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时间：2006年12月

1、你是彝族人，请问彝族的村寨跟汉族的村寨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等方面有些什么差别？

答：有一些差别，但因为我对汉族饮食起居、婚丧嫁娶了解不多，表面观察无法窥其堂奥，不敢妄加对比。再说了，这是学者的事情，我没有越权的野心。

2、汉语是你的第二语言，用汉语写作是否能够淋漓尽致地传达出你作为一个彝族人的内心感受？

答：用汉语进行写作，不是我的选择。中国有句古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同时又是一个不服输的民族。

3、你接受过哪些方面的彝族传统教育？

答：我从小在彝族地区长大，母亲和奶奶在火塘边给我灌输了不少传说和故事，那里面包涵着一切彝族传统。今年，我已经30岁了，还是按照她们教育我的方式行事。我很美妙地发现，彝族传统教育中优良的内容，居然是每个人都该接受的品质教育。

4、你有怎样的童年？请你说一说童年留给你最深印象的三件事情。

答：孩提时期，我在位于哀牢山系的无量山间生活。与一切有过乡村童年的孩子一样，我对陌生人感到好奇，而对动物和植物了如指掌。

童年印象最深的三件事：1、大约在1987年，10岁的我开始迷恋一个同班同学，觉得她比印在54张扑克牌上的所有美女都美，唯一的缺点就是她老用嘴咬铅笔，我估摸着是因为没有铅笔刀，就省钱买了一把很漂亮的小刀子，用一段红色的毛线拴上，要送给她。那刀子当然没有送出去，几年前回家，在箱底发现了它，笑了半天。2、爷爷的死。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他7岁父母双亡，靠着还算丰厚的遗产寄人篱下，居然自学汉字成功，并练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14岁参加革命工作，打土匪，成为青年突击队；30岁，他背着长刀，别着小枪，在当地成为牛皮哄哄的国家工作人员；60岁，他因学习巫术受骗，被自己的侄儿勒死在小山冈上的烤烟房里。他惨烈地牺牲之时，我还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3、和父亲一起在河边守水磨，我无比迷恋那种哗哗的流水声。

5、诗歌界有一个说法，1989年是一个明显的分野，那一年你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成长了许多？

答：我上学很晚，那一年小学还未毕业。暑假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父亲和村里的几个男人老凑在一起听收音机，并告诫我要好好学习，报效国家，不要像那年的大学生那样，国家在他们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他们还闹事。

那个暑假？哦，我是感觉自己成长了许多，但不是因为大学生在闹事，而是我觉得自己是个男人，要娶我喜欢的那个小姑娘做老婆。我整天变着法子告诉我最信任的父亲，我喜欢谁，第二天父亲就告诉了女孩的父亲，大人们一看到我就笑，女孩一看见我就跑。我觉得大人是不可靠的，他们出卖了我。对成人世界的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厌世感，使我觉得自己在1989年夏天，突然成熟了，世故起来。

6、你成为文学少年有什么契机没有？谁是你的文学启蒙老师？

答：我的父亲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退伍军人，他强硬地认为，只有能提笔做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和他对话。为了和他获得对话的资格，我过早地学会了遣词造句。1989年秋天，因为作文写得好，我第一次被班主任带着去县城，代表地区参加了全国小学生优秀作文选拔赛获奖，由此契机产生的自信，使我过早地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所谓“文学少年”。

“文学启蒙”，首先得界定“文学”的边界。孩提时代，我受惠于爷爷和父亲对知识的尊重，受惠于彝族毕摩理解世界的方式。只有到我读了高中以后，因为认识了董桄福先生和他的藏书，读到了世界一流名著，艺术上顿然开悟，发现自己以前发表的作品如何垃圾，才与汉语文学发生了关系。

董桄福先生是第一个对我的写作有启示意义的人。他是我们时代被深深忽视了的天才，也是我迄今所见最聪慧的人，他的才华高到过剩的地步。我始终认为，他还没有写出自己的代表作品，远未展现其作为天才的独特地位；而他已经写下的作品，也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被人重新认知。他总在以闪电般的速度切换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没太把文学当回事。好在海明威在他这个年龄，也还没开始写作。

活到三十岁，我发现自己是幸运的。在我成长的每个时期，都会遇到如董桄福先生这般对我的写作和生活有所启示的人。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都没太把文学当回事，而更强调“朋友在场”的生活感。

7、你第一次出门远行是在多大的年龄？乘的是什么交通工具？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答：12岁。走很长的山路，先坐拖拉机，再换乘班车去县城。当时的情景，我只清楚地记得感觉自己很牛，12岁就可以去县城，24岁一定可以去昆明，36岁一定可以去北京，48岁……60岁……想到总有一天我要死去，就开始失望，晕车。想不到我24岁已经来了北京，值得追求和激动的事情越来越少，真是郁闷。

8、你在农村长大，后来长期在城市求学、工作，请问你对城市生活怎么看？

答：城市也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农村，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我不认为村里人就“勤劳勇敢善良”到傻子的地步，也不认为城里人就冷漠到翘尾巴的份上。我喜欢那些在村里有在城里感受的人，也喜欢在城里有在村里感受的人。我应该回答了你的问题。

9、在你的阅读生涯中，哪些书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你能说说吗？

答：第1本是11岁时读的《青年知识手册》，它使我知道了世界的广大和知识的浩渺；第2本是13岁时读的《水浒传》，它使我产生英雄主义幻觉；第3本是14岁时读的《汪国真诗选》，它使我觉得写诗太简单了，我也可以写一批；第4本是15岁读的《生为弱者》，它使我觉得写诗并不简单，但我想试试；第5本是16岁读的《边城浪子》，它使我觉得英雄终归是落寞的；第6本是17岁一页一页撕掉的《汉语成语词典》，它使我觉得中国古代有趣极了；第7本是18岁读的《诗化哲学》，它使我觉得德国浪漫派的诗歌不错；第8~11本是19岁读的《崛起的诗群》《海子、骆一禾诗全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百年孤独》，这批书使我对文字产生敬畏之心。

奇怪的是，20岁后，阅读量加大，却再没有一本书对我留下深刻印象。

10、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你愿意在什么地方生活、工作？

答：你这个问题真怪。

11、你爱酒吗？有无一边饮酒边一写诗的经历？感觉怎么样？

答：我喜欢酒，更喜欢和性情相投的人一起喝酒。喝酒和写诗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吧。

12、如果让你在中国古代诗人中，选择一个气质、心性跟你最接近的诗人，你选谁？为什么？

答：如果你遇到像李白那样生活、像王维那样有心的人，请一定把他的手机号告诉我。

13、你说：“在诗人那里，诗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这里说的“成功”指的是哪方面？

答：最好的诗人，都是在以诗人之心为天地立心。这像是一句大话。事实上，发自己心，也就是不以别人之心、政治之心、宗教之心、诗坛之心……去写，不虚，你才配称为“诗人”；其次，不要以为“诗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什么都不是，你所为之“立心”的天地，也只是你自己的天地。有了这两点常识后，你还会去写连自己都不认可的诗歌吗？我其实是在说常识。

14、你认为有爱情这么回事吗？请问爱情在你的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答：茨木，你觉得还有比爱情更有趣的事吗？能否介绍我去干？

16、动笔写诗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是起自语言还是形象？

答：写诗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源头是要心有所动。语言、形象这些东西，什么使我心动，我就依赖于谁。另外，我觉得想象力是一种需要警惕的东西，并非取消了想象力的诗歌就不是诗歌。

17、你做图书编辑，长期与文字打交道，对你的诗歌写作有何损益？

答：图书编辑是我的工作，它使我生存于世，使我面对文字时必须锱铢必较，这使我的诗歌更有理由保持内部的纯洁性，也对我把文字放在适当的位置有所助益；同时，它也只是一份工作，与我偶尔为之的诗歌写作没有什么本质的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发生了误会，我会更迁就工作一些。如果有损，我也认了。诗歌与人一样，各有运命。

18、什么时候你的想象在起作用，什么时候它受到压制，逆境能感觉出来吗？

答：写诗是心动神知的事情。如果何时会心动都能推测出来，生活也太没趣了吧。

19、当你快完成一首诗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

答：目前还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20、你对哲学有兴趣吗？谁是你最欣赏的哲学家？他在哪些方面启发了你？

答：我对哲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大学时代附庸风雅，读了一些，发现自己更喜欢那些以无可置疑的态度胡说八道的哲学家，比如尼采。我看自尊心太强的国人把老子、庄子也归入哲学家之列，如果这种归类正确，那么我还喜欢这两位胡扯的先生。他们一方面告诉我一切装模作样的东西都是纸老虎，一方面教导我要做无用之用的功课，这样才能获得幸福。

21、闲暇时，你的主要消遣方式是什么？

答：读点有意思的书，和有意思的朋友喝酒，打台球。

22、说说你创作组诗《黑哀牢》的缘起和过程。它呈现了你在诗学上哪些方面的努力？

答：1999年，我已经22岁了，是云南大学里迷茫无绪的学生，整天抱着酒瓶子，在校园里转悠。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但火把节到了。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在昆明这样的都市里过本族如此盛大的节日。

那是一个没有火把的夜晚，遥想几百公里外的家乡，人们手举火把盛妆出动，年轻男女满心欢喜，大声唱出埋藏心间的情歌……那天，我满脑子家乡人事物件。高粱酒抵挡不了青春期的怀乡病，心里的猛虎在细嗅蔷薇。我在足球场上走了两圈，故乡那些具体的物象，随着酒精的作用，升腾起来，在我的脑中形成一首诗的形状。

我急切地寻找纸和笔，以闪电的速度完成了《黑哀牢》的初稿。还在草稿阶段的《黑哀牢》获得了诗人朋友的激赏，一首好样的诗，打击了当时靠知识堆积写作的大学校园。但它仅限于朋友内部传播，在小范围内阅读与讨论。在他们眼里，《黑哀牢》或许只是异域之美的极端呈现，而在我的意志中，它是一次温柔的怀念，“怅望来路，青衫暗湿”。在我的诗歌写作练习簿上，《黑哀牢》是几缕闪电，数把短刀，一个异数。我有更多长句子的、气韵匀称的诗歌，此短促和急切，怕是酒神致幻？

可我为何如此看重它？

多年以后，读到法国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山排斥伟大的历史，排斥由它带来的好处与坏处。或者，山只是勉强地接受这些东西……锁闭山区和山下的平地之间几无来往，因此必然形成独立的世界。”以为他在描述如我祖辈般住在高山上的彝族人。18岁前，我在高山上生活，从未踏出过南涧县城；在乡村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使我在面对自己熟悉的生活时，不得不保持必要的沉默，如祖辈经常干的那样，不做饶舌的鹦鹉。我所描写的哀牢山，只能是“黑”的——那是一个孤僻的世界，人们之间谈话，无需太多修饰的词语。由此，我在呈现那片土地上的一切时，只能像我们的毕摩（即汉意“祭司”）走神一样，选择蜻蜓点水式的描述，而不妄加解释。不事铺排的彝族人，无论是彝语构成方式还是本人行事，都以鹰逝和虎啸为准绳，以闪电般的“短、平、快”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与屠戮中存活下来。南诏王族已经灭亡了几千年，而作为武士的我的祖先却还在山林里打猎。一生都在为明晰事物而努力的维特根斯坦，最终也不得不说“的确有神秘的事物存在，这种事物不可言说。”

不少人问我，“哀牢”为什么是“黑”的，而不能是“白”的？我甚至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懂得彝族，甚至是整个中国历程的人都该知道，诗歌有责任帮助说出苦涩的生活真相。在《黑哀牢》中，母族文化成功地主导了我，它使我在面对家乡生活场景、神巫世界、婚丧嫁娶时，必须诚实，必须“老实交待”。在这个意义上，《黑哀牢》是我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彝族诗人的诚实之诗，坦白之诗。如我那可怜的死于30岁的朋友余地所言，《黑哀牢》是我“一个人的史诗”。那些看似不连贯的闪电与雷鸣，是我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母语习惯，也间或穿插进我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也因此，我从不读诗的弟弟觉得这首诗过于直白，“这就是诗？！”他表示惊讶；而汉语诗人们则觉得它“神秘”，不得不依靠“意会”，“你们彝族真是一个神秘的民族！”他们也表示惊讶……我由此认定，自己写了一首有趣的诗歌。 作为诗人，我干了一件还算漂亮的活。

我还不得不提彝族神话。我的汉族朋友们好心地希望我在诗中写到毕摩，以为那是通往神话的唯一途径。事实上，“毕摩”（祭司）和“苏尼”（巫师）是彝人日常生活里的隐匿之光，他们通向的神灵世界，正密布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所取消的，正是那些非此不可的神性。乌鸦只是一只黑色的鸟，毕摩只是我家隔壁那个戴墨镜的老人。

那一年的火把节之夜，通过《黑哀牢》，我触到了词与物之间那种“舍我其谁”的专断联系。我只能这么办。

已经说得太多，但我仍旧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呈现了“诗学上的某种努力”。

23、阿什贝利说他在乡下无法写作，太安静了，只有在城里才会思如泉涌，有写作的冲动，你呢？

答：他这个人也太玄乎了点。

24、当代中国诗人中，你认为哪些是在严肃地尝试做一些诗歌的工作？

答：你是说写诗，还是搞诗歌交流活动？如果是前者，我觉得于坚那些“猛虎细嗅蔷薇”的诗篇，何三坡那种“人闲桂花落”的诗篇，都表明他们在严肃地做着诗歌的工作；如果是后者，我更愿意相信，那些地下诗刊和不为人知的诗歌编辑才配得上“严肃”这两个字。我还想解释一下，“严肃”不是一个道德范畴内的词汇。

25、你依靠谁来做你的作品的晴雨表呢？

答：吴云粒啊。她是我老婆，法律都支持她可以了解老公是否在乱干。

26、你相信艺术家反映时代潮流的说法吗？

答：就看他怎么说了。

27、你是怎么写起诗来的？坚持至今的奥秘是什么？

答：这个说起来有点邪乎。因为母亲及早教育，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已经能够写不少汉字。有一天，我的表叔，村里闻名当地的“调子老板”（土话，“能唱很多山歌的人”的意思）找到我，说他最近去“打歌”（彝族人娱乐活动“围着火堆跳舞”之一种），对歌老输给一些女人，主要原因是很多配和声的年轻人记不住歌词，他凭记忆唱，要我帮他抄写下来，供年轻的帮手们学习使用。这一抄写就抄出了问题，彝族民歌之美，使我在抄了很多把女人比喻为月亮、星星、索玛花（也就是山茶花）之类的美好事物后，写了一批对仗、押韵、分行的句子。这不就是诗歌了嘛。

过早地开始用汉语进行写作，实在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一二十岁那会儿，我野心勃勃地要写恢宏的诗篇，实在傻得可爱。诗歌嘛，还用坚持么，有感觉就写上几行，没感觉就不写。不写，诗人不会死；写了，也无大事发生。遭遇文字狱者例外。

28、你认为1978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谁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堪称大师？

答：我觉得是于坚。

30、推荐一首你的诗，说一说你推荐它的理由。

答：《星星军队》。因为它简单，取消了诗歌野心，看上去不像一首诗歌，不同的人读，会有不同的况味；同时，它也区别于《黑哀牢》这种彝式思维的汉诗。中国当代的诗歌，看上去太像一个模子里的诗歌了，你会怀疑它出自某个西方诗人之手。

31、你上网吗？如何看待网络在线写作？

答：上。诗歌嘛，怎么写无所谓。我才不相信那种牛皮纸上的诗比网络上的诗好的鬼话。网络在线写作，不是什么值得探讨的新事物，重要的是头脑，而不是电脑。

32、除了写诗以外，你还做翻译，在汉语和外语之间翻来译去，你对语言这玩意儿有些什么新的体会？

答：翻译还是“信、达、雅”， 你首先要能够最精准地传达作者的意思。同样一个意思，弗罗斯特和金斯堡的表达方式会有云泥之别，谢灵运和拜伦或许又是同一种口气。不时地尝试翻译，使我不会如一些依靠翻译诗写作的诗人那样，对起码的诗歌常识视而不见，而宁愿相信一个翻译家的蹩脚语句。

33、我见过一本你编辑的梭罗的《自然之书》，可见你对梭罗比较了解。在乡村城市化的当今世界潮流里，梭罗的读物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答：《自然之书》是梭罗名著《瓦尔登湖》的名编本。梭罗提着一柄斧头就住进了瓦尔登湖畔，是对美国物质主义的提醒。这种提醒，我认为目前很需要像那柄斧头一样，悬在中国人的头顶。

梭罗的作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应该是他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这样一个常识——还是常识：鹰有鹰的活法，蛇有蛇的活法，鬼有鬼的活法，人有人的活法……什么样的活法都不用怀疑，就是该怀疑统一的活法。试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要像我一样去做图书编辑，或像你一样去写诗，人类所期望的生活，恐怕连地狱里的魔鬼都会惟恐避之不及。

34、马联洛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谈到文化的差异之美，作为一个彝族诗人，你对彝族文化在汉族文化中的衰落持何种态度？

答：我觉得可以接着再谈梭罗。1845年，当梭罗在湖边钓鱼的时候，他觉得钓鱼很好；而他的总统波尔克则在白宫发表演讲，他也觉得演讲很好。他们干的事情不一样，但都觉得很好，很幸福。梭罗和波尔克是有差异的，瓦尔登湖和白宫是有差异的，但他们都在达成幸福的道路上。我认为这是一种差异之美，它很科学。

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喜欢世界多元共荣、差异发展，只要你认为自己是在通向幸福而不是坟墓，考虑那么多无效的东西，岂不自讨没趣？

但我还是要提醒一句，彝族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35、你喜欢说普通话吗？普通话能否准确地表达你自己？

答：我还是要谈梭罗。一个人在林中的时候，他也感到寂寞，试图与那些做了“邻居”的动物进行交谈，结果呢，人家干人家的，他干他的，各自也都觉得只好如此。所有的人都去模仿梭罗，谁来治理国家？谁来运转商业？……当然了，梭罗只是一种提醒，交流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不反对普通话。

对我而言，普通话是一种被转译了的语言，只能听其大意，无法传达出母语所具备的神韵，不能全面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