢。其实，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可以从他们的忌讳之中窥斑见豹的。哦，差点忘了，彝族先民很早以前就创制了与汉文同源异流的彝文，使用至今，并一直温暖着我。
杨 勇：多民族的文化、立体的自然气候、原生态的天然环境，这是否为你的创作带来很多清新的气息？从中你觉得受益最多的是什么？
阿卓务林：看来，你对我的家乡宁蒗还是有所了解的。是的，宁蒗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断，境内峰峦林立，沟壑交错，群山绵绵，林海莽莽，海拔悬殊，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属典型的立体气候区。万格梁子宛如一道天然长城横贯南北，泸沽湖像一颗闪光的明珠镶嵌在高原之巅，鬼斧神工石佛山，天宫瑶池青龙海，世外桃源吉意溶洞……宁蒗原生态美景数不胜数。宁蒗居住着彝、摩梭、普米、傈僳、汉等12个民族。彝族十月太阳历和毕摩文化，摩梭人母系大家庭、“阿夏”婚姻习俗和达巴文化，普米族韩规文化以及傈僳族多神教文化……璀璨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民族风情，给这片土地染上了神秘的色彩。但对我而言，它们仅仅是我生活和见闻的一部分，必然地给予我灵感和力量。
我曾经在一首叫《丽江》的诗作中这样写道：“山下双手合十眼神纯粹的人们/是我的父亲母亲，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叫做黑彝纳西摩梭普米傈僳的亲人”，“而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一位来自山外的游客，盘腿丽江沉心垂钓/鱼尚未上钩，自己却打起呼噜/睡着了。那是因为他近乎神经地听见了/来自春天，来自冬天，来自山上山下湖畔江边/来自众神牵狗赶马放牛牧羊嘈杂的交响”。这就是她给予我的财富。说是耳濡目染也好，说是环境熏陶也罢，我已经是这块土地当中的一分子了，如果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纯朴的，安静的，心地善良的，那么我个人的想法也不会太复杂，心态也不会很浮躁。也许，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我就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宁静，拥有更多的祥和。而这，恰恰也是我的创作所必需的。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从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太多太多的恩惠，我还能向她索求或者奢望什么呢！
杨 勇：你在一篇谈诗的文章中，把自己的诗歌创作概括为八个字“歌吟凉山，翻译生活”。请具体谈谈你的感想。
阿卓务林：的确，我存活着的这片土地，太为苍凉了，苍凉得富有诗意，就连她的名字，也叫凉山；我早不见晚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些同胞，太为源远了，源远得让人心疼，就连他们的对话，也用谚语和格言。哪怕是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绵羊、一条猎狗，都有无数关于它们的神话传说；哪怕是男人盘在头顶的天菩萨、女人刺在手臂的梅花纹、为脖颈鼓劲的领牌、为耳朵提神的珠玑，都有美好的弦外之音；哪怕是欢乐的节日、忧伤的葬礼、身上穿的衣服、生活用的工具，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哪怕是村庄的一只公鸡、山坡上被风吹歪了的一棵松树、节日里照亮夜空的一枝火把、女人头顶上庄重典雅、夸张厚重的锣锅帽，都在给人以诗性的召唤。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中，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白天的事，夜晚的情，肉眼能够见到的，内心能够体验的，都被赋予了诗性的意义。我所热爱的这块土地，尽管她是那么苍凉，但她的山，有山的雄伟；她的水，有水的灵秀；她的天空，也有天空的质感。就算仅仅是以一名翻译者的身份去诠释她，也足以用我一生、一百生、乃至一千生的时间了。
记得诗人孙文涛这样说过：“诗歌来源于一种空气、水分和土壤，它的命运也取决于这个特定的环境”。我粗浅地认为：无病呻吟，就是践踏情感；故弄玄虚，就是浪费时间；矫揉造作，就是欺骗自己；闭门造车，就是摧残生命。所以我一贯坚持并努力的方向是：把生活中听到的精彩语言记录下来，把梦想中一闪而过的出格意境叙述出来；把经历的“旅程”真实地录制下来，把体会的情感真实地播放出来；把神奇凉山的精美与厚重动情地朗诵出来，把沧桑彝人的快乐与痛苦形象地“翻译”出来 以无比沉静的心态应对风云雷电和时世变迁。这或许也是善待生活、敬畏生命的方式之一。这是我的责任，其实也是很多边地人的责任。我以生在这样一个边缘的地方而庆幸，以自己属于彝族这个古老民族的一员而自豪。当然，我也愿意用我的一生去歌唱凉山，用我的一生去“翻译”兄弟姐妹的快乐和痛苦。
杨 勇：你如何看待诗歌的语言和技巧？在你的部分诗作中，我看到你在口语方面的一些尝试，你如何看待口语诗？
阿卓务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承认，有诗心感受力的人是无以数计的，他们常常也会感动和激动，有时甚至会心海澎湃，手舞足蹈。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拥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诗人与他们的区别，仅仅是能够写出来。显然，语言是意思表达的重要途径，对于写诗人而言，它就是猎人的马刀，战士的枪弹，是飞禽的翅膀，走兽的眼睛。如果对写诗人需要提一个关于语言方面的要求的话，我想，是可以用“精确”这个词来予以约束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最起码，也是最高的要求。离开了精准，意象就会变质，指向就会紊乱，思想当然也就会歪曲。思想（当然也包括灵感）在大脑成型（或者一闪而过）之后，重要的已经不是是否正确是否新颖了，重要的是意思表达是否精准。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语言有时也无法承载我们内心所有的情感、思维和秘密，我们永远也无法把内心的波动毫无保留、没有差错地全部予以表达出来。这注定是诗人和作家们永远无力弥补的缺憾之一，也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不断地涌现出更年轻的诗人和作家的原因之一。
至于技巧，它仅仅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并借助语言这个工具在横冲直撞的一种手艺而也。相同的原始材料，经过不同工匠的“调教”之后，生产出来的“作品”定然也会迥然不同，有的甚至有天壤之别，技巧的至关重要性不容质疑。但诗歌不等同于技巧，技巧也绝对不可能是目的，它仅仅是到达“彼岸”的手段而也。对于写诗人而言，技巧就是猎人的挥舞，战士的冲锋，是飞禽的振动，走兽的凝视。我也愿意把技巧比作是串联语言之珠的线，它能让散落的玑玉组合成迷人的图案，散发出夺目耀眼的光彩。
确实，如果仅仅从作品形式上来考问的话，我的作品有一部分属于口语诗，特别是近一年来。这个转变其实并非有意为之，更非孰优孰劣，仅仅是因为我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感受需要这种方式，更准确地说，就是因为我更倾心于对日常生活中诗意部分的挖掘，更倾心于低下头来审视自己内心世界和周围的人世。而这，我觉得用口语表达起来，恰好会显得更从容和精准一些，仅此而也。当然，我的作品中流动着的音乐，相信大家也是听见了。还需要说明的是，我的作品的形式大多由内容来决定，当一个作品在大脑里成型的同时，它的大致轮廓也是相应地一同成型了的。如果用拔高一点的说法，那就是：每一件作品，它都属于天意。其实，对诗歌本身而言，我们不应该分的那么细，那么具体，更不应该人为地附加“口语”或者“知识”等标签。只要是能够感动人的方式，它必然也是适宜和恰当的方式之一，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很正当。“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哈哈。重要的不是方式，重要的是思想。
杨 勇：在诗歌中能感觉到你对大自然存有一种敬畏之心。庄子曾经告诫人们，以有限的人生来认识宇宙之无限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的。你如何理解这一句话？
阿卓务林：在凉山传播率曾经很高的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这样告诉我：“雪族子孙十二支，无血的六种：黑头草、柏杨树、杉林、水筋草、铁灯草、藤蔓；有血的六种：蛙、蛇、鹰、熊、猴、人”。显然，我的祖先是把一切动植物，都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这种思想虽然仅属言传身教，但在我心里却已根深蒂固。多年前，我们一直对梦境、幻觉、疾病、影子、回声等现象的变化深信不疑，总觉得那是某种灵魂通过这些物体，在向自己呼唤或言说；我们也一直把这些支配日常生活的自然力和自然物当成神，力图通过祭祀和祈祷等活动去劝导、影响和控制它们，让它们护佑自己，并由此改变命运。多年来，我也一直坚信“万物有灵”，把虎、火，竹……等等，把万物当作可以与之对话的生命。而这些思想，必然也会或隐或显地体现在我的作品里，或者说，让它们从我的大脑里消隐，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也是不可原谅的。
至于《庄子?养生主》里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我想我是可以这样理解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你所想要了解的生命个体却是无穷尽的。你要赶快观察生活哦，赶快审视世界吧，不然，来不及了”。哈哈，因为我太喜欢观察物种了，也太喜欢它们细微而感人的动作了。如果非要正确答案的话，我说顺其自然或者天人合一，也未尝不可。
杨 勇：你的诗有一种忧患意识，具备一种更深层次的悲悯情怀，这是你的刻意行为吗？还是生活给你的最直接的印记？
阿卓务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的民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总给人以洒脱豁达的样子。确实，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迎来送往，或是祭祀庆典，我们一般都是以群体的方式，用歌舞表达自己的记忆。就个体而言，无论是悲欢离合，还是喜怒哀乐，或是爱恨情仇，我们一般也会用无规律、无伴奏、发自肺腑的原创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山歌在我们彝区是不分季节、不论区域的，而山歌特别发达的民族，我敢肯定他们的内心流淌着一条苦味的河流。我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我深深地知道他们的心思和想法，我知道他们的快乐和痛苦，我敢肯定彝族是一个很深沉的民族，内心世界翻卷倒海的民族，灵魂深处藏着苦汁的民族。他们不善于向外倾诉，也不善于与人对话，他们喜欢默默地与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进行诚挚的畅谈和交流。这与他们的生存环境有关呢，或是与他们的集体记忆有关？我至今无从得知，也无法明了。这，深深地感染着我，并让我无由地同情他们。如果从另一个侧面去探究的话，我也发现，他们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愤世嫉俗，他们乐于助人并以此为荣，广行善举并以此为命，他们怜悯般疼爱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物种，每一块岩石，认为“万物有灵，不得莫名伤害”。这，同样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并让我莫名地敬重它们。的确，从这块土地上，我学会了一种叫做爱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份爱，我根本不可能十年如一日地写诗。道理很简单，不动真情，我也就无物可写、无事可叙了。不动真情，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我的作品的主人公，大多属大家平常所说的弱势群体；我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大多是对这片热土的所见，是对我的同胞们的同情，是对我的民族正在面临的文化危机而生发的淡淡的忧伤。套用“大家”们的说法，我爱这片热土！
杨 勇：我感觉你的诗既有朴素质感的一面，又有浪漫感性的一面。在生活中，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请说说你一直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诗歌在你的生活中占据多大的位置？
阿卓务林：在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极其认真、比较严肃的人。一般来说，认真的人是不会潇洒的，也是浪漫不起来的。幸好，我也是一个活在梦幻世界的人，内心一直在渴望“浪漫”的偶遇。当然，我所说的浪漫的指向不仅仅是爱情 浪漫并不仅仅是爱情的专利。浪漫是巧合，是机缘，是天意。创设出来的浪漫是无趣的，也是无味的，造假的更不用说了。活在梦里的人，其实也是幸福的，因为他无忧无虑，每天都会真实地痛苦并快乐着。至于我理想中的生活，应该是这个样子：圈定方圆十里，然后娶妻，生子，烂醉。周围环境的细节应该是这样安排：房前荞麦飘香，屋后鸟语花香；房前骏马扬蹄，屋后牛羊嬉戏；房前原野草没，屋后靠山巍峨；房前泉水丁冬，屋后绿荫成巢……哦，多么恬静的生活图景啊！我的祖先曾经走南闯北，过着如此这般让神仙羡慕的游牧生活，而今天，它已经成为了我的梦想。
至于诗歌在我生活中占据多大的位置，这样说吧：“我写诗/是因为不便说出和闷在心里的话/写出来/既不伤人/也拯救了自己”；“我写诗/是因为我的这个嗜好/犹如太阳对东山的偏爱/与生俱来/老也改不了”。说实话，写诗对于我而言，并不是为了赢取姑娘们的鲜花，也不是为了博得男人们的尊崇，更不是为了积累一种所谓美好人生的资本，它只是我的一种娱乐方式而也。说严肃一点，它仅仅是我拯救内心之苦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就如有的人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赌博一样，平常，自然，纯属爱好，仅此而也！我不会把写诗当作一份职业来经营，诗歌从来也不曾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写诗早已演化成我命中注定的习俗，这却是真的。
杨 勇：你的诗歌里生活气息很浓，也比较注重细节描写。你如何把生活中的细节放置进诗歌之中？
阿卓务林：我知道，你是希望我说出自己创作的过程，或者说方法。
对于我来说，有几个词显得特别重要，其中第一个词是“看见”，换言之，也可以叫细节。我的“看见”的指向是广阔的，它包括眼睛所见、心灵所见和梦幻所见等。那些能被我以不同的途径，以不同的形式见到，并感动了我的意象和情节，我从来是视若上宾，马上把她迎进家门，与之留影并保存下来。写实手法仅仅是我意思表达的一种手段而也，其实我更倾心于对心灵所见的捕捉。第二个词是“感悟”，也即感受和觉悟。通过耳闻、手摸、身受等等得来的体验，会在不经意间给予我温暖，对她们，我向来也是丝毫不敢怠慢，惟恐转瞬即逝，赶紧走上前去与之热烈拥抱。待我转身，她们往往会给予我新的暗示。而这种暗示，是来之不易的，如果用以证明“善有善报”，我想也是精当的。第三个词是“天意”。既然称之为天意，也就没有必要作过多的诠释。我需要说的是，我的心越宁静，我就越能容易地感受到她的翅膀的抖动，有时候我似乎还触摸到了她那柔软的羽毛。还是回到“细节”这个话题吧，我总觉得细节最可靠，因为她最真实，也最可信。但她渊源流长，枝蔓繁杂，流向也非常广阔。试问：天下何处无诗意，哪块土地不深情？
杨 勇：诗人巴音博罗说：“诗歌是对灵魂的一种拷问。”你如何理解？你认为诗歌是对另一个世界的揭示和再现吗？
阿卓务林：“灵魂”一词在彝语中叫“吉耳”，意即“另一个自己”。我的先辈们一直认为，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居住着一个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它在和人一起感知、体验着这个世界。老人们也常常告诫我们说：“不要惊吓吉耳，不要鞭挞吉耳，不要辱蔑吉耳”。他们说一旦“吉耳”失魄，就会慌不择路，迅即消失，待你鞭马追悔，定会回天无力。老人们还说，一旦灵魂死去，肉体的呼吸也将随之停止，生命之河就会随之凝冻。我也知道老人们所说的这些言语，全属迷信的说法，不足为信。但我也不能否认，它们曾是我小时侯接受并深信不疑的的一部分，就算我现在有多么觉醒，再怎么怀疑，显然，它们都已是我记忆中无法擦拭干净的印痕，毕竟，它们已经随从我内心的河流，见证了无数的山峰和漩涡。当然了，我也是接受过国家正规教育，并且曾经也是成绩很优秀的学生，我肯定会更倾心于记录凉山上每一个所见的生命个体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更倾心于记录每一个所见的物体的转瞬即逝和渺小无助，更倾心于聆听他们的心声，触摸他们的温差，凝视他们的举止，感受他们的呼吸。但尽管如此，我同样无法漠视自己内心的呼唤和呐喊，因为它们同样也在或低沉，或高亢，或激昂，或温顺，或漫不经心，或来势凶猛地击打着“另一个自己”。对此，我又怎么能无动于衷？又怎么能撒谎着说，我的心里不苦呢？写诗，从来都是一种与灵魂密切相关，辛酸但幸福的劳作。
杨 勇：你认为发表重要吗？今年上半年发表了多少作品？目前为止，你最满意的诗歌有哪些？
阿卓务林：重要的不是作品能否得到传播，或者及时得到传播，重要的是有多少作品感动并感染了读者，重要的是有多少天意般的意象被人们所记住。当然，能够让自己的思想和所见以较快的速度传递给读者，让他们一起感受心灵的快乐和痛苦，也绝对不是一件坏事。至于今年上半年我的作品发表的情况，是这样的，除了在一些民刊和地方报刊发表了几十首诗歌作品以外，还在《民族文学》“独特人文”栏目配精美图片刊发了组诗《彩云之南》（6首），《诗刊?下半月刊》“新星四人行”栏目头条配照片简历刊发了组诗《在凉山》（6）首，《诗选刊》以《阿卓务林的诗》为题转载了《天空》等4首，《绿风》诗刊“网络诗歌精品专号”“轻松点击”栏目刊发了《父亲的眼睛》，《格言?上半月刊》“星星诗”栏目转载了《耳朵里的天堂》，《天涯》“21世纪诗歌精选”栏目刊发了一组，《扬子江》诗刊“中流击水”栏目刊发了一组，等。
实事求是地讲，我的作品是激情饱满的，也肯定是具有浓郁的凉山特色的，我也一直在用心地创作，不敢有丝毫的亵渎和懈怠。不过，如果可以假设若干读者来讲的话，当一首诗歌作品写出来并得到畅通发布以后，能否感动人，算不算是好作品，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是由不得作者去回答，作者其实也已经没有这个权力和能力了。一千个读者眼里，不是也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么？如果说我对自己的哪几首诗作有点特殊感情，那我是可以举例几个的：比如《我的父亲》，它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首作品；《耳朵里的天堂》，它是我在省级期刊发表的第一首作品；《丽江古城》、《美好的时光》、《渊源》、《阳光》、《神山》、《果实飞出窝》、《天堂的粮票》、《西朵拉达》等作品，于我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我也承认，它们未必是读者眼里阿卓务林最好的作品。
杨 勇：对于阅读，你喜欢纸刊还是网刊？你经常阅读的刊物有哪些？经常参与的诗歌论坛有哪些？
阿卓务林：一位诗人老师多年前曾经这样告戒我：“诗是没有办法教的，重要的是阅读。我想，至少读过三百本书，才可以开始写作。我指的当然是包括诗、文学乃至哲学，中国古代乃至西方现代的。”多年来，我贪婪地阅读着我所能见到的国内外前辈们的作品。尽管因种种原因而阅读范围十分有限，因自己天资愚钝而吸收不多，效果也不甚理想，但那些妙不可言的用词，那些令人不禁击掌叫好的意象，那些匪夷所思的意境，每每给予我新的启迪。也正是这种启迪，让我的诗思不至于枯竭。当然了，这种努力至今还是远远不足的。至于阅读的渠道，我是见到什么就读什么，报纸也好，杂志也罢，能够见到的，总是会停下来翻一翻。近年来，我从诗歌网站、论坛、网刊等途径，阅读到了大量的好作品，但总感觉纸制的书籍更便于深人阅读一些。至于我喜欢阅读的刊物，如果需要回答得更具体，并有个“经常”的前提的话，我喜欢并经常阅读的文学期刊有《诗刊》、《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大家》、《诗选刊》、《星星》、《扬子江》、《天涯》、《诗歌月刊》、《边疆文学》等，经常参与的诗歌论坛是《诗选刊》网站和《绿风》诗刊网站等。
杨 勇：诗人洛威尔说：“我们可以用一句悖谬之语简短地说出诗人的双重任务。其一 去创造你个人的风格。其二 去摧毁你个人的风格。”有同感吗？你如何评价你的诗歌风格。
阿卓务林：风格、理论、流派，等等，诸如此类的字眼，我一见到就感觉头大。这并不非是因为我对这些字眼有一种藐视的心态，或者说觉得它们并不重要。说实话，这与我的学识有关，与我的阅历也有关，但与我的心态没有多大干系。我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很少考虑作品以外的因素。作品写出来以后，也很少按照某个体系进行相应的归类。我写诗歌纯粹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什么东西感动了我，我就写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安个动听的词来概括的话，我感觉“纯天然”这个词不错，哈哈。如果非要用一句比喻形容一下，那我宁愿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翻飞在凉山的小鸟，虔诚地用忧伤的双眼阅读静谧而滚烫、苍茫而生机的大地。至于美国诗人洛威尔，我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也没有系统地阅读过他的作品。如果就此对你所引用的这句话进行解读的话，显然是愚蠢的做法，因为断章取义定然导致南辕北辙。我想说的是，诗人之所以谓之曰“诗人”，那是因为他们是企图复制世界、更改人们心跳频率的人，是因为他们是以勃勃野心做着美梦的人。而创造，往往是他们自认为最锋利的工具，也是他们存活下去并不断生发新的美梦的理由和借口。
杨 勇：你对当前的写作状态满意吗？请谈谈你眼中的当代诗坛。
阿卓务林：我说过写诗是我命中注定的习俗。不论写得好也好，写得差也罢，无论任何时候，我都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写作状态。这是我至今笔耕不辍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总感觉自己很充实、心情很愉快的原因之一。至于当代诗坛，我觉得它很棒啊，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在不断地以经典的文本为我提供高档的营养品，我还能否认或者污蔑它的好么？
杨 勇：如果有一天不再写诗了，你能接受吗？
阿卓务林：写诗是我一生的业余爱好。对我而言，没有如果，更不存在接受与否的问题 除非我变成眼瞎耳聋、无力叙述或书写的哑巴！
杨 勇：非常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访谈。最后，请你作一个自我介绍。
阿卓务林：也谢谢您，谢谢！祝你一生子木格尼（吉祥如意、幸福安康）！如果自我介绍有利于你对我的了解，那请允许我这样说吧：阿卓务林，男，彝族，汉名罗斌，现居泸沽湖畔宁蒗县城。1976年8月生，生年准确，生月系自己根据出生时母亲记忆中大致的季节估算，生日已被父亲遗忘。19岁开始喜欢诗歌并涂鸦至今，2005年接触网络后开始向外投稿，并发表系列作品。出版有诗集《耳朵里的天堂》。系“小凉山诗人群”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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