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云南彝族汉语诗坛来讲，阿卓务林是一名后起之秀。出生于七十年代的阿卓虽然在上了小学以后才开始接触和学习汉语，然而其驾御汉语的非凡自如和忧郁的性格注定了阿卓最终将成为凉山这片诗性土地的歌者。19岁才开始真正接触诗歌的阿卓，迄今在《新华文摘》、《诗刊》、《诗选刊》、《民族文学》、《大家》、《天涯》、《作品》、《中国诗人》、《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绿风诗刊》、《青年文学》、《特区文学》、《边疆文学》、《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诗作多次入选《中国年度诗歌》《中国诗歌精选》《中国新诗年鉴》《中国最佳诗歌》《21世纪诗歌精选》等选本，曾获《边疆文学》奖、《云南日报》文学奖、丽江市文学艺术创作奖一等奖、丽江市宣传文化工作突出贡献奖等奖。2007年参加诗刊社第23届青春诗会。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大部分云南彝族诗人的诗歌是基于地域文化，是对生存环境的爱恨交错的诗意抒写的话，阿卓务林的诗歌则是对本民族存在和生命具有现代哲学意味的体验和感受，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反思与坚守。在其诗集《耳朵里的天堂》中作者写到：“故乡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习惯了苦和痛/无论穷到何等可怜的境地/照样谈笑风生/你很难从他们身上/体验到生活的艰辛//”。诗人生活在小凉山彝区，从小就浸泡在彝族民歌、传说、神话、谚语和格言的海洋中，是丰富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使得阿卓在创作中获得了更多的灵感，也使得诗人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切身的了解，对身边的人和事物能用一种更加细微的情感和贴切的手笔去刻画和描述，确切地说就是能融身于本民族文化内部去进行对生活的观察和表述。作为一个彝人，阿卓对自己的母族文化有着深深的依恋，诗人在其诗集的后记中说：“我所存在着的这片土地，太为苍凉了，苍凉得富有诗意，就连她的名字，也叫凉山；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同胞，太为辽源了，辽源得让人心疼，就连他们的对话，也用谚语和格言……尽管她是那么苍凉，但她的山，有山的雄伟；她的水，有水的灵秀；她的天空，也有天空的质感。”就是抱着这样的情怀，在阿卓务林的笔下，哪怕是一片苦荞花、一亩洋芋地、一窝蜜蜂、一匹野马、一条河流；哪怕是女人刻在手背上如硬币般大小的刺青；男人们盘在前额上的发髻；妇女们头顶上夸张厚重却不乏端庄典雅的黑色的罗锅帽，都有着它们的深化传说和文化内涵，都给人以诗性的召唤。所以，诗人把神奇凉山的古老厚重动情地歌唱了出来，把沧桑彝人的质朴与艰辛、快乐与忧伤形象地“翻译”了出来。当大部分诗人在面对一个逐渐物化和异化了的世界时黯然神伤、不知所措并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出精神之累、时间之伤和都市之病的时候，生活在边缘的阿卓却以无比沉静的心态应对着风雨雷电和时世的变迁，承载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恪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善待生活、敬畏生命的一种方式。

阿卓务林的诗歌以一种强烈的爱和使命感，对生活及生活在凉山这块富饶而又贫瘠土地上的族人们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力图把自己对本民族生存现状的思考及对现实生活的总结探索与创作中的艺术升华相结合，让诗歌扎根于文化精神的飞升。

1、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

现代西方哲学界较有声望且被人称为“康德以后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英国文艺批评家布拉德雷（AndrewCecilBradley）谈到诗与生命时说：“诗之所以向我们提供了诗的价值，主要是由于诗用它自己的方法，把我们在自然或生命中通过另一形式所遭遇到的某些事物呈现出来。”阿卓务林的诗歌，正是用诗歌语言把自己所熟悉不过的传统笼罩下的生活、场景、人物以及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用一种平静的语言表达出来。相比八、九十年代的云南彝族诗人的诗歌，阿卓的诗歌对生活的感受要敏锐一些，能站在更高的方位上审视本民族，通过真实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及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以亲身贴近生命的姿态和语感，揭示了隐藏在本民族文化内部的深层意蕴。

德国解释学大师迦达默尔曾说过：“语言是储藏传统的水库。”因此，阿卓务林诗歌的汉语书面语体，在表达的同时便意味着本民族众多文化规则和传统的渗入。诗人在他的诗歌《天堂的粮票》中写到：

多少扇图案

被风雨剥蚀得斑痕累累了

甚至没有残留花瓣的轮廓

多少种文字

被月光浸泡得墨迹模糊了

甚至没有遗存胛骨的裂纹

而彝族女子手臂上

邮戳一样醒目的梅花纹

却如守节不渝的圣母

蓝天不蓝了，彩饰无华了

它还在坚贞

梅花纹是天堂的粮票

以食为天的女人啊

纵使生活是美满的

岁月经历怎样漫长的旅途

人间和天堂的粮票

是万万不可遗失的

必须用手紧紧地攥住

在川滇大小凉山，只要是彝族女子，她们的手臂上均会刺有黑色圆形的刺青，据说只有在手上刺了青的女子，去世后才能在天堂以自己手上的刺青换得足够的粮食，过着富足的生活。诗人在诗歌中把刺青巧妙地形容成“邮戳”，形象地写出了刺有刺青才能获得粮食与信件只有附上邮戳才能寄达目的地的共性，可见诗人诗思运用的巧妙。诗人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常常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特别是在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时。作为一位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诗人，阿卓在接受了汉文化、外来文化、多元文化之后又返回重新审视自己的本民族母文化，当这种文化间的多重融合使得本民族一些具有保留价值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消失之际，诗人必将发出呼吁和捍卫传统文化的声音。在凉山，过去的彝族女子手上无一不刺有刺青的。而眼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快速进程，所谓的现代文明正以迅猛的速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许多传统文化正在无形中离我们而去，而作为一种精神和灵魂上的信仰，“刺青”的习俗如今已不再被人们所热衷。诗人之所以认识到“人间和天堂的粮票/是万万不可遗失的/必须用手紧紧地攥住//”，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受到外界的侵蚀，而诗人站在时代的高度，希望人们对民族文化信仰的虔诚不被时代的变更而淡化。

作为“后生辈”诗人，阿卓务林的诗歌在语言探索上追求语感对语言事实的穿透。诗人于坚认为：“生命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有意味的形式，是诗人心灵的呼唤……生命的节奏。没有生命灌注的诗就没有语感。”阿卓诗歌的语感效果的获得是通过客观化的手法，以平平淡淡的语气进行对生命存在的理解．在诗歌《故乡》中，诗人写到：“故乡就在脚下/再怎么用力踩/她也不会喊痛/千百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摔打//”。诗人在诗歌中没有更多的渲染，以平静的语气写出了对故乡这块土地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于宁静的诗歌氛围中表达出普普通通却又沉甸甸的对故土的审视，让人内心为之一震。多少年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对我们身边的土地、家园和传统充而不闻，闻而不问，麻木的心态使我们的触角和热情被太多的物欲所占据，而故土，始终以一种宽广的胸怀默默地包容和承受。诗歌中诗人在极力克制自己的叙述语调的同时，于不动声色中表达出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感叹与理解。诸如此类的诗还有《苦荞花》：

苦荞花开，一亩又一亩

这是夏天。早开的花早谢了

晚开的花，晚着呢

我骑马从旁路过

想起春天，想起一种美

想起一个朝代丰满的女人

而一位农妇的眼光更毒

她像一位望穿历史的祭司

从苦荞花身上，望见了种子

从种子身上，望见了群马

一声冰雹大的轻雷，响自远山

我和那位农妇，不约抬头

一时的大意，我们竟忘记了天空　

掌管风雨的那尊神

它可是握有举足轻重的一票

苦荞花能不能磨出农民的粮食

有时候，只有它说了

才算数

同样是使用平淡的语气进行书写的诗歌，《故乡》抒发的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和体察，而《苦荞花》却在娓娓开场之后，以一句：“苦荞花能不能磨出农民的粮食/有时候，只有它说了/才算数//”，诗人在诗歌中暗含了对自然的不可捉摸以及很多时候人并不能胜天的道理。

2、坚实深沉的生活吟唱

诗人于坚在《人间笔记》的《跋：交代》中，从容地为读者道出了他写作此书的“一些想法”，他说：“诗歌是天生就长着翅膀的，因此，我虽然长着诗人的翅膀，却比通常的诗歌更接近地面。这种写作上的笨重，使我得以发现某些在诗歌的天空鲜为人知的东西——我在这本书里所抚摸的东西。”阿卓务林的诗歌也正如于坚在谈他自己的创作心得时所说的：“比通常的诗歌更接近地面”，也就是更贴近生活。因为从他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因被诗人抚摸而熠熠生辉的云南大地和虽贫瘠却让诗人为之忘情的家乡故土。诗人写云南的天空，云南的山，云南的水；写家乡的彝人，背水的姑娘，识字的祭师；他写冬天山梁上一株不起眼的腊梅，展现其乐观向上的精神；就算是一只大红公鸡，在阿卓诗歌中表现出来后也极具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阿卓务林在写关于家乡和本民族人物的诗歌时，详尽地为我们展示了未被现代文明打下烙痕的古朴色彩，我们从中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文字带来的震撼。

现任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并且在小凉山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曾经这样抒写云南的天空：“云南人太神奇了/每天都让很多的云/擦拭自己的天空……/那样洁白/白的让人忍不住想起稿纸/忍不住想在上面作首诗//”。诗人用清新秀丽、自然流畅的诗风把云南天空神奇而洁白无暇的云形容成稿纸，并表达了自己对云南的无限热爱和因生活在这里而深感幸福的美好心情。阿卓务林也写云南的天空，在他的诗歌《云南的天空》中，亦表达了对诗意栖居(海德格尔语)在云南这样一个宁静明朗的地方而感到无比富足的情怀。诗人这样写到：“云南的天空/蓝得没有一点把柄/再怎么难看的云彩/也可以在它的上面/涂下一幅精美的油画//云南的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念/纵使没有一个人去擦洗/它也干干净净/可以照见世界吐出的光芒//云南的天空/像草原一样广阔/适合牧放冬天的羊群/在我行将困倒的时候/看它一眼/我便感到无比地富足//”。诗人寓情于景，淡淡几笔，自然道出，读这样的诗句，使人仿佛置身于秋高气爽、云淡风清的彩云之南，感到陶然怡悦，如情似梦。那像草原一样广阔而适合放牧冬天羊群的天空，那可以在上面涂下精美油画的云彩，都是诗人对生活热情洋溢的写照。同样是写云南的天空，鲁若迪基重在直抒胸臆，而阿卓的诗歌中，则运用了巧妙的联想。总的说来则都是诗人们悠悠然对西南家乡的热爱和陶醉。此外，阿卓还写了《云南》、《云南的山》、《云南的河》等作品，用朴实自然的诗歌风格强烈感染着读者。

在阿卓务林的诗歌中，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生活积累，是诗人诗歌创作的源泉。诗歌《生活》中，阿卓是这样写到：

经书从不收录肮脏的辞藻

祖先的名字，掷地有声

山神从不节省慷慨的爱心

馋嘴的果实，见者有份

甘甜的雨露，仿佛母亲的乳汁

润育一代又一代倔强的生命

土墙也不会走漏风声

只要把火塘添加得旺盛

冷冻的肉粉酱

也能把人心撩拨得暖洋洋

只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苦日子，过得甜

阿卓的诗歌，总是把事物在灵魂中激起的感情和印象放在首要的位置，惯于从日常生活中截取自然流动的、富有特点的事象，来折射生活本身的光彩和诗人的独特感受。小凉山彝人大多居住在处于边缘地区的边缘地带，他们世代以大山为伴，与群山为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有着自己的信仰，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环境的恶劣并没有迫使他们对幸福生活失去信心，始终以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顽强地生存在这片并不富裕的土地上。在诗歌中，阿卓选取了“经书”、“祖先”、“山神”、“土墙”、“火塘”和彝族地区特有的“冷冻肉粉酱”，以这些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看得到的意象入诗，从平淡的叙述中触摸生活的低层，用简短的“苦日子，过得甜”写出了彝人的勤劳善良和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阿卓的诗歌用真挚的感情感染读者，他的诗不是大海中的惊涛骇浪，而是湖面上荡漾的微波；不是主题的图解，而是生命的音乐在升华。只要细细地去倾听和品味，就能激起你心中感情的涟漪。

当诗坛步入平民化和商业化，诗人们的创作激情和理想在逐步淡化时，像阿卓这样真诚地面对自我，面对现实，回到传统和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以平常心去体悟生活，感受生活，揭示平凡事物的生命价值的诗人已经越来越少，而诗人阿卓务林却坚守着自己的本民族传统文化，并对生存于异质主流文化环境中的族群给予了现实的关注。

3、对诗性的探索与追求

诗人吉狄马加在谈到他的作品时说：“我写诗，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彝族，我的母亲也是彝族，他们都是神人支格阿鲁的子孙；我写诗，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叫昭觉的小城，那里有许多彝人，还有许多汉人，他们好象非常熟悉，又好象非常陌生……”。阿卓务林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深受吉狄马加的影响。在阿卓的诗歌《自白》中，就其诗歌风格而言，我们不难看到吉狄马加的影子。阿卓是这么写的：“我写诗/是因为无酒不成席无歌不成宴/婚丧嫁娶都像节日一样过的小凉山/哺育了无数民间的说唱歌手/他们冲动了我//我写诗/是因为比天空干净的泸沽湖/比牛奶醇香的苏理玛酒/灌醉了一批杰出的行吟诗人/他们熏染了我//我写诗/是因为我学习彝语/是从一则则惊心动魄的民间故事开始的/它们让我明白/我的民族曾经有过值得抒写的灵感//我写诗/是因为我学习汉语/是从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唐诗绝句开始的/它们让我坚信/诗歌是这个世上最美的语言//……”。八、九十年代的诗歌浪潮过去以后，新世纪商业文化的迅速发展将诗歌的生存挤到了一个极狭小的空间，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充当精神号角或灯塔的角色，而只是在暗处发出零零星星的光，以其微弱的光，引发着人们对它的认知和热爱。因此，就诗的理论与批评而言，似乎应该回归到感性体验，回归生命，回归到朴素与坚实。而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阿卓务林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美国作家福克纳曾经说过：“故乡本土，是情感的扭结，历史的扭结，人类的交点，未来的希望”。对这片赖以生存的故土的热爱和忧思是阿卓创作诗歌的源泉，他以贴近生活贴近本民族传统文化，并加以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哲理化沉思，本着对本民族执着的深沉情感，以真实的情感和无比沉静的心态记录着梦想与经历，朗诵着神奇凉山的精美与厚重，同时“翻译”着沧桑彝人的快乐与痛苦。然而，除了阿卓务林以外，当下的云南彝族汉语诗歌诗坛呈现出的局面总的来说是冷清的，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往往胜于对精神世界的关注。

诗歌在我们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诗人则是一个民族的触角。在古希腊，物质生产者被说成是“提面包的人”，而诗人则是“打火把的人”，在祭神仪式上，他走在最前面，引领“提面包的人”。可见，生活离不开诗，没有诗的生活，即使富裕，也将缺少韵味。当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正以迅速的发展速度向我们袭来，在诗性倾斜和精神失落的现状下，主流诗坛在疾呼：“谁还在倾听诗人的声音？”的时候，类似于像阿卓务林这样的年轻一辈诗人们，仍然坚守着诗歌这一块神圣的净土，以虔诚的诗心进行着对诗性的探索与追求。他们的诗歌表现出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少了之前诗人们的空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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